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叛徒們的遊戲
guancha
編者按：
有情報史專家開玩笑説，間諜是人類第二古老的職業。
1987年，彼得·賴特在其回憶錄《抓間諜的人》中，公然指控曾執掌英國軍情五處的羅傑·霍利斯為蘇聯間諜，代號“埃利”。這本書如一塊巨石，在英國政壇和情報界掀起滔天駭浪。
由歷史研究者沙青青所著、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3月出版的《敵友難辨：冷戰諜海逸史》一書以此為引，揭露20世紀初至冷戰高峯期的英、美、蘇情報系統的崛起、發展以及彼此鬥爭的情報暗戰。全書以大量絕密檔案、真實採訪、當事人著述，揭秘冷戰博弈的情報真相。
書中以間諜的潛伏與暴露為線，串聯諜戰的四個階段：古琴科事件背後暗流湧動，拉開冷戰的序幕；“劍橋五人組”潛伏在英國核心情報部門，對蘇輸送關鍵情報；柏林隧道與古巴導彈危機期間，雙方諜報交鋒驚心動魄，冷戰局勢不斷升級；1983年韓國客機被擊落，瑞安行動、“優秀射手83”軍事演習展開，世界瀕臨核戰的邊緣。
書中講述了多位英蘇雙重間諜的傳奇經歷，包括“劍橋五人組”、喬治·布萊克、潘科夫斯基等。觀察者網刊載其中一章節，供各位讀者一窺這段比間諜小説更離奇的真實歷史。
【文/沙青青】
20世紀60年代初的蘇聯核武器、彈道導彈技術的研發進展，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都將之視為需要刺探、調查的頭等大事。
當時，全天候的衞星偵察尚不存在，高空偵察機則有極高的風險。1960年5月1日，美國U-2偵察機在蘇聯領空被擊落後，美國不得不叫停高空偵察。於是，在偵察衞星投入使用之前，出現了一段時間的技術偵察情報真空，進而更依賴如潘科夫斯基這樣的人力資源。與潘科夫斯基的合作關係的建立，成為當時軍情六處最值得向美國人炫耀的戰績，似乎這就能抵消金·菲爾比和喬治·布萊克帶來的負面影響，為英國情報界重新爭得面子。
奧列格·潘科夫斯基（1919—1963），畢業於基輔炮兵學校，曾參加蘇芬戰爭與蘇德戰爭。他的父親是一名白軍軍官並死於蘇俄國內戰爭。二戰結束後，潘科夫斯基被送去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修，1953年，正式調入格魯烏，派駐土耳其、印度。1960年，在即將晉升將軍前，他被左遷至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據説是因為他父親的白軍背景，他未能通過克格勃的考察，所以他萌生了不滿與報復的想法，並嘗試與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建立聯繫。據説克格勃其實很早就注意到潘科夫斯基與軍情六處、中情局的聯繫，監視了近一年後才在1963年10月底將其逮捕，之後判處其死刑。該事件也被認為是時任格魯烏局長伊萬·謝羅夫（Ivan Serov）被免職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潘科夫斯基的材料不但讓西方陣營對蘇聯彈道導彈的情況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戰略焦慮——蘇聯在導彈方面的技術仍處劣勢，西方尤其是美國仍然在技術上領先。
迪克·懷特在陪同麥克米倫訪美時就注意到：潘科夫斯基的情報漸漸改變了美國對待蘇聯的態度，而麥克米倫本人同樣對其中內容印象深刻。例如，肯尼迪在競選時還宣稱蘇聯的導彈研製水平已經超越美國，但根據潘科夫斯基提供的材料，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換言之，對西方而言，潘科夫斯基的最大貢獻或許是揭露了赫魯曉夫的戰略欺騙計劃。
不過，在接觸過程中，軍情六處也逐漸發現了這位格魯烏上校神經質的性格以及古怪的言行。
首先，潘科夫斯基的叛變並非出於理念或意識形態，從一開始他就向英國人索取報酬並提出最好給他便於攜帶的鑽石。除了金錢的慾望，他的變節也帶有很深的報復意味：他一直認為是由於自己父親曾是白軍，所以他無法晉升將軍，至多隻能當上校。
此外，潘科夫斯基還是一個容易陷入自我臆想而又希望得到外界關注、承認的人。在與軍情六處的接觸過程中，他一再要求英國人稱讚、承認他的重要性，要求獲頒爵位，甚至提出要見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而讓軍情六處對潘科夫斯基的精神狀況產生疑問的是，這位變節的格魯烏上校聲稱：英國和美國應該設法暗殺赫魯曉夫，甚至提出可以在莫斯科周圍安放迷你核彈，一舉消滅蘇聯整個領導層。面對這位變節者的要求和各類異想天開的想法，軍情六處只能連哄帶騙地勉力安撫。
一個亟須重建聲譽的情報機關，一個充滿虛榮心的叛逃者，這個組合可以説是各取所需。對此，彼得·賴特的評價是：
“潘科夫斯基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到來純屬巧合。如果説某個組織亟須一場勝利，那就是20世紀60年代初的軍情六處。當時的軍情六處受到菲爾比和喬治·布萊克的雙重打擊，在克拉布事件和災難性的蘇伊士行動之後士氣極度低落，而迪克·懷特試圖重振士氣。”
而在軍情六處與潘科夫斯基接觸的同時，還有一名克格勃的間諜與中情局取得了直接聯繫。
1961年12月，克格勃戰略規劃部門的少校阿納託利·戈利岑（Anatoliy Golitsyn）在芬蘭赫爾辛基叛逃，由中情局護送而輾轉抵達美國。在叛逃前，戈利岑正以蘇聯駐芬蘭大使館外交官的身份在當地活動。在抵達美國後的第一時間，當時中情局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詹姆斯·安格爾頓就對戈利岑進行了審訊。安格爾頓急於向戈利岑求證一條在他心中盤旋了十餘年的疑問——金·菲爾比究竟是不是蘇聯人的間諜？
阿納託利·戈利岑出生於烏克蘭的皮里亞廷，二戰結束後加入克格勃並在其戰略規劃部門工作，官至第一總局少校。1961年，他利用外派芬蘭大使館的機會叛逃至美國。在中情局接受問詢時，他堅持只與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安格爾頓談話。他曾告知安格爾頓：中情局持續被蘇聯方面滲透，並指出除他以外的蘇聯叛逃者可能都是“假貨”。 彼得·賴特認為戈利岑成功説服了安格爾頓。軍情五處的阿瑟·馬丁曾與戈利岑會面。後者的情報確認了金·菲爾比的間諜身份並第一次明確提到“克格勃在英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五人組情報網絡’”，而戈利岑認為這個網絡所涉及的人員其實早就不止五人了。 不過，戈利岑也是指責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為蘇聯間諜傳聞的始作俑者之一，這導致不少人認為他是一個居心叵測的陰謀論者。1996年的電影《碟中諜》（Mission:Impossible）曾以阿納託利·戈利岑為原型，虛構了一個角色——亞歷山大·戈利岑（Alexander Golitsyn）。
對安格爾頓來説，這是一個巨大的心結。當菲爾比以軍情六處聯絡人的身份在華盛頓工作時，二人曾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當菲爾比被指為蘇聯間諜時，安格爾頓起初難以置信，而這一事件也徹底改變了安格爾頓的職業生涯與工作態度。多年後，他甚至説過：如果他是一個殺人犯，那麼他一定會宰了菲爾比。
1953年，艾倫·杜勒斯出任中情局局長。1954年，安格爾頓被任命為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在親身經歷過菲爾比事件後，安格爾頓開始對任何蛛絲馬跡都首先投以懷疑的目光，甚至認為任何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應該首先假設自己所在的機構已經被其他勢力滲透，並以此為前提開展工作。這種過激的觀點，也讓不少人認為他因菲爾比事件而變得偏執，乃至崇尚陰謀論。
詹姆斯·安格爾頓（1917—1987）。二戰期間，安格爾頓作為戰略情報局的工作人員長期旅歐，負責在意大利及中歐地區的情報蒐集與交換工作。二戰後，他成為中情局的創始成員。在經歷菲爾比事件後，安格爾頓轉而堅信中情局、軍情六處和軍情五處等西方情報機構已遭蘇聯方面嚴重滲透，他以不擇手段尋找卧底、內奸而聞名，甚至多次指控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加拿大總理皮埃爾·特魯多（PierreTrudeau）等外國領導人也是蘇聯間諜。1965年，他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強烈要求撤換羅傑·霍利斯，導致後者最終退休。中情局第六任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Helms）曾稱其為“非共產主義世界中最卓越的反間諜人員”。不過，由於其觀點過激，中情局內部長期存在“安格爾頓派”與“反安格爾頓派”的衝突。而彼得·賴特自然是安格爾頓在軍情五處乃至整個英國情報圈子中最堅定的盟友。不過，也有不少人認為他們兩個人“互相刺激對方的偏執想法”。
戈利岑提供的情報雖然並沒有直接提到諸如金·菲爾比、喬治·布萊克等人的名字，但其提供的信息足以間接地確認這些人的身份。安格爾頓自然也將這些情況轉告給英國的同行，並同意讓英國也派人來找戈利岑問話。於是，軍情五處局長霍利斯、軍情六處局長迪克·懷特都不得不同意再次調查並審訊菲爾比。前者曾是菲爾比所推崇的反間諜幹部，後者則在1951年主持過對菲爾比的調查。
起初，他們選擇的調查人選是五處的阿瑟·馬丁，因為他也曾在1951年參與調查，對菲爾比知根知底。結果到最後一刻，卻換成了尼古拉斯·埃利奧特（菲爾比曾經的好友）。埃利奧特被派去貝魯特調查菲爾比，理由是他之前曾擔任過貝魯特的站長，也成功處理過喬治·布萊克的事件。
彼得·賴特對此自然非常不滿，曾直白地指責道：
“我們軍情五處內部少數知情人對這個決定都感到震驚……我們軍情五處從一開始就認定菲爾比有罪，現在終於有了我們需要的證據來逼迫他就範。菲爾比在軍情六處的朋友們，尤其是埃利奧特，卻一直堅稱他是清白的。現在，當證據無可辯駁時，他們仍想在內部解決。選擇埃利奧特也引起了強烈的不滿。他是伊頓前校長的兒子，舉止懶散，一副上流人士的做派。”
1963年1月10日，埃利奧特從倫敦趕到貝魯特，與菲爾比當面談話。埃利奧特告訴他的這位老朋友：現在有了新證據，要求菲爾比坦白自己的罪行。與之前10年矢口否認的態度截然不同，此時的菲爾比非常爽快地承認從20世紀30年代起自己確實曾向蘇聯方面提供情報。此外，菲爾比對埃利奧特突然造訪並不意外，似乎早就知道他會來找自己。
菲爾比告訴埃利奧特：自己是在1934年被首任妻子招募的，而他之後又招募了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不過，他為蘇聯的間諜服務止於1945年，因為當時他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至於1951年他向伯吉斯、麥克萊恩透露消息，只不過是“出於對朋友的忠誠”，而不是一個仍然活躍的間諜為另一個間諜打掩護。聽完菲爾比的供述，埃利奧特甚至流露出同情和理解的神情：
“你在1945年停止為他們（蘇聯人）工作，我對此非常確定……我可以理解在戰爭之前或期間為蘇聯工作的人。但是到了1945年，你這樣聰明和有魄力的人必然看到關於斯大林可怕行為的所有傳聞並不是傳聞，而是事實……你決定與蘇聯一刀兩斷……因此，我可以向你保證，迪克·懷特也可以保證，你將免於咎責，你將被赦免，但前提是你自己坦白。我們需要你的合作、你的幫助。”
事實上，在埃利奧特這類英國統治階級的精英看來，青年時代的左翼傾向乃至信奉共產主義就如同一種人人都會得的蕁麻疹，甚至覺得人們正是青年時代得過這種蕁麻疹，日後才會有免疫力。因此在面對菲爾比等人的過往歷史時，他們會採取一種近乎視而不見或習以為常的態度。
只要他還是“我們的人”，那麼就隨時歡迎他回來。
2022年，根據菲爾比事件改編的電視劇《敵友難辨》（A Spy Among Friends）正式上線。著名演員戴米恩·路易斯（Damian Lewis）、蓋·皮爾斯（Guy Pearce）分別飾演埃利奧特與菲爾比。該片改編自本·麥金泰爾（Ben Macintyre）的同名紀實作品。
埃利奧特與菲爾比前後交談了四天。其間，為了驗證菲爾比是否坦白，埃利奧特曾給菲爾比看了一張寫有12個名字的名單，這些都是軍情五處、軍情六處認為有間諜嫌疑的人，要求菲爾比圈出他所知道的蘇聯間諜。其中，就有“劍橋五人組”的另兩位：安東尼·布倫特、約翰·凱恩克羅斯。結果，菲爾比選了一個完全無關的名字。
此外，菲爾比此時的行動也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實質上的限制，埃利奧特似乎認為菲爾比身為一位上流社會的紳士不會輕舉妄動，他們之間完全可以心平氣和地理性交流。事後，彼得·賴特在聽兩人在貝魯特的交談錄音時曾評論道：“他們就像是兩個微醺的廣播主持人，操着熱情、典型的公學口音討論着20世紀最重大的背叛行徑。”
對菲爾比而言，選擇無非是兩個：要麼相信老友的話，回英國期待被赦免，如同布倫特那樣；要麼就是義無反顧地逃往莫斯科。最終，他選擇了後者。1963年1月23日，金·菲爾比突然從貝魯特消失。當晚，他悄悄地搭上了一艘蘇聯貨輪，徹底與過往30年的卧底生涯訣別。
事後回顧整個過程，不難發現當時的英國情報機構——無論是軍情六處還是軍情五處，似乎都並不希望真的將金·菲爾比抓回英國受審。在喬治·布萊克案件之後，再次把菲爾比送上法庭，除了對英國情報機構的聲譽造成傷害，讓英國政府陷入尷尬，幾乎全無益處。
金·菲爾比在英國的克格勃聯繫人莫丁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我看來，整起事情都是政治操縱的結果。對英國政府來説，起訴菲爾比沒有任何好處。一場重大審判，必然伴隨着驚人的揭弊和醜聞，勢必會動搖英國的體制。”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金·菲爾比是被刻意放走的。
約翰·勒卡雷也持有這種觀點。他認為，對英國的精英統治階層來説，把金·菲爾比帶回倫敦的風險可遠大於“送去”莫斯科。而根據霍利斯晚年的自我辯解，當時他和軍情五處的高層都非常擔心“劍橋五人組”等一系列事件會影響軍情五處在英國情報界的地位和權力，因此更傾向於低調處理，而非大張旗鼓地追責徹查。
當然，除了英國情報機構內部政治鬥爭的原因，金·菲爾比之所以能如此從容不迫地叛逃，似乎有另一層更隱秘的緣由。無論是他對埃利奧特的造訪早有準備，還是最終從容叛逃，都透露出一個跡象：蘇聯人依舊能接觸到深藏在英國情報機構內部的線人，而這個線人始終注視着菲爾比事件的動向。
多年之後，彼得·賴特、安格爾頓、阿瑟·馬丁等人認為軍情五處內部只有時任局長霍利斯和副局長格雷厄姆·米切爾（GrahamMitchell）才有這樣的權限。而在1961年4月，英國政府迫於壓力不得不宣佈金·菲爾比失蹤的消息後，羅傑·霍利斯在一份發送給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的備忘錄中這樣寫道：
根據我們的判斷，菲爾比關於與蘇聯人關係的陳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它與我們所掌握的所有可用證據相符，我們沒有證據表明他在1946年之後繼續為蘇聯人做事，除了麥克萊恩這一孤例。如果是這樣，那麼對美國利益的損害將僅限於二戰期間。
而胡佛則對霍利斯的認識感到不可思議，無法理解這些英國人居然還相信菲爾比所講的話。在到達莫斯科幾周後，金·菲爾比給埃利奧特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我非常感謝你一直以來的友好協調。我本可以更早些與你聯繫的，但我認為再等等或許更好。我們過往的會面和交談總叫我感念。這些回憶能在這個複雜的世界中幫助我找到方向。我始終對我們之間深厚的友誼深懷感激，並希望關於你因我而遇到麻煩的傳聞並非實情。如果我給你造成了麻煩，那對我也將是痛苦的，但我相信你已經找到了擺脱困境的方法。
1968年，金·菲爾比還出版過一本講述自己在軍情六處生涯的回憶錄——《我的秘密戰爭》（My Silent War）。當時英國政府認為這本充滿惡意的回憶錄是蘇聯方面宣傳戰、輿論戰的一部分，意在破壞英國情報部門的聲譽，因此曾施壓英國的各大媒體和出版社不得發行、披露這本回憶錄的內容。
菲爾比（右）和同被稱為“劍橋五諜”之一的麥克萊恩
至於另一位叛逃者潘科夫斯基，就沒有金·菲爾比這般幸運了。1963年5月，他因叛國罪被送上了軍事法庭的審判席並被判處死刑。
一個月後，金·菲爾比公開在莫斯科亮相。在莫斯科，他見到了十餘年未見的伯吉斯和麥克萊恩。而伯吉斯在與菲爾比重聚後不久，便因腎功能衰竭及其併發症去世。不過，三年後，還會有一位新成員加入這個莫斯科的“叛徒小組”。他就是喬治·布萊克。1966年10月22日，布萊克在獄友的幫助下，成功越獄並渡過英吉利海峽，穿越北歐和聯邦德國，經民主德國，成功逃亡蘇聯。布萊克將自己能成功越獄歸結於自己的好人緣：
監獄內外都有人幫我，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越獄當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我被判了14年，我相信自己只能服完全部刑期。
實際上，在1964年，時任英國內政大臣布魯克勳爵（LordBrooke）曾警告軍情五處和監獄方面：“如果布萊克越獄逃走，那麼無疑就是另一樁火車大劫案，結果是災難性的。”而羅傑·霍利斯則保證萬無一失，“布萊克不可能越獄，因為他太受關注了”。
站在政治和輿論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布萊克、菲爾比，又或是伯吉斯、麥克萊恩，他們對英國所造成的最嚴重傷害或許並非因為他們所泄露的情報，而是他們的真實身份被揭穿、被發現本身。當任何一名英國高級官員或情報人員都可能被揭發是蘇聯間諜後，英國人對其社會的信任必然會進一步瓦解。而在這種氛圍之下，任何人都是可以被懷疑的，哪怕是軍情五處、軍情六處的最高長官，甚至首相本人也不例外，美國方面也對英國同行頻發的叛徒醜聞感到強烈不滿。
1963年，因為一系列紕漏而飽受抨擊的羅傑·霍利斯批准了一項對自己副手、軍情五處副局長格雷厄姆·米切爾的秘密調查，因為米切爾在之前對伯吉斯、麥克萊恩的調查中完全“忽略”了金·菲爾比。當時軍情五處D部門的負責人阿瑟·馬丁與彼得·賴特都懷疑軍情五處或軍情六處內部有高層成員是蘇聯的卧底，甚至就是那個神秘的“埃利”。因為能接觸並泄露金·菲爾比相關信息的，只可能是高層人物。實際上，阿瑟·馬丁、彼得·賴特把霍利斯和米切爾都列為了嫌疑人，而在跟霍利斯報告時，他們卻只提到了米切爾。
他（霍利斯）彎腰坐在辦公桌前，臉色蒼白，臉上掛着奇怪的微笑。我（阿瑟·馬丁）解釋了自己的想法，指出格雷厄姆·米切爾就是我心目中最有可能的嫌疑人……我原以為自己的話多少都會受到質疑，但他除了説“那好吧，我會考慮一下”，沒講任何話。
然而，在秘密調查剛開始後不久，米切爾便因身體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了，針對他的調查隨即便被霍利斯喊停。為此，霍利斯甚至不惜解僱了不願罷手的阿瑟·馬丁，“只給了他兩天時間清理辦公桌”。最終，軍情六處局長迪克·懷特不顧霍利斯的反對，收留了馬丁。而這一事件，也讓彼得·賴特幾乎肯定了自己對霍利斯的懷疑。
一年多以後，霍利斯也從軍情五處退休。
然而，圍繞軍情六處、軍情五處卧底的疑雲並未隨之消散。
與此同時，在經歷過古巴導彈危機後，美蘇雙方均開始主動緩和緊張的對峙狀態，先後簽署了一系列限制核試驗、彈道導彈的國際條約，東西方冷戰隨之進入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自20世紀60年代中葉後，美國一步步陷入越戰的泥潭，蘇聯則在亞非拉各地壯大自身陣營的勢力。
而冷戰對抗態勢的再次驟然加劇，則要等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並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引發了一場遠比古巴導彈危機更危險的衝突。其間，雙方各自埋藏在對方中的“鼴鼠”也在無意間撥動了世界命運的方向盤。
從1979年起，美蘇兩國之間的對抗再度呈現升温的態勢。
首先是卡特政府提出要與蘇聯就後者圍繞歐洲部署中程彈道導彈的問題展開新一輪談判，若雙方無法在1983年前達成一致，那麼美國就會單方面針對蘇聯部署上百枚新型的潘興2導彈以及其他巡航導彈。
此後，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又開始領導對蘇聯實施全方位的制裁。而負責卡特政府對蘇政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對蘇聯的反感近乎本能且毫不掩飾。在處理對蘇關係上，他並不認同基辛格所篤信的權力平衡理論，主張全面對蘇強硬並通過各種手段促使蘇聯陣營內部的分裂瓦解。例如他積極主張利用人權等意識形態手段來攻擊蘇聯的政治合法性。阿富汗戰爭爆發後，他又説服卡特帶領西方國家集體抵制莫斯科奧運會並支持阿富汗境內的反蘇抵抗勢力。
在里根政府上台後，咄咄逼人的新自由主義外交攻勢也在布熱津斯基的政策基礎上進一步發揚光大。此時美蘇之間的對抗氛圍又讓人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軍備競賽如火如荼，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此起彼伏，間諜特工在各處進行激烈較量。
1983年3月6日，麥克萊恩因嚴重的肺炎在莫斯科去世，享年69歲。20天后，安東尼·布倫特因心臟病突發在倫敦的家中去世。
這兩位“叛徒”的相繼過世，似乎也為1983年預示了一個不太好的兆頭。
沙青青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