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瑪·阿什福德：特朗普“百日執政”的外交亂象，背後是這兩派人的內鬥？

【文/艾瑪·阿什福德，翻譯/鯨生】

弗拉基米爾·列寧曾説過：“有時候幾十年裏無事發生，有時候幾周內發生了影響幾十年的大事。”按這個標準衡量，在二次執政的頭一百天裏，特朗普政府給美國外交帶來了相當於至少二十年的變革。

本屆美國政府奉行“動作迅速、不破不立”的外交方針，可唯一的連貫性僅僅體現在執行層面的混亂。美國對全球重大沖突的立場出現劇烈搖擺：迅速轉向與俄羅斯談判、推動加沙地帶停火、時而威脅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時而提出重啓伊核協議談判。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突遭關閉，導致滿載糧食援助的倉庫無人接管，任由食品在其中腐爛。特朗普政府還推出了打破常規的移民政策舉措，包括將移民拘留業務外包給薩爾瓦多政府。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貿易政策反覆無常——這位總統像擺弄電燈開關般隨意加徵或暫緩關税，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持續動盪。

如何理解當前的混亂局面？顯然，特朗普第二任期追求的是改變——而非延續美國的外交政策慣性，儘管其變革的方向尚不明朗。在我們試圖解釋迄今為止的政策選擇時，仍有四個分析模型值得考量。

模型一：朝現實政治（Realpolitik）迴歸

這是理解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第一個分析框架，或許也是最自洽的——即本屆美國政府正冷酷地迴歸現實政治，將應對中國和西半球事務的重要性置於歐洲和中東地區之上。

從這個視角看，特朗普政府與歐洲盟友的緊張關係可被視作一次尼克松式的戰略調整：在經歷過度擴張後，試圖重新平衡美國的戰略承諾。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主張認為，特朗普政府並未放棄對一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領導權，而僅僅是承認了現行體系的虛偽——並公開表明美國的國家利益永遠高於民主、人權等模糊的自由主義理想。

本屆政府的對歐政策恐怕最能佐證這種決策模型。施壓盟友提高國防開支、試圖通過與俄羅斯談判令美國從烏克蘭戰事抽身，均是現實主義者長期推崇的政策。更多指向其現實政治決策模型的證據還包括：特朗普樂於通過政治操弄同時影響敵友雙方，體現出鮮明的交易型外交思路；他在具體政策議題上以關税威脅加拿大、墨西哥或歐盟，雖在長期層面可能問題重重，卻能在短期帶來快速的勝利。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向媒體坦言，應對特朗普政府的壓力令她“每天睜眼就焦慮，得做心理建設才敢點開手機”。 視頻截圖

甚至特朗普政府對西半球突然產生的關注也符合該模型。美國國務卿馬克·魯比奧在就職後迅速出訪拉美，其對所謂中國在巴拿馬運河區域“存在”的擔憂、乃至兼併格陵蘭島的離奇主張，背後都有硬實力考量的支撐。同時，包括副總統萬斯在內的多位特朗普任命要員，明顯秉持現實主義的世界觀。

但現實政治的模型在其他領域難以自圓其説。它無法解釋美國的以色列政策，也難以説明大幅削弱外交機構的理由——儘管有人可能認為，一個專注大國競爭的美國政府不會在軟實力領域“自毀長城”，但特朗普當局對裁撤美國之音、美國國際開發署等機構的後果始終無動於衷，無視中俄可能填補影響力真空的警告。關税政策同樣難以納入該框架：就算美國選擇對華脱鈎尚有現實政治層面的邏輯，但制裁鄰國、動搖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等做法卻完全找不到依據。

模型二：外交政策作為國內政治的延伸

第二種解釋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模型多見於親民主黨的美國電視媒體——認為外交決策主要受國內議程驅動，或旨在讓富人變得更富有。例如，民主黨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如此評價美國國際開發署遭裁撤：“身為世界首富的埃隆·馬斯克……卻要關閉一所旨在養活全球最貧困人羣的機構。”

顯然，“政府效率部”（DOGE）的行動及新政府對聯邦官僚體系的明顯敵意，可被視作共和黨長期目標的延續——正如格羅弗·諾奎斯特（Grover Norquist，共和黨政治活動人士，美國税務改革組織創始人，觀察者網譯註。）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聯邦政府需要被縮減到足夠將其淹死在浴缸裏的大小。”特朗普已經裁撤了部分聯邦機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教育部），同時保留其他部門（如美國國防部、社會保障署）。而被裁撤的機構基本上是共和黨選民與金主最無好感的部門。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的對外經濟政策已令華爾街和商界陷入恐慌，市場陷入事實上的自由落體式下跌。其關税政策的目標存在巨大不確定性：是為爭取簽署更有利的亞洲貿易協議？還是換取墨西哥、加拿大在移民或毒品政策上的讓步？抑或是服務於削弱美元、推動國內再工業化的整體戰略？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在紐約對銀行家的發言堪稱經典：“美國夢的精髓不僅僅是依靠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這番言論顯然未能安撫美國的經濟精英。

國內政治考量在其他領域亦有體現。美國副總統萬斯二月份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演講之所以引發關注，不僅因為涉及對北約的承諾，更因其強調移民、文化議題，以及萬斯口中歐美在價值觀層面的分化。萬斯在德國大選前一反常態地會見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對歐洲右翼政黨的欣賞。

當地時間2025年2月14日，德國慕尼黑，萬斯在第61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講話 視覺中國

然而，僅用國內政治的視角解讀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存在侷限。它難以解釋為何特朗普持續關注中東，尤其是對以色列提供毫無保留的支持。事實上，當前對馬哈茂德·哈利勒等美國國內親巴勒斯坦抗議者的移民禁令，反而顯示出外交政策對國內政治的逆向影響：由於在加沙衝突中偏袒以色列，導致美國國內強化言論管控。該模型同樣無法解釋為何特朗普政府如此執着地要從烏克蘭抽身。

模型三：朝第一任期迴歸

第三種可能的解釋模型需要我們回顧特朗普第一個任期。事實上，這正是國會共和黨人、華盛頓外交界人士的普遍觀點——正如特朗普2016至2020年的首屆任期顯示，執政初期的混亂終將讓位於一種基本上屬於傳統共和黨式的政府架構。這樣一屆政府可能保留特朗普的一定獨特風格，但大體會延續自小布什政府以來的外交優先關切：強調主權、單邊主義與強硬展現軍事實力。

畢竟，特朗普首個任期推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相對中規中矩；他當時任用的國安幕僚多為華盛頓官僚體系出身。儘管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舉行了峯會、“推特治國”的風格也充滿戲劇性，但他的整體外交政策並未顯著偏離既有軌道。甚至有觀點認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正走向“特朗普/里根”式融合——令黨內路線朝特朗普的偏好微調，同時保留大多數的里根主義外交傳統。

這套模型可以解釋特朗普“百日新政”中絕大多數偏離共和黨傳統的激進舉措——完全將其歸因於總統的個人特質。例如，本屆美國政府的對俄示好可解釋為特朗普的個人偏好——他熱衷與強人領袖直接談判，或許還懷揣着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心願。但就像上次任期的情況，許多共和黨精英估計：當迅速達成和平的希望破滅後，特朗普終將在烏克蘭衝突（以及更廣泛的外交政策問題）上回歸傳統路徑。

然而，該理論的矛盾之處同樣明顯。拿以色列政策舉例：無節制地支持以色列本是共和黨的主流外交傳統，可本屆美國政府一方面給以色列提供“全權委託”般的口頭支持，一方面推動其他特朗普優先關注的議題（比如擴展與延續《亞伯拉罕協議》，後者正因加沙衝突的持續而受阻），而顯得難以自圓其説。副總統萬斯公開表示美國無意與伊朗開戰；據報道，特朗普本人亦拒絕支持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關於打擊伊朗核設施的計劃。

本屆美國政府對上述諸多議題的立場表明，他們正與更傳統的共和黨鷹派人士產生分歧：後者主張美國應協助以色列打擊伊朗的核計劃、繼續軍援烏克蘭並維繫全球同盟體系。前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知名鷹派人士米契·麥康奈爾甚至投票反對由特朗普提名、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其他共和黨人則暗示科爾比不願支持對伊朗開戰。若本屆政府真的代表傳統共和黨人的“特朗普/里根”式融合，其效果尚未顯現。

儘管面臨共和黨傳統鷹派的反對，特朗普政府的國防部負責政策事務副部長科爾比於4月初獲得參議院批准提名。 外媒

模型四：共和黨內的外交路線攤牌

上述爭議便引出了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分析特朗普政府的模型：迄今為止見識到的混亂，部分源於共和黨正圍繞外交政策路線陷入內鬥。一邊是共和黨內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派系正在崛起，他們重點關注中國問題，就算不屬於孤立主義者，也顯然和過去的新保守主義者不再是同路人。這樣一個派系在美國國防部、副總統萬斯的身邊、乃至馬斯克與本屆政府中的硅谷系官員中有着充分體現。

另一邊則是更傳統的“超級鷹派”共和黨國際主義者（如魯比奧和美國國安顧問邁克爾·華爾茲），試圖將政策拉回他們原本偏好的軌道。特朗普本能地傾向前一派主張，但如同第一個任期的情況——他經常很容易被別人説服。

若該模型成立，那麼特朗普“百日新政”以來外交政策引發的困惑與混亂，一定程度上源於政府內部不同派系圍繞人事任命與政策影響力的角力。

這兩派人之間的分歧絕沒有看上去那麼簡單：他們對俄羅斯、伊朗甚至某種程度上以色列等問題都存在根本性對立。考慮一下，特朗普政府的烏克蘭問題特使、退役中將基斯·凱洛格由於對基輔的立場與總統、副總統的相左，而遭到了邊緣化；又比如“信號門”醜聞中，萬斯在最後關頭試圖推遲對也門胡塞武裝的空襲，理由是此舉無助於改善局勢、浪費資源，但他的主張最終遭到否決。

如果説黨內鬥爭的確能解釋“百日亂象”，另一個趨勢也愈發明顯：相比第一個任期時，今天的特朗普更不願意被幕僚左右。有報道稱，華爾茲正苦惱於他的觀點與總統屢屢相悖；社交媒體平台X上的極右翼網紅勞拉·盧默（Laura Loomer）甚至成功地説服總統，以“不忠誠”和持有“新保守主義傾向”為由，解僱了美國國安會的數名華爾茲系官員。

今年3月底，美國總統國安事務助理華爾茲因“羣聊拉錯記者”引爆的“信號門”事件而面臨辭職壓力。 圖自：AFP

若這樣的趨勢延續，預計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路線或將更貼近前文列舉的第一和第二個分析模型（兩者都具有更加鮮明的“美國優先”色彩），而非第三個代表傳統共和黨外交思路的模型。然而，上週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麾下的三名“剋制派”高官突遭解職（原因不明），或許暗示着相反的動向。

儘管看上去難以置信，特朗普政府剛剛達到傳統意義上的“百日執政”期限，這是美國人傾向於初步評價一屆政府班子的時間節點。在他的第一個任期，許多重大危機與外交政策決策都發生在這個時間節點之後。

從許多方面來説，目前判斷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走向，或者其他部門（如國會、法院）能否約束近期上演的執政亂象還為時尚早。事實上，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變數在於：究竟是共和黨的外交精英能“馴服”特朗普，還是特朗普能把個人意志強加給那些建制派——正因如此，迄今為止外界尚無法定義所謂“特朗普主義”的內涵。

但這些模型為評估特朗普“百日執政”之後的外交政策大戲提供了框架。目前來看，前兩個分析模型更能解釋特朗普的決定，但外部衝擊、人事任命內鬥等因素仍可能偏轉航向，對本屆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總體導向產生重大影響。

特朗普為自己設定的關鍵目標成敗與否，也將重塑其政策面向：比如，若烏克蘭和談破裂，特朗普可能會疏遠當初支持美國參與勸談的現實政治保守派；若對伊朗的空襲釀成災難，新保守主義者將在本屆政府中徹底喪失合法性。

唯一可確定的是：未來四年或將與過去一百天以來同樣混亂。也許大家是時候囤點止痛藥了。

（原文發佈在美國“外交政策”評論網站，原標題：“解釋特朗普混亂執政的四個模型。”譯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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