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遠征：這次人民幣沒有隨美元亦步亦趨，説明了一個重要問題

當地時間5月4日，第28屆東盟與中日韓（10+3）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意大利米蘭舉行，會議正式同意擴大“清邁倡議”多邊化融資模式適用範圍，使之不僅適用於金融危機，也適用於傳染病大流行和自然災害發生之際。

自2008年“清邁倡議”提出後，就一直作為區域金融安全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維護區域金融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此次擴大適用範圍，意味着在面臨非傳統安全風險時，區域內的國家將能夠更靈活、更有效地利用這一機制來應對挑戰，體現了東盟與中日韓國家間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決心。

特朗普此番全球關税大戰，引發了美元為基礎的全球金融市場的連鎖反應。中國在堅決反擊美國關税脅迫的同時，學者們也開始深度探討，在全球貿易體系、金融體系被動搖的當下，東亞地區有可能參照歐洲一體化和歐元形成的道路嗎？特別是人民幣國際化呼聲日漸高漲，中國將如何發揮好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穩定器作用？

就這些問題，觀察者網連線曾經參與人民幣國際化路線設計的原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前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曹遠征。

【對話/觀察者網 高豔平】

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根基被動搖

觀察者網：關於貿易戰的本質，年初您在接受我們的“問診2025中國經濟“ 對話時曾經談到，中美貿易戰是民族國家利益和全球化趨向之間的矛盾衝突。近期特朗普將加徵關税範圍擴大到全球，您怎麼看呢？

**曹遠征：**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80週年。80年前二戰即將勝利的時候，全球主要大國討論戰後秩序安排，形成了雅爾塔共識。

在這一共識基礎上，建立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多邊政治經濟治理體系，表現在國際政治制度安排上就是聯合國的成立，形成了在民族自決基礎上的一國一票來決定國際政治軍事大事的協調機制；表現在經濟金融制度安排上，形成了相輔相成的兩個支柱：一是自由貿易原則，建立了《關税和貿易總協定》；二是建立了佈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形成了以一國主權貨幣做為國際貨幣的金融機制。

二戰後，為什麼要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多邊政治經濟治理體系？這是人們深刻反思二戰前短短20年爆發兩次大戰的結果。二戰前的國際秩序是建立在實力基礎上的單邊成雙邊的地緣政治經濟安排，體現在國際經貿上就是以爭取順差為目標的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貿易政策。 

1930年，美國出台《斯姆特-霍利關税法案》，對來自全球的2萬多種進口商品徵收史無前例的高額關税，引起全球多數國家的反對和報復，關税戰逐步升級，愈演愈烈，形成德國納粹崛起的温牀，進而成為了戰爭的策源，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正是為了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就必須剷除戰爭的策源，建立起持久和平的機制。其中，開放市場、自由貿易至關重要，全球開始建立相互減免關税和非關税壁壘的制度，這也是《關税貿易總協定》成立的原因。

相應地，如果開放市場、自由貿易，在黃金受自然資源約束而供給有限的情況下，用一種信用可靠的主權貨幣做為國際貨幣，既可以作為價值尺度從事國際貿易，又可以及時提供流動性，使國際貨幣體系具有彈性，避免因國際流動性短缺帶來國際收支危機。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

世界貿易組織瑞士日內瓦總部

到了1995年，隨着冷戰的結束，《關税與貿易總決定》已經覆蓋到全球128個國家。1996年，WTO世界貿易組織代替了關貿總協定。跟《關税與貿易總協定》相比， WTO 不僅是商品貿易自由化，而且是生產要素貿易的自由化，即投資自由化，並由此奠定了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基礎。

經濟全球化使很多國家都亨受了發展的紅利，從而不僅加快了全球經濟增速，而且使全球貿易增速快於經濟，全球金融的增速又快於貿易。於是經濟全球化又以投資自由化為特徵，使全球進入了金融一體化的新階段。

與之相適應，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於1973年崩潰，美元雖然不再與黃金掛鈎，但仍然是國際貨幣。換言之，國際貨幣體系仍然是以美元為中心的，華爾街仍然是標竿。

需要指出的是，二戰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是美國主導建立的，美國因此也就成為這一體系的領導國家，在國際政治上是世界警察，在國際經濟上是規則的制定者，在國際金融上是國際貨幣的提供者。

然而，這次特朗普對等關税全然不顧這一切，以美國優先為宗旨，與自身當年所倡導的原則徹底背道而馳，不僅背離了二戰以來世界努力的方向，而且動搖了經濟全球化的制度根基，陷世界經濟於碎片化，置國際金融於動盪之中，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處於飄搖之間。

這一點特別突出地表現為特朗普對等關税的設計上。不同於—般意義上的關税税率對等，特朗普關税對等的是對象國對美的順差，亦即是對等美國對對象國的逆差。美國的逆差越大，對對象國徵收的關税税率就越高，其計算方法大致是美國逆差佔該國進口的比重除以2。

這種徵税辦法嚴重破壞了現行國際貿易體系中—旦提供税率優惠，第三方自動享受的普遍優惠原則，即便和當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税法》相比，特朗普的對等關税也更有岐視性，從而更加變本加利，以一對一的國與國談判挑戰着諸如WTO等具有一致性原則的國際貿易秩序，從而更具傷害性。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以爭取順差、消滅逆差為目標的對等關税，從根本上動搖着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首先，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必須對外保持逆差，沒有逆差，對方手上沒有美元，美元就不成為國際貨幣。美國持續而穩定的、可預期的國際收支逆差機制是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前提條件，是國際貨幣主權承擔國的國際義務。而特朗普的關税戰，為世界經濟蒙上了衰退的陰影。

其次，對等關税推出以來，已經動搖了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金融市場出現了股市暴跌，國債收益率飆升，美元指數下跌同時發生的現象。僅美元指數就從年初的高點下落了9個百分點，速度和幅度為歷史罕見。這種“股債匯”三殺的局面不僅僅反映了金融市場對經濟衰退的擔心，也表明了人們對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信心的動搖：美元還能不能作為可靠的國際貨幣，成了大家關注的重要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出現金融動盪，引發的就不僅僅是金融危機，而且是國際貨幣體系危機，其烈度有可能會大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於是，特朗普的對等關税加重了世界己出現的去美元化趨勢，有關國際貨幣體系重塑的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引人關注。

總結一下，這次特朗普的對等關税是對全球性貿易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的撼動，不能僅僅視為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爭端，同理，也不是國與國之間關係的變化。它意味着，戰後建立起來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經濟金融體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其根基正在被動搖。這是我們過去80年來未曾見到的。

人民幣的機會來了，一些貨幣盯住美元的規律被打破了

觀察者網：您講得非常深刻。重塑國幣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已經提出來了，那麼，我們能不能説，人民幣的機會來了？

**曹遠征：**人民幣的國際需求確實在上升中，事實上，在全球前列的經濟大國，尤其是貿易大國，其貨幣都有國際交易的需求。目前中國己是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體，人民幣自然也被跨境使用，尤其在貨物貿易上，跨境貨物貿易結算因此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形式。

然而，一種主權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雖然可以始於貿易，但不能止於貿易，換言之，不能僅僅停留在國際貿易層次上，而應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融資工具，還應廣泛地進入非居民的資產負債表，成為儲備貨幣。

特朗普這次對全球加徵對等關税，如前所述，正在動搖國際貨幣體系制度基礎，國際貨幣秩序重塑問題浮出水面。在這個背景下，人民幣的國際需求也不再僅侷限於貿易層次，出現了在國際金融市場投融資和儲備的需求，促使着人民幣國際使用全能化。在這個意義上，人民幣國際化的機會來了。當然，這也意味着會對中國金融帶來巨大挑戰。

首先，我們注意到，這次特朗普的對等關税政策導致了美元貶值。目前美元指數已經掉到98左右，前兩年美元指數一度漲到114（2022年），現在下降了16個百分點，其中今年就下降了9個點。

特朗普宣佈對等關税之後，美元指數大跌至100以下

一般來説，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含義就是，美元是錨貨幣，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鈎，表現為各國貨幣都是盯住美元的，如果美元指數漲，那就意味着各國貨幣會出現貶值，反之，各國貨幣會升值，呈現出同升同貶的一致性。

但是你看看最近的情況，不一致的變動出現了，美元在貶，其他貨幣有的在升，但也有貨幣還在貶。這説明過去不少貨幣盯住美元的慣例被打破了。

就拿人民幣來説，美元在大幅貶值，而人民幣也有略微貶值。以往通常是美元貶人民幣會升，但人民幣這次沒有升，這種情形只會導致一個結論：即人民幣與美元錨的關係相對疏離了，人民幣的匯率變動更多是由中國自身獨立貨幣政策所主導的。

特朗普宣佈對等關税之後，美元對離岸人民幣匯率小幅貶值

同理，在特朗普宣佈加徵對等關税之後，美元指數下行，但不少貨幣的匯率並未同步相向變動。這就説明，各國貨幣匯率的變化，跟美元的變動關係已經不是很緊密了。這意味着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美元錨作用的弱化，可以視為是我們剛剛解釋的特朗普加税對國際貨幣體系衝擊的表現，預示着美元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根基性動搖。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一根基性動搖意味着重塑國際貨幣秩序己成為迫切問題。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特朗普加徵對等關税的衝擊下，國際貨幣秩序開始紊亂，全球秩序正在碎片化，重新恢復難度很大。那麼，現在一種可行的辦法就是順應區域經濟的一體化要求，形成區域性的貨幣金融秩序，而亞洲，至少東亞地區又首當其衝。其中，人民幣作為該地區的國際貨幣已經成為現實的選項。

東亞經濟金融合作：從日元到人民幣

觀察者網：那麼，如何理解亞洲，至少東亞地區的貨幣金融新秩序前景呢？走歐洲一體化和歐元形成的道路有可能嗎？

**曹遠征：**當下，在“一帶一路”沿線，尤其在東亞地區，人民幣貨物貿易的跨境使用風頭正勁。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久存於東亞地區的“貨幣原罪”，它被認為是二十多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肇始根源。所謂“貨幣原罪”，體現為三大錯配:

其一，東亞地區國家基本都是出口導問型經濟體，除與區域外進行貿易外，相互之間的貿易也佔很大比重，甚至達到整個地區對外貿易總額的50%。但無論區域外還是區域內部貿易，都是用第三方貨幣結算，而且主要是美元。如果一旦第三方貨幣比如美元出現問題，不但區域外，區域內相互間貿易都無法進行，出現了“貨幣錯配”。

第二，東亞地區又是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地區，需要大量的長期投資，但是流入東亞地區的資本多半都是快進快出的短期資本，這會引起宏觀經濟的不穩定。長期資本的需求和實際流入的短期資本之間的期限不一致，成為亞洲金融危機的策源，出現了“期限錯配”。

第三，東亞地區受儒教文化影響，居民都比較勤儉，儲蓄率比較高，但卻因金融基礎設施落後，儲蓄並沒有被當地金融機構所動員，而是流向境外，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東亞國家的外匯儲備偏高且基本都是美元，投資於美國金融市場。於是，東亞地區的儲蓄被境外金融機構所動員，反過來又轉成為境外直接投資投向東亞地區，出現了儲蓄和投資的“結構錯配” 。

由上，可以看到東亞地區以三個錯配為代表的貨幣原罪，核心是本地區經濟發展和金融安排不靠本地區貨幣，而高度依賴於區域外貨幣，也就是美元的穩定供給，金融安全因此係美元於一身。為了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在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日益加強的情況下，本幣化訴求應運而生，用本地區貨幣來糾正三個錯配，創造更加安全的發展條件成為迫切需要。

我們看到，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隨着東亞經濟一體化趨勢的發展，東亞地區本幣化的呼聲就已經出現了。當時日本是東亞經濟的火車頭，形成以日本為頭雁的東亞產業雁陣模式，日元的國際化由此就被首先提了出來。日本也曾為此做過一些相應的安排，例如日元的“黑字環流計劃”。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以後日本政策的短視，日元辜負了大家的期望，沒有起到應有的領導作用，反而成為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

亞洲金融危機後，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就大幅放緩，人們開始尋找其他形式的本幣化方案，其中之一就是借鑑歐洲經濟共同體形成歐元的經驗，提出了“亞元”的設想。歐洲經濟共同體從經濟一體化走向貨幣一體化的經驗表明，在自願基礎上的本幣化進程是可行的，但是形成超主權的共同貨幣卻需要苛刻的條件。就東亞的情況來看，這些苛刻的條件並不具備，亞元形成的難度極大。相比之下，以一國主權貨幣充當區域貨幣則是一種較好次優選擇，人民幣開始進入視野，形成了國際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東亞地區更加意識到本幣化的重要性。中國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 進而又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體。如前所述，如果一個國家的GDP佔全球的比重足夠大，貿易比重佔全球的比重足夠大，對該國貨幣用於國際交易的需求就會越大，從而成為國際貨幣潛在提供者，人民幣國際化的呼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浪高過一浪。

為滿足日益高漲的人民國際需求，2009年7月2日中國決定正式開始跨境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的試點，開啓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從這個角度觀察，人民幣的國際化不僅為糾正東亞的三個錯配問題開闢了新的前景，而且促進了東亞地區強勁、平衡、更可持續的發展。

目前東亞國家和中國相互都是首要貿易伙伴就是最好的例證。也正是這個原因，推動着人民幣國際化從跨境貨物結算起步，經過服務貿易和直接投資，已向國際金融市場的投融資工具上發展，並進入儲備貨幣行列，目前已經躍升為全球第五位國際儲備貨幣。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最新發布的人民幣月度報告，人民幣連續多月穩居第四

人民幣錨貨幣的跡象明顯，清邁機制被重新提上日程

觀察者網：人民幣在世界，尤其在東亞地位的上升，是不是意味着人民幣至少在東亞己具備成為錨貨幣的外部條件？

**曹遠征：**在一定意義上，可以這麼説。2025年3月SWIFT最新發布的全球支付貨幣排名，人民幣支付穩居第四。2024年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達64.1萬億元，佔中國國際收支總額的53%，首次超過美元成為中國跨境交易的主要結算貨幣。 

從人民幣國際使用的廣度，尤其在東亞地區的深度來看，人民幣已經開始在發揮類似錨貨幣的作用。特別是在最近因特朗普對等關税所引起的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中，我們看到一些新跡象，包括東亞在內，周邊有的貨幣如澳大利亞元、俄羅斯盧布等不是跟着美元漲落，而是跟着人民幣漲落，這意味着這些貨幣開始盯住人民幣了，顯示出人民幣開始成為這些貨幣的錨，至少是錨之一。

然而，從長遠發展的角度看，人民幣要全面發揮錨貨幣的作用，還有賴於己形成的東盟十國+中日韓清邁機制的深化。

所謂清邁機制是東亞國家反思亞洲金融危機的產物。如前所述，東亞的三個錯配凸顯了本地區的金融脆弱性。東亞地區缺少以本幣計價和支付的金融市場，只有通過區域貨幣金融合作開啓本幣化進程以形成統一的金融市場，才能解決其“貨幣原罪”所帶來的脆弱性問題，才能避免亞洲金融危機的再次發生。

為此，東盟十國與中日韓三國（10+3）於2000年建立了“雙邊貨幣互換機制”，即清邁機制（CMI），共同約定在東亞地區短期資本急劇流動時相互提供干預資金，交換經濟和外匯方面的信息，建立預防貨幣危機的監督機構，成立備用貸款基金。由此，“清邁機制”使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進入了實質性發展階段。

2003年，鑑於“雙邊貨幣互換機制”存在着鬆散、不易形成合力的缺陷，中國提出了“清邁協議多邊化倡議”，通過成立自我管理的區域外匯儲備庫（SRPA），來應對美元流動性短缺所帶來的國際收支危機。與此同時，為糾正期限錯配，同年，10+3第六次財長會議提出了《促進亞洲債券市場發展倡議》（ABMI），並經10+3央行行長會議決定成立亞洲債券基金（ABF），鼓勵和引導亞洲債券市場的發展。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加快了清邁倡議多邊化的進程，“清邁倡議”（CMI）升級為多邊協議（CMIM），併成立了由10+3共同發起的亞洲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作為協調機構，發揮類似亞洲IMF的功能。相應地，2009年亞洲外匯儲備庫的出資規模和結構、份額分配、貨款額度、決策程序及監督機制得以確認，2010年開始運行。

清邁倡議多邊化安排使東亞地區經濟金融治理上了一個新台階。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2012年亞洲外匯儲備庫再次擴大規模，由過去1200億美元擴大到2400億美元。出資份額基本不變，中日韓三國仍佔80%，但貨款比例則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情況不同，設置了不同的標準，其中越南、緬甸、柬埔寨和老撾新東盟四國因其金融脆弱性程度較高，貨款比例也高，為其出資份額的5倍。其他老東盟六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香港為2.5倍，韓國為1倍，中國內地和日本為0.5倍。其貸款條件比照IMF並與IMF貨款綁定，但在IMF貨款尚未申請下來前，亞洲外匯儲備庫可率先貨款30%，以解燃眉之急，從而降低因短期外匯流動性短缺而觸發貨幣危機的風險。

與此同時，亞洲債券市場也有了長足的發展，突出表現在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成長上。2009年以後，隨着人民幣國際需求的增長，在中國境外相繼開創了人民幣計價的點心債、寶島債和獅城債，2016年向外資開放了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2017年又開通了中港之間的“債券通”，方便境內居民和投資者投資境外市場，既緩解了期限錯配，也擴大了投資能力。

順便指出，為了進一步克服期限錯配問題，亞洲國家又設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專門用於超長期的基礎設施融資安排。

綜上所述，可以想見，如果亞洲外匯儲備庫部分人民幣化，將為東亞國家外匯儲備多樣化創造了條件，人民幣因此可以更方便地進入對方傾備，進而更廣泛地進入對方居民的資產負債表；如果亞洲債券市場落地香港並部分人民幣化，並暢通中國居民投資香港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渠道，諸如包括越南南北鐵路在內的泛亞鐵路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便有了新的融資來源。基建項目可以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籌措項目建設資金，並用於設備和工程建設能力，可加快項目的建設速度，雅萬和中老鐵路就是例證。

依此，不僅可以舒解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和技術瓶頸，而且也會改善中國居民和投資者的資產配置格局，為中國老百姓資產性收入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新的選擇，從而緩解東亞儲蓄與投資的結構錯配。

從這個角度觀察，深化清邁機制建設，並將其由10+3擴展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是鞏固亞太經貿合作成果，防範金融風險，應對特朗普對等關税挑戰的較佳選擇。

在今年三月底舉辦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各國尤其是亞洲國家的專業人士都提出類似的關切，清邁機制重回公眾視野。特別需要提及的是，4月8日，東盟與中日韓（10+3）財政和央行副手會召開，這次會議達成了完善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和亞洲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深化區域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及強化區域金融安全網建設等一系列共識。會議一致通過了在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下以人民幣出資的法律安排。

中國出席東盟與中日韓財政和央行副手會，會議首次通過了在清邁多邊化機制下以人民幣出資的法律安排 央行網站

清邁機制的深化為人民幣國際化開闢了新的前景。我們説，儘管人民幣已經在國際廣泛使用了，但它主要還是用在貿易層面，更為突出的是它主要用在雙邊貿易層面，還沒有多邊化使用。

真正的國際貨幣是什麼？不是泰國和中國做生意用人民幣，而是泰國和韓國做生意也使用人民幣，由此，人民幣將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廣泛使用。那麼，如果人民幣成為東亞乃至“一帶一路”儲備貨幣，成為債券市場投融資的主要工具，人民幣國際使用就多邊化了。

人民幣國際化，挑戰仍然很大

觀察者網：您剛剛還提到人民幣的挑戰也來了，那麼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曹遠征：**我們注意到，自俄烏衝突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減少對美元系統性依賴的“去美元化”現象，“不要把雞蛋都放在一個藍子裏”成為普遍的做法，國際上對人民幣的需求開始強勁。

這次特朗普加徵對等關税，不僅美元的風險在加大，而且出現了國際貨幣體系“換錨”的可能性，人民幣的國際需求因此大增。這固然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機會，但更是對中國金融體制的挑戰。

第一，現有的國際貨幣都是可兑換的，但是反觀人民幣，在資本項下尚不可兑換。於是，人民幣現在的國際化，是在不可充分自由兑換的基礎上進行的，從而出現了人民幣雖可在國際上廣泛使用，但不能自由使用的問題。這種種情形不僅在歷史上尚無先例，而且帶來一個經濟學疑問：不可兑換的貨幣，其國際使用究竟可以走多遠？換言之，人民幣的兑換性問題還橫亙在中國金融體制改革面前。

第二，一國主權貨幣作為國際貨幣，必須有穩定的逆差形成機制。沒有穩定的逆差，對方手上不可能正常地獲得該貨幣，也就沒法進行國際交易，沒有逆差形成機制，也就不會有穩定的預期，就不能做為錨貨幣。美元如此，一旦人民幣做為國際貨幣，也是如此。

然而，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逆差意味着什麼必須要想清楚，特別是中國出口部門就業巨大，如果經常項目也就是對外貿易常年鉅額逆差，後果是不可想象的。在這個約束條件下，可行的選擇只有資本項目逆差，但對外投資或貸款的穩定逆差如何形成仍然是個難題，當年日元“黑字環流計劃”就卡在這裏，使日元國際化功虧一簣。前車之鑑，應當深思。

第三，匯率和利率是平價關係。當一國主權貨幣作為國際貨幣，其利率就是匯率，而利率是一個深度金融市場上各種金融產品不斷交易的產物，體現為國債收益率曲線。

由此，一個有深度的並對外開放的金融市場十分重要，各國金融機構在這一市場相互交易主權貨幣標的金融產品，由此使該貨幣利率傳導到整個世界，而該國的中央銀行在這一市場上通過調控主權貨幣供應量履行其國際流動性補充義務，從而成為全球的中央銀行，發揮最後貸款人的責任。

然而，中國的金融市場尚不發達，市場的深度有限而且還沒有對外開放。

綜上所述，人民幣要實現國際化，前提是深化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也是在這個歷史趨勢下，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金融強國建設的任務，體現在“五個方面”，表現為“六個強大”。在這“六個強大”中，建設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資本市場、強大的貨幣，這三者與人民幣國際化緊密相連。

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表明，對外開放的前提就是把國內的事情辦好。在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這條規律仍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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