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與哀傷共處》作者：為什麼喪親也成了婚戀中的“劣勢”？

【文/觀察者網 嚴珊珊】現代人心理成熟的年齡不斷推遲，父母健在的情況下，很多人三四十歲也可以做“小孩”，但有些人，被命運早早剝奪了這一機會。在中國，經歷父母早逝的年輕人遠比想象中多——約佔中國年輕羣體的3.4%-11%，有上千萬人。

避談哀傷和認為喪親會給社交帶來負面影響的社會文化，讓這一羣體顯得更為隱秘。健在的父母一方往往告訴他們，要先隱藏喪親的事實，以免在學校和婚戀市場被看輕了。

“這些説法都是將一段無法選擇的生命經歷，轉化為對個人能力與人格的負面預設。”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後、《與哀傷共處》作者李昀鋆告訴觀察者網，“我完全理解婚戀中存在現實考慮，這是每個人自主選擇的權利。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誠實地看到，當社會不斷強化一種‘理想家庭模板’，並將不符合模板的人自動邊緣化時，這已不只是選擇，而是一種制度化的歧視與社會排除。”

李昀鋆的母親11年前因中風突然離世，讓90後的她感覺人生被劈成了兩段。此後，她無法走出哀傷，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不正常”，為什麼過了這麼久還在痛苦。直至她下定決心開始做喪親研究，一封懇切真誠的訪談招募信通過公眾號發佈後，共收到191位喪親者填寫的研究報名表。她意識到，原來，不止她一人與哀傷共處，放不下的哀傷，恰恰是子女對父母剪不斷的愛。

李昀鋆博士論文招募的朋友圈邀請 受訪者供圖（下同）

通過歷時13個月的田野調查，和44位受訪對象的深度交流，以及充滿不易的出版接洽，在博士論文完成四年半後，《與哀傷共處》一書於3月面世。

李昀鋆在研究中發現，年輕子女“隱藏哀傷”，並非只考慮了內在感受。很多喪親者回憶起與離世父母一方的最後一面，都是反覆講述自己在喪禮事宜上的冷靜——家人要麼懵了，要麼在哭，總有一個人得站出來冷靜處理吧。他們被堵住的哀傷，往往在喪禮結束一段時間後如潮水般湧來。

更普遍的是，在哀傷經驗中，還有愧疚、內疚或自責的情緒，每個人都會找一個“責任方”，去試圖理解為什麼自己的父/母會離世。有人將原因歸咎於自己父母關係不好的親屬、同事，覺得是他們讓自己的父母積鬱成疾；有人認為醫院可能救治不當，在父母一方去世後仍去詢問學醫的朋友當時的情況下有沒有更好的解法。

此外，也有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男性會從社會結構角度去分析父母一方的離世，他們把父母耽誤救治解讀為“不僅是家庭的困難，也是思想上的貧窮”，“你沒有那個資源，這種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無能為力”。最後他們的體會是要奮鬥，要接受這個社會規則，“憤怒啥的是傻是天真”。

研究還發現，袒露哀傷具有性別差異，絕大多數年輕女性都希望伴侶能夠理解她們的哀傷，但幾乎所有受訪的年輕男性都表示，他們並不需要伴侶在哀傷層面與他們感同身受，希望給另一半帶去的是新生活。

李昀鋆告訴觀察者網，雖然大多數人為了避免觸動喪親者的哀傷而選擇不打擾，但其實喪親者是渴望被關心的，只不過他們想聽到的不是讓他們節制哀傷的“節哀順變”。

李昀鋆給研究參與者發的春節關心，以及研究參與者給其節日問候的回覆

她提到，在臨終關懷中，專業工作者鼓勵推動所謂的“四道人生”——道謝、道愛、道歉、道別。因為唯有在關係真正走向完成與釋懷時，生者與逝者才能真正地各自“安息”。

“大多數中國年輕子女實際上還經歷着另一重隱性的壓力，那就是獨生子女的特殊性……在經歷父母死亡和承擔家庭責任重擔這類沉重的人生課題時，他們不得不孤獨地面對這一切……沒有人跟你商量，沒有人跟你有一樣的感受。”

《與哀傷共處》作者李昀鋆

以下為對話實錄：

觀察者網：昀鋆好，您提到訪談前曾懷疑這項研究是否有意義，後來是什麼讓您堅定要完成這項研究的呢？

**李昀鋆：**我從沒懷疑過“要不要做”，只是時常懷疑“做了會不會有用”，畢竟在學術界，存在很多我們自己都覺得“沒啥用”的“學術垃圾”（笑），但我太想知道“哀傷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對我來説真正難的，不是完成研究，而是書的出版。嚴格來説，博士論文完成了，“多走一公里”完全可以放棄，一開始也確實找不到出版渠道，甚至敲下出版的事情後，都有整整一年沒進展，我都不敢跟朋友説出書這件事，怕有變數。讓我繼續往前走的，是一路上遇到的許多温暖的回應。比如某位研究對象一直把出版計劃放在心上，是她牽線，才讓這本書有了出版可能，還有受訪對象把我們多年聊天記錄全部保存下來，給我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出版社的同事們也一直鼓勵我，給我這個不願意“走到台前”的I人打氣。

這段時間，我收到了很多郵件，讀者很用心地去我們社工系的官網找到我的電子郵箱，給我寫信説他們和離世的父/母的故事。有些信很長，很細膩地講述他們如何一路走到今天，也有不少人表達共鳴和感謝，甚至願意提供聯繫方式，希望能參與到未來的研究中，我一一回信了。我們最初的期待達成了，就是希望讓更多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感受到，他們不是一個人，他們的哀傷並不是不正常的。我感覺這個目標的實現情況很好耶。

有一位還提到，TA聽到一些年紀更長的喪偶者，其實也依然會“追問答案”、仍然不能理解“為什麼死亡會發生”。我覺得這是很珍貴的反饋，也讓我相信哀傷的經驗其實有很多共通之處，只是我們以往太少關注了，所以沒有那些珍貴的故事。

讓李昀鋆印象深刻的讀者評論

觀察者網：這本書存在不少學術概念和統計表格，您考慮過減少學術表達嗎？會不會擔心它們降低讀者的閲讀興趣？

**李昀鋆：**我在出版社的建議下刪掉了原博士論文的前四章，超過8萬字，最後重寫了一個18000字的序言，所以其實我已經很努力地在減少學術表達了（笑）。關於每一章的結構，尤其是每一個小點，我都畫了圖表來總結，這其實是我博士導師的建議，為了讓讀者腦海中有一張“地圖”，不至於迷路。我覺得保留這些設計是有幫助的。

當然我也承認，我的語言表達未必是最“文藝”或最“通俗”的。一方面是因為這本書的原型本來就是博士論文，另一方面我確實不是專業的作家。在豆瓣看到很多評論之後，我其實也感覺很愧疚，我是超級敏感型人格，所以在語言上可能不算是讀者心中最理想的那一種表達方式。

觀察者網：您提到喪親身份在婚戀市場被當作劣勢，喪親者家人會讓他們別主動透露家庭情況，還有相親要求 “父母雙全”，書中將此視為 “污名化” 。不過，也有人認為，在一線城市打拼的獨生子女需面對經濟壓力、雙職工家庭還需面對育兒壓力，婚戀考慮這些現實因素並非是對喪親者的 “歧視”，您怎麼看？

**李昀鋆：**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也揭示了哀傷經驗不只是一種情感歷程，更牽涉到身份、社會結構與制度性不平等。我在書中所説的“污名化”，其實並不是簡單地指人們在婚戀時出於現實考慮，而是指出當喪親者因其經歷而被預設為“有問題”“有風險”“缺乏支撐”時，這種預設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標籤化與排斥。污名的傷害在於，人是因為無法改變的生命經歷，在起點就被否定了。

確實，在中國當下的婚戀語境中，“父母是否健在”常被視為現實層面的考慮，比如是否有長輩幫忙帶孩子、是否能共同支撐房貸、是否有穩定的家庭後盾等。這些討論，從表面看是理性的安排，但當這種“合理化”進一步演變為對喪親者的排斥與懷疑時，就會變成一種制度性偏見。

比如，“他媽媽去世了，所以婚後肯定情緒不穩定”“她是單親家庭，不太會處理關係”“這種背景的人可能有心理問題”，這些説法都是將一段無法選擇的生命經歷轉化為對個人能力與人格的負面預設，這正是污名化的典型機制。“六個錢包”與雙職工育兒壓力確實是當下家庭結構下的真實壓力，而正因為這樣，社會更傾向於將“風險轉嫁”給弱勢者——其中包括失去父母的獨生子女。

也就是説，因為大家都在焦慮未來的“支持系統”，所以反而會將喪親者視為“不夠穩定”“缺少家庭資源”的一羣人，甚至鼓勵他們在相親中“不要主動透露家庭情況”。這種讓喪親者自我隱形、主動規避污名的社會氛圍，其實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結構性排斥。

其實，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想下，當越來越多人要為四位長輩的養老與照顧承擔沉重壓力時，喪親者反而在這方面沒有太多負擔。那麼，從某個現實資源的角度來看，他們也可以被視為是“更能獨立生活、更有沒有照顧負擔”的一羣人，不是嗎？

我完全理解婚戀中存在現實考慮，這是每個人自主選擇的權利。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誠實地看到，當社會不斷強化一種“理想家庭模板”，並將不符合模板的人自動邊緣化時，這已不只是選擇，而是一種制度化的歧視與社會排除。

所以我覺得，我們當然可以承認婚戀市場有現實層面的考慮，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有社會學與倫理的視角，去質疑這些看似“合理”的標準背後，是不是在無形中傷害了某些原本就已經很脆弱的人。一個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應該讓一個因為經歷過喪親而更加敏感、堅強的人，在婚戀市場上變成“必須隱藏身份”的存在。

李昀鋆把“時間不會療愈”（Time won’t work）刻在了iPad上。

觀察者網：葬禮對生者接受親友死亡、宣泄悲傷意義重大，有儀式感的告別很重要，但如今不少地方殯儀館告別儀式像趕場，時間固定、花圈重複利用、工作人員還催促。有沒有受訪者和您分享過這類經歷與不適？您怎麼看待這種缺乏温度的告別儀式？

**李昀鋆：**從我當時的訪談裏，關於這一部分的資料並不多。就我自己的看法來説，如果那個“最後的告別”進行得太快、太機械，家屬還在哀傷的情緒中，逝者已經被“拉走換場”，這種匆忙會讓很多人留下深深的遺憾，甚至覺得自己的親人沒有被好好告別，也沒有被足夠尊重。

我自己有這樣的體會。母親去世那天，醫院動作很快，護工來得很快、太平間安排很快、火化程序也很快。我甚至還沒好好和媽媽“獨處”一段時間，她就被推走了。那種“沒有來得及好好説再見”的感覺，至今都在我身體裏留着。

我認為，葬禮和告別儀式的意義並不只是“辦完一件事”，它其實是給生者一個慢下來、安放情緒、認知“TA真的離開了”的機會。如果這個過程太匆忙，我們就可能錯過了悲傷的第一站，也錯過了和逝者好好道別的機會。而且在我們之後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都可能是在腦子裏翻滾，回想當時喪禮上哪些事情做得不夠好，沒有給到逝者應有的尊重。

所以我真心希望，未來我們的制度與服務設計能為喪親者留出更多“慢下來”的空間。不是所有的愛都能在限定的幾分鐘裏説完；不是所有的道別都能被壓縮進一場高效的儀式裏。讓告別擁有温度，是對逝者的尊重，更是對生者哀傷的一種深刻回應。

觀察者網：在書中，您坦誠分享了母親離世後，父親在未告知您的情況下很快開始相親，這給您帶來了巨大痛苦，您也為母親感到命運不公，相信這是段很艱難的經歷。後來您有和父親聊過內心的感受嗎？當他了解到您這項關於哀傷的研究後，有沒有表達過什麼想法？叔叔是否讀過您這本《與哀傷共處》？

**李昀鋆：**好問題，這也是我一直在內心反覆拉扯的問題。我其實一直嘗試和父親溝通，和我哥一起。但我們的父親，可能就像很多他那一代的長輩一樣，從來不習慣談情緒、不知道怎麼表達感受。即使我們很努力想要靠近，他還是始終不願意“分享”，這讓我很困惑，也讓我有一種很深的感受——我怎麼努力，都走不進他心裏去。

但從他有限的回應中，我也多少能感受到他的想法——在他所生活的環境裏，喪偶的男人“應該”要再找一個伴侶。其實我的父親是第二次喪偶，我哥哥11歲時，他的親生母親病故，後來我爸爸遇到了我媽媽。

我爸爸會説，他還有很多年要活，希望有個人陪伴、照顧他。其實一年前我已經説服自己接受了阿姨的存在，我們也見了阿姨，我第一次知道父親喜歡的人是什麼樣，給了我很大的衝擊。

至於我父親怎麼看我做的這個研究，我在博士快答辯的時候，才跟他説我研究的是哀傷，他當時的回應是：“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狀元，這個領域也是需要人做的。”我當時很想苦笑，因為我想聽到的，其實是他在看見我的痛苦後給一句寬慰，比如“你因為媽媽的去世受了很大的影響”，但我沒有聽到。

這本書快出版時，我又把鏈接發在家庭微信羣裏，説這是我博士論文出版了，是我獻給媽媽的，我爸和我哥連一句話都沒回應。後來我和爸爸通電話，他只問我書多少錢、幾頁，説實話，我當時聽到真的有點生氣，就用“不知道”搪塞過去了。後來，我還是決定寄一本書給他。他説了一句讓我沒想到的話：“看到這44位年輕人，我覺得很心疼。”我沒勇氣接着問：“那我呢？”

今年4月我回了一趟家，想跟他好好聊聊，阿姨表現得熱絡，主動跟我們溝通，而我爸爸一直坐在離我很遠的地方，我們聊天他也不怎麼參與，也不會回應我們。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可能下一次會試試在電話裏講。

李昀鋆博士論文答辯通過後發的朋友圈，她用母親離開她的天數做主圖

觀察者網：中國香港電影《破·地獄》探討了生死議題與家庭關係，您看過這部電影嗎？

**李昀鋆：**看了，這部電影上映時在香港非常受關注，如果不看，就會在許多對話裏out了。説實話，可能因為我的期待被拉得太高，看完之後反而會有一些想吐槽的部分，特別是片中那位父親角色（許冠文 飾），他或許非常真實，正是我們華人家庭中常見的那種“死都不説好話”的父親、不擅表達愛的父親。但也正因為真實，讓人看得有點“氣”，明明可以在生前開口説出來的話，他偏偏不説，等到死後還要透過一封信、透過第三方來轉達和解。

這種設定讓我忍不住從心理學或家庭治療的角度想吐槽——這明明是父女之間的關係與傷口，為什麼總是需要把第三方拉進來？為什麼寧可繞一大圈，也不願意“好好説一句話”？其實在臨終關懷中，專業工作者會非常鼓勵推動所謂的“四道人生”——道謝、道愛、道歉、道別。因為唯有在關係真正走向完成與釋懷時，生者與逝者才能真正地各自“安息”。

但電影也有打動我的地方，最讓我感動的一幕是葬禮經紀人魏道生（黃子華飾）學習如何處理遺體那一段，我哭得很誇張。他虔誠地學習幫逝者擦拭身體、化妝、換衣服，讓那些逝者非常有尊嚴地得到照顧。我還記得有一個逝者是婆婆，她生前戴着眼鏡，魏道生幫她整理完遺容之後，也把她生前戴的那副眼鏡放進了棺木。

在此之前我根本沒有意識到，一個死者原來可以得到這樣有尊嚴的照顧。有的人潛意識覺得遺體“晦氣”“恐怖”，但當遭遇親友離世時，你的感受會完全不同。我也很喜歡韓劇《照明商店》裏的一幕，剛學習入殮的女生聽到遺體發出聲音驚慌失措，她的師傅解釋那是故人身體裏大量氣體泄出的聲音，“不是屍體，是故人，即使死了依然是人。”

觀察者網：您提到在朋友喪親時，不要説“節哀順變”，這種話看似是安慰，其實是評判、堵住喪親者的哀傷。據您研究，喪親者希望朋友關心其哀傷嗎？他們更能接受怎樣的表達方式？

**李昀鋆：**喪親者其實是希望得到關心的，他們真正害怕的，不是別人提起哀傷，而是身邊的人好像“無所謂”，彷彿他們失去的親人不值得被記得。他們不是害怕被“打擾”，而是希望那份打擾是温柔、體貼、沒有評判的。

不少受訪者都提到，他們很希望朋友能關心自己，但不知道怎麼開口，也害怕讓對方尷尬、被當作“太脆弱”。比如有一位告訴我，她希望的方式是不用當眾，而是一對一，比如約她吃飯，問她怎麼樣，關心她。所以，只要給予足夠的尊重和空間，很多人都願意談。

我的建議是可以給他們發具體的、生活化的問候，比如“最近睡得好嗎？”“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去看場電影？”，這些問候沒有情緒壓迫，也沒有催促他們“振作”，更容易讓他們願意回應。

不説話的陪伴也很有力量。儘量出席葬禮，哪怕什麼也沒説，只是坐着，這種“無聲的在場”是一種更深的支持。在重要紀念日“記得TA”，比如在忌日、父親節、母親節這些特別的日子發一條信息。在我們還缺少關於哀傷的語言時，或許可以多用一些“非語言”的表達方式，從傾聽、記得、陪伴這些温柔的行動開始。

觀察者網：您在書中提到社會層面應該增加療愈資源，能否舉例説説，喪親者特別希望獲得什麼幫助？

**李昀鋆：**根據我的觀察，儘管哀傷輔導尚未成為主流服務，但上海和香港已有一些針對公眾的積極嘗試。比如在香港，有數家專門提供哀傷輔導的非政府機構，他們不僅提供個別輔導、哀傷支援小組、同路人網絡，還舉辦公開講座與哀傷教育活動，服務都由受過哀傷輔導訓練的社工或輔導員主理。這些資源很容易搜到，且申請門檻低，多數為免費服務。

還有醫療—社區的哀傷跟進也很重要，比如，接受臨終關懷的病人過世後的一段時間內，醫院社工或合作機構的義工會主動致電或寄信給家屬，關心其情緒狀況。這種主動式介入對喪親者極其重要，因為最痛的時刻，往往就是最説不出口的時刻，這時候的一通電話可能就是一個人被世界重新接住的起點。而這類服務通常都是以由基金會或者政府向非營利組織購買服務的形式來進行的。

另外，香港的醫院與殯儀館現在也會主動提供哀傷支援機構的宣傳單和信息。最後，學校的哀傷教育很重要。香港已經開始在中小學推動生死教育，將死亡與喪親議題以適齡方式帶入課堂，但這樣的例子不多。這些教育，可以讓聽者至少知道，哀傷不是“錯”，喪親可以被説出來，也可以提升學生的同理心，減少喪親學生遭受孤立的情況。

《與哀傷共處》，李昀鋆著，2025年3月，廣東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