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特·舒赫：受特朗普囂張氣焰打擊，德國人對中國的討論突然變調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岡特·舒赫】

一

如今，德國的掌權者大多是跟我同一代的人——我即將年滿52週歲。他們審視特朗普政府當前加徵關税、威脅退出北約等行徑時，帶着與我們這代人相似的成長烙印。

我1973年出生在西德，成長於冷戰期間。我兒時對世界的看法清晰而簡單：西德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預定戰場（這一點看起來似乎比我們所有人想象的都要真實），而我們依賴美國朋友和盟友的軍事保護。我清楚地記得，八九歲時，我還在小學和朋友們討論在武裝衝突中獲勝的機會有多大。那是一段可怕的時光，我們相信善惡陣營涇渭分明，而我們當然是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正值青春期的我第一次對跨大西洋友誼產生質疑。當蘇聯部署SS20導彈時，美國計劃在西德增配“潘興II”中程核導彈，德國左翼政黨、綠黨等和平主義者激烈抗議，保守派卻大多支持軍備競賽。

美國“潘興II”中程彈道導彈 圖自維基百科

16歲那年，我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鄉村與一個家庭一起生活了一年。在當地高中上學時，我見識到了相當多美國人對世界上其他國家（包括德國）的極度無知和漠不關心，這讓我感到震驚。諸如“你們德國人有沒有汽車”、“你在購物時是否會偶爾碰到希特勒或他的親戚”、“你是開車還是坐火車來美國的”等等，美國人問出的這些問題讓我不禁懷疑：讓這樣的選民選出的政府去充當“世界警察”是否明智？

回到德國後，我見證了我們這一代年輕德國人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的反戰態度。當時兩德剛剛統一，蘇聯解體不久，即使俄羅斯加入北約也並非不可想象。我們德國人渴望收穫和平紅利，迫切希望改善與東方所有鄰邦（包括俄羅斯）的關係。

在第二次海灣戰爭期間，德國國內絕大多數民眾（包括當時的總理施羅德）都反對這場戰爭。共和黨的布什政府被認為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總的來説是無能的笑柄。這一時期不僅成就了德法關係的蜜月期，也促成了歐洲空前的團結——當然，英國永遠是歐洲的例外。

因此，在奧巴馬和拜登領導下的美國民主黨政府在德國的聲望要高得多，這要歸功於他們在槍支和墮胎問題上與德國人的世界觀更為契合，當然還有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緣故。如果讓德國人投票選舉美國總統的話，特朗普最多隻能獲得不到20%的選票，而且其支持者幾乎只有極右翼分子。

德國和歐洲的高層政治家們都堅定地認為，特朗普的當選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他那所謂終結烏克蘭戰事的決心，在歐洲看來實則是動搖北約根基的威脅，意味着美國可能撤除保護傘，讓歐洲獨自面對俄烏戰爭的爛攤子。

在歐洲人看來，美國的信譽已經破產資料圖：AP

可悲的是，正如我前文所述，在2025年2月23日德國大選競選期間，儘管特朗普當選後必將給防務體系和關税政策帶來混亂早已是明牌，如何應對這位新任美國總統的議題卻完全未被認真討論。若要論特朗普唯一的“優點”，恐怕就是他從不對自己的計劃遮遮掩掩且言出必行。因此，當德國如今手忙腳亂倉促應對時，這苦果完全是我們自己釀成的。

我們着實沒料到，特朗普推行其議程竟會如此雷厲風行、來勢洶洶。有不少時事評論員把特朗普描述為一個經濟學知識匱乏的瘋子。雖然我不認同這種説法，但必須承認，特朗普如今對股市動盪的漠視令人震驚，這與過去以股市表現作為政策成敗標尺的他判若兩人。

在民主政體中，政治家最忌諱的就是觸動民眾的錢袋子，而特朗普的政策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內正是如此：通脹壓力滲透日常生活，數百萬美國人查看401K養老金賬户時都會意識到，若市場不能快速回穩，他們恐怕得多工作一年甚至數年。

與首個任期不同，這次特朗普是有備而來的——他不僅篤定自己會獲勝，更用了四年時間精心籌備。其智囊團不全是福克斯新聞主播、江湖術士和阿諛奉承之輩（當然這類人依然存在）。儘管他仍沉溺於妄自尊大的權力幻夢，至少表面堅信美國仍有實力脅迫所有國家——必要時甚至不惜單挑全球。與民主黨慣常的虛偽作派不同，他毫不掩飾其利己主義的冷酷邏輯：在他眼中，公平交易不過是弱者的一廂情願。

在我看來，這些解釋雖有一定道理，卻只是眾多因素中的組成部分。鑑於每個因素都將對德歐產生連鎖反應，因此我們此刻就該未雨綢繆。

二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為特朗普推出的這些政策給出合理的解釋呢？不管特朗普的這些行為背後是否有足夠合理的理由，也不管這些行為可能會產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後果，至少人們應該意識到，特朗普推出的一切政策都是有其想要達到的目的的。

我的核心論點是：美國在財政和軍事上實際上已經達到了極限——中國在這兩個領域都是其有力競爭對手。

我們已到達某些學者所稱的“肯尼迪時刻”：英國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1987年頗具影響的著作《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指出，當軍事野心超越經濟承載力時，超級大國就會因“帝國過度擴張”而衰落。

有人將此簡化為更直觀的公式——“當債務償付成本超過國防開支時，危機就來了”。美國現狀正是如此，且形勢只會持續惡化。對外，美國承認需要將軍事重心轉向亞洲，與俄羅斯和解並將防務包袱甩給歐洲。但我認為特朗普政府內部也清楚，即使僅靠這一點，在財政上也是不可持續的。

我曾多次提到過不可避免的“債務死亡螺旋”現象，並一直對外國機構投資者對美國債務的強勁需求存疑。特朗普成立政府效率部（DOGE）削減開支、加徵關税以便讓進口商充實政府財政等行為，或許表明他擔心債務泡沫的災難性破裂可能在其任內發生——這種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如果他繼續推行更多措施，可能性恐怕會更大。

特朗普既想要平衡美國的貿易逆差，又要維持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這本身就是矛盾的。儲備貨幣必須保持全球流通，使美國能用印製的綠紙換取實體商品。法國前總統德斯坦稱之為“囂張的特權”，與特朗普所謂“全世界在剝削美國”的論調完全相悖。這也解釋了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個觀察：為何普通美國人能長期維持遠超其生產能力的消費水平——他們消耗的實物價值遠高於自身創造的價值。如今特朗普還想主動削弱美元，這雖然  有助於貿易再平衡，卻會加速全球去美元化進程。

特朗普試圖通過進口關税迫使外國企業將生產線遷至美國，而不是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產品因進口税而失去競爭力。這套策略對出口導向型的德國或許有效，畢竟德國企業本就熱衷投資美國。例如寶馬集團目前就已從其全球最大工廠（位於美國斯帕坦堡）向德國返銷多款車型，西門子等德企巨頭在美直接投資規模也位居海外市場之首。加徵關税無疑會進一步強化這種趨勢。

然而特朗普政府朝令夕改的作風，對需要長期規劃的商業決策堪稱毒藥。動輒數十億美元的投資決策需要時間醖釀，建廠投產更需數年週期。

拜登曾試圖用《通脹削減法案》（這名稱實在名不副實）的鉅額補貼吸引企業，而特朗普則想強迫德國人購買更多美國貨——從不符合歐盟衞生標準的氯洗雞肉，到正宗美系汽車。就連專業進口商都坦言，美系車在德滯銷從來不是價格問題，而是審美差異：我們既沒有停放巨型皮卡的場地，也不具備支撐大排量“油老虎”的用車環境和燃油税政策。

特朗普粗魯傲慢的溝通方式產生了反效果——德國消費者和民間組織反而更積極尋找歐洲替代品。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特斯拉：今年二月其在德銷量同比暴跌76%，10萬受訪德國民眾中94%明確表示絕不會購買特斯拉電動車。而同期德國非特斯拉電動車的註冊量卻增長了32%，形成鮮明對比。

路透社報道：特斯拉3月在德銷量暴跌，在英小幅下滑

總體而言，歐美貿易中，貿易政策主導權仍掌握在歐盟手中。截至目前，歐盟選擇謹慎應對——既未對關税攻勢置之不理，也不像中國那樣“以牙還牙”。如同上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貿易戰，歐洲試圖通過對威士忌、哈雷摩托等產自特朗普關鍵選區的標誌性商品加税來表明立場。

歐盟同時指出：儘管在2024年美國與其他貿易體在諸如汽車這類商品上的貿易順差達到1.21萬億美元，但同期服務貿易順差卻增至2930億美元，同比增長了5%。

由於未能像中美那樣建立自主的PC/智能手機軟件、貿易平台、社交網絡及人工智能生態系統，谷歌、Meta和亞馬遜等美國科技巨頭在歐洲佔據壟斷地位。這些企業甚至以近乎無恥的方式廉價“出口”利潤——某些歐盟成員國（如愛爾蘭）為吸引企業總部入駐提供超低公司税，使得科技巨頭可以通過“特許權使用費”，將實際業務發生國的應税利潤轉移至避税天堂，導致法國、德國等主要市場的實際納税額趨近於零。

歐洲正醖釀改革這一體系，若貿易戰升級將考慮開徵數字服務税。此舉勢必引發特朗普麾下科技寡頭的不滿，比如埃隆·馬斯克就已經公開提出了建立美歐自由貿易區的終極設想。

此外，有人提議將關税作為談判籌碼，脅迫美國國債持有者將債券展期為50年或100年的零息或超低息新債券。這實質上無異於變相賴賬——只不過保留了名義上的體面。英國和盧森堡是美國國債僅次於日本和中國的外國持有者，這些國家絕不會接受被變相剝奪資產。它們更可能選擇拋售全部債券而非接受展期，這將徹底摧毀美元體系，使美國政府（再）融資陷入絕境。不過上述推演整體仍顯得過於脱離現實。

特朗普政府的另一種策略，可能是強迫盟友在對華政策上完全站隊美國。這無疑是美國的一個政策目標，但歐盟已經一再明確表示，無意與任何一方建立排他性關係。

迄今為止，美國的施壓反而適得其反，比如日本和韓國就在與中國商談加強經濟合作的事宜，這在過往多年是鮮有耳聞的。有趣的是，在德國的公開辯論中，“與中國的遺留問題”突然被描述為與商業有關，如自由市場準入，而前政府強調的“制度性”對立和所謂人權問題幾乎銷聲匿跡。簡單來説，當中國保持一個穩定且被大眾所熟知的形象，並與日益失去吸引力的大西洋對岸形成對比時，中國就突然顯得更有吸引力了。

這一次，德國明確拒絕了與中國對立

此外，如果把加徵關税作為換取某種利益的籌碼，那麼就意味着作為回報關税必須再次降低，而不是將製造業帶回來。

因此我認為，特朗普的真正核心目標在於讓關税“更長時間地居高不下”。這絕非為了重振體力勞動就業，因為即便不計成本，美國勞動力市場也根本提供不了足夠人力。深層意圖在於：即將到來的製造業革命將在現有自動化基礎上，由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實現壓倒性的產業升級。美國企圖搶佔這場變革的制高點，這種發展模式雖與高工資水平兼容，但必須讓本土製造業規模成為進步的核心引擎。要在革命浪潮前及時重建足夠產能實屬不易，或許因此他才採取瞭如此急功近利的做法。

而隱藏在這套技術經濟邏輯背後的動機，恐怕更為險惡。

德國人深知，我們輸掉兩場世界大戰並非因為技術落後，也不是因為缺乏優秀士兵；真正致命的是德國面對的是工業基礎和原材料儲備更雄厚的聯盟體系。至少，當美國加入敵對陣營，並將其民用工業巨獸轉入戰時軌道之後，結局就早已註定。

如今，中國才是民用工業巨頭，而美國剛剛領教過在常規戰爭中軍火庫能以多快的速度耗盡——甚至可能被俄羅斯這樣的對手在產能上反超。最近我聽了科技大佬彼得·蒂爾（Peter Thiel）的一個訪談，這位一向極右傾且熱衷政治的億萬富翁在字裏行間明確傳遞出一個觀點：美國必須接受一些犧牲，才能重新獲得對其軍工生產的主權。造船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這種情況下，即便重提鋼鐵等“舊經濟”重工業的戰略意義也合乎邏輯。

特朗普在西半球的地緣政治博弈——從巴拿馬、加拿大到格陵蘭——若不只是其慣用的醜聞煙幕彈以掩蓋真正要推行的政策，或許都與這一軍事論點有關。

三

作為歐洲人，我們承認在防務開支上確實有些“搭便車”，但面對其他多數要求乃至公開威脅，我們自然感到憤慨。法國主動向丹麥提供格陵蘭軍事支援是有原因的。可以説特朗普在上任100天的時間裏就毀掉了美國自二戰以來甚至更長時間才建立起來的聲譽。

德國人確實承認，特朗普這次是堂堂正正贏得選舉的，而且他在競選過程中提出的建議確實是正確的。因此，這至少展現了半個真實的美國，而那些認為沒有特朗普，美國就會回到“過去的美好時光”的聲音，現在已經站不住腳了。

對美國失去信任的德國嚇得魂不附體，於是剛剛通過了史無前例的豁免條款——允許將超過GDP 1%的國防開支（甚至上不封頂）排除在我上篇文章中提到的極具爭議的“債務剎車”機制之外。

緊接着，總理默茨就炮製了德國曆史上最嚴重的選舉謊言。多年來保守派一直堅決反對放寬債務限制，卻在勝選後立即操縱議會投票，預計將為軍事及部分民用基礎設施新增約2萬億的歐元債務。不僅國防工業，許多行業都視此為將資本和勞動力轉向德國製造業的重大機遇。

出於各種原因，我反對這一普遍共識。軍費開支本質上是一種不當投資，因為其產出的資產本身並不創造價值——理想狀態下它們僅需發揮威懾作用，永遠不應被實際使用；即便動用，也只是用於破壞性目的。

德國國防預算的使用效率之低下有目共睹：我們與俄羅斯和平時期的預算相差無幾，但我們的軍隊卻幾乎沒有什麼可炫耀的。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今天的歐洲與俄羅斯進行一場軍備競賽，是否會像當年蘇聯敗給里根政府那樣敗給今天的俄羅斯呢？

事實上，葡萄牙已取消對美國軍工企業的F-35訂單，丹麥等國也在考慮終止採購“愛國者”導彈系統。此外，我們不應忘記再次加強外交努力。多年來，我們一直試圖與普京的任何談判都無法進行，現在我們卻抱怨自己在談判桌上沒有一席之地，但每場戰爭都是在談判桌上結束的。

顯然，由於存在諸多意想不到的後果，特朗普的政策構想能否成功還遠未可知。這有時就像美式橄欖球中的“萬福瑪麗式長傳”（Hail Mary pass）——處於絕境的球隊孤注一擲地將球盲目拋向對方端區，然後祈禱隊友能接住。要麼全贏，要麼盡輸，而坐以待斃則必敗無疑。

“萬福瑪麗式長傳”

德國曾經有一位領導人，為了在自己有限的有生之年改變世界、彪炳史冊，甚至不惜拿自己人民的未來冒險。雖然其結局眾所周知，但特朗普及其部分幕僚顯然對當年德國的某些元素十分欽佩——比如特朗普要求下屬像希特勒的將軍們那樣絕對忠誠，又如馬斯克公然行納粹禮。這些象徵性的行為背後隱藏着一種更為重要且危險的思想崇拜：強者有權像自然法則般無情消滅弱者。

像關税這樣的政策，或許一個下午就能逆轉；諸如最高法院法官人選之類的決策，將影響未來數十年；而美國在歐洲聲譽的損毀，恐怕需要數代人的時間才能修復。

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德國社會將有意地減少對“美式生活方式”的追捧。公司將考慮在美國投資建廠，但會謹慎行事，不會一蹴而就，而且他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若有必要，歐洲將以數字税反擊；出於安全考量，各企業已在評估用本土軟件替代美國產品的可行性。各國正全力構建自主防務體系：法德兩國正加速軍工企業整合，並考慮在未來購買更多的本地產品——這一切必須與強化外交努力同步推進，待俄烏戰爭結束後及時解除制裁。

儘管德國債務激增推高了國債收益率，但相對而言，大量資本正在“拋售美國”（“selling America”），將歐洲股債視為替代選擇。就在特朗普大選前，我們已着眼於此與南方共同市場達成貿易協定。

有評論家比喻：如同（美國）父母終於將（歐盟）子女逐出家門，迫使他們學會自立。這本該自主完成的成長課題，如今被特朗普強行加速。現實或將達成新平衡：美國影響力衰減，歐洲取得局部進展，而與中俄的關係也有望從谷底回暖。當前的難題在於，當匈牙利等邊緣國家日益向東靠攏時，僅靠歐盟核心國家是否就能實現這一目標？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已對美歐關係造成永久性創傷。

當德國前總理施羅德與法國總統一起堅決拒絕跟隨美國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時，他曾告誡國民“切忌陷入膚淺的反美主義”，對此一位政治諷刺作家回應：“説的對，不過我的反美主義從來都很深刻”。對於越來越多的德國人和歐洲人來説，特朗普確保了這一言論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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