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聲：沒法繼續擴大芯片出口封鎖範圍，是美國不想嗎？是做不到

隨着中美關税戰進入短暫緩和期，中美科技競爭可能會成為下一個關注熱點。當地時間5月13日，美國商務部正式發佈文件，啓動撤銷拜登任內簽署的《AI擴散規則》，同時宣佈採取額外措施加強對全球芯片出口管制，加強對海外AI芯片的出口管制，包括不準全球使用華為昇騰AI芯片等等。

如何理解特朗普政府新出台的半導體管制政策？這將對美國國內、對中國，以及中美科技競爭、全球科技產業帶來何種影響？觀察者網連線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員、B站知名半導體產業up主“芯聲”，就相關問題展開細緻討論。

【文/芯聲，對話/觀察者網 唐曉甫】

觀察者網：近期中美關税戰有所降温，特朗普政府啓動撤銷拜登簽署的《AI擴散規則》，同時宣佈採取額外措施加強對全球芯片出口管制，包括不準全球使用華為昇騰AI芯片。考慮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反覆無常的作風，您認為中美半導體是否真的會徹底脱鈎？對我國的半導體產業和AI產業來説，這些風波會有怎樣的短期和長期影響？

**芯聲：**目前看來，中美半導體產業脱鈎已經成為趨勢。尤其結合我方近期關於半導體產品原產地認定規則的通知，可以看出雙方都有意在降低彼此依賴。而且從近期動向看，即便黃仁勳4月親自來華，在整體層面也並無太多可落地成果，中國的AI企業也難以直接獲得英偉達的AI芯片。

美國在技術管控方面完全限制了英偉達的自主性，他們並不允許那些擁有美國技術、美國產品或美國專利包括設備、材料及備品備件的企業繼續向中國公司供貨。雖然近日美國商務部正式發佈文件，啓動撤銷拜登簽署的《AI擴散規則》，但其政策主要目的是促進美國AI體系的擴散，同時限制中國AI產業發展，並沒有根本上改變其對華態度。

面對美方相關政策變動帶來的衝擊，短期內中國企業只能硬扛，與更多非美夥伴合作。而且美國在大多數半導體制造領域並非不可替代，我們可以找到其他供應源。我原本預計在成熟製程（本文中主要指40nm及以上工藝）領域，中國半導體行業一年內即可完全擺脱美國相關政策的制約。

對於中國來説，好消息是，由於特朗普政府取消了拜登的AI“計劃經濟”，相當於放棄了前置管控管制。只不過為了維繫管制，特朗普選擇對全球企業進行政治綁架，不僅要對流出到中國的AI芯片負責，還不能買華為的芯片。

其戰略方針與拜登截然相反，拜登的計劃是一個系統性拖慢、甚至扼殺中國AI發展的系統性的東西，需要極高的執法能力與盟友的默契。這些在特朗普任內都不會有，特朗普只會有一種手段：以罰代管。

也就是説，特朗普政府也已經在事實上承認美國商務部執法能力有限，無法從根本上預防“違法”行為，但為了維繫這套長臂管轄的“面子”，只能“抓現行”對典型案例進行罰款。與其防患於未然，不如放任違規行為，偶爾抓個現行來不斷贏贏贏。

當然，這也為中間商創造了巨大商機。我的一個朋友曾在上月中美關税戰期間提出，傳統的墨西哥毒販都可以大批量轉變為AI芯片中間商，畢竟他們最近已一度從毒品走私轉向雞蛋走私，未來轉向芯片走私也不是不行。

特朗普廢除了拜登簽署的《AI擴散規則》

在新規出台後，我預計大約兩年內，AI領域芯片流通的主流渠道將主要變為通過第三國轉運，而這些第三國正是美國更為信任的盟友。傳統上這種流通過去更多依賴中東或新加坡，只不過他們曾一度受到拜登政府的AI管控措施限制；現在包括墨西哥、加拿大等採購優先級較高的國家，還包括歐盟，英國和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英聯邦國家，都可能成為全球AI芯片流轉的重要渠道。到時我們可以在宏觀層面關注這些國家的芯片需求是否大幅增加。

觀察者網：4月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發布《關於半導體產品“原產地”認定規則的通知》稱，根據關於非優惠原產地規則的相關規定，“集成電路”原產地按照四位税則號變更原則認定，即流片地認定為原產地。能否請您具體分析一下用流片地作為區分的依據，有什麼優劣？

**芯聲：**這個規定的發佈主要是出於產業架構的角度考慮，目前在芯片製造領域，代工廠實力分佈十分明顯：我國台灣地區斷檔領先，韓國次之，但中國大陸在代工規模上已超過美國本土。

最新的原產地認定規則以代工廠（Foundry） 為判定標準，本質上是政府通過關税和高成本手段讓那些原本計劃送往美國代工的產品，放棄在美國代工，鼓勵企業將代工環節轉回大陸。若短期內無法遷移回大陸，也可選擇我國台灣地區或韓國代工。

該規則可以有效遏制“陽澄湖洗腳蟹”式的操作：任何一塊芯片即便下游封裝或組裝發生在東南亞，但只要源頭在美國生產，最終都將按照美國原產地徵税，這可以徹底壓縮各國企業在美國代工的利潤空間。

台積電亞利桑那工廠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拜登政府簽署“芯片法案”之後，確實吸引了一批跨國企業和美國本土廠商如英特爾前往美國投資先進半導體生產線。這些產線的芯片需要整合進相關產品後才能最終完成銷售。然而在我國禁令出來後，在美國亞利桑那等地投產的高端芯片若需要出口回中國，若想借助中國的產業鏈整合，將面臨額外關税，從而使得企業在美投產的成本優勢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繼續在台南、新竹園區代工不僅成本更低、流程更簡便，也更符合企業利益。因此，本就生產成本高企的美國產芯片會更多地被用於美國“自娛自樂”，新規則有助於全球芯片生產重心迴歸那些本就具備成本和政策優勢的地區。

觀察者網：您此前對美國的“芯片法案”，尤其是該法案的補貼資質審核與補貼落地有較多研究，您如何評估此前“芯片法案”的效果？它是如何一步一步淪為選戰工具的？

**芯聲：**在我看來，芯片法案的補貼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2023年年底至2024年年初啓動；第二個階段從2024年2月至3月開始持續至6月；第三階段集中在2024年大選衝刺期。

第一階段的“芯片法案”的資金主要流向那些產線相對老舊、業務多與軍工掛鈎的企業，比如涉及軍工的半導體巨頭BAE 、美光科技，也包括格芯公司等其他半導體公司。可以説，這筆補貼並非為了發展先進半導體產能，而是着力保全這些“落後”產能，尤其是軍工產能不會因為財務與產能危機而倒閉。

第二階段從2024年2月至6月，補貼對象轉向投資規模更大的半導體大廠。它們在此期間獲得了補貼承諾，但並沒有獲得實款。

由於這些大廠投資額大，所以拿的補貼也比較多。其中英特爾一度預計將獲批85億美元補貼，最終確定補貼額最高為78.65億美元；三星、台積電、美光等獲得47億到66億美元的支持。這一補貼規模與初期那幾家只有一億、或最多僅達到十多億美元的補貼相比，無疑是量級的飛躍。

也正因補貼規模較大，這些大公司曾抱怨補貼承諾的時效性，甚至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獲得補貼承諾。英特爾尤其對此頗有微詞——其原本希望補貼與貸款總額能達200億美元，結果實際放款僅70多億。

這個時期，美國政府的補貼政策更多希望達到一種“千金買馬骨”的效果。通過補貼這些企業，讓他們在美國進行高價值項目投資，讓這些企業承諾在當地招人並創造崗位和利潤；然後由此營造税收預期，再進一步落實其他補貼承諾。

第三階段則集中在選舉期，拜登政府將補貼視作選舉的政治籌碼。在2024年總統大選如火如荼之際，拜登政府甚至根據每週民調數據，選擇在特定關鍵搖擺州宣佈補貼政策，以提升當地就業信心，期待當地選民能夠對拜登政府感恩戴德，從而贏取選民好感。

最典型的例子是Polar Semiconductor：該公司雖在5月才獲補貼承諾，卻在9月率先收到補貼，比英特爾和台積電提前近兩個月，到賬週期僅三個月左右。而且它的主營業務也不包含AI芯片，主要覆蓋工業芯片、汽車芯片、功率半導體等產業。

2023年5月9日，沃爾茨在Polar Semiconductor發表演講

該公司獲得補貼的時間非常引人注目——9月，恰好是哈里斯剛剛確認將搭檔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參選後不久。我和UP主“瓜熟蒂落拉”都認為，此次快速落實補貼行動是民主黨內部的一種政治酬謝和利益分配。儘管Polar Semiconductor的技術並無突出之處，財政狀況也並不穩健，但快速批准可以為沃爾茲增加黨內鬥爭資本，更好地應對來自夏皮羅等黨內人士的不滿。

在明尼蘇達州的公司獲得補貼後，10月又有三家分別來自北卡羅來納、賓夕法尼亞和密歇根這三大“戰場州”的公司幾乎同時獲批補貼。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美國商務部僅相隔一個工作日便完成從資格審批到批准撥款的流程，也就是説美國商務部效率高到只隔一個工作日就選定了一家企業、然後確定給多少補貼，其目的昭然若揭。

這三個戰場州的選擇也非常微妙。北卡作為“海倫妮”颶風重災區，當時有分析認為哈里斯在當地有一定機會獲得勝選；而賓夕法尼亞州長夏皮羅和密歇根州長惠特默在選戰後期對哈里斯團隊助力巨大，甚至夏皮羅一度被認為可以作為哈里斯的競選搭檔參與2024年選舉。因此，這三家公司的補貼發放與選舉政治緊密相關。

到此為止，本應輔助美國芯片行業發展的補貼計劃已從最初的產業扶持逐步演變為選戰工具，徹底淪為政治籌碼。

觀察者網：5月13日，美國政府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主管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在沙特利雅得的活動上表示，美國不需要阻止其AI芯片和技術的全球傳播來管理國家安全風險，認為拜登的擴散規則實際上限制了美國技術在世界各地的傳播或擴散。回顧此前的中美高科技競爭，拜登政府為什麼採取“小院高牆”戰術？進一步擴展封鎖範圍難道不行嗎？

芯聲：這裏需要指出的是，“芯片法案”與“小院高牆”在出口管制方面仍有差異。“芯片法案”的核心目標是振興美國製造業，而“小院高牆”是一種出口管制運行戰略，旨在針對半導體對手實施封鎖、在發展道路上絆倒對手。不過，芯片法案中確實包含了對“小院高牆”政策的補充——比如將中國列入受關注國家名單，禁止獲得“芯片法案”補貼的企業在中國投資或擴建先進產能，對成熟製程的擴展也設有年度限額。

之所以無法將“小院高牆”的封鎖範圍進一步擴大，歸根結底是因為美國缺乏相應能力，無法對中國展開全類別封鎖，因為對任何國家的技術封鎖行動，不僅需要美國國會立法授權，還需依賴美國執法機構和盟友配合。

首先，美國的執法力量嚴重不足。負責修訂和執行美國出口管制法的是商務部下屬的工業與安全局（BIS）。根據商務部年度報告，BIS立法部門約300人，執法部門也約300人，但全球範圍內外派實地執法的特工僅11名，分佈在亞太、歐洲和中東。如此寥寥人力，別説完全履行對華出口管制，哪怕是履行對俄出口管制就會深感無力。

理論上，自2022年特別軍事行動以來，任何戰略物資——包括被認定為戰略物資的芯片——都不應流入俄羅斯。然而，近幾個月從烏克蘭戰場上回收的俄製導彈碎片（無論是伊斯坎德爾還是“天竺葵”），其內部均發現大量美國芯片，其中的代表就是德州儀器的芯片。德州儀器還發表聲明，稱其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將一如既往地嚴格執行對俄出口管制。但事實是，一紙政治禁令無法阻止芯片通過第三國途徑輸送進入俄羅斯。

烏克蘭報告顯示一枚Kh-101導彈內部有16件西方製造的電子設備。

有一個相對激進、但在這方面研究比較透徹的民主黨康涅狄格州參議員理查德·布盧門撒爾（Richard Blumenthal）於2024年12月發佈一份報告《美國技術正在資助俄羅斯戰爭》（“THE U.S. TECHNOLOGY FUELING RUSSIA’S WAR IN UKRAINE”），指出美國出口管制面臨“人力不足、資金不足”的問題。

報告認為，2021年到2022年，包括ADI、AMD、英特爾、德州儀器對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的出口總額幾乎翻了一番，在2023年，亞美尼亞的進口額達到2021年的12倍。但是在2022和2023財年，BIS只對亞美尼亞進行了5次最終用途檢查，而格魯吉亞一次也沒有。

很明顯，這兩個俄羅斯周邊國家並沒有努力發展自己的芯片相關產業，由此可見，俄羅斯正藉助這些所謂“沒有污點”的第三國，大量進口所需芯片，再通過明暗途徑走私至俄境內，最終嵌入導彈中。

對於此事，不能説當時BIS沒有專員負責，只是他們當時只有一名常駐伊斯坦布爾名叫克萊格的專員（現在已經去英國當顧問了）負責黑海地區的出口管制，其核查範圍覆蓋俄羅斯、土耳其、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羅馬尼亞等國。僅有的五次檢查，應該都是他做的，但他只有一個人。況且，説不定當地政府對這種“油水”豐厚的生意持有保護態度，畢竟每一塊肉從當地過境，那些政府都能撈點油水。因此這樣的執法力度，如何遏制向俄羅斯的物流？

當然，也許這個特工的經歷未來可以拍一部007電影：孤膽特工面對俄羅斯和當地反派政府的追殺，堅決阻止美國芯片流入俄羅斯，減少烏克蘭成百上千士兵死亡之類的。這樣拍出來的電影會很好看，但現實是做不到。

回到BIS整體佈局，該局的全球出口管制特工項目（ECU）全球共設有九個辦事處，一共編制11名特工，分別涵蓋：北京（2）、香港（1）、新加坡（1）、台北（1）、新德里（1）、赫爾辛基（1）、法蘭克福（2）、伊斯坦布爾（1）、迪拜（1）。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2月24日前，台北和赫爾辛基辦事處並不存在；而在此之後，BIS在美國在台協會（AIT）設定了台北辦事處，其主要職責除了對俄之外，還承擔日韓及中國台灣地區出口管制任務。

這裏還有一個小背景，就是在特朗普上一任期的末尾，美國商務部下屬的BIS對於香港的地位進行了一次重新認定。他們表示，因《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香港在其眼中不再是一個具備獨立意志的地區，於是在監管上將內地和香港進行合併，此後一旦有香港企業上了實體名單，也會將其歸類於中國大陸名錄之下。並在之後選擇新據點時選擇了台北。

林安傑

值得一提的是，首位駐紮台北的特工名為林安傑（Ariel Joshua Leinwand），此人精通希伯來語和中文，早年曾在軍方參與1994–97年對中國的竊聽項目，因而具備獨特資質。在其供職於BIS的十餘年間，他曾多次立功，比如曾定位並關閉伊拉克境內由兩名被美國通緝的伊朗革命衞隊成員創辦的網站。他還協助美國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處理一些所謂的不實謠言，在行動中精確定位並查封源頭服務器，並獲得年度金獎。

2023年調任台北後，他成為“前沿駐紮”的管控專員，主要對台積電的出貨路徑進行管控。2024年10月，加拿大芯片拆解公司Tech Insights拆解華為昇騰910B，然後一口咬定該芯片製造來源為台積電。隨後，台積電方面進行緊急排查，發現一家名叫廈門算能科技的台積電客户（SOPHGO）可能將其在台積電下單的芯片賣給了華為。

你猜這是台積電主動願意做的嗎？並不是，這是因為有一個督軍林安傑“用槍指着他們腦門”讓他們這麼幹，以期達到讓台積電出貨不能流向“不受美國歡迎”的國家和企業的目的。事實上，林安傑的主要精力和時間也花在台灣，畢竟台積電太大、太重要了，需要靠前部署、管理和駐紮。

不得不説這督軍還是挺有能力的，畢竟他之前的專業和從事的工作主要是網絡安全和網絡空間治理方向，轉向芯片管制算是轉行。他先前的關於網絡空間治理的經歷也是我們一直對他有所關注的原因。

觀察者網：在“小院高牆”戰術中，美國的盟友配合佔據了重要的角色，您能系統性聊聊它們的重要性嗎？在特朗普政府當政期間，我們有打破美國封鎖體系的可能？

**芯聲：**在我看來，2022年前拜登政府並未能有效地將盟友“綁上戰車”，但“小院高牆”戰略確立並實施後，拜登政府對盟友、尤其是日本和荷蘭施加了巨大壓力。兩國在歐美半導體產業鏈上高度相互依賴，荷蘭ASML獨家提供先進光刻機，日本則在覆蓋除頂級光刻機以外的所有半導體領域產品和耗材領域，且都有極高建樹，幾乎一枝獨秀。這二者共同構成了歐美半導體制造和代工的核心供應要素。

回顧日經中文網報道，我們可以發現2023年1月拜登就召見時任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和時任荷蘭首相的呂特，不僅敦促兩國在相關領域政策與美國保持一致，甚至期望其為美國政策充當前鋒。於是到2023年夏，我們看到日本和荷蘭分別出台了比美國更嚴厲的出口管制：日本對芯片製造的六類23項設備實施出口管制，包括3項清洗設備、11項薄膜沉積設備、1項熱處理設備、4項光刻設備、3項刻蝕設備、1項測試設備，管制範圍涵蓋清洗、退火、檢測等領域；荷蘭則首次對DUV光刻機實施管控，禁止NXT-2000及以上型號出口。到10月17日，美國商務部展現出了醜陋的嘴臉，宣佈它將跟隨盟友並“拉平”盟友“率先”提出的政策。

而2024年對中國半導體從業者而言尤為驚險。年中，日本來了一波“獨走”，自主出台新版出口管制，新增對電子顯微鏡等設備的限制，影響包括日立等公司對華產品出口。等到了9月6日，美國、荷蘭、日本三國在24小時內同時發佈出口限制令。

荷蘭將光刻機管控要求下調至NXT-1970，限制任何可以製作28nm及以上更先進芯片的設備。我相信當晚，所有負責半導體合規的律師，都睡不着覺。因為這道規定對中國半導體擴產影響相當大，不僅限制中國自主製造7nm和14nm以上芯片，還試圖限制中國28nm以上的所有芯片生產。

日本則對包括電池正負極、石墨、光刻膠、靶材等十類目生產與研發技術是否展開管控發佈問詢。我們只能慶幸日本沒有馬上管控相關產品出口，而是開始管控研發和製造技術。因為對於半導體制造來説，相關材料供應一秒鐘都不能斷，否則後果將重演2019年日韓貿易戰期間三星總裁緊急飛到比利時、法國等國高價採購化學品的局面。

日本幾乎壟斷了高端光刻膠

與此同時，美國除了同步推出一些出口管制政策外，還聯手英國、澳大利亞、德國、意大利等盟友，制定十餘個半導體管控類別，並規定特定類別的產品只能在特定盟友之間流通。只不過在這個聯盟中澳大利亞和英國優先級更高，日本與荷蘭的優先級相對較低。

假設在另一條時間線上，拜登2024年成功連任，那麼這一小圈子聯盟有望形成一個由美國牽頭的新《瓦森納協議》，並在盟友控制的加持下顯著強化芯片領域的出口執法。因為相關管制將不侷限於美國，這些盟友也要拿出自己的執法力量加以配合。

只不過現實不是那條“if時間線”，拜登的相關設想也已落空。在本位面上，隨着2024年7月拜登宣佈退選、11月哈里斯敗選，日本和荷蘭開始觀望，不再緊隨美國；即便拜登政府在2024年12月與2025年1月瘋狂推出多項出口管制，但兩國並未跟進。畢竟他們也擔心如果跟着拜登太緊過於配合，可能被特朗普政府視為“對其不忠”，進而遭受懲罰，因此寧可觀望，以避免自身遭受短期損失。

這裏我想起沈逸老師的一個比喻，他曾把拜登比作嶽不羣、特朗普比作左冷禪，一個又陰又壞，一個是純粹的壞。只不過我和沈老師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認可沈老師將拜登比作嶽不羣，因為他比較陰狠、且善於拉攏盟友圍剿對手，但我覺得特朗普更像任我行，不拘規則、行事乖張、不留餘地、不受約束，對叛徒毫不留情。

現在看來，之後美國盟友是否會繼續加碼配合，仍不是很確定。日本方面，我沒有太多研究，不太好下定論。對荷蘭我研究比較多，可以明確指出當時呂特由於不會連任首相，而是尋求成為下任北約秘書長，所以極有可能私下與拜登達成交易，配合美國政府“自願”限制。對此，UP主“瓜熟蒂落拉”也認為當時美國是以利誘為主。

現在特朗普重新上台，上述政策可能會失效，如果美國盟友不再與美國的政策綁定，那麼拜登時代的“小院高牆”政策必將出現裂縫，美國的封鎖體系也會有搖搖欲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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