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什麼情況下中美能談成？

【文/ 李迅雷】

在美國實行全面對等關税之後，中美之間互徵關税的税率均超過120%，如此高的關税税率，幾乎等同於脱鈎。在中美之間的經貿互補性如此強的情況下，高關税不可持續，故國際社會普遍預期中美應該通過談判來達成降低關税的協議。儘管特朗普已經多次暗示中美正在接觸並準備進行談判，但中方斷然否定雙方有任何談判，近日中方宣佈準備與美方高管接觸，那麼，中美談判或談成的可能性大嗎？

這次關税戰完全不同於2018年

第一次中美貿易戰，一開始是非常温和的。2018年2月起，中美之間就一直在開展貿易談判，如2月27日至3月3日，中方就受邀去美國與美國的財政部長姆努欽、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等就中美經貿合作進行磋商。在特朗普宣佈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税後，中美繼續談判。從2018年2月至2019年12月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共談判了13輪。其中包括兩國首腦多次會面和通話，最後中方承諾兩年內增購2000億美元美國商品，美方承諾分階段取消部分關税。

但自特朗普1月20日再次當選總統後，他就迫不及待對中國加徵關税，2月1日，特朗普宣佈對華加徵關税，税率為10％。到了3月份，特朗普繼續對中國商品徵税，税率又最加了10％。到了4月2日，借全面對等關税之名，又向中國加徵34%的關税，即在上任不到三個月內，累計加徵了54%關税。

與上一輪貿易紛爭不同的是，這次美方完全是在沒有與中方事先溝通的情況下連續對中國加徵關税，其加徵關税的理由也顯得荒唐可笑。在中國迅速反制之後，美國對中國加徵的關税又一路飆升，從84％、125%到145％。

2018年的中美關税之爭，官方從未用“貿易戰”這一詞，而是用貿易摩擦或貿易紛爭來描述。但在4月2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把中美貿易衝突定性為“國際經貿鬥爭”，既然上升到鬥爭的高度，那就意味着已經做好最壞打算了。四月末，我國商務部部明確表示，若美方希望重新進行談判，必須首先取消所有單邊關税。

不過，5月2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中美經貿對話磋商情況答記者問時回答説，“中方注意到美方高層多次表態，表示願與中方就關税問題進行談判。同時，美方近期通過相關方面多次主動向中方傳遞信息，希望與中方談起來。對此，中方正在進行評估。”

這顯然要比“必須首先取消所有單邊關税”的措辭要更留有餘地些。那麼，究竟該如何評估呢？此外，中方宣佈近期將與美方接觸，但接觸與談判是兩回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當地時間5月11日晚，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峯出席中方代表團舉行的新聞發佈會

談判前提應該不只是部分關税取消

這次中美雙方加徵關税的一個差異是美國對中國加徵145%關税，中國則對美國加徵125%關税，彼此相差20%。事實上是2-3月份美國單邊向中國加徵20%後，中方並未馬上作出反制舉措。這與2018年的貿易摩擦相比有明顯不同，當時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500億美元加徵關税後，中國馬上反制，對等加徵5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税。那麼，這次中美若啓動談判，前提是需要斟酌和評估的。

但談判不能只侷限於關税，單純談進行關税談判已經意義不大了。因為這次美國對中國在經貿領域的打壓是全方位的，至少還有兩個方面需要納入到談判範圍中，一是2月21日特朗普發佈的《美國優先投資政策》的總統備忘錄，該備忘錄中含有大量的遏華政策或法律；二是4月18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頒佈關於對中國海事物流及造船業301調查的歧視性決定。

先看《美國優先投資政策》的總統備忘錄。備忘錄涉華的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限制美國對華投資，如擴大對華投資類型和資金來源的限制；通過“特別指定國民和封鎖清單”、“中國軍工複合企業清單（NS-CMIC）”、“特定國家安全技術產品投資”行政命令（涉及人工智能、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來對直接投資產生影響，同時間接影響我國二級市場，並加大了中概股的監管壓力與退市風險。

第二部分是限制中國對美投資。如限制中國投資美國戰略部門；限制“外國對手”投資敏感設施與新興技術；停止使用“緩解協議”處理“外國對手”對美國的投資；審查是否暫停或終止1984年《中美所得税公約》等。

再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對中國海事物流及造船業301調查後舉措。第一階段， USTR提出自2025年10月14日起，對中國船東以及運營商徵收進入美國管理的港口的費用，2028年每噸最高提高到280美元；第二個階段，自2028年4月17日起，對美國出口LNG（天然氣）的運輸船，實施美建造、掛美國旗、美國運營的比例要求，在未來22年內比例逐步提升至50%。此項規定針對所有國家。

此舉如實施，將對我國的海運及造船業帶來巨大負面影響，因為我國海運和造船規模均全球第一，尤其我國造船業體量已經佔全球半壁江山，2024年訂單量佔全球60%以上。關税及進港費等要求無疑將大幅增加航運成本，並導致造船訂單大幅減少。

如果談判不涉及以上三方面事項，那就是不對等的談判，難以體現中方提出的談判“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的要求。

談判或面臨難以逾越的鴻溝

如前所述，這次特朗普高舉關税大棒，對諸多國家採取先全面普加關税，再延遲加關税，然後採取一對一談條件的方式。也就是先對他國“有罪認定”，再與對方討論“減刑”條件。而對中國的態度則更蠻橫，2-3月份共加了兩次10%的關税，4月份又加34%的關税，並且馬上執行，同時警告中方不要反制。

為何這次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變得如此強硬呢？這與特朗普內閣成員和智囊團隊中的涉及經貿方面人員構成有關。其中主張遏制中國經貿發展的主要有以下四位。

第一位，特朗普的首席貿易顧問納瓦羅。他曾經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是對華"鷹派中的鷹派"。曾出版“中國三書”:《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被中國殺死》和《卧虎：中國軍國主義對世界意味着什麼》，是中國威脅論的叫嚷者，建議與美國與中國開展經濟戰，2021年受到中國製裁。這次美國推出的全面對等關税的税率計算公式就是出自他的手：（出口額-進口額）/出口總額。這種極為粗糙且不合理的所謂對等關税計算方法，已經對全球貿易造成巨大負面影響。

第二位，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他同時又擔任國家安全助理、國際開發署代理署長等職。他也曾在2020年受到中國製裁。他緊隨特朗普，贊同對中國加徵高關税，同時在外交和立法方面干涉中國主權。如他對中國台灣問題指手畫腳，甚至揚言不許中方改變台海現狀。

第三位，斯蒂芬·米蘭，現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提出重構全球貿易體系，將平均關税提升至20-50%，其中對華加徵60%關税；認為美國貿易赤字長期存在的原因是“特里芬難題”，主張短期通過美元貶值、提升國防需求來重振製造業，長期則通過海湖莊園協議，強制置換美債至100年期零息債。

第四位，貝森特，現任美國財政部長。曾擔任索羅斯基金公司首席投資官；提出從意識形態角度看中國產業政策對美國貿易赤字的影響。主張漸進式加徵關税，並建議將關税“分層”，通過其他政策抵消對通脹的影響。主張美元貶值和維持強勢美元。

除此之外，在美國總統內閣中敵視中國的還有副總統萬斯、商務部長魯特尼克、貿易代表格里爾和國土安全部長諾姆等。如此多的仇華、遏華人物組成的內閣班子和智囊團，其用意非常明確，就是盡一切力量來打壓中國。在這次關税戰中其實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即唯獨對中國的打壓是毫不遲疑的。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走出在瑞士日內瓦下榻的酒店 法新社

什麼情況下中美能談成？

不少人期望隨着中美彼此徵收高關税的持續，美國商品庫存大幅下降，導致物價上漲而引發通脹高企，最終不得不降低關税。但假設中國對美直接和間接出口占美國全部進口的比重為20%，佔美國居民商品消費的10%左右，而商品在美國的CPI的權重只有30%左右，則中國商品在美國CPI中的權重只有3%左右。所以不能高估高關税對美國通脹的影響。

要讓談判能談成，一種可能就是美國發生債務危機。如今美國面臨的壓力恐怕還是在聯邦政府的債務上，截至2025年4月，美債規模超過36萬億，利息支出超過1萬億，到期債務規模及借新還舊壓力巨大。由於存在對債權人的到期債券有強制轉換為100年期零息國債的傳言，故今年6月份以後美國財政部對到期債券能否順利完成借新還舊將是一個考驗。

中方可以對美施壓之處是中國直接持有的美國國債規模超過8000億美元，間接持有的規模應該也不低，這是否可以作為與美國談判的籌碼？當前，美國被高估早已是特朗普內閣成員們的共識，無論是美債信用還是美元信用下降，都會給聯邦政府財政帶來麻煩。而中國不僅是全球持有美債最多的國家之一，也是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具備做空美元和美債的能力。但關鍵是從貿易戰擴大到金融戰是否值得？畢竟貿易戰、金融戰對誰都沒有好處。

回顧歷史，不少國家都遭遇過債務危機、貨幣大幅貶值等風險事件，似乎美國沒有經歷過。但如今美國經濟結構問題已經非常突出，美國既想通過美元貶值來緩解貿易失衡問題，又想維持強勢美元，這兩者能同時做到嗎？

提高關税、美元貶值讓製造業迴流到美國，讓關税收入大幅增加，從而為實現減税提供資金來源——特朗普希望在他短短的四年任期內重塑美國的國內經濟秩序，並改變國際社會和經濟秩序，讓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朝着對美國有利的方向重新佈局。如此宏大的計劃在沒有充分論證的情況下蜂擁而出，已經給全球經濟造成了很大困惑。同時也給美國的經濟和社會帶來了巨大沖擊。

從這次特朗普執政的100多天裏，大家不難看出他快節奏的政策出台、極限施壓的習性、出爾反爾的行為特徵以及“萬物皆可交易”的價值觀等，漏洞百出，估計早晚會美國社會和經濟“添亂”，也會加速動搖美國的霸主地位。

相信今後幾年美國經濟和社會都有可能會持續不斷出現“失衡”現象，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談判才有可能縮小彼此的“期望差”。但即便美元走弱，美元的霸主地位在今後很長時間內都很難撼動，因為其他貨幣的國際化程度離它太遙遠了。同樣，美債的信用也不會輕易倒塌，畢竟美國國會不會見死不救。也就是説，美國在今後一段時間內還不會面臨危機，這就意味着它還不至於放下身段向中方求和。故指望今年中美就能啓動談判，或談判能夠談成，都不太現實。

當然，美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特朗普執政的不確定性，加上其善變，嗜好交易，當他面臨諸多壓力時，如美國資本市場的波動、中期選舉、民主黨反擊等，他或會改變其談判策略。故中美若談判，也有可能出現一些有利於我們的轉機。

但不管局勢如何變化，我們都應該放棄幻想。早在2018年的時候，美國人就經常把decoupling（脱鈎）掛着嘴邊，這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在歷史上經歷過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國家而言，是極具危機感的。為此，我國多年前就在宏觀政策上提出了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等系統性安全觀，並提出了一系列強國戰略目標，努力在卡脖子領域加大投入力度，如中國芯片行業的崛起就是一例。中國為防範“脱鈎”帶來的風險已經做了七年準備。

大量史實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一直成為霸主。這輪中美關税戰可能只是中美之爭的起始點，今後美方還會在多個領域、多個層面向中國施壓，中方也必將給予有力反擊。

從歷史的高度看，處在這個起始點上討論談得成或談不成，真的無關緊要。關鍵是國內經濟要加速轉型步伐，在穩就業和促消費方面要有緊迫感和真金白銀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