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震羣：美國的這三個誤判，將為中日韓帶來新機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申震羣】

2025年5月12日，中美經貿談判取得突破性進展。根據《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美方承諾取消91%的對華加徵關税，暫停24%的“對等關税”90天；中方則對等取消91%的反制關税並暫停24%的關税措施。

這一結果標誌着特朗普政府“以戰逼談”策略的徹底破產。中方通過精準反制迫使美方讓步，既展現了維護多邊規則的決心，也揭露了特朗普政府“欺軟怕硬”的本質——面對中國的強硬立場，其“關税大棒”最終淪為自傷性工具。

中國對美談判的階段性勝利對美國的盟友們恐怕都會產生不小的衝擊，尤其是作為美國軍事盟友與貿易伙伴的日本和韓國——特朗普這種“對外唯唯諾諾、對內重拳出擊”的感受實在太深了。

目前，日本因美國對汽車零部件加徵25%關税損失已超百億美元，韓國半導體出口因供應鏈混亂面臨下行壓力。另外，在不久前美方還將韓國列入“敏感國家名單”，美韓關係的裂縫也被進一步放大。儘管一個月以來，日韓都已經分別同美國展開過貿易談判，但雙方分歧依舊突出，短期內難見成果。

與此同時，日韓在區域經貿多邊合作中呈現出另一番動向。5月4日，第28屆東盟與中日韓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在意大利召開，聯合聲明警示“保護主義”抬頭將加劇經濟分裂，重申對基於規則的自由、公正多邊貿易體制的支持。日本財務大臣加藤勝信在會議上轉變以往模糊態度，明確支持聯合聲明，並積極與中國及東盟商討構建“去美元化”支付體系。日本共同社指出，該聲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美方高關税政策的外溢效應，體現出亞洲國家推動自由貿易的共識。

可見，在美國揮舞關税“大棒”破壞全球貿易格局之際，中日韓區域合作正成為應對沖擊的錨點。面對美方單邊主義的壓力，日韓不得不重新評估對華經貿合作的意義，以分散風險、穩定出口。這既是短期的被動應對，也可能孕育中長期的結構性調整方向。

那麼，日韓兩國是如何應對特朗普2.0版關税政策的？各自的談判策略有何異同？這輪衝擊是否會反向催化中日韓合作？現實中的中日韓合作又存在哪些結構性制約？本文將以日韓對美談判為出發點，探討日韓之“危”與中日韓合作之“機”。

5月4日，東盟與日中韓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意大利米蘭召開。共同社

如何理解石破內閣的對美強硬表態？

日本方面的應對路徑包括快速表態、首腦通話及兩輪談判，展現出其在維護自由貿易秩序與本國出口利益方面的鮮明立場與相對強硬的姿態。共同社報道稱，日本政府對可能採取反制手段“持開放態度”。4月3日，石破茂公開表示美方做法將“對雙邊關係及全球多邊貿易體系造成嚴重負面影響”，明確表達反對立場。日媒對其與特朗普4月7日的通話形容為“坦率且建設性”，但從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媒體上的抱怨看，通話未達預期效果，尤其在汽車與農產品兩大貿易核心議題上，日美分歧依舊嚴重。4月16日與5月2日的兩輪談判雖維持溝通渠道，但無實質進展，尤其是汽車與鋼鋁問題上的分歧仍然顯著。

相較於安倍晉三時期的貿易談判，目前日本更為強硬的姿態，可以從歷史經驗、現實籌碼與國內政治三方面去理解。

首先，從歷史經驗看，特朗普1.0任期的美日貿易摩擦已成為日本製定對美策略的重要參照。彼時，特朗普指責美日貨物貿易嚴重失衡，要求日本開放農產品市場，並限制汽車對美出口，最終達成的妥協是日本在農產品上讓步，而汽車關税被暫時擱置。具體形式上，特朗普通過拒絕多邊談判要求、開展美日雙邊貿易談判，以更有效地對日施壓。如今，這一隱患重新爆發，日本深知特朗普的施壓邏輯難以改變，唯一的應對辦法就是主動談判、穩住節奏。2024年日本對美汽車出口已超6萬億日元，佔對美出口總額近三成，若汽車出口受限，對日本企業的打擊將極為沉重。加之農產品與汽車再度被特朗普拿來做文章，日本已在特朗普1.0時期讓步一次，幾無可退；如若再度讓步，關税大棒將沉重砸在汽車這個日本的經濟命門上。

其次，從現實籌碼來看，日本是具備一定談判手段的。

其一，日本歷來是多邊貿易機制的堅定支持者，不僅在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中積極作為，還主導了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達成。相較特朗普1.0時期，如今日本在多邊體系中的發言權與規則制定能力更強，獲益也更豐厚，有利於以規則應對單邊壓力。

其二，日本近年來不斷提高防衞預算，自2022年底出台“新安保三文件”以來，2025年度國防預算佔GDP比例已達1.8%，並計劃逐步向2%靠攏。再加上當前談判雙方已經表示暫不將駐日美軍經費問題和貿易衝突掛鈎，這使得美日同盟關係依舊具備較高穩定性，美國難因經貿矛盾而徹底犧牲日本的地緣戰略價值。

其三，儘管在5月4日日本財務大臣加藤勝信迅速否認“拋售美債”是談判手段，但日本確實掌握世界第一的美債持倉。日本此舉，意在通過發表“不增持美債”的宣言，釋放美債貶值預期，從而可以在金融層面對美形成潛在制衡。

最後，從國內政治看，石破茂政權本就因派系妥協而起，基礎薄弱，自民黨在國會的席位劣勢明顯（執政聯盟220席，在野黨241席，是典型的朝野倒掛），7月的參議院選舉又迫在眉睫，急需外交成果提振支持率。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議員小熊慎司就曾公開要求政府“不要屈服於美國勒索”。石破茂個人不像安倍晉三一般擁有長袖善舞的外交技巧，上任初期訪美，得到的接待頗為冷淡，開局便有些外交頹勢的意味。

具體到農產品議題，更是牽動着日本政壇的神經。日本“全國協同農業組合聯合會”（農協）壟斷地位穩固，是自民黨長期依賴的重要票倉，坊間甚至流傳“農協能影響三成國會席位”的説法。石破政權若在該議題上對美妥協，既可能激怒農協，也將削弱其原本就搖搖欲墜的政治根基。

總體而言，日本對美態度堅決有其合理動因，但這些動因在推動其積極談判的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美日間的分歧，致使談判陷入拉鋸狀態。可以預見，日本未來最多可能在能源、農業領域有限度讓步，如增加美方液化天然氣進口、放鬆美車認證或再度微調農產品關税。但只要美方堅持觸碰日本的命門——汽車出口，短期內美日談判恐仍難破局。日本既不願放棄核心利益，又需維持“美日黃金時代”敍事，正處於騎虎難下的困境之中。

在此背景下，對華合作正逐漸成為日本對美博弈的策略選項之一。自去年10月李強總理與石破茂會晤以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重啓的跡象愈發明顯，這顯示日本已認識到，在共同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上，中日兩國存在現實的利益交集。4月底，中日領導人就美國關税議題互致書信，傳遞出在複雜外部環境下重啓對話、穩定關係的積極信號。作為中日韓三邊合作的“長邊”，中日關係的進展為三邊合作的重構奠定了建設性的基礎。

內外交困、羣龍無首的韓國缺乏招架特朗普之力

與日本相對強硬自主的應對策略形成鮮明反差，韓國在面對美方關税政策時，其應對錶現可用“混亂”二字概括：回應態度曖昧緩和，具體舉措顧此失彼，政策協調節奏嚴重滯後。

4月3日當天，時任代總統之位的韓德洙僅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應對”，但短短6天后便明確否定“與中日聯手反制關税”的可能性——惟恐得罪美國。具體到談判進程，韓國更是直到4月24日才派出經濟副總理崔相穆和產業部部長安德根赴美舉行“2+2”磋商，雖然確認了關税、投資、經濟安全、匯率四大議題方向，卻未發表聯合公報；會後雙方公開聲明的協議時間表更是相互矛盾，美方聲稱5月就能達成協議，韓方則表示要拖到7月8日最後期限。

明明素以親美著稱的尹錫悦早已不再執政，為什麼韓方的應對仍唯唯諾諾，雙方的溝通也如此混亂？

其一，韓美關係中的“小意外”持續發酵。今年3月14日，美國能源部公開將韓國列入“敏感國家名單”，限制韓國科研人員參與能源項目。儘管美方強調此舉“無涉外交”，但其象徵意義與實際影響已經打擊了韓美互信，影響了兩國科技與能源合作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早在1月就被列入名單，卻直到3月才獲正式告知，暴露出雙方外交溝通機制存在的嚴重缺陷。正如《外交官》雜誌指出，特朗普政府極有可能將此政策作為槓桿，在韓美貿易磋商中迫使韓國做出額外讓步，進一步壓縮韓國在談判中的籌碼空間。

其二，韓國在談判中的籌碼先天不足。與日本相比，韓國可用於談判的經濟牌面明顯較弱：在經貿領域，擴大液化天然氣進口、加強造船合作是韓國為數不多的“籌碼”。然而，去年美對韓貿易逆差高達557億美元，特朗普在貿易領域的關注點肯定是佔比最高的半導體、汽車和藥品，很難説簡單擴大能源進口或者“增進造船合作”就能達成特朗普看重的貿易平衡。

此外，韓國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的話語權遠不及日本。即便都是對多邊貿易高度依賴的出口導向型國家，日本能夠被視為CPTPP的牽頭國家、G7核心成員，而韓國尚未稱得上主導任何區域經貿機制。

更關鍵的是，地緣政治因素加劇了韓國對美依賴。朝鮮半島局勢使韓國在安全領域高度仰仗美國，即便增加防衞預算，也無法完全替代美國“戰時作戰指揮權”的關鍵效用。這使得韓國在任何議題的對美談判中，始終處於弱勢地位。

當地時間2025年5月12日，韓國京畿道果川，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公告牌上顯示了總統候選人註冊情況。

最後，韓國內政已經到達了最混亂的關鍵節點。崔相穆在第一次磋商後稱“貿易協議將由下屆政府主導”，一語道破了政府的無能為力。本屆政府的權力更迭堪稱戲劇化：談判工作組建立的當口，5月1日上午，代總統韓德洙辭職參選，職務過渡至崔相穆，隨後崔也宣佈辭職，總統職務過渡至社會副總理李周浩，財政部副部長金範錫成為對美磋商臨時負責人。如此頻繁的人事變動導致韓國政府陷入“羣龍無首”的局面。

展望下個月的大選，儘管李在明支持率領先，但韓德洙突然辭職並與國民力量黨暗通款曲，為選舉結果增添變數；即便最後李在明勝選，在如此混亂局面下廝殺上台的政府，其對美談判能力與執政穩定性也令人存疑。

韓國的核心利益實際上與日本相似，即儘可能爭取關税豁免，但其對美磋商因政局不穩和外交失調而陷入混亂，可以説處於內外交困之中。一個可能的理想情境是李在明下個月內勝選上台，這有望推動韓國儘快加強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上的對華協調機制，為其在關税談判中爭取更多主動權提供現實可行的選項。

不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日韓對美談判結果殊途同歸，兩國均難以突破美方高壓，取得實質性進展。這一困境在暴露日韓對美關係之“危”的同時，也為深化中日韓合作、構建維護多邊主義“統一戰線”提供了新的“機遇”。

美國的高估、低估和錯估，為中日韓帶來新機遇

從3月的中日韓外長會議到5月的第28屆東盟與中日韓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對於特朗普政府的“無序亂政”，中日韓三國是有明確的共同立場的。中日韓三國在經濟體量上就佔到全球的24%，且三者間經濟依存十分緊密，文化高度相似，這是中日韓相較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合作優勢。

不過，談到中日韓合作，美國的外部因素以及安全分歧是不容忽視的。放眼過去，無論是一度乍現的“亞元區”構想或是鳩山由紀夫的“東亞共同體”設想，都代表着中日韓區域合作曾經觸及的高度。但是，無論是中日韓三國還是外部其他國家都不難看出，美國對於中日韓合作的高度警惕心和不滿情緒。這也是為什麼在釣魚島以及薩德這兩起決定中日、中韓關係走向的事件背後都和美國的施壓有關。通過政治摩擦造成三國間互信赤字上升、加強日韓作為圍堵中國崛起的戰略棋子，從中日韓三國貿易談判長期凍結的現實情況來看，美國的確部分達成了戰略目的。

然而，美國高估了自身體制的“優越”；低估了中日韓區域合作的堅韌；並且完全錯估了中國突圍的決心——這三大誤判將為中日韓合作帶來鮮有的機遇。

美國高估自身的最好案例就是特朗普的出現。目前，特朗普的單邊主義行徑無差別打擊全球貿易伙伴，日韓作為其安全盟友也未能倖免，更不用説被“擺上桌”的烏克蘭了。美國政府的“草台班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洋相，已經將自身的戰略信譽降至零點。

其次，美國低估了中日韓區域合作的堅韌。譬如，2024年，三星的對華出口總額已經高於對美出口總額，證明了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出口管制規則已經開始反向推動中日韓半導體產業的進一步融合。再具體到製造業，中日韓雖然看似存在競爭，但實際上產業鏈深度融合、互補性極強。除了前文提到的半導體行業，中日韓還在新能源汽車電池、氫能源、跨境電商等領域高度互補，具備協同發展的天然條件。

以汽車行業為例，儘管三國企業在終端市場存在競爭，但在新能源汽車上中游產業鏈中卻形成深度協作。韓國的動力電池巨頭企業對華投資設廠規模龐大，還依賴中方提供關鍵礦物原料。LG新能源在南京的累計投資已超過80億美元，SK on位於江蘇鹽城的動力電池工廠是其全球最大單體工廠，而三星電池則早在十餘年前就佈局西安和天津，並於2025年初啓動了總價值超11億元的擴產項目。截至2024年，韓國稀土進口中有50%來自中國，在電動車電機所需的鏑、鋱等關鍵稀土材料上，對華依賴度更是超過80%。

日本車企則在繼續依賴中國市場的同時，積極尋求借助中國新能源市場的技術密度和快速迭代優勢，加快電動化轉型步伐，避免被市場淘汰。近年來，豐田與比亞迪、馬自達與長安相繼成立合資技術公司，共同開發新能源汽車產品，以增強在智能電動汽車賽道上的競爭力。

這種從原材料供應到技術研發的全鏈條互補，不僅增強了三國產業的協同抗風險能力，更為聯合應對美國關税訛詐提供了堅實基礎。換句話説，中日韓之間已經具有了美國當年牽頭美日韓合作時試圖加強的“供應鏈韌性”，且與經濟議題安全化完全無涉。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對中國實力的完全錯估。無論美國再怎麼圍堵中國，再怎麼唱衰中國，中國在國內國際上的表現是所有國家有目共睹的。與特朗普的蠻橫無理恰恰相反，中國在面對美國的無理遏制時，展現出負責任大國的堅定立場，毫不妥協、堅決反制，體現出堅定維護多邊主義的決心。而事實也證明，中國完全有底氣也有實力反制美國的“關税霸凌”。5月12日，中美談判成功撤銷雙邊報復性關税，這是中方頂住壓力、理性反制的初步勝利，也證明了特朗普胡亂揮舞關税大棒的必然敗局。

現實已經證明，日韓對美國“跪舔”越久，在貿易讓步上開的口子就越多，本國經濟遭受的衝擊也就越嚴重。尤其是當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在那邊説“你手裏沒有牌”的時候，結局必然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雖然日韓在安全領域對美結構性依賴的格局未變，且中日韓三國之間的戰略互信赤字依然嚴重，但這不妨礙日韓認識到一點：美國的單邊霸凌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而中日韓合作既不是沒有底氣也不是沒有可能。中日韓地緣相近、商緣相連。日韓應清晰地認識到，與中國攜手合作，共同應對美國的不合理舉措，才是維護國際貿易穩定、消解特朗普政府帶來的風險與不確定性的明智之舉。

當然，中日韓重新燃起的互信來源於美國政府對盟友以及貿易伙伴的失信——所以這份互信本身還是難以立住腳的。因此，即便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完全消弭三邊隔閡、形成對美集體談判，中日韓也必須儘快超越人文、教育等“基本盤”話題，在議題合作基礎上逐步恢復和強化合作制度化水平。

最關鍵的是，推動三邊領導人峯會機制化、常態化。成熟的國際機制一旦形成，就具有路徑依賴效應，不易因外部干擾而輕易中斷。當前形勢下，儘早達成制度化安排，有助於弱化美國對日韓的政策牽引力，也可以緩衝日韓政局波動帶來的合作不確定性。通過機制託底、議題牽引、合作鋪墊，中日韓才能“化危為機”，逐步跨越信任赤字和戰略分歧，為合作注入制度剛性與戰略韌性。

總而言之，中日韓三邊合作因外部壓力與現實需求而得以激活。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功能性合作或許可以穩步推進，但如果中日韓合作想要走出“淺水區”，那還是需要三國在政治互信上形成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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