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維瞻：約瑟夫·奈辭世之際，反思對“軟實力”的三個誤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孟維瞻】

據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當地時間5月7日消息，著名國際關係理論家、“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於近日去世，享年88歲。

約瑟夫·奈（Joseph Nye）於1990年首次提出“軟實力”概念，將其定義為一種“不以武力脅迫他國，而是通過吸引與説服來影響他國的能力”。軟實力來源於一個國家的文化吸引力、政治價值觀及外交政策的正當性等因素。

奈的這一理念很快傳入中國並引發關注。上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譯介奈的理論時，儘管有少數學者持批判態度，但大多數人發現奈關於“以德服人”的主張與中國傳統儒家“德治”的理念不謀而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一中國古訓與軟實力異曲同工，強調了道義在贏得支持中的作用。

著名國際關係理論家、“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約瑟夫·奈於近日去世，享年88歲。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

2007年，中國官方正式提出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可以説，中國在過去20多年裏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與對奈提出的軟實力思想的借鑑不無關聯。從推廣孔子學院、發展對外文化交流，到塑造“中國故事”，中國積極運用文化和價值觀提升自身國際形象。

特別是在美國特朗普政府內顧時期，中國更是宣示自己作為全球化和多邊合作的倡導者，寄望通過軟實力塑造大國形象。在奈辭世之際，他的理論遺產值得中國紀念，我們應該真誠對他表示感謝。

不應神化軟實力：對軟實力的反思

儘管軟實力概念影響深遠，曾一度被奉為塑造領導地位的法寶，但中美兩國在實踐中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誤解和誇大。近年來不少戰略專家已經開始反思，我們確實應重視軟實力，但不能將其神化，不應過度對其依賴。

軟實力重要，但終究只是國家權力結構的一部分，軟實力的作用有其邊界。硬實力——即經濟和軍事力量——依然是大國博弈中最核心的籌碼。如果對軟實力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忽視硬實力建設，往往會在國際競爭中付出代價。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外政策總是走向極端，或者過於重視硬實力，濫用武力、消耗國力，或者過於寄希望於軟實力，企圖通過價值輸出維護美國安全。但二者都是失敗的。

誤解一：重視軟實力而忽視硬實力

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的時代正值冷戰尾聲，當時美國學界和政界對“和平紅利”抱有期待。奈認為，在全球化趨勢下，“大國越來越難以僅憑傳統軍事實力達成目標”，他據此倡導運用文化價值和制度吸引力來保持美國的領導地位。但是，這個概念風靡一時，恰恰是以美國當時的超強硬實力作為前提條件。這就好像我們都生活在空氣中，卻忽視了空氣的重要性。

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倡導自由民主價值觀、推動經濟全球化，希望美國的制度魅力促成“歷史的終結”。但歷史很快證明，軟實力再強也無法取代硬實力的根基。克林頓時代重要的戰略成果，都是通過硬實力實現的。沒有硬實力的支撐，美國的外交博弈寸步難行。阿貝·格林沃爾德（Abe Greenwald）曾經指出，“克林頓任內，奈所説那些‘無形力量’在治國理政中幾乎未起作用，傳統硬實力依舊是迫使對手合作、維護美國主導地位的關鍵。”

小布什就任後不久，美國遭遇“9·11”恐襲，他的對外政策出現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現象。在反恐戰爭中，小布什一度忽視了軟實力的重要性，過度依賴赤裸裸的軍事力量。這既造成了美國硬實力的巨大消耗，也削弱了美國的國際聲譽。而在反恐戰爭遇到挫折之後，他又過度寄希望於軟實力來解決問題，認為美國只要不斷輸出價值觀，到處煽動“顏色革命”，就可以實現各種戰略目標。但是事與願違，小布什時代美國軟硬實力出現雙輸局面，2008年金融危機標誌了美國衰落和政治極化的開端。

奧巴馬執政後，試圖糾正前任的形象損失，提出“巧實力”戰略，主張將軟實力與硬實力相結合。雖然奧巴馬的對外政策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並沒有真正減少對外干涉，以至於沒有扭轉美國衰落的進程。美國經濟的確有所恢復，並保持發展，但是對外干涉透支了美國的硬實力，結果減少了美國的財富總量，以至於加劇美國內部的貧富差距。此外，奧巴馬將美國國內的“政治正確”發展到扭曲程度，以至於美國的族羣結構出現嚴重問題，為更大的國內衝突埋下伏筆。

在拜登時期，美國高舉民主價值旗幟，修復聯盟關係，將軟實力手段推向極致。然而必須看到，美國當前真正的瓶頸並非“別人不再向往美國”這麼簡單，而是多年大戰消耗和國內掣肘導致的硬實力透支。例如，美國政府2024財年用於償還國債利息的支出已超過了當年的國防開支——龐大的債務利息正在擠佔美國用於維持軍力和科技投入的資源。拜登的對外政策取得一些成就，但硬實力的衰落不足以支撐軟實力手段的可持續性。

奧巴馬政府時期，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提出了“巧實力”概念

由此可見，硬實力優先這一原則在國際競爭中從未過時。正如奈也承認的，“軟實力絕不可能替代硬實力，關鍵在於聰明地將兩者相輔相成”。軟實力只能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但重視硬實力絕不意味着濫用武力，減少對外干涉、韜光養晦、藏鋒守拙、厚積薄發才是強國之道。

誤解二：將軟實力等同於自由民主價值觀

軟實力的第二個常見誤解是將其與美國的價值觀輸出簡單地畫上等號。長期以來，許多西方話語將自由民主、人權等美國價值視作軟實力的唯一源泉，彷彿只有西方式的意識形態才具有吸引他國的魔力。然而，軟實力並非美國的專利，更不侷限於某一種價值體系，不同文明與制度模式都可能孕育出各自形式的軟實力。

俄羅斯擅長於通過特殊的軟實力策略維繫影響。俄羅斯從2012年之後建立了一套獨特的普世價值體系，它針對特定受眾羣體採取各種不同的策略，吸引其他國家民眾的認同。有研究將俄羅斯的軟實力概括為四個方面：其一是俄羅斯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其二是蘇聯時期的遺產情結，其三是當代俄羅斯奉行的保守主義和反西方的價值觀，其四是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的鬥爭精神。

憑藉這些要素，俄羅斯在西方國家的特定羣體中營造了認同。例如，俄羅斯倡導的傳統家庭觀、東正教價值在一些保守社會中獲得共鳴，通過媒體宣傳和外交實踐，西方國家一些政黨及其代表的選民將俄羅斯奉為精神歸宿。這種非西方取向的軟實力，被西方學者稱為“鋭實力”。但這個詞本身帶有價值偏見，實際上它與美國通過自由民主價值觀影響其他國家的方式和路徑是一樣的。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並非軟實力和吸引力的唯一源泉。

再看東亞的韓國。作為非西方民主國家，韓國幾十年來憑藉文化魅力實現了軟實力崛起。“韓流”風靡全球，K-Pop、韓劇、電影等文化產品讓韓國形象深入人心。2020年被認為是韓國軟實力最為成功的一年。韓國一方面因抗擊新冠疫情的出色表現贏得廣泛讚譽，另一方面其電影《寄生蟲》斬獲奧斯卡大獎、流行樂隊防彈少年團（BTS）橫掃歐美音樂榜，這些都使韓國的國際聲望達到了新高度，被視為韓國軟實力工具箱中的強力新添籌碼。

韓國的案例表明，一個國家即便體量不大，只要在文化創意、社會治理等方面有獨到之處，一樣可以大大提升自身吸引力，進而提升國際地位。

由此可見，把軟實力簡單等同於美國價值觀是狹隘的。美國的主流價值固然構成軟實力的重要源泉，但決非唯一形態，軟實力的來源是多元的。文明多樣性意味着不同國家都可探索適合自身的軟實力路徑。任何一種文化和制度，都有感召潛力，只要制定合適的戰略，就可以奏效。

2022年5月31日，時任美國總統拜登邀請韓國男子音樂組合防彈少年團（BTS）訪問白宮

實際上，美國價值觀在一些地區並不被普遍接受，甚至引發牴觸。例如，奈本人也承認，在中東等地美國的軟實力影響遠遜於其他地區。美國內部治理的失敗以及超越常識、不切實際的“政治正確”最終會損害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吸引力。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俄羅斯的保守價值觀、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文化，都各自擁有一定的“粉絲”。每個國家都可能結合自身優勢塑造出有別於西方的話語魅力。

誤解三：將軟實力等同於國家形象

在中文文獻中，軟實力經常被等同於國家形象、公共關係。但實際上它們之間是有微妙差別的，甚至國家形象與軟實力並無直接關聯。例如，有的國家居民素質高、環境良好、社會治理水平高、國際形象良好，但是它並沒有為其他國家提供一種獨特的、可以被效仿的價值觀。奈尤其強調，軟實力意味着某種獨特的價值觀被其他國家的政府或民眾效仿。

奈討論軟實力的本意是，軟實力指的是用文化和價值觀來影響、同化和塑造其他國家的能力。具體來説，軟實力指的是同化其他國家、左右和改變其他國家的願望、吸納其他國家效仿並依賴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的權力。這一權力往往來自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制定國際機制和主導國際制度的能力，以及改變其他國家的選擇使之服務於美國的目標的能力。但一些學者在使用這個概念的時候，將其外延擴大，甚至非國家級行政單位也可能會具有某種軟實力，這與奈的本意大相徑庭。

奈的軟實力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兩個概念表達的是同一個邏輯，只不過前者是從美國視角對這個現象的正面表述，後者是從反面進行批判式的表述。“文化霸權”是一種隱形的力量，大多數人將其視為“常識”因此不會注意到它，更不會抵抗它。其他國家要想獲得軟實力，就要反對美國的文化霸權，二者是此消彼長的關係。

在今天，很多國家都在試圖強調不同於美國的獨特價值觀，擺脱美國的文化控制，並且在世界範圍內推廣自己的理念，例如法國、土耳其、印度、俄羅斯和韓國。

值得注意的是，當一個國家過度信奉軟實力手段的時候，它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可能也會遭到破壞。軟實力的成功是基於這個國家內部不出現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在西方國家，過度相信自由民主軟實力而不解決國內問題，將會反噬其政體。如果打鐵不能自身硬，那麼自身就會變形甚至碎裂。

這是因為，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和自由民主社會本身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如果其國內社會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那麼替代性的價值觀和政治力量就會通過這種開放性而獲得迅速增長的機會。尤其是當某種替代性價值觀在其他國家被充分論述並且得以成功實踐，它的軟實力就可以持續影響西方國家的國內政治秩序。這將會導致西方國家的政客訴諸“泛安全化”手段排擠其他國家的軟實力，但這樣做的結果是破壞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價值體系，內部政治鬥爭進入惡性循環狀態。

如何制定正確的軟實力戰略：幾點啓示

如果能避免上述三個誤解，那麼我們就可以客觀看待世界規律，更好地制定軟實力戰略。當國家資源、能力充裕的時候，應該同時重視硬實力和軟實力。當國家資源、能力有限的時候，應該先發展硬實力，然後再發展軟實力。即使當一個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都非常強大，它也應該警惕不要濫用兩種實力，我們應該吸取美國的教訓。

啓示一：理解美國軟硬實力變化的週期性

從歷史大的發展趨勢來看，美國的衰落和世界的多極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從短期來看，我們在討論美國衰落這樣的話題時應該慎重，我們應該對國際事務保持較長時間的觀察之後才可以得出大致的判斷。美國的相對衰退可能只是週期性波動，還未到不可逆轉的地步。

特朗普政府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決定被批評是“自殘”，給了中國增強軟實力的絕佳機會

奈曾經提醒過我們，不要過早斷言“美國世紀結束”——美國曾多次渡過難關東山再起，未來依然“具有再度振興的良好條件”。美國當下軟實力的暫時衰落，可能會製造一種假象，影響我們的判斷。中國應該認識美國軟硬實力交替運用的戰略慣性，不低估其自我調整能力。

美國在歷史上反覆呈現軟硬實力交替的戰略風格：一方面輸出價值觀和制度魅力，另一方面不惜訴諸武力維護霸權。例如，麥金萊和‌西奧多·羅斯福兩位總統大肆擴展美國領土，之後的威爾遜總統則倡導國際道德和國際法，兩種理念看似矛盾，其實是繼承性的。二戰結束之後和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兩次主導世界秩序，都是先通過強大的硬實力打敗對手，然後再建立自己的道德軟實力。

當某種手段遇挫時，美國常能迅速調整。例如，伊拉克戰爭重創美國軟實力後，華盛頓很快推行“巧實力”外交重塑形象；而當對話妥協難解決問題時，美國又會迴歸強硬甚至動武。正如奈所言，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會運用軟硬實力，關鍵在於如何把軟硬手段組合好而不相互削弱。

當前美國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多年海外戰爭和內部危機造成了硬實力的消耗，而非單純軟實力不足。美國一些人為了追求軟實力已經到了不切實際的程度，最終會損害美國自身。例如，不切實際的平權運動、毫無節制地引進移民、誇張的文化多元主義、過度極端的對外干涉，不僅違反常識性的規律，而且損害了美國的團結、削弱了美國的物質實力、加劇了國內各種危機。

未來在短期內，美國放棄一部分軟實力，重新重視硬實力，恰恰是符合美國長遠利益的。我們不應該將美國放棄一部分軟實力視為美國的衰落，這將會導致對美國的誤判。美國未來一段時間，通過財政緊縮主義、税收供給主義、行政效能主義、技術加速主義，有望實現物質資源的開源節流以及硬實力的恢復，從而維護和延續美國的霸權。

美國軟實力下降提供了中國提升話語影響的寶貴機遇：當美國的全球形象受損時，中國可以更主動地傳播自身理念、爭取中間地帶國家的認同。然而，中國切忌被表面的機遇衝昏頭腦。美國軟實力下滑的同時，其調整硬實力的動作不容忽視。未來美國硬實力增強之後，將會重新重視軟實力，這與歷史上的麥金萊—威爾遜週期、杜魯門—肯尼迪週期、里根—克林頓週期是相似的。

我們當下既要利用有利時機擴大中國的國際輿論優勢，更要居安思危，加倍努力發展實體經濟、突破“卡脖子”技術、增強國防力量。這不僅是為了彌補美國在軟實力方面可能捲土重來的優勢，也是為了確保中國在任何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下都擁有“不怕硬碰硬”的底氣。只有硬實力上穩健強大，中國的軟實力提升才有堅實支撐，國際形象和影響力才能行穩致遠。

啓示二：重視軟實力，但不迷信某種特定的軟實力

中國在追求軟實力的過程中應保持理性，切忌迷信某種固定範式或照搬他國模式。奈有關軟實力的大部分論述，歸根結底都是為服務美國國家利益而提出的。我們需要透徹理解奈的理論本質，而非奉其為圭臬、機械套用。

奈曾將軟實力視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工具，用來“讓別的國家心甘情願地提供美國所想要的東西”。可見，軟實力理論在奈的框架下帶有強烈的美國中心主義色彩，強調的是如何通過價值觀和輿論優勢維繫美國的領導地位。如果中國不加辨析地照搬，很可能陷入只追求表面讚譽而忽視自身核心利益的陷阱。

具體而言，中國應根據自身國情和戰略需求來塑造軟實力。例如，在文化領域弘揚中華優秀傳統並與現代價值觀相結合，在國際傳播中注重平等互鑑而非灌輸，在外交實踐中堅持原則同時展現彈性和善意。這些都需要我們有清醒的戰略定力，而不能簡單套用美國式的“價值觀外交”模板。強行要求其他國家接受自己的軟實力很有可能導致恰得其反、得不償失的效果。

尤其重要的是，人口的數量和質量、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軍事力量的壯大、合理的族羣結構尤其是主體族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才是保證國家強大根本原因。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從來沒有過時，國際關係的本質永遠是國家實力的較量。但現實主義理論絕不是濫用武力，而是強調審慎的戰略。

中國要學習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的經驗，吸取宋襄公、滕文公、燕王噲的教訓。世界上沒有永遠不變的國際秩序或規則，中國應該坦然面對國際秩序和規則的變化，留戀某種過去的秩序是不切實際的。我們應該避免思維定式和路徑依賴，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調整政策，實現利益最大化和避免吃虧。

啓示三：針對美國內部不同羣體採取不同的軟實力策略

在過去美國政治極化並不嚴重的時期，我們與美國之間進行人文交流相對容易。但是今天，美國內部分裂空前嚴重，我們應該針對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兩大羣體採取不同的軟實力策略。在這一點上，中國可以借鑑印度的經驗。

印度政府和印度裔美國政客擅長於將印度的本土思想與美國兩種主流價值觀進行結合，對其重新進行闡釋以迎合美國不同黨派政治人物和選民的需要，從而推動提升印度的軟實力以及印度對美國的政治影響力。

當地時間4月21日，印度總理莫迪與到訪的美國副總統萬斯會面

例如，在美國民主黨執政的時候，印度宣稱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與民主黨之間尋找共同價值；在特朗普執政的時候，印度的策略和話語就發生了變化。莫迪表示“我深深欣賞特朗普總統將國家利益置於首位的原則，這也是我從他身上學到的”。莫迪還向特朗普分享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的經驗，同時為特朗普的反恐政策鼓掌致敬。

莫迪上台之後大力整治腐敗、精簡行政，這對於特朗普有很大啓發，特朗普一直稱讚莫迪整頓官僚體系的改革。兩人惺惺相惜，特朗普宣稱的“抽乾華盛頓沼澤”與莫迪提出的打造“新印度”兩種理念相互契合、相互呼應。

在美國內部，印度裔政客對於傳播印度軟實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支持民主黨的印度裔政客宣揚印度內部的多元主義精神。美國共和黨的政治新星維韋克·拉馬斯瓦米在公開場合經常談到印度教原則，尤其是因果報應邏輯。現任聯邦調查局局長卡什·帕特爾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印度人對於法律、紀律和正義原則的尊重，尤其是“真理戰勝一切”的精神。國家情報總監圖爾西·加巴德經常弘揚印度教“四海一家”原則，並且經常引用《薄伽梵歌》作為她做出道德決策的指南。

事實上，中國古代傳統思想有更加豐富的哲學道理和政治力量，可以建立一套多元化的軟實力體系，吸引美國國內不同的羣體。例如，老子的思想經常被詮釋為樸素自由主義，墨子的思想被認為與古代社會主義相通，孔子的思想更接近於保守主義。美國保守派智庫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邁克爾·舒曼撰寫過一篇文章，認為孔子的思維方式與美國共和黨人的政治主張更加一致，孔子探索的許多政治和社會問題是今天的美國面臨的，儒家思想可以解決今天美國的禮崩樂壞和社會失序困境。

如果中國能夠效仿印度，將自己的軟實力與美國不同階層民眾的需要進行對接，那麼就會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國可以對孔子學院進行改革，積極回應美國民眾的訴求。孔子學院可以積極與美國保守主義者進行文明對話和文化互鑑，探索維護各自社會秩序和文化傳統的經驗，共同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態。

未來相當長的時間，文明主義的全球化將會取代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中國傳統文化對於新形勢下的中西人文交流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有利於推動中國與西方新興政治力量廣交朋友，深入基層拓展人脈。

此外，中國的扶貧、脱貧經驗，也可以成為中國軟實力的重要來源。中國減貧經驗提供了一個現實範例，證明大規模減貧在短期內是可以實現的，而且政府扮演了關鍵角色。這對於飽受本國貧困頑疾困擾的美國草根階層而言，無疑具有吸引力和説服力。

比如，美國底層民眾長期目睹本國貧困社區停滯不前、流浪漢營地年復一年存在，而中國的貧困村莊在幾年內通了公路、電網，貧困户搬進了新房、有了產業，這種巨大的反差可能會引發他們對本國政策的反思。一些美國的進步派人士已經開始以中國為鏡鑑，國會參議員伯尼·桑德斯主張學習中國。對於那些深受貧困和不平等之苦的美國底層羣眾來説，這無疑提供了一種希望。

加利福尼亞洛杉磯，一處貧民窟社區無家可歸者的營地 視覺中國

事實上，美國的確曾經借鑑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扶貧經驗，孟加拉鄉村的小額信貸實踐曾被西方社會視為幫助窮人自立自強的創新模式，廣受讚譽並部分移植到美國的社區發展金融中。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不讓一個人掉隊”的執政理念可以超越意識形態，被解讀為一種普世的人道關懷。

結語

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為國際關係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我們在緬懷這位先賢時，更應當深入領會其思想的精髓，而非流於表面地推崇或誤讀。縱觀當今國際格局，現實主義底色並未根本改變——國家實力競爭依舊首先取決於經濟總量、軍事技術等硬實力要素，軟實力只是重要的輔助手段。

強大的領導力，政府的高效運作、社會的安定團結、族羣結構的優化對於軟硬實力的合理配合至關重要。奈曾經強調，權力不僅僅體現為炸彈和子彈，也體現為一種無形的吸引力。真正高明的國家戰略，應是硬實力與軟實力的有機結合：既要有“任爾東西南北風”的實力底氣，也要善於通過價值觀和外交藝術贏得人心。

在紀念奈的同時，我們要記住他給予我們的啓示，絕不能脱離國家利益和安全需求去空談軟實力。今天美國很多人已經對此進行反思，中國更不應該走向歧路。對中國來説，最有效的軟實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取得的成功，是全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是各民族的和睦團結。這種基於自身發展成就的吸引力，比任何對外宣傳都更有説服力。

展望未來，中國應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夯實硬實力的基礎上靈活運用軟實力手段，既保持原則又富有創意地開展對外交流合作，與西方國家的新興政治力量進行友好往來。唯有如此，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奈留給我們的寶貴思想遺產，也是當今國際關係中屢試不爽的實踐真理。中國在追求民族復興的征程中，當銘記於心，躬身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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