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提·馬納梅拉:中國的經驗提醒我們,主權無法通過模仿來構建
guancha
【文/布提·馬納梅拉,翻譯/鯨生】
在南非國家政府學院近期舉辦的研討會上,來自中國的頂尖政治思想家、意識形態框架構建者之一的張維為教授,發表了一場既有啓發性又充滿思想衝擊力的演講。這場演講既不是為了開出政策處方,也不是提供發展藍圖,而是一份關於挑戰自我的宣言:呼籲我們停止“外包”對發展問題的想象力,超越現成的範式,並嚴肅地面對困擾全球南方國家(包括南非)的治理危機。
張教授闡釋了他定義的“中國模式”核心特徵,這包括:
一個注重實現發展的國家體制,避免陷入派系政治的短期循環;
一個超越局部利益,作為體現國家團結的整體性力量的執政黨;
一個強調業績與才能,而非選舉作秀的領導選拔制度;
一種追求實際績效而非形式表演的民主形態;
以及最重要的,一種立足於改善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治理路線。
他特別提醒我們:中國取得的成就既不靠口號宣傳,也不靠簡單模仿,而是源於四大要素——政策連貫性、規劃體系、國家紀律,以及建立一個有能力讓數億人擺脱貧困的國家的堅定承諾。但最關鍵的是,張教授告誡道:“請勿照搬我國模式,要走出你們自己的道路。”

張維為教授為南非政府高級官員作專題報告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這種謙遜的姿態不僅打消了聽眾的疑慮,更是發人深省。在危機時刻,人們往往本能地尋求一套現成方案,試圖移植他國看似成功的經驗,卻奢望其在本國奏效。
但更深層的啓示在於:主權無法通過模仿來構建,必須根植於本國的歷史脈絡、現實語境以及人民的生活經驗。
正如張教授所介紹,一個擁有強大能力的國家並非是對所謂威權主義的誇張式描述。它指的是一個具有規劃能力、前瞻性的適應能力與一致性的執行機制的國家。這是一個不被民粹主義週期、大企業利益或國際壓力所挾持,以長遠的發展眼光為指導的國家。中國通過五年規劃與十年規劃等政治文化、數字基礎設施的鋪開建設以及有針對性的消除貧困運動所取得的成就,並不僅僅是依靠來自市場的力量。它源於一個清醒的決定,把治理作為實現國家發展與提升的戰略性工具。
對於我們南非人來説,這應該是十分熟悉的事情,至少在理論上如此。在南非的民主化進程中,我們也曾有過理解長期規劃的價值的時刻,《國家發展計劃》就是一個例子。但挑戰永遠出在執行層面。太多時候,我們的規劃因為機構層面的不穩定、政策的不一致或腐蝕性的內鬥而付諸東流。如果我們要實質性地向前邁進,就必須先問自己:我們是否是一個能夠堅守立場、承受衝擊並以持續且合乎道德的方式落實優先發展目標的國家?
張教授的思考也引導我們探究國家績效背後的政治哲學。他將中國描述為“文明型國家”,強調其根植於綿延千年的文化傳承、治理體系和哲學思想的統一性。在南非,我們很少使用這類表述,但或許我們應該改變。因為曼德拉、姆貝基、坦博、西蘇魯等領袖的遺產,如同烏班圖(Ubuntu)的精神傳統、關於抗爭的歷史記憶與憲政訴求,都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符號。它們共同構成了一項深層事業:基於本土的歷史,建設有能力、有擔當、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與中國相似,我們的國家也是從抗爭中誕生;與中國相似,我們也試圖改造一個分裂的社會。但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往往低估了制度的縱深建設、幹部培養體系和意識形態明晰化的重要性。

南非前總統、反種族隔離運動領袖曼德拉
張教授對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特別是其過度依賴儀式化選舉——的批評同樣具有現實意義。在包括南非在內的許多全球南方國家,我們擁有自由與公正的選舉、強大的媒體與憲法保障的權利。但依然面臨困境:政策執行失效、經濟排斥加劇、社會分裂深化。張教授將前者稱為“程序民主”,並呼籲我們轉而思考“實質民主”,即以民眾生活改善的程度、兒童能否獲得温飽與教育、家家户户是否享有電力與希望等具體指標作為合法性的衡量標準。
這是一個我們必須直面的尖鋭問題:當民主被簡化為五年一次的投票行為時,完全可能與貧困、不公、絕望長期並存。除非我們將民主重新定義為政治參與、追求正義與尊嚴,否則其公信力將持續流失——尤其是在南非的年輕人心目中。
在此背景下,張教授提出的“績效合法性”概念——即政府通過施政實效獲得權威——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挑戰。我們無需在民主價值與有能力的國家間二選一,但必須意識到:政治合法性不能僅憑民族解放鬥爭的歷史來維繫。它需要通過三個維度持續更新:實際行動、政策兑現以及社會契約的重建。
張教授提出的模式核心在於優先強調民生。從教育、醫療到社會保障與基礎設施,國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服務人民。這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官僚的主張——更是一個道德命題。如果一個政府無法保障兒童獲得温飽、接受教育與追求夢想,其合法性將淪為空洞的説辭。
在南非,我們需要拿出抗擊疫情的緊迫感來應對貧困問題,而非提供競選式的空洞承諾。我們必須恢復公共教育的公信力、加大對基礎服務的投入、重構國家機器的職能——使其從“守門人”轉變成“賦能者”。
張教授還論及全球治理的維度:在一個多極化加速形成的世界裏,舊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機構已無法反映當今的經濟與政治現實。貿易戰、債務危機、數字殖民——這些議題早已突破地域限制,成為系統性挑戰。全球南方國家若要捍衞自身利益,必須形成統一陣營集體行動,而非各自為戰。
南非目前擔任二十國集團(G20)輪值主席國,這正是引領該陣營的契機——不僅要發出我們的聲音,更要推動建立以團結、平等、可持續為核心的新型全球經濟發展框架。具體路徑包括:探索去美元化替代方案、倡導公平的數字轉型、深化新興經濟體合作——其目的並非攫取資源,而是追求共同發展。
與張教授的對話成果,既非教條也非僵化理論,而是激發我們做出不一樣的思考——並採取更具緊迫感和目標性的行動。我們面臨的選擇並非是要變得“中國化”或是維繫西方的模式,而是在於:是否繼續依靠碎片化的制度與舶來框架在危機中蹣跚,還是啓動建設具有南非特色的國家體制,既能汲取全球智慧,又深深根植於本土,這項工作儘管艱難,卻是必要的。
這個國家體制必須具備四大特質:道德高尚、能力卓越、包容各方、毫不妥協地支持窮人。它需要優先強調長遠規劃、應對一個陷入多重危機的世界,通過兑現承諾來更新民主的意義。所有的努力必須始終體現南非的價值體系、歷史經驗與發展願景。
張教授給我們帶來的啓示不在於彰顯中國的偉大,而是證明:當一個民族決心親手創造(而非被動繼承)未來時,將迸發何等的能量。此時此刻聆聽這番提醒,可謂恰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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