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小鹽：在埃及阿盟實習半月，我看到一個不一樣的阿拉伯

編者按：近年來，隨着中東局勢變化和“南南合作”深化，埃及的戰略地位正在凸顯——它不僅是非洲與中東的十字路口，更是非西方世界重構全球治理體系的關鍵參與者。2025年1月13日，首屆“復旦—阿盟卓越實習項目”在開羅啓動。該項目旨在落實中阿合作論壇“八大共同行動”中的青年成才計劃。

經過全國範圍內的評選，來自國內高校的12名學生參與此次為期半個月的實習活動，實習生依據專業背景與個人意向，被分配到阿盟教育與科研事務司、文化與文明對話司、阿拉伯海灣與也門事務司等10個部門。

本文作者來自復旦大學，本文基於其實習期間的一手見聞書寫而成，旨在提供非西方視角的案例參考，併為公眾瞭解和認識阿拉伯世界打開一扇窗。文章為“平衡學會”公眾號原創首發，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

【文/ 桃小鹽】

契機：重新認識阿拉伯世界

從黃浦江畔到尼羅河岸——

出生在此地的傳奇人物塔哈·侯賽因寫下，“新的埃及不會憑空出現，它只能從古老的、永恆的埃及孕育而來，我們無意也不可能切斷我們與先輩之間的聯繫。”侯賽因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是埃及現代文學的泰斗；他的作品還在政治界有着非凡的影響，告訴世人“阿拉伯文化是偉大的”，他把只有阿拉伯人才理解的民族主義因素與全人類共同鑑賞的人類因素聯繫起來。

來到埃及，自己好似正站在布羅代爾所説的“長時段”節點，海派文化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對話在腳下展開。這裏對很多國人來説，一直是個神秘且朦朧的地方。而由於落地籤容易辦理的緣故，也成為了一個熱門的旅遊地點。

本次參訪與其説是實習，更像是一次文明之間的對話和相互瞭解。我深知阿拉伯文化被“看見”得不夠，或者説被“正確地看見”太少了。這是我第一次前往穆斯林國家，在這之前我也很難承認我對這些地方的看法沒有受到西方媒體的影響。或許其實很多人長期仍然以西方視角來看待中國之外的世界，被一個西方主導的世界觀所影響。然而不論是阿拉伯世界，還是中國，都是在西方媒體中被扭曲的形象。塑造新舊世界的歷史是穆斯林與西方世界共同的歷史，這遺憾地並不是普遍的共識。穆斯林在這一進程中甚至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對於西方世界的許多人來説，這一點令人難以接受。意識到阿拉伯文明歷史悠久，和中華文明類似，有文明多樣性和包容性，這點很重要，它讓我們之間更能互相理解包容，求同存異。

對話：在阿盟總部感知文明相通

阿拉伯國家聯盟（簡稱阿盟）成立於1945年3月22日，是中東和北非地區最早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之一。其創始成員國包括埃及、伊拉克、約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敍利亞和也門。其成立的初衷是為了促進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團結與合作，維護成員國的獨立與主權，並在國際事務中協調立場。

阿盟的誕生與20世紀中葉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密切相關。在殖民主義逐漸退潮的背景下，阿拉伯國家希望通過聯合自強，擺脱外部勢力的控制，實現區域自主。埃及作為阿盟的總部所在地，長期以來在組織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尤其是在納賽爾時期，埃及通過阿盟推動了泛阿拉伯主義的興起。

從阿盟總部大樓俯瞰塔里爾解放廣場

阿盟總部坐落在開羅市中心，旁邊有一家埃及人愛去的連鎖咖啡餐廳“La Poire”。嘈雜的人潮和此起彼伏的汽車喇叭聲讓人神經緊繃，而阿盟總部距離這裏僅有兩分鐘的步行路程。

環顧四周，室內裝潢和上海的咖啡廳沒什麼兩樣，但外面卻略顯喧嚷，街市繁忙破敗。透過窗户望去，紀念碑矗立的地方就是開羅的解放廣場，這裏是2011年阿拉伯世界政治動盪的漩渦中心。當時參與革命的人數估計高達25萬人。在擁擠的廣場上，來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人都參與其中。彼時，當穆斯林祈禱時，基督徒站崗；當基督徒做彌撒時，穆斯林守夜。這種強大的凝聚力讓塔里爾解放廣場（El-Tahrir Square）成為革命的象徵。

（一）與阿爾及利亞大使的對話

阿拉伯海灣與也門事務司位於總部九樓的辦公室。總部大樓略顯破敗，電梯幾近年久失修，好在一切都在正常運作。Malek博士——這位來自阿爾及利亞、曾經在柏林和莫斯科都做過大使的外交官——的辦公室裏有兩張茶几，一張沙發，側面是一張寬大的木質辦公桌，桌上整齊地擺放着幾摞文件和一座台式電腦，上面立着一小面阿爾及利亞國旗。

Malek不高，總是身着一件淺灰色西裝，領帶打得一絲不苟。我本想可以幫他處理阿盟的文件材料，但他似乎對和我們中國學生聊天很感興趣。考慮到他是阿爾及利亞人，我告訴他自己可以用法語和他進行日常的交流。他聽到後很欣喜，由衷地説自己很高興可以在這樣的場合用他的母語講話。同時，他曾在柏林工作多年，我恰好會一些簡單德語，用不同語言與一位來自另一個文化的人溝通，讓我感受到語言巴別塔的力量：説着相同的語言會更迅速地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阿拉伯語將22個阿盟國家相互聯結，以共同的文化和身份認同構建起一個命運共同體——語言是文明的基石，是民族團結的粘合劑，但也會是矛盾衝突中的導火索。

大樓內部的一面牆上掛着長城的畫布

在和他聊天的時候，Malek分享了自己撰寫的兩篇論文，一篇有關阿爾及利亞與俄羅斯——兩國之間的關係近年來發生了質的變化，軍事聯繫已擴展到包括經濟關係和投資合作，從而在雙邊關係中形成了新的動態。另外一篇則是《後殖民時期的馬格里布》的書評，裏面重點分析了當代國際關係學的侷限性。

我發現這與我曾寫過的一篇課程論文有着很多相似之處。我們不約而同地都從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出發，探討了西方主流敍事如何通過話語霸權建構如今的世界秩序，如何將複雜的文明簡化為刻板印象。Malek特別提到，後殖民主義國際關係學派提出了一個“更貼近現實”的國際關係視角，並進行了去中心化處理。摒棄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觀，是以不同的思維方式，以重新構想、書寫和談論世界的方式，來重新審視國際關係這一領域；換句話説，是基於非西方視角，例如聲音、想象、經歷、文學文本等來審視國際關係的另一種方式。

這讓我想起之前閲讀的一篇旅非學者（蔣暉老師）的文章。如今，要全面探討全球化現象，仍然離不開西方的框架體系。例如，在非洲文學領域，作品往往需要通過諾貝爾文學獎等西方機構的認可，才能在全球範圍內被接受。這反映了西方主導的文化市場格局，即使在非西方國家，非洲文化的敍事也只有在經過西方文化把關者的過濾和市場化處理後，才能被廣泛知曉。

説到他的母國，阿爾及利亞文學的多語言特性使得非阿拉伯語、法語、塔馬茲蓋語和德賈語使用者很難接觸到這些作品。數據顯示，自1956年以來，只有不到一百部阿爾及利亞作家的小説、回憶錄和詩集被翻譯成英語出版。正如弗朗茨·法農對殖民文化壓制的批判，被殖民者的文化表達始終受制於“他者化”的認知框架。總體來看，全球文學市場中關於非洲文學的知識生產體系，主要由位於全球北半球的非洲移民作家和知識分子塑造。儘管他們的作品具有無可否認的文學價值，但它們往往迎合西方的審美標準和消費偏好，導致這些作品與許多非洲人的實際生活經歷之間產生了脱節。

其實，引入非西方視角不僅是對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補充，更是一種根本性的重構。要打破這種文化霸權，需要構建平行於西方標準的知識生產體系。我意識到這是一項長期而艱鉅的任務。或許，我們需要創造更多新的文化傳播路徑，將更多非西方作品引入中文世界。在政治學領域也是如此，通過關注非西方世界的歷史、文化和現實經驗，國際關係學可以擺脱單一的西方敍事，展現出更加豐富和多元的面貌。非西方國家的多邊合作不僅打破了西方主導的經濟與政治秩序，也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阿盟視角下的中阿情誼

阿拉伯諺語有言：“在咖啡和茶之間，故事被講述。”阿拉伯人的生活節奏很悠閒，很多真正的交流往往發生在非正式的場合，人們在享用茶或咖啡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分享故事、建立情感聯繫。總部大樓內部有專門送茶水果汁的工作女性。在辦公室裏我們總是被熱情款待，他們喜歡喝橙汁、番石榴汁，或者咖啡和加了許多糖的紅茶。工作間隙常常被邀請享用埃及國民早餐法拉費，是用餅裹着炸好的豆丸子和醃菜。

我在這裏的“走廊外交”的密度超乎想象。我總是能在辦公室外認識別的同事，來自吉布提的專員會用法語和我打招呼、黎巴嫩的專員給我看他在上海外灘的照片、伊拉克的朋友在結束之際送了我們每人兩大盒椰棗。在Malek辦公室隔壁，我還和一位在非洲之角部門的敍利亞大使聊天。他的辦公室書櫃的頂部擺着一張2001年的紅綢封面證書，上面寫着漢字，是當時他在北京外交學院交流項目的結業證書。提到這段經歷時，他的眼睛亮了起來。他説，那時的他和我現在年紀相仿，還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但在中國的20天成了他人生中最難忘的記憶——那一年，中國剛剛“入世”。從那以後，他一直把那張證書放在櫃子的最顯眼位置。

阿盟總部二樓圖書館有中國相關圖書

我的切實感受是，這裏的人都對中國懷有極大的熱情。阿拉伯人的這份情感，它並非只是源自他們與中國在思想上和歷史文化上的聯繫，以及他們內心對兩極世界秩序的反感，而是因為中國的發展模式為阿拉伯人解決長期困擾他們的各種問題提供了可靠的範例。並且，他們的話裏都充滿了對中國的信任。在向另一個安全事務司的專員提問時，他告訴我中國撮合沙伊和解是對阿拉伯世界顛覆性的大動作，無論這種和解的切實影響如何、即使是臨時性的，也是在挑戰美國中東地區的霸權。現在，埃及人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像對待家人一樣對待中國人。這是因為在這個時代，阿拉伯人的發展觀、文明觀、安全觀都在變化。歸根結底，我們雙方都在逐漸打破西方濾鏡、重新認知世界。

這位敍利亞大使摩挲着雙手對我説，他希望能儘快再去一次中國，因為他非常看好中國的未來和中國對新國際秩序的影響。我回應説，我對阿拉伯世界也有了新的認識，我想我們攜手能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秩序。他笑了笑説，其實你是在謙虛，我們都默認只有中國才能拯救如今的國際社會，創造更好的未來。這不是客套話，而是阿拉伯人從多年戰亂中得出的政治直覺。

行走：從埃及街頭看“混亂中的平衡”

（一）開羅的現代治理困境與社會適應機制

埃及當地人也對中國人普遍友好，到哪裏都有人主動打招呼、甚至特意跑過來擊掌，落在身上的目光沒停下過，讓我心裏疑惑是否因為華人面孔在這裏太少了？某天晚上在解放廣場旁邊遇見一羣同齡人，對方看到我們後竟走過來用中文和我們打招呼，原來他們是從蘇丹來在開羅大學學習中文的學生。聊了一會，一個女生從包裏掏出中文考卷來，竟然是一篇王毅外長針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表態，要求他們譯成阿拉伯文。原文實在是很複雜，翻譯成英文都要仔細斟酌，可想而知他們的學習難度，這着實讓我吃了一驚。不僅如此，在各種景點也有會説流利中文的當地講解員，漢語似乎在這裏越來越成為一個大家想要去學習的語言。

社會治安方面，埃及比想象中的安全很多：走在街上，感覺無需過於擔心。行前本來做了功課，由於匯率暴跌，埃及人民的日子並不太好過，但實際上也沒碰上什麼搶錢的人。唯一需要小心的是當地的交通，這裏的車無視交通規則，不僅闖紅燈還不沿馬路線行駛。行人和車輛以一種無法理喻的秩序在運行着，待幾天習慣了就會輕車熟路地一隻手伸出來示意在汽車中穿梭。由於沒什麼人守交通規則，塞車是家常便飯，車輛行駛普遍速度低於40碼。同時，城市像是一個巨大的舊貨市場，在街道上很少能看見漂亮的新車，也很難在這裏找到一棟乾淨的大樓，在滿大街的尾氣與二手煙下幾乎呼吸不到新鮮空氣。

夜晚的開羅街區

這種“混亂中的平衡”終究需要代價。埃及政府每年因交通擁堵損失GDP的4%，遠高於世界其他城市。2023年埃及人的平均月工資是160到320美元左右，當時埃鎊與美元的匯率還是30:1，現在已經跌到50:1，一年內貶值了三分之一。和酒店裏的服務生聊，他們每月只能拿到400元人民幣等值的薪水。路上常有小孩子前來要錢，在熱鬧的哈利利市場街邊能看到無家可歸的人。亡者城、垃圾城和綠樹環繞的富人區異常割裂——十幾公里外的新開羅是另一番景象，一片祥和熱鬧，那裏有非洲大陸最大的商場Citystars，裏面到處是氣派的聖誕裝飾。

這裏説到底是個歷史複雜的地方，不僅包括悠久的古埃及歷史，更有近幾個世紀的現代化掙扎。這種掙扎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歷史路徑的延續。從納賽爾時期泛阿拉伯主義的雄心，到薩達特轉向親美政策後的區域地位下降，再到軍人政權的迴歸，埃及的困境本質上是泛阿拉伯理想與現實主義外交的撕裂。

行走在開羅街頭，看着那些混雜着伊斯蘭幾何紋飾、奧斯曼拱門、法國新古典主義立柱與英國和意大利風格的建築羣，構成了一部沉浸式的殖民史。第三世界國家的都市景觀總在重複某種悖論：人們用殖民者的建築語言書寫自己的現代性敍事。就像法租界和外灘的建築羣，既是全球化早期的見證者，也是權力的載體。這種空間政治學上的共生，遠比書上的殖民編年史更令人心悸。我想着，這是我們共同分享的傷疤，更讓我懷疑我們是否仍在用“他者”的尺規丈量自身文明的價值。

我在這裏體驗到某種矛盾的雙重性：一方面，所幸體會不到歐洲隱晦的種族主義審視，埃及人的熱情消解了他者的邊界；但另一方面，當與街頭小販或出租車司機對話時，我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是否懷有任何可能的傲慢與偏見，甚至陷入某種向下的凝視，它深植於現代知識生產的結構性缺陷。

我在埃及常常思考，旅遊業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事實，或許恰是這種困境的縮影。包裝精緻的古文明體驗，或許是將殖民時代的資源掠奪轉化為文化消費。在莎草紙博物館前兜售貓型木雕的商販，在吉薩金字塔區提供駱駝騎行服務的貝都因人，他們的生存策略也是在與西方遊客的東方主義想象和鳴嗎？這種經濟模式創造了一種詭異的和諧：遊客消費異域情調，而本地人則扮演着他們期待中的古文明後裔。這不是簡單的貧富差距問題，而是全球南方國家在應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時面臨的普遍困境。

吉薩金字塔旁邊的貝都因人和駱駝

在尼羅河遊船看日落時，我突然理解了這個國家的隱喻。歷史與現實的錯位，或許正是所有文明古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必經的陣痛。我們曾經被迫用他者的語言講述自己的故事，又不得不永恆地在全球化浪潮裏尋找自我身份認同的座標。我非常希望，未來的某一天，我們可以不要再使用長久以來被西方制定的規則。

在這裏，街頭賣烤餅的小販身後是希臘羅馬時期的石柱遺址，巴士和摩托穿過奧斯曼風格的老樓與海灣新建的大樓：阿拉伯人似乎不刻意區分時代。説到底，想到他們的祖先連希臘神和埃及神都能合成塞拉皮斯，這好像也不算什麼。畢竟傳統和現代結合在一起本來就是美的，不同的文化包容在一起也是能美美與共的。

埃及第二大城市和最大港口——亞歷山大

（二）衝突背景下的跨地域社會聯結

在此次旅程中，我認識了兩位巴勒斯坦人，一位是在阿盟工作的朋友，他們的家人仍生活在故土。他們笑着解釋巴勒斯坦人對中國一直懷有好感，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始終站在正確的歷史一邊。另外一個年輕人用手機給我看他妹妹的TikTok賬號。在加沙還能去上學時，她在學校裏拍攝了許多視頻，意在展示加沙學生的日常。他們似乎對危險習以為常，課桌、黑板和書包與背景中突如其來的炮擊聲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種“數字抵抗”早已成為加沙人的生存策略。被困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自戰爭爆發以來一直在用手機鏡頭記錄戰況。在衝突初期，加沙人的許多帖子迅速在互聯網上走紅，因為傳統新聞媒體機構難以派記者進入被封鎖的加沙地帶。然而，社交媒體也已經變成一個公開的刑場：充斥着被炸燬的房屋，充斥着嚎叫的孩子。

對巴勒斯坦人來説，遺忘等同於背叛：不能忘記自己的根以及文化的一切。流亡是強加於一個人和其故土之間的不可彌合的裂痕。加沙的離散者身份，是一個關於聯結的問題：感覺與自己的故土，與語言，與世界各地的族人的聯繫有多緊密。如今像他的妹妹一樣，許多年輕的加沙人正通過一個不同的視角來審視自己的生活：在長達一年的戰亂中，他們是如何維持日常生活節奏的。後來我開始在社交媒體上關注幾個與中東相關的賬號，前些天恰好在“阿拉伯詩歌與哲學”裏讀到民族詩人達爾維什的這句：

“我的國家不是手提箱/而我不是旅人。”

我在想的是，當家鄉被剝奪實體性，連身體本身好像都成了移動的牢籠。

餘思：真正的文化理解來自千萬次的觸碰

在吉薩金字塔旁邊，他們給我起了一個阿拉伯語名字：Warda（وردة），是玫瑰的意思。我立刻想到大馬士革玫瑰，想到敍利亞，想到他們的民族詩人阿多尼斯。臨走的那天，阿盟培訓司的部長在拍完合影後拉着我聊了許久的天，像鄰家老人般絮叨：“我覺得這樣的交流很好。應該多讓你們來，不是嗎？你可以多和我聯繫，更新你的生活。埃及歡迎你下次來，最好是這個夏天。夏天是玫瑰開得最好的時候。”

兩週裏，我學會了在句末説“Inshallah”，意為聽憑天意，體現了阿拉伯人的處世哲學。在埃及的時候，正逢“TikTok難民事件”，小紅書首頁出現大量外國內容，從付貓税到蹩腳的翻譯內容，各種語言討論着中國的美食、文化和生活。這些內容並非來自官方的宣傳，而是普通人的真實記錄，很多外國網友説“這才是真實的中國，我們的媒體對我們説了謊”。在這個時間節點親眼目睹中國與整個世界的聯繫更加緊密——這種交流或許不夠宏大，卻足夠真實。它讓我意識到，真正的文化理解從來不是單方面的灌輸，而是由千萬次這樣的觸碰互動組成的。

當地人會在城堡舉行結婚典禮

在開羅城的撒拉丁城堡，瞭解到這座結合奧斯曼和巴洛克風情的城堡以這位庫爾德英雄命名。他攻佔耶路撒冷後，將聖地向所有宗教開放。他使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這裏的爭奪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俯瞰山下泛黃發舊的街道吞吐車流，城市照常運作。

從撒拉丁城堡俯瞰開羅城

忽然覺得，我們眼裏的這些磅礴的東西在當地市民眼裏可能很少和那些偉大的事物聯繫起來。人們的日子一如既往度過，歷史遺蹟和它偉不偉大好像沒有什麼關係。首先應該是美的，然後才會偉大。文明的對話，應當也不只是宏大的歷史敍事，而是由無數個這樣具體而微的共振拼成。

每每與人交流，無論是同外交官還是街頭遊客，都讓我意識到，構建文化的情感共同體，往往始於最樸素的瞬間。這些瞬間像大馬士革玫瑰的香韻，無形而穩固地滲入文明的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