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嫺：胡塞武裝的無人機，打穿了全球秩序的“外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一嫺】

過去數月，胡塞武裝一再使用廉價無人機與簡易導彈打擊全球最繁忙的航運線，迫使美國海軍投入數十億美元應對。而他們所動用的，只是幾架改裝的民用飛行器與廢舊電子零件。

在這裏，戰爭不再需要大國許可，也無需高樓林立的軍工廠。戰爭，已經變成一個程序包裹着憤怒，一塊電池承載着意志。

胡塞的無人機，已成為一個時代的隱喻：一顆小小的釘子，狠狠釘入了全球秩序的外殼。

為躲避胡塞武裝攻擊，美“杜魯門”號航母上一架F-18戰機墜海。圖為“杜魯門”號航母

一、戰爭的邊界正在鬆動

不只是在紅海之濱，類似的無人戰爭場景正在全球各地悄然上演。在烏克蘭前線，FPV無人機如蝗蟲般在戰壕上空盤旋；在加沙街頭，一輛汽車被無人機攜帶的導引彈頭精準清除。

無人化戰爭，正在從戰術邊緣走向多個戰場的現實主力。它不宣戰、不對稱、不依靠傳統軍力，也模糊了戰爭與非戰爭的界線。

然而主流的戰爭觀念，仍滯留在“國家對國家、軍隊對軍隊”的舊邏輯中。這一落差，往往使人們難以意識到：戰爭的形態正在被重寫，而戰爭的“狀態”也正在悄然改變。

這不是傳統戰爭的終結，而是其執行邏輯與空間結構正在發生轉向；無人化並不意味着取代所有人力，而是以更低成本、更高頻率、更小規模、擴展出更多模糊空間。

這種戰爭正從“突發性事件”轉變為全球秩序中的“結構性要素”，深度嵌入國家安全、外交、經濟與技術體系之中。不僅改變了國家間權力的運行方式，也重塑了我們對安全、邊界乃至未來的集體預期。

戰爭從可識別的暴力行動，轉變為一種彌散在全球結構中的持續機制。

二、無人戰爭的三個特徵

無人戰爭的出現並不是一次簡單的武器更新，而是一場深層的作戰邏輯變革。從各個戰場的實踐看，它至少呈現出三個關鍵特徵：低門檻化、去中心化、非對稱性增強。

第一，戰爭門檻的“平民化”

過去，發動戰爭意味着國家層級的資源動員：軍隊、工業、預算、外交授權等。如今，一套市售無人機加上開源控制系統，就可能對大型軍艦或指揮車發動有效打擊，引發戰爭。這種技術的“平民級可得性”，直接重寫了戰爭的進入條件。

戰爭的執行者不再侷限於國家力量。

第二，作戰流程的“去中心化”

傳統戰爭強調縱向指揮體系，現代無人戰爭則鼓勵並行攻擊、自主決策。

從烏克蘭的“無人機蜂羣戰術”到加沙、紅海的點狀襲擾，在這種戰爭中，作戰方式正從集中型命令控制，轉向多點分佈式執行，戰爭的擴展路徑更像分佈式的數據網絡，而非傳統戰爭中坦克與大兵團的線性推進。

第三，力量對比的“非對稱放大化”

無人戰爭降低了“弱者的開戰成本”，提高了“強者的防禦難度”。胡塞武裝、車臣特種小隊、烏克蘭若干民兵化作戰單位等非國家/邊緣行為體，利用無人系統成功實施多起戰略打擊。而傳統軍隊卻要耗費數百萬美元應對每一波“低成本襲擾”。

2025年4月，美軍杜魯門號航母在紅海為規避胡塞武裝發射的無人機和導彈，緊急轉向，導致一架正在拖行的F/A-18E戰鬥機滑落入海，造成數千萬美元的損失。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了低成本攻擊所引發的高強度防禦反應，及其對戰爭資源結構的深刻衝擊。

無人戰爭的本質，不只是換了工具，而是打破了國家對戰爭的壟斷。它將原本由國家主導的戰爭權力，裂解為一種多點湧現、低成本執行、跨平台協作的新機制。

三、平台與算法已成為戰爭的基礎設施

戰爭越來越多地存在於雲端、代碼、圖像、座標和權限中。技術平台、數據算法和商業通信系統，正構成新一代戰爭的“基礎設施”。

在中東戰區，行動情報通過Telegram加密傳遞；目標位置由GPS衞星定位；打擊錄像上傳至YouTube，供傳播與威懾；美軍則依賴微軟、亞馬遜、Palantir等平台構建其圖像識別與戰術反饋系統。

在烏克蘭，Palantir提供即時圖像識別系統，微軟Azure託管軍方通信與數據，AWS提供衞星圖像分析與數據備份。烏軍作戰端口完全嵌套在這些平台基礎之上。

馬斯克的星鏈提供前線通信支持，其服務區域的開啓與關閉，甚至直接影響烏軍攻防部署。

烏軍在戰場上使用星鏈

戰爭的部分關鍵權限，已被深度嵌入平台架構之中。星鏈對烏軍部署的影響，即是明證。烏軍的前線通信、導航與打擊反饋等核心功能，均依賴該系統的服務開啓與區域授權。

“平台權限即戰爭權限”的現實邏輯，正在現實戰場上愈發清晰地顯現。戰爭已不再是士兵對士兵，艦隊對艦隊，而是平台與平台、算法與算法的對抗。對網絡結構、數據路徑與節點協定的控制，已日益成為主導戰爭形態的決定性力量。

這種以平台為核心的作戰邏輯，正通過更隱蔽但更具智能特徵的武器系統進一步展開。以“金牛座”遠程巡航導彈（Taurus）為例，它不僅具備超視距打擊能力，更配備自主圖像識別與地形比對模塊，在GPS信號中斷或被幹擾的情況下，依然能夠依靠內建算法完成目標識別與路徑規劃，實現遠程精確打擊。其核心能力並不在於“遠”，而在於“自主”與“抗干擾”。

金牛座導彈近年來因援烏問題而成為歐洲戰略爭議的焦點，也恰好印證了這一類型武器的地緣政治分量。它不再依賴傳統意義上的“指揮-打擊”鏈條，而更像是算法授權後的“智能攻擊體”，意味着戰爭主動權正逐步從人手中轉向系統結構本身。

這類武器，表面看仍屬“有人決策、無人執行”的模式，但實際上其“任務自主化”程度已經越過傳統邊界，構成了戰爭技術架構中的第二層平台：算法-導航-決策三位一體。這不只是武器形態的演變，更是戰爭邏輯的結構重組。

四、技術邏輯下的秩序重組

傳統國際秩序是依託國家、條約與主權構建的穩定結構，但無人戰爭所製造的法律與現實之間的模糊空間，正悄然侵蝕這一體系的根基。

誰是行為體？是否構成戰爭？應對是否合法？在無人系統的運作邏輯中，這些原本清晰的問題如今變得模稜兩可，邊界與規則日益模糊。

葡萄牙地緣政治學者布魯諾·馬西斯在《World Builders》中曾預見性地指出：“Geopolitics is no longer about controlling territory, but about creating worlds.”（地緣政治的核心，不再僅是控制領土，而是創造世界。）

這種轉向標誌着技術力量不再僅服務於國家，而開始主導秩序本身的構建。

在這一前景中，網絡協議逐漸替代傳統條約，平台權限正在重塑我們對主權控制的認知。例如烏克蘭軍方對星鏈區域權限的被動依賴，正是平台對主權行為邊界施加影響的具體體現。前線通信、數據路徑等關鍵技術節點，正在成為新的治理中樞，而算法則一步步設定現實邏輯。

因此，在技術邏輯的驅動下，戰爭本身也發生了悄然轉化：它不再只是摧毀性的手段，而是開始成為建構世界秩序的一種方式。

五、無人戰爭與秩序的未來圖景

無人戰爭可怕的地方，並不僅僅在於它的火力強度，而在於它模糊了戰爭的邊界。

攻擊無需宣戰，目標不再以座標靜態存在，而可能以身份特徵、圖像特徵或信號模式被動態定義。作戰者不一定知道打擊對象的經緯度，卻能由算法識別圖像、信號或熱源，即時發起精準打擊。在加沙與烏克蘭前線，無人機常藉助圖像識別與熱成像技術，動態鎖定“人形熱源”或藏身目標，精確發動攻擊。

這意味着，戰爭打擊的邏輯，從“地理標定”轉向“數據識別”；行為者不一定擁有主權、不披軍裝，卻能透過網絡平台與無人系統製造戰略性衝擊。

它打破了我們熟悉的戰爭週期與責任體系，正在使戰爭變成一種長期存在、分佈式蔓延的結構性背景狀態。

戰爭已不再以突發事件的形式打斷和平，而是以持續的技術態勢，覆蓋在時代之上。若我們仍以20世紀的詞典理解21世紀的戰爭，下一場衝突的起點與走向或將變得不可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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