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 美元霸權變債務炸彈：特朗普為何不得不打關税戰
guancha
特朗普政府揮舞的關税大棒正將世界拖入新的貿易戰陰雲，但這並非孤立的政治癲狂。這看似是孤立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但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得更遠，會發現這一系列政策與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金融秩序及其核心——美元的關鍵貨幣地位——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美元霸權的兩大核心機制——“鑄幣税效應"讓美國通過發行美元獲取"過度特權”；而"善意忽略"原則則使美國長期維持國際收支赤字而無需結構性調整。這種特殊地位的代價沉重而隱蔽：聯邦債務飆升、金融過度自由化、製造業空心化。
特朗普的關税政策並非偶然，而是對美元霸權帶來的長期結構性矛盾的回應。當曾經支撐美國全球霸權的製造業大量向海外轉移，失業問題日益嚴重，美國政策制定者不得不直面這一殘酷現實：關鍵貨幣地位已讓美國在霸權的榮耀中付出了過高代價。
本文節選自《把脈：全球鉅變與中國經濟》第二章，解讀當下國際貿易摩擦和地緣政治衝突的本質，以更合理的視角思考中國以及個人該如何應對這場全球鉅變。
【文/ 高柏】
“二戰”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正在經歷最深刻的變化。為了理解近年的保護主義和貿易爭端等新國際形勢，我們面臨着一系列的問題：為什麼特朗普得以總統大選中勝出？為什麼他的競選口號和執政綱領以“反建制”為特徵？為什麼他的一個重要綱領是把製造業帶回美國？回答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理解什麼是“建制”。建制在美國對外關係中就是“二戰”後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要理解特朗普為什麼“反建制”，我們必須理解這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基礎以及美國在維持這個秩序時獲得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
特朗普於2025年1月23日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視頻演講
1947年開始的冷戰可以説是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發展的分水嶺。英國前首相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1946年訪問美國時發表了重要的“鐵幕演説”，1947年2月，美國駐蘇聯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撰寫了被認為是冷戰綱領的“長電報”，同年6月，美國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正式宣佈“馬歇爾計劃”。這些是冷戰開始的標誌性事件。
美國在冷戰中拉攏盟友的努力是戰後國際金融和貿易秩序發展最大的推動力。在金融領域，美國一改戰後最初兩年不願提供流動性的立場，通過馬歇爾計劃在4年間向歐洲提供了總計131.5億美元的援助，其中90%是贈予，10%是貸款；朝鮮戰爭中的軍需成為向盟國提供流動性的重要來源。朝鮮停戰後，各種軍事援助、經濟援助，以及在全世界各地大量海外軍事基地的支出都成為美國提供流動性的渠道。
在貿易領域，美國為吸引盟國，同時為解決美元短缺問題開始實行非對稱合作，即向盟國全面開放美國市場，同時允許這些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限制美國產品的進口。美元作為關鍵貨幣和美國作為流動性主要提供國，是支撐美國打贏冷戰維護霸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國際貨幣發行機制中的鑄幣税效應和國際收支調整機制中的“善意忽略”效應使美國既能通過發行國債向外國借錢並向盟國提供流動性，又能夠在賬户經常存在鉅額逆差的條件下回避結構性調整。這些不僅僅為美國贏得冷戰中的盟友，也極大地加強了美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影響力，但是這樣做的代價也極為沉重。
首先，由於美國在這樣一種國際金融體系中花錢不受約束，既要維持鉅額的國防開支以支撐其霸權，又要為在國內擺平各種反對勢力不得不減税和增加社會開支，這樣一種強烈的政策自主偏好導致鉅額的聯邦債務。
其次，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由過剩美元催生的歐洲美元市場提供的自由環境，成為誘惑美國銀行推動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動力，不斷的金融自由化和放鬆規制導致的資產證券化，致使虛擬經濟的迅速發展，美國經濟日益空心化。
最後，從50年代起，美國的跨國公司為繞過盟友在國際貿易中的關税壁壘在海外大筆投資，開始離岸生產。由於對外投資對出口的替代作用，美國企業的出口受到很大影響，80年代外包和全球生產方式的崛起更是從根本上削弱美國製造業提供工作機會的能力。
黃金儲備與美元作為關鍵貨幣
根據1925—1931年間實行的金本位制（gold-exchange standard），關鍵貨幣的概念與黃金緊密相關。所謂關鍵貨幣是指核心貨幣，包括英鎊、美元、法郎和德國馬克，這些關鍵貨幣以固定的價格與黃金掛鈎，而其他貨幣則與這些關鍵貨幣掛鈎。
當時的關鍵貨幣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將那些沒有足夠黃金支持本幣的國家聯繫起來，使這些國家能夠參與國際貿易。美國持有的黃金總量奠定了美元作為戰後唯一關鍵貨幣的基礎，美元在國際金融中扮演着儲備、干預、媒介和交易貨幣的重要角色。
美元本位，是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雙掛鈎原則，使美元等同於黃金，充當黃金的代表或等價物。
《佈雷頓森林協定》賦予了美元在戰後國際金融秩序中與黃金相同的地位。該《協定》引入平價體系，即貨幣等值交換，各成員國的貨幣價值以黃金或美元計算。美元作為關鍵貨幣的作用在官方和民間都有體現。
對官方而言，美元既是一國的“儲備貨幣”（指用作外匯儲備的貨幣），也是外匯市場上的“干預貨幣”（即中央銀行用來干預外匯市場時使用的貨幣）。在民間，美元既是“媒介貨幣”（即私有銀行之間進行外匯交易時使用的貨幣）也是“交易貨幣”（即指私人企業在國際貿易中使用的貨幣）。關鍵貨幣的交易功能不僅體現在發行國美國與其貿易伙伴之間，也體現在不牽涉到美國的其他各國之間的進出口業務中。
美元在官方發揮的儲備與干預功能使其成為民間外匯市場的“媒介貨幣”。由於美元可以用來確定外幣的平價，持有美元能夠大大降低該國的外匯風險。同時，美元的官方功能也降低了其與民間外匯相關的風險。正是因為使用美元有這些好處，各國從事外匯業務的私有銀行在銀行間進行外匯交易時都用美元作為“媒介貨幣”。隨着越來越多的私有銀行把美元當作“媒介貨幣”，私人企業也開始在國際貿易結算中把美元作為“交易貨幣”。
美元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之後繼續佔據主導地位
自從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美元仍然一直保持關鍵貨幣的地位。它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部分原因來源於它的舊角色，即它給石油和其他商品標價的功能，還有部分原因來源於它的新角色，即它在浮動匯率制度下管理匯率風險時發生的作用。
1975年6月，歐佩克夏季部長級會議在加蓬舉行，會上討論了使用特別提款權（SDR）為石油標價的建議。
1971年黃金窗口關閉後，美元的迅速貶值引發了兩次石油危機，歐佩克國家正式討論過用其他貨幣取代美元來給石油定價的可能性。後來，由於美國與沙特阿拉伯談判成功，歐佩克同意繼續使用美元給石油定價，這樣一來就為美元繼續作為關鍵貨幣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只要各國需要進口石油，持有美元作為外匯儲備會大大降低匯率變動導致的風險，從而能夠保證能源安全。同時美國承諾給石油美元優惠利率，讓這些美元返還到美國，最終變成美國國債，此舉讓美國獲得了防止經濟下滑所需的資金。此外，美元在各種衍生金融工具中作為媒介貨幣和交易貨幣的角色也支撐起其關鍵貨幣的地位。
流動性創造機制中的鑄幣税問題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是國際經濟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它保證維持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可兑換性。作為交換條件，美國被豁免承擔兩大責任：一是美國不用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二是美國沒有責任穩定美元與其他貨幣之間的匯率。然而，這個免責做法存在重大缺陷，即它造成了流動性創造機制中的鑄幣税問題和國際收支調整機制中的“善意忽略”問題。
鑄幣税本指“流通中的貨幣價值與打造金條和鑄幣成本之間的差，這個差即貨幣發行者取得的一次性收益”，然而在當代指“壟斷貨幣發行權賦予政府隨意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發行世界關鍵貨幣為發行國提供了“結構權力”或者“過分的特權”。由於其他國家都需要用關鍵貨幣來進行外匯儲備，發行該儲備貨幣就成為“繼發行國通過税收和從金融市場借貸之外的另一個收入來源”。
鑄幣税問題直接與佈雷頓森林體系下依賴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為國際經濟提供流動性的做法有關。由於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元是唯一的關鍵貨幣，美國是國際經濟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它的國際收支必然會長期擁有赤字。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各國中央銀行不得不用美元計算本國貨幣平價，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用美元來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它與本幣之間的平價。由於國際上對關鍵貨幣有如此多的需求，美元的總供應量必須大於美國自身的需求。
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特里芬難題”的提出指明瞭佈雷頓森林體系的不穩定性和垮台的必然性
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指出，雖然戰後流動性的供應依賴的是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但是美國國際收支的逆差卻會影響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信心。由於關鍵貨幣發行國的貨幣政策目標與整個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目標不同，依賴一個國家貨幣作為關鍵貨幣的做法遲早要改變，國際金融秩序或將找出創造流動性的新來源，或是佈雷頓森林體系遲早崩潰。他的這個依賴單一儲備貨幣會造成國際金融秩序不穩定的觀點即使是在美國政府內部也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源自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流動性過剩就已經造成了美元過剩。雖然美元持有國的中央銀行有權使用這些美元資金，但這些美元實際上是以存款的形式存在紐約的一個商業銀行賬户，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用該賬户來干預外匯市場以保持本幣平價穩定。
這樣做的結果是，這些美元至少被派上兩次用場：首先，這些美元被用作在歐洲的購買力；其次，這些美元又被用作在美國國內的購買力。無論美國為其他國家提供流動性造成多少國際收支赤字，美國自身的國內購買力並不會受到影響。當資本跨境流動活躍時，這種機制就會成為全球範圍內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
從理論上來説，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的黃金持有量應該發揮遏制的作用，防止美國向國際經濟注入過多的流動性。因為一旦美國提供的流動性過多，它的國際收支條件就會迅速惡化。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增加將使國際社會對美元喪失信心，進而引發外國中央銀行把美元兑換成黃金。
然而在現實中，這種擔憂從未構成嚴重威脅，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歐洲各國已經紛紛把手中的美元兑換成黃金。隨着美元不再和黃金掛鈎，美國的海外借貸也不再有國內儲蓄的支撐，遏制黃金兑換的機制從此徹底地退出歷史舞台。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為什麼美國和國際社會沒有改變只依賴一國貨幣作為關鍵貨幣的做法呢？原因是在美國辯論美元問題時，以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及其合作者為代表的少數派觀點為美國在黃金窗口關閉後對國際收支採取“善意忽略”的態度提供了正當性。
國際收支調整機制中的“善意忽略”問題
這場辯論中的少數派觀點對美國國際收支的赤字提出了與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完全不同的解釋，少數派認為國際收支赤字並不代表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因為這些赤字被來自外國的購買流動性較強的美元資產的資本抵消。他們認為美國在國際金融中不只提供流動性，還提供中介服務，既貸出長期資本也給外國短期資本在美國提供更好的盈利機會。
因此，美國不必非要提高利率來遏制過度支出，只要歐洲保持高儲蓄率，自由流動的資本仍然將超出商品與服務的實際轉移。在這種觀點的支持下，美國對其國際收支赤字的“善意忽略”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初變得更為糟糕。國際收支調整機制中的“善意忽略”問題源自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安排，即美國不承擔維持美元與其他貨幣之間平價的責任。根據IMF的協定，美國只負責通過買賣黃金來維持黃金和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而維持美元與其他貨幣匯率的責任則由其他成員國承擔。
從理論上講，如果一國的國際收支存在赤字，對美元的需求就會增加，美元在與該國貨幣的匯率中就變得越堅挺。為履行佈雷頓森林協議規定的義務，該國金融機構必須通過賣出美元進行干預，以使匯率浮動保持在特定的範圍之內。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通過黃金與美元之間的兑換進行結算並不是總能實現，因為國際收支不平衡並不總會引起金融管理機構的干預。即便出現國際收支不平衡，私有銀行依靠短期資本流動提供的信貸也能維持匯率的均衡。這樣一來，對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的解決就被不斷地推遲。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收支不平衡不會立刻導致金融國際機構進行黃金-美元間的兑換。
在美元的黃金窗口關閉後，金融管理機構只有在極特殊情況下才會干預貨幣市場。隨着用黃金進行國際結算的需求不復存在，對國際收支逆差立即調整的壓力也消失殆盡。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失去了黃金的支撐，支撐着美元流通的只是眾人信念中的美元購買力而已。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用黃金進行部分結算的做法停止以後，國際上普遍的做法是用短期借貸來填補經常賬户結算時的缺口，而且推遲結算的時間越來越長。
在美元本位制下，各國應對國際收支赤字依賴的是融資戰略而不是調整戰略，因為它不涉及收入和價格變化，調整產生的影響更小。當出現國際收支赤字時，中央銀行就出售外匯或對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以吸引短期資本的流入。為減少一個國家來自國外的淨流動資本的變化對國內購買力造成的負面影響，它們在國內政府債券市場進行公開操作，調整對私有銀行準備金的要求或流動性的比率。在為彌合國際收支的缺口調整公共的和私有的資金流的同時，政府努力使收入、價格、現存的外匯供需明細表以及現行匯率保持不變。
美國的中長期國債或短期國債在這時就變得很有用，因為美國金融管理機構在國內市場上公開操作持有大量的政府證券，由於美國能夠經常向外國出售以美元為主的債務，它在調整國際收支不平衡時，有能力創造融資選項所需要的資金流。“善意忽略”的作用是為美國消除調整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壓力，否則美國必須處理國際收支中的逆差問題。
由於美國必須通過國際和國內借貸來彌補經常帳户的赤字，延遲調整就為不斷增長的經常帳户赤字打開了一條活路，其代價是聯邦債務的不斷增加。在戰後的國際金融秩序中，流動性創造機制中的鑄幣税問題和國際收支不平衡調整機制中的“善意忽略”問題極大影響了美國國內相關行動主體的行為。
政策自主權，預算赤字以及聯邦債務
戰後金融秩序中的鑄幣税問題使美國政府養成對政策自主權和行動自由的強烈偏好，使它在制定與執行政策時不用擔心外界的壓力。美國對政策自主權的偏好尤其反映在國防開支、減税和社會支出這三個方面，在這三個政策偏好上，國防開支得到兩黨的一致支持，其中共和黨更支持減税，民主黨更支持社會支出。
最受美國政府保護的政策自主權領域首推其全球戰略目標。戰後，美國發動了幾場戰爭，包括朝鮮戰爭、越戰、兩次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戰爭費用大大提高了國防支出在GDP中的比重。此外，美國政府為其盟友提供了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海外軍事基地也耗資巨大。
減税是美國政策自主性的另一大主要目標。它始於肯尼迪政府，並得到約翰遜政府在其大部分任期內的支持。後來的共和黨政府，尤其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也大力支持減税。在這兩屆共和黨主導的政府任期裏，減税對政府收入的影響非同尋常。對分紅、利息、資本收益、遺產、饋贈以及企業利潤等方面的徵税，被視為事關企業家階層的命脈。
社會支出是美國政府第三個政策優先領域。從20世紀60年代約翰遜政府提出“偉大社會計劃”開始，美國政府社會支出開始迅速增長。一旦社會支出具有政策優先權後，很難再做出改變。
美國政府對政策自主權的強烈偏好體現在它經常同時追求多個成本巨大的政策目標。美國政府經常是一方面進行導致政府收入減少的大規模減税，另一方面又同時發動戰爭或者大規模提高國防開支；或者是一方面擴大戰爭規模，另一方面又大幅度提高社會支出。這種過度開支無疑導致了政府預算赤字和聯邦債務的迅速增加，易如反掌的融資和填補赤字與債務的需要為流動性過剩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
放鬆規制和金融創新的政治經濟
鑄幣税問題和“善意忽略”問題導致了對全球金融危機形成有重大影響的兩個趨勢的發展：一個是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它促成了全球流動資本過剩；另一個是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的發展，它直接引發了美國的次貸危機。
20世紀50年代美國提供的流動性過剩是導致歐洲美元市場崛起的直接原因。美國在海外軍事基地的支出、為盟國提供的軍事和經濟發展援助、允許盟國將它們的產品出口到美國市場但是同時對美國產品關閉它們的國內市場等等，使西歐積累了大量的美元。
美元過剩造成兩個不同的發展趨勢：一是歐洲美元市場迅速發展；二是歐洲國家的中央銀行紛紛把美元兑換成黃金。由於歐洲國家的中央銀行需要為這些美元找到盈利的市場，歐洲美元市場誕生並迅速成為吸收國際上過剩美元的有力渠道。因為歐洲各國政府把持有的大量美元存在歐洲美元市場，這幫助減小了各國央行把這些過剩美元兑換成黃金的壓力。如果沒有歐洲美元市場，美國政府將被迫更早地關閉黃金窗口。
歐洲美元（Eurodollar），是指儲蓄在美國境外的銀行而不受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監管的美元
然而，歐洲美元市場的崛起給美國銀行業帶來了競爭壓力。整個20世紀50年代，由於美元的關鍵貨幣地位和紐約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核心地位，紐約實際上是唯一的對外國證券開放的國際資本市場。規模經濟使美國金融機構能夠以低息和多樣化的金融工具進行放貸，這顯示出美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優勢。歐洲美元市場誕生後變成了美國銀行的補充市場，也成為它資本外逃的通道，這迫使美國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嚴格控制資本外流。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20世紀70年代初的第一次石油危機開啓了一個新的時代，即離岸金融得到充分發展併為放鬆規制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甚至中央銀行對供應貨幣和信貸的規制能力也受到商業銀行離岸借貸業務的損害。離岸金融在1973—1974年的石油危機之後快速發展。10年內，各國政府被迫取消存在已久的對利率上限、貸款限度、投資組合限制、儲備和流動的要求以及其他繁瑣的規制措施……它們唯一可用來影響短期利率的金融政策工具就是買賣證券。”
此外，放鬆規制的壓力也來自私人企業和私有銀行。波動的匯率給私人企業造成了高額成本。發達國家在轉向浮動匯率後，出現了防範匯率風險的巨大需求。為降低匯率風險，那些在國外市場進行交易的企業被迫使自己的投資組合多樣化，它們需要根據對外匯風險的判斷，不斷變換當前和未來的貨幣組合和金融資產。
它們要求提供新的金融工具，消除政府規制方面的障礙。與此同時，私有銀行也把匯率波動視為盈利的良機，它們也要求放鬆規制以獲得更多的市場活動自由。這兩個政治潮流加之其他國內因素導致放鬆規制範圍不斷地擴大。
由於有必要管理與浮動匯率相關的各種風險，新的金融工具應運而生。商業票據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美國的金融業於1974年開發出貨幣市場的共同基金(mutual fund)。這種金融工具為投資者提供的利率高於銀行儲蓄利率，它獲得了快速的發展。貨幣市場的共同資金後來成為投資者首選的商業票據，而商業票據也成為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的第一選擇。正因為如此，個體消費者不再把錢存在銀行賬户，企業開始發行商業票據進行融資。這兩種趨勢一起削弱了銀行業，迫使銀行開發更加註重服務的產品，或者進行高風險的放貸。
住房抵押貸款證券
美國政府對鑄幣税問題的應對，導致了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的誕生。20世紀60年代，約翰遜政府既擴大了越南戰爭的規模，又啓動了“偉大社會計劃”，與此同時它還不願意增税。由於“偉大社會”的很多項目，例如“貧困個人與家庭醫療保險”（Medicaid）和“老年人醫療保險”（Medicare）等都已經造成了鉅額的預算赤字，儲蓄貸款行業已經無力為政府設立的雄心勃勃的住房目標提供融資。
於是約翰遜政府對“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the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即房利美Fannie Mae）進行了重組，將它變為半私人組織，並創辦了“美國聯邦住宅貸款抵押公司”（即房地美Freddie Mac）與房利美進行競爭，同時依靠“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即吉利美Ginnie Mae）為抵押貸款進行違約風險擔保。同時，聯邦政府不想自己最終持有抵押貸款，因為這會嚴重限制它發行抵押貸款的數量，它因此決定使用自己的資金為抵押貸款融資，然後把這些抵押貸款作為公債出售給投資者。
由於“善意忽略”成為美國對待經常帳户赤字的政策，相對於調整，政府更喜歡融資，因為調整會導致公共開支的下降和税率的提高，而融資帶來的負面效應很少，至少從短期來看是這樣。隨着社會保障變得日益脆弱，不平等現象持續增加，美國選民的耐心也越來越少。在此情況下：政治家喜歡讓銀行擴大住房信貸，因為信貸能夠同時實現諸多目標，可以推動房價上漲，讓房主感覺越來越富有，使他們敢於消費，併為金融領域、房屋中介和建築行業創造更多的利潤和就業機會……條件寬鬆的貸款有規模大、影響正面、見效快，以及受惠羣體廣泛等種種優點，其代價卻只有在未來才能顯示出來。
美國製造業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下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現的高失業率凸顯在美國經濟中已經隱藏了數十年的鑄幣税問題，即美元的關鍵貨幣地位和美國是國際經濟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對美國製造業造成的負面影響。當美國經濟整體的福祉成為問題時，人們開始集中關注製造業能否創造就業機會，而不是跨國企業能否通過把生產轉移到國外賺取更多的利潤。
從就業機會創造能力的角度來分析美國製造業，國際金融秩序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立刻顯現出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存在的鑄幣税問題固然給經濟金融化和生產全球化提供了動力，但是二者也成為美國製造業衰落的重要推手，造成美國製造業衰落的因果機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對外直接投資（FDI）的形式從美國源源不斷的資本外流。
2024年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多次使用“Drill, baby, drill”這一口號，並聲稱，增加國內能源生產將有助於緩解通貨膨脹，併為美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對經濟金融化過程的分析大都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然而，推動金融化、提高資源分配效率的原則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開始影響美國企業。“二戰”結束時，美國工業中的多種經營趨勢使得美國企業組織內部的多部門結構制度化。
美國政府修改了反壟斷政策，不允許行業內的兼併但是給行業間的兼併敞開了大門，美國企業開始出現從金融視角管控企業的大趨勢。大企業的總部開始把產品線和分公司視為是一種投資組合並用財務標準來衡量它們的業績。如果某些產品或分公司的表現不符合預期，就把它們賣掉，再選擇新產品或者用新兼併的分公司來取代舊的。
企業推行資源配置效率的原則很快造成資本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流出美國。美國經濟在1957年經歷了衰退，造成國內投資機會減少。1958年末，西歐國家開始恢復貨幣自由兑換，消除了美國企業在西歐投資的主要障礙，使它們能夠非常便利地從東道國匯回投資收益。
當時，歐洲國家仍然對美國出口商品徵收高關税，因此，在歐洲設廠服務當地市場被視為避開貿易保護主義的有效途徑。與此同時，由於歐洲和日本企業的競爭力正在提升，美國企業想在潛在對手強大之前就在它們本國的市場上擊敗它們。 從這層意義上而言，美國跨國公司對這種趨勢的應對戰略也是以對外直接投資為表現形式的資本外流背後的另一大推動力。
到20世紀50年代末，通過以美國在各海外軍事基地的巨大開支造成的國際收支赤字的形式過量提供的流動性已經造成了美元過剩。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很多人認為美元的價值被高估，美國國際收支的赤字遲早會導致美元的大幅度貶值，這成為資本外流的推動力。
這其中的原因有兩個：首先，美元的過高估值使美國企業在海外市場有較強的購買力，因為被高估值的美元壓低了美國企業在海外併購的價格；其次，對美元貶值的持續預期使得在那些貨幣預期升值的國家進行投資顯得更加有利可圖，因為在美國國內投資成本過高。
如前所述，美元在20世紀70年代經歷了兩次急劇貶值，每一次都引發了石油危機，因為歐佩克成員國竭力避免出口石油給它們帶來的損失。這些劇烈的變化進一步把資本推出了美國。美元的匯率持續走低使美國企業持有的國內資產貶值，相反，國際資產不斷升值，這在貨幣升值的國家尤其明顯。與此同時，急劇上升的能源費用給國內生產造成了沉重負擔。這次惡性通貨膨脹大大地惡化了美國製造業的國內生產環境。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美國的政策環境開始偏向金融業，冷落製造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用高利率的激進措施對付通貨膨脹，加之里根（Ronald Regan）的強硬美元政策從兩個方面給美國製造業造成了巨大壓力。高利率大大增加了國內融資的負擔，降低了美國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同時，高利率吸引了鉅額的海外資本流入美國市場，這加大了市場對美元的需求，導致美元的升值。
美元升值暫時減少了資本外流，同時卻嚴重削弱了美國製造業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這導致美國經常帳户的赤字急劇增加。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後，經常帳户的赤字的確減少，但對美元貶值的預期進一步推動了美國企業向海外投資。
在20世紀80年代，體現資源配置效率原則的價值鏈生產理論代表了美國企業戰略的主流思想。該理論的應用無疑使外包業務的實踐得到廣泛推廣，從而進一步加速了美國的資本外流，為了更多盈利而投資海外成為美國製造業普遍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