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浩楠：不要總覺得特朗普在下一盤大棋，“逆向基辛格三角”不會成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黨浩楠】

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國總統以後，以空前凌厲的手段向包括烏克蘭在內的西方盟友施壓，敦促其與俄羅斯立刻進行停戰談判，同時向俄羅斯釋放積極信號，並指示美國國務院與俄羅斯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

此後，美俄在沙特就烏克蘭和平問題於2月、3月展開兩場會談，達成一系列共識；其中包含：俄烏不針對對方能源設施襲擊，美方有可能暫停部分對俄製裁。這樣的結果當然離完全結束衝突相去甚遠，不過這些在僅僅下台幾個月的拜登政府時期是無法想象的場景。

僅僅幾周後，隨着俄烏互相指責對方攻擊基礎設施，以及俄方導彈襲擊蘇梅州、烏方進攻別爾哥羅德州，美俄在沙特擘畫的和平藍圖逐漸成為泡影。在國際問題分析人士看來，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即使美俄都有停止烏克蘭衝突的意願，但雙方的“交易底價”仍相差甚遠，儘管在好大喜功、急於求成的特朗普勉強撮合下達成了某些共識，但偏離眼下的地緣政治現實太遠的協議註定無法被落實。

但如果將目光聚焦於在伊斯坦布爾進行的兩輪美俄關係正常化談判，則會發現在這場談判中達成的協議明顯“更接地氣”，也更加容易執行。雙方在恢復使館正常運作、解凍外交資產、便利雙方外交官到任等問題上取得進展。雖然雙方都強調伊斯坦布爾談判僅涉及改善雙邊外交關係的技術問題，不會討論烏克蘭問題（換言之，即不會將結束俄烏衝突與兩國外交關係正常化問題掛鈎），但這樣罕見的正向互動，是否可以視為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螺旋下跌的美俄關係“止跌企穩”了呢？

當地時間4月10日，美俄代表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進行了大約6個小時的會談。路透社

作為兩個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美俄雙邊關係本就應該是多層次、立體式的，暫且放下目前雙方矛盾最尖鋭的地緣政治衝突，美俄至少在核軍控、應對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以及逐漸上升的人工智能風險等方面需要對話協調。

而即使迴歸美俄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問題，也會發現俄烏戰爭主要衝擊的還是歐洲安全框架。雖然在美國建制派看來，跨大西洋同盟的安全利益密不可分，但理性來看，單就俄美關係而言，烏克蘭危機本身未必比美俄核軍控體系完全破碎對美方構成的威脅更大。如果回顧2022年之前的美俄關係，也不難發現在伊核、朝核等一系列問題上，俄美立場非但不對立，反而時常重合之處大於分歧。

那麼，如果因為烏克蘭戰爭或其背後的歐洲安全問題矛盾，導致美俄在其他所有問題上都陷入不計成本的對抗，是否符合美國利益，尤其是特朗普眼中的國家利益呢？

在筆者看來，特朗普在結束俄烏戰爭問題上施壓盟友、示好對手，執念般地推動改善美俄關係，其底層邏輯在於他和傳統政治精英對美國利益有着不同的界定。在此基礎上，如果特朗普治下的美國選擇迴避其對北約盟友的安全責任，並減少維護其念茲在茲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那麼筆者認為至少在特朗普當政期間，跌至谷底的美俄關係的有限度恢復，是可以與延宕三年的俄烏衝突停戰問題分隔開來的。

4月26日，特朗普和澤連斯基在梵蒂岡舉行短暫會晤。法新社

“逆向基辛格三角”緣何難立

在以上分析中，筆者認為美俄關係的改善完全有可能，那麼在這場可能出現的地緣政治變化中，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是否也出現了一些相應的變化？

在討論中美俄關係時，無法跳過的“經典模型”就是中美俄大三角，也被稱為“基辛格三角”。有必要説明，造成中美俄三國關係的相互作用與複雜演化因素，必然不全在“大三角系統”內部（本文將三國之間的國際關係抽象出來稱為系統內，其他國家、國際組織對其影響稱為系統外），這裏將大三角“拎出”國際關係做隔離分析，是為了觀察三國之間的相互影響。同時還應該看到，大三角關係在不同歷史時間內存在強弱之分，即有時三國關係明顯呈現“大三角”內聯動的特徵，但有時這樣的特徵又不太明顯。因篇幅所限，本文討論的時間範圍僅限於最近十幾年。

冷戰結束至2010年代，隨着國際關係日益多極化，“一超多強”的格局逐漸呈現出來，在這一歷史階段，較少有人使用“大三角模型”來分析中美俄關係，這是因為在資本全球化的大潮中，大小國家相互間的聯繫普遍增強，國際政治舞台不再被大國獨霸，因此這種分析視角反而可能被視為是“冷戰思維”或“以史套今”。

然而，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放緩，“大國競爭”強勢迴歸國際政治舞台，有關“新大三角關係”的討論也逐漸增多，成為學界和政策界關注的焦點。近年來，“大西洋理事會”、威爾遜中心等知名國際問題智庫，都就該問題組織過研討會。

“新大三角關係”在當下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往往又特指“反向尼克松戰略”或稱“逆向基辛格三角”，其核心思想是，俄羅斯綜合國力已遠落後於中美，而中國是美國自我定義的“唯一既有意圖也有實力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所以應當改善與俄羅斯關係，最好能離間中俄，進而集中精力遏制中國。其核心思路還是狠抓主要矛盾、擱置次要矛盾，但做法與1970年代相反，進行聯俄反華或拉俄製華。為行文簡便，後續統稱“逆三角”戰略。

在此，筆者先給出結論，即“逆三角”戰略已不可能實施。

首先從歷史上看，大三角戰略成功實施的前提是，中蘇關係已徹底決裂，而中美關係中的地緣政治矛盾已顯著減少。換言之，彼時尼克松、基辛格要推行該戰略的困難，僅僅在於排除國內政治勢力對華意識形態偏見。隨後，基辛格以實用主義為方針，繞開國會採用秘密外交手法，在兩國沒有外交關係的條件下直接進行高層對話；毫無疑問，這一大膽戰略的成功實施為冷戰中的中美兩國都帶來了重大地緣政治利益。但基辛格做的，本質上只是在已經形成的地緣政治現實基礎上，發揮政治勇氣、運用非常規的手段，打開了早應破冰的中美關係大門。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乘專機到達北京，周恩來總理在機場迎接。

回到當下，中俄關系近年來在兩國高層頻頻發佈的共同宣言、政治文件中多次被描述為“處於歷史最好時期”，筆者實在想不到美方還能有什麼離間中俄的“抓手”。那麼，在中俄雙邊關係成熟穩固的情況下，美國又能否在中俄關系“體系外”做文章，利誘俄羅斯疏離中國呢？

特朗普主張的“美國優先”是將國家利益置於意識形態之上，這與基辛格強調現實主義、主張根據國家利益制定對外政策有一定相似之處。但無論特朗普對改善美俄關係給予多高期望，眼下美俄之間橫亙的是實實在在地緣政治矛盾。也許特朗普能以其特立獨行的方式有限恢復美俄關係，但由俄烏戰爭產生的對俄製裁、資產扣押等問題，解決起來面臨着國內政治和歐洲盟友壓力，特朗普沒有太多向俄羅斯妥協的餘地。即使特朗普情願不計成本“擁抱”俄羅斯，但在技術層面，根據2017年通過的《反制美國對手製裁法案》（CAATSA），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已通過立法固定，限制了總統在沒有經過國會同意的情況下解除或放鬆這些制裁的權力。

而如果特朗普咬緊牙關卻只能給出些蠅頭小利，又如何撬動精明的俄羅斯高層呢？不要忘記，在俄烏戰爭爆發前，俄羅斯向美方提出的邊境撤兵要價，就是“保證烏克蘭不得加入北約”“撤回北約在東歐部署的進攻型武器”，即使俄烏戰爭延宕至今，俄方頂着被制裁的巨大壓力，也沒有對這些問題松過口。因此，想要誘導俄羅斯放棄中俄戰略伙伴關係這樣的經濟安全利益，恐怕自詡為精明交易家的特朗普也無法與素來“漫天要價”的俄羅斯“make big deals”吧。

還有一個經常被誤解的問題，就是上述分析中提到的“改善與俄關係，離間中俄，進而集中精力遏制中國”，在美國一些政客看來，其中所謂的“集中精力”問題壓根就不存在。

美國自負於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長期以來對中俄兩國實施“雙遏制”戰略，在具體做法上就是利用美國在現行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及其全球盟友網絡，在歐洲主要以北約為工具，在亞太方向則是利用美日、美韓等同盟關係對中俄分別進行戰略圍堵。這同時利用了現有的地緣政治矛盾和歷史遺留爭端問題，緩解了美國面對中俄兩國時軍事力量的不足。

俄烏戰爭爆發後，為了夯實“雙遏制”戰略，美國強行將烏克蘭危機與台海局勢關聯，誘導北約盟友介入台灣問題，在2022年6月舉行的北約馬德里峯會上，美國首次邀請日韓澳新等國首腦與會。從歷史上來看，不管是“大三角”還是“雙遏制”，本質都是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以非戰爭手段對對手進行遏制，如果過度關注曾經的“大三角，進而執着地認為也會產生相應的“逆三角”，反而可能混淆我國眼下面臨的主要威脅。

虎頭蛇尾的特朗普“交易式外交”

既然推動俄烏和談，在政治上和技術上都極為複雜，急於求成但自詡精明的特朗普為何選擇啃這塊硬骨頭呢？

眾所周知，特朗普總統相當熱衷於外交事務，可能原因在於，比起在橢圓形辦公室簽發一道道行政令，穿梭全世界達成談判交易的形象更能吸引全球目光。特朗普的個人外交風格也確實獨樹一幟，從上屆任期看，他聲勢最為浩大的外交活動大概包括：美俄赫爾辛基峯會，“亞伯拉罕協議”，以及兩輪美朝峯會。

雖然當初美俄為了實現被寄予厚望的赫爾辛基會面，在外交上做出了眾多努力，但還是未能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唯一的成果可能就是特朗普實現了與普京面對面會晤的夢想，但同時特朗普“離經叛道”的行為引發國會內包括羅姆尼、麥凱恩等共和黨議員的激烈批評。更為重要的是，會談後美俄在例如敍利亞內戰等一系列問題上嘗試磋商，但最終均以不了了之告終。這也充分説明了美俄關係的結構性矛盾，遠非兩國領導人憑個人意願就能化解。

相比於美俄元首峯會，更令人意外的是美朝峯會得以舉行。

美朝之間巨大的實力差距、幾十年的互相敵視狀態，以及朝核問題在政治上和技術上的高度複雜性，都決定了雙方很難以元首峯會這樣的外交形式來解決問題。但也許喜歡標新立異、急於求成的特朗普當時的確相信自己能憑藉前期對朝鮮的極限施壓，再加上飄忽不定的“交易的藝術”，可以快刀斬亂麻地解決朝核問題，進而為自己攫取最大的政治資本。

可惜這樣戲劇化結果沒有發生，美朝關係仍按照地緣政治的現實邏輯發展。時至今日，朝鮮早已將擁核寫入憲法，其依靠核武保障安全的決心已更加難以動搖。

2019年6月30日，特朗普跨過朝韓軍事分界線，成為第一位踏足朝鮮境內的美國在任總統。文匯報

至於被特朗普稱為其任內最大外交成果的“亞伯拉罕協議”，也頗為值得反思。

表面上，該協議促成了以色列與數個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正常化，但該協議對中東問題的核心——巴勒斯坦建國問題毫無涉及。這項協議的本質，就是在美國壓力下阿拉伯國家聯盟進一步鬆動，放棄了之前要求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建國為條件換取承認以色列國的條件，即“先建國—後建交”的方案。這種單方面的讓步直接導致巴勒斯坦內部温和派喪失話語權，間接導致此後哈馬斯與以色列的武裝衝突以及震驚世界的加沙慘劇。

的確，特朗普的行事風格非常罕見，其剛上台時有別於建制派的言論也曾讓人耳目一新。也可能正因如此，無論他發表何種有悖常識的言論、做出何等反常之舉，總有人認為特朗普又在“下一盤大棋”。

但筆者在仔細分析其所謂的“外交成果”後發現，特朗普看似大刀闊斧、勇往直前的外交風格，給世界帶來的絕非是公平公正地解決爭端，進而消弭猜疑、凝聚共識，反而因其傲慢無知、急功近利，強行用出風頭式的個人外交去解決歷史上由複雜原因形成的國際問題，這讓本就暗流湧動的國際地緣政治關係雪上加霜。

在回顧了歷史上的中美俄三國關係，以及總結特朗普行為偏好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更確定地得出結論，眼下的中美俄新三角關係不同於歷史上任何時期，“逆向尼克松”戰略沒有被操作的空間。

即便特朗普仍將延續其具有破壞性的外交風格，俄美關係很有可能會有所恢復，但俄烏實現真正停戰則關乎未來整個歐洲的安全體系，極其複雜，因此美國也難以完全掌控。以特朗普急於求成的特點，很可能在再做出幾次嘗試後，由於沒有達到預期結果而悻悻罷手。畢竟歷史早已證明，所謂的特朗普外交，留下的大多是虎頭蛇尾、不了了之的爛攤子。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