翟東昇：能否終結數百年產業轉移史，這是人工智能的一場“大考”

編者按：回望過去六百年的製造業中心轉移歷史，由要素價格上升導致的產業轉移是每一個製造立國的國家繞不開的夢魘。但是隨着工業用人工智能從當初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正在走深向實、穩步推進，人工智能似乎正在為我國踐行“製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這一論斷提供新的解決手段。

4月，工業和信息化部直屬單位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賽迪研究院）發佈了《人工智能賦能新型工業化：範式變革與發展路徑》報告。報告提出推進人工智能賦能新型工業化，是加快建設製造強國、構築產業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技術路徑。

在人民大學和賽迪集團聯合舉辦的“人工智能賦能製造業：國際治理經驗與產業安全”會議上，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翟東昇教授進一步提出了人工智能終結制造業轉移趨勢並推動產業升級的設想，並對人工智能在治理領域的顛覆性潛力提出了一系列設想。本文根據現場發言整理，經翟東昇教授審定。

【文/ 翟東昇，整理/ 唐曉甫】

“人工智能賦能製造業”這個話題，讓我聯想到了全球產業轉移。眾所周知，狹義上的“全球產業轉移”是指二戰以來的產業轉移現象，但廣義上來看，全球生產與貿易中心的轉移在工業化進程中一直存在，而且這種產業轉移與海權變動密切相關。

從這個角度來看，二戰後的“全球產業轉移”是過去六百年全球生產中心轉移歷程的一部分。歷史上，東亞本來就是全球產業的核心，宋元時期尤為突出，明代也是如此，清代稍微弱一些。而東亞成為全球產業的核心原因在於這裏的人勤奮努力，擅長生產絲綢、瓷器等稀缺產品。

但是明代放棄了大規模遠洋航海政策，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正是在同一時期，正是在同一時期，歐洲憑藉海權地位崛起。

各國早期的航海都是所謂的小航海，比如中國的商人和艦隊的活動範圍主要侷限於太平洋、南海和印度洋。歐洲人最早開發的是地中海航線，誕生了諸如熱那亞、威尼斯等地中海海上強權。

隨後歐洲開啓了大航海時代，海權中心逐步轉移到葡萄牙和伊比利亞半島，並在那裏建成了新的全球貿易生產中心。荷蘭人隨後搶走了他們的江山，然後英國人登場。大約到了19世紀末，全球的生產貿易中心轉移到了美國的東海岸。再過了幾十年，等到二戰前夕，全球生產貿易中心又轉移到了西海岸。

二戰後，全球生產貿易中心開始向日本轉移。但以當時日本的體量，他們已經無法完全容納這個中心了，這個中心很快就擴散到了曾經的殖民地，也就是亞洲四小龍。但1992年之後，在鄧小平同志的帶領下，中國把這個積累了五六百年、基於海權的生產中心吸引到了中國的長三角和珠三角。

製造業中心的轉移歷史就是中國主動放棄海權，歐洲文明則抓住了海權時代的機遇，建設了自己的生產貿易中心，並在內部實現這一中心在不同國家之間的轉移。二戰後將這個中心轉移到了東亞，最後落户中國東南。

工業革命以來的產業轉移

近幾十年來，日本提出“雁行模式”，我國台灣企業家提出“微笑曲線”理論，都是從不同角度解釋產業轉移過程。但整體而言，大家都認可一個假設，那就是當本地要素價格大幅上升時，產業生產中心便會隨之遷移。

於是，我就想提出一個問題：隨着人工智能的日益成熟和發展，中國能否真正終結這一產業轉移的過程？自古以來，實現產業自動化一直是人類的夢想——人性本就渴望更多享受、減少勞動，而對“懶”的追求正是推動技術進步的源動力之一。

如今，在江浙地區以及深圳、東莞等地，已經出現“黑燈工廠”——工廠可以二十四小時連續生產，僅需少數技術人員在空調房內通過監控指標即可正常運行，無需深入車間實際操作。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的工業生產是否還會重演“當原生產地人工成本達到目標地五至十倍時，產業便自動轉移”的歷史規律？

我們都知道，自2012年起，便有一部分原本在中國的製造業向越南、印度等地轉移，且在上一輪貿易戰之後，這一趨勢還有加速之勢。當然，遷出中國的主體並非中資企業，而是蘋果與亞馬遜等跨國產業鏈，以及台資、韓資和新加坡資本。所以能否憑藉人工智能終結這段長達六百年的產業轉移史，對我們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認為，這恰恰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復興並不難，因為我們已經回到世界的中心；偉大復興的難點在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我們歷經百年才迎來複興，現在的關鍵在於，這股復興之勢是曇花一現，還是能夠常葆青春？

因此，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我認為相關研究必須兼顧兩大問題：一是如何擊敗美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圍堵；二是如何對抗產業轉移的“重力”，讓下一代繼承我們的成就，令印度等國承接我國產業轉移的夢想落空。

我認為，前者相對容易——美帝國已顯衰老，其“天命”已經臨近終結；但後者更為艱難。爭奪世界產業中心並非一個雙贏，而是一場零和博弈：誰掌控了製造業的核心，誰就處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如果我們能依靠人工智能，打破“升級製造業+轉移產業以持續降低成本”的固有模式，就能終結產業轉移的進程。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答案並不簡單。

一方面，現在我們必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意味着各種要素價格上漲；另一方面，我們要推進“綠水青山”建設，強化環保要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亦提出，要大規模建設“投資於人”的經濟——這必然需要將更多資源用於人才與技術的培養和支持，同時減少對全球消費者和資本的財政補貼，這也就意味着加税並提升公共服務成本。

在成本普遍上升之際，我們還要抗拒產業自然轉移的重力作用。這正是討論人工智能對製造業意義時，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戰略問題。

第二個問題，則關係到我們的政治安全與意識形態。本來我打算邀請一位朋友做演講——他曾任全球最強圖形大模型企業 Midjourney 的中國區負責人，但因為他現在的公司即將上市，今日無法來到現場。

在交談中，他給我印象最深的兩句話是：“語言大模型的底層是價值觀；圖形人工智能的底層是審美。”簡單來説，當你與大語言模型交互、並向它提問善惡時，他會告訴你什麼東西是善什麼東西是惡，對你的價值觀產生影響。當你與圖形大模型交互，輸入“漂亮”這一關鍵詞時，它會在“高鼻樑”“小眼睛”等要素間做出選擇，而其輸出結果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接收者的審美。因此，一旦我們掌握了全球大模型的主導權，就等於掌握了全球價值觀與審美的主導權。

西方大模型將歐美日等地數據當作主要訓練素材

但是今天，我想再補充第三句話：視頻大模型的底層是敍事和話語權。藉助AI，現在我們可以一鍵生成中東、南亞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種的影像，但視頻所講述的故事套路卻大同小異。昨晚，我與一位專注“文化出海”的企業家交談，他坦言：翟老師，我現在做的，就是將中國那些諸如“千億霸總愛上絕經的我”之類的短視頻推向海外。

為此，他高薪聘請了一批美歐寫手。同時他根據人工智能測試計算出的、最能吸引40至50歲中年女性的故事內核，讓這些寫手把這種短視頻的場景從深圳改為洛杉磯、紐約或巴黎，批量生產短視頻出口。當然他們也可以把中國的狐妖傳説替換為吸血鬼、狼人等題材，再進行復制。這樣的短視頻出海模式不僅穩賺不賠，甚至可以實現“血賺”，收割大量西方“韭菜”。

這類視頻正是掌握了故事傳播的話語權、敍事結構與邏輯框架，實質上對目標受眾進行了“催眠”——時間一長，便會上癮且無力抗拒。而相同的邏輯可以延伸到視頻大模型上。

從這一意義上講，誰掌控了語言大模型、圖形大模型與視頻大模型的主導權，誰控制了相關數據、算法與算力，誰就能掌握21世紀的意識形態主導權。畢竟，所謂意識形態，即通過價值觀、審美與敍事結構塑造人們的認知——一旦塑造了大眾認知，你就獲得了“合法性”，而所有與你不同的聲音都會被貼上“非法”標籤；你則成了“神”，他人淪為“鬼”。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就可以理解特朗普最近為何不斷自我打臉、不斷去保TikTok的原因，因為TikTok對特朗普太重要了。特朗普在與美國政壇建制派，尤其是與民主黨的“自由民主敍事”對抗時，除了MAGA派及其在新教基層組織的動員渠道外，唯有TikTok能打破民主黨絕對主導的主流意識形態宣傳機器——因為TikTok的算法相對獨立。

因此，中美兩國在大模型領域爭奪全球市場，本質上是在競爭世界範圍內的政治意識形態主導權。也因此，我們需要把人工智能主導權問題上升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去討論。

人工智能也將對國家治理產生革命性衝擊，剛剛在互動中，我們提到了反腐問題。以後反腐將變得十分簡單，現在買賣各種東西都可以實名制，用各種大數據就能篩選出貪污概率較高的人員。

同時，藉助大數據與AI，不僅能簡化反腐流程，還能推動政府治理扁平化。各級公務員可根據自身職責，通過政務大模型直接理解最高領導層發出的相關文件的意圖、工作規劃與指導意見，使領導意圖更迅速地貫徹到基層，如此一來，自古以來皇權、相權與官僚體系的博弈或將因人工智能的落地而終結。

最後，我想説一件事。黃靖老師在發言中提到了三個人，柯蒂斯·雅文、彼得·蒂爾與埃隆·馬斯克，這幾位之所以敢於倡導“右翼加速主義”理論，正是由於人工智能近年來的快速進步。而由此，“右翼加速主義”已經成為特朗普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重大區別。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主要矛盾發生在MAGA派和潛藏在其政府內部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派系之間，所以他當時的政策經常出現左右互搏的情況。但是在第二任期，除了與建制派有所關聯的內閣人士，比如國務卿外，特朗普內閣中的共和黨建制派幾乎已經被清除，也正因如此，現在為止公眾對本屆國務卿的感知度並不強。可以説，美國西海岸的“科技右翼”正在力圖全面控股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他們為此投入鉅額資金——馬斯克個人即捐出3億美元，連同西海岸科技界與幣圈的捐款，才使特朗普重返白宮。入主白宮後，現在特朗普內閣的博弈變得愈發耐人尋味。

談及美國主流意識形態，我認同黃靖老師提到的“加速主義”概念，但須明確，此處指“右翼加速主義”或“極右翼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

尼克·蘭德

這個“右翼加速主義”的思想源頭頗具戲劇性：來自20世紀90年代英國華威大學一位頗不順遂、帶有精神病傾向的年輕哲學教師——尼克·蘭德。他憑藉此觀點俘獲了柯蒂斯·雅文、彼得·蒂爾與埃隆·馬斯克等美國西海岸科技圈、創業者和科技資本家的關注。他們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用户名喜歡加一個後綴名，標註自己是“加速主義”。凡是有這個後綴的，都是“右翼加速主義”的信徒。

這羣人非常瘋狂，並自詡“黑暗啓蒙”（Dark Enlightenment）。他們認為，過去百餘年由左翼政治推動的“進步進程”非但未使人類更好，反而將我們引向滅亡、落後與愚昧，這種“左翼加速”是對羣氓和愚昧的大眾的迎合與討好。

因此，他們認為“歷史的真正前進方向”應當是將發展重心放在精英身上：讓那些最聰明、最能幹、最富冒險精神、最具統治力的精英，依託人工智能與腦機接口的賦能，成為新的“超人”。“超人”應該多生孩子，所以可以多籤婚前協議，繁衍十數至二十餘名後代，使其家族永續掌握資本、科技、掌握更聰明的大腦以及最關鍵的掌握人工智能，用以統治世界。

這正是“黑暗啓蒙”——當今世界最具權勢集團之一所奉行的主流意識形態。

相比之下，中國也強調需要推動科技的加速進步，但我們的“加速主義”是中左翼的“加速主義”。我們主張資本向善發展：如果資本整天想着怎麼把老百姓盆盆罐罐裏最後一個鋼鏰都奪走，那麼我們必須敲打敲打資本了。我們不反資本，而是提醒資本，資本發展必須兼顧收益和倫理，兼顧政治公平和效益，而非單純追求利潤。

正因如此，有人將中國的實踐稱為“左翼加速主義”——“以人民為中心”，“科技向善”，“技術為民”。

我們正步入21世紀中期。回望1925-1930年代，當時世界有三大意識形態競爭：以英國為代表的已衰落的自由主義；以納粹德國為代表的國家社會主義（極右翼法西斯主義）；以及以蘇聯為代表的左翼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三種治國模式、三大力量互相角逐的結果是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聯手擊敗了極右翼國家社會主義，那就是1940年代發生的那場世界大戰。這場大戰幾乎決定了從二戰到現在為止的全球格局。

雅爾塔體系一直延續至今

而此時此刻，世界上醖釀着新的“三大意識形態”正在形成：首先，是以美國民主黨為代表、已顯衰落的新自由主義。我們現在能感覺到美國的民主黨、歐洲主義政黨正在瑟瑟發抖，他們感覺老百姓、人民羣眾拋棄了他們。

然後就是兩種加速主義。一種是“右翼加速主義”，以精英為中心，信仰科技與自由的力量，摒棄法律、制度、倫理和傳統歷史敍事，致力於徹底改造人類歷史。還有一種是中國的以人民為中心，基於對人民的關懷發展科技的“中左翼加速主義”，我願意稱之為“民本主義”。

站在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正見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人工智能浪潮中演進。讓我們攜手期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這場大變局的進一步發展。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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