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毛澤東用“讓驢上山”的辦法逼出蔣介石的“抗日人設”
guancha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十九、終於迫使蔣介石合作抗日
這一節的主題是：終於迫使蔣介石合作抗日。
西安事變發生後，儘管由於張學良送蔣和東北軍“二二事件”內訌，導致西安對南京主動性換位和西北“三位一體”瓦解，但大勢已經改變，具有根本性的推動合作抗日的主動權，我們卻牢牢把握着。
蔣回南京後，議決1937年2月15日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國共關係和對日政策問題。為了影響和促進國民黨轉變，毛主席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通電，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
五項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國民黨能確定這五項國策，中國共產黨願作出四項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1]
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文
這是我們政策上的重大轉變。毛主席説：這種讓步是必要的，因為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急性。這叫作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2]在他看來，各項原則不能兼顧時，一般原則應當讓步和服從於更大更重要的原則。
這個通電發出後，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反對親日派的鬥爭。在國民黨三中全會決議中，雖然仍使用了反共語言，但所提談判條件與中國共產黨的條件相近，表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
這個轉變值得高興，但這只是轉變的開始，還要經過反反覆覆的倒退和針鋒相對的鬥爭，最後也是加上外部形勢逼迫才有結果。
蔣介石邀周恩來去南京談判，但是，他重新宣佈“剿共”，還扣留了張學良，如此不講信義能去南京嗎？最後決定，周恩來與國民黨中央軍剛剛進駐西安的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先開始了第一輪談判。
毛主席、張聞天向周恩來提出談判的主要內容和條件：第一，關於和南京方面交涉的政治立場，參閲致三中全會電。第二，軍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編為12個師4個軍，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德為正、彭德懷為副。第三，餉項，如對方允即改番號，即照中央軍待遇領受，如對方仍欲緩改，則每月接濟至少80萬至100萬。第四，如有國防委員會的組織，紅軍應派代表參加；如暫時無此種組織，紅軍亦需要駐京代表參與國防準備。第五，黨的問題，求得不逮捕黨員、不破壞組織即可。紅軍中組織領導不變。[3]
毛澤東在延安（美國記者斯諾拍攝）
朱德在延安（美國記者斯諾拍攝）
還提出，我們要參加軍事機關如軍委會、總司令部、國防會議等，政治集會如各派各黨之代表會議、國民大會等，抗日時參加政府；我們的防地要包括金積、靈武，如果東北軍調走，還要包括海原、固原、鎮原及西峯鎮等，因為現有防地實在不夠；還有，陝甘以外各省的紅軍游擊隊一律改民團或保衞團，千人以上者亦然，絕不宜調來陝甘集中；拒絕南京派政治訓練員。在政治上，他們實行五條，則我們實行四條，這是我方最低條件，不能再讓步了。還提出，要求國民黨當局令二馬對西路軍停戰讓防。[4]自從西路軍陷入困境後，中央多次利用談判渠道交涉。
但蔣介石另有打算，密電顧祝同進一步削弱和控制紅軍：關於紅軍，我們提出的是12個師，蔣介石只准編4個團制之師兩師，8團兵力15000人，不能再多；各師參謀長與師內各級副職，自副師長至副排長人員皆應由中央派充；其他待軍事辦法商妥後，再由周恩來去南京另議。[5]
這樣的條件差距太大，第一輪談判由此陷入僵局。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因為共產黨沒有掌握槍桿子被屠殺，如果再被蔣介石用嘴巴解除武裝是不可思議的。蔣介石想不戰而屈人之兵，我們不可能讓他得逞。
毛主席、張聞天又提出談判方針和底線：紅軍編5萬人，軍餉照國軍待遇，臨時費50萬，以此為最後讓步限度，但力爭超過此數。還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軍軍及地方部隊，不在這5萬人之內，均改保安團及民團，在特區行政費內開支等。[6]
國民黨三中全會閉幕後，周恩來、葉劍英同顧祝同、賀衷寒、張衝在西安進行第二輪談判。到3月8日，雙方意見大體趨於一致，周恩來將談判成果整理成3項15條，史稱“三八協議”。[7]
其中政治方面主要條文：一是中國共產黨承認服從三民主義的國家及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徹底取消暴動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要求國民政府分批釋放共產黨，容許共產黨在適當期內公開。二是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制度，現紅軍駐在地區改為陝甘寧行政區，執行中央統一法令與民選制度，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請中央任命，行政經費請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規定之。三是紅軍取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軍事委員會及蔣委員長之統一指揮，其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統照國軍同等待遇，其各級人員由自己推選，呈請軍委會任命，政訓工作由中央派人聯絡。
紅軍改編的主要條文：一是改編現有紅軍中之最精壯者為3個國防師，計6旅12團，步兵團及其他直屬之工炮通信輜重等部隊。二是在3個國防師上，設某路軍總指揮部，其直屬隊為特務營、工兵營等。三是紅軍現有之騎兵3個團及1個騎兵連，共約一千四五百人馬，擬編騎兵1個團。四是改編後的經費、給養補充，統照國軍同樣待遇。
但就這樣妥協尺度很大的條文，顧祝同、賀衷寒等還不同意。他們將“承認”改為“服從”，把“要求”改為“請求”；把“陝甘寧行政區”改為“地方行政區”分屬各省；還要取消民選制度，將紅軍定員裁減為一師1萬人，共3萬人；將“服從統一指揮”改為“服從一切命令”等。[8]
答應這樣的結果，就是要把共產黨矮化成投降，要裁減紅軍，要改變紅軍的獨立領導，肢解陝甘寧蘇區。中共中央不可能接受。
這樣，在西安的第二輪談判又陷入僵局。
中共參與西安事變談判的代表，左起：博古、葉劍英、周恩來
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題討論談判問題。毛主席指出：擺在蔣介石面前有兩條路，一是走日本的路，一是走向我們，他現在還在徘徊中（這是對對手的把握）。談判的勝利是表示我們的誠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則上，不是投降（明確談判的性質）。談判的方針，無疑是無產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無產階級做資產階級的尾巴。如果這樣，我們便要失去信仰。我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至於談判的方法，應先談原則問題，再談技術問題。我們應召集會議，發表宣言，從政治上動員。國民黨的代表應確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談（明確談判方針和方法）。[9]
會後中央電告周恩來：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立場，絕對不能遷就，對方劃去民選、分裂蘇區、派遣副佐人員、取消政治工作人員、縮小紅軍至兩萬餘人、地方部隊由行營決定、改要求為“請求”、服從一切命令、置西路軍不提等均須嚴拒。我們的最低限度：一是3個國防師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副佐不派，學校必須辦完本期，政工人員不變，每師人數15000餘，編制表自定，服從國防調動，西路軍立即停戰。二是蘇區完整，堅持民選，地方部隊不能少於9000人。[10]
還提出應當把握的策略：我們現在應換姿勢，將上述最低限度要求提出，申明在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介石解決問題。總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採取進攻姿勢，只會有利於問題的解決，不會使談判根本分裂。
還要求，對周恩來起草的15條（就是那個“三八協議”）也要加以原則上和條文上的補充修改。為什麼？因為和平大計已定，現談的是國家政策與兩黨關係的具體方案問題，必須原則上妥當與事實上能行。[11]談判對象也要重新調整，與蔣直接接洽。[12]
事實證明，毛主席關於在總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採取攻勢不會使談判破裂的判斷是正確的。
十幾天後，蔣介石又電約周恩來“相晤”。周恩來去杭州見蔣，針對與顧祝同爭執的問題，特別強調六點：一是陝甘寧邊區須成為整個行政區，不能分割。二是紅軍改編後的人數須達4萬餘人。三是3個師以上必須設總部。四是關於副佐及政訓人員不能派遣。五是紅校必須辦完本期。六是紅軍防地須增加。[13]
蔣聽完後表態出乎意料：一是承認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來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他希望中共檢討過去決定，並堅守新的政策，必能達到成功。二是承認國共分家致10年來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據、帝國主義者佔領中國的局面，提出彼此要檢討過去，承認他過去亦有錯誤。三是要中共不要説與國民黨合作，只説與他合作，因為一個黨在環境變動時常常會改變政策，但是一個政策必須行之10年20年才能見效，希望中共要與他永遠合作，即使他死後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內亂造成英日聯合瓜分中國，所以要商量一個永久合作的辦法。[14]
這些話雖然私心很重，但也誠意滿滿，讓人感動。
周恩來建議，共同綱領是保證合作到底的好方法。蔣贊同説，那你們就趕快回延安，商量一個與我合作的綱領。
談到紅軍及邊區問題時，蔣介石也表現不錯，説這些都是小節，容易解決。國民大會和國防會議幾個月後都要開，你們可以參加；行政區可以是整個的，但須由中共方面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來擔任正職，以應付各方，副職以下的均歸中共，並由中共自己幹，我們不來干涉；軍隊人數不同你們爭，總的司令部可以設，我們絕不來破壞你們的部隊，只是聯絡而已；糧食接濟可以。即使永久合作的辦法尚未肯定，我也絕不再打了。
一下子柳暗花明，中共中央認為這個結果尚好。
蔣介石想叫兒子蔣經國回國，希望得到中共幫助。第一次國共合作時蔣經國赴蘇聯留學，並在蘇聯加入了共產黨，蔣介石發動政變後，蔣經國發表聲明脱離父子關係。為使蔣父子團聚，我黨向共產國際提出要求，經斯大林批准後，蔣經國於1937年４月17日回到上海。毛主席、周恩來派李克農前往上海迎接談話，並希望他能為促成國共合作抗日做出貢獻。[15]
在蘇聯留學時期的蔣經國
但如果認為至此皆大歡喜，問題解決，那就大大低估蔣介石的算計了。
6月初，周恩來攜帶中共起草的合作綱領見蔣，蔣卻把綱領拋在一邊，提出要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他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量幹部合組，蔣擔任主席並有最後決定權。顯然是要利用這個組織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許多承諾也推翻了，答應3個師以上設總司令部，變為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並公然“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各邊區武裝也要“實行編遣，其首領須離開”，不再提允許共產黨適時公開，規定中共代表參加國民大會時“不以共黨名義出席”等。[16]
這樣，談判第三次陷入僵局。
周恩來回延安彙報談判情況後，毛主席如何看這些問題呢？
他認為，我們的原則是保持獨立性，但現在的情形是要限制我們黨，限制我們軍隊，一切行動要受同盟會的決定，並且蔣介石有最後決定權。我們採取什麼態度呢？還是在他定的圈子裏做事。當然，他這個圈子在形式上是大大地損傷我們的獨立性，在實質上也若干損傷我們的獨立性。應從政治上來觀察，是不是根本上損傷獨立性，那還不是的。黨的獨立性主要是政策問題。大革命時期形式上是獨立，實質上是做了尾巴。現在我們的政策是逐漸地衝破他的圈子。我們不能因為這種限制就與他決裂。在前途上，我們是可以戰勝他的圈子的。他這個圈子可以限制我們一些工作，但有兩條他不能限制，一是黨的秘密活動，一是紅軍給飯吃，紅軍、蘇區實際上歸我們管。[17]
毛主席是一種非常開闊獨到、非常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不從形式上而是從實質上看，不從眼前而是從前途上看，不從他們劃定的圈子而從我們黨的內因決定和內部政策上看，你不想讓他限制他就限制不了。蔣介石想畫地為牢，我們卻是思路一變天地寬，有些事情想清楚了就不怕。
此時已是1937年6月底，正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前夕，為了抗日救國大局，中共中央決定對蔣做出重大讓步。
我們的新方案，原則上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要求先確定共同綱領，同意以蔣為主席，承認其依據綱領有最後決定權（依據綱領，而不是無條件的決定權），但目前應着重保持共產黨的獨立組織及政治宣傳和討論之自由，使同盟會成為政治上兩黨合作的最高黨團（是合作形式而不是合併）。
還確定，中共準備7月中旬發表國共合作宣言，之後如蔣同意設立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即待其名義發表後改編，否則，即於“八一”自行宣佈改編，編3個正規師，共45000人。明確告訴對方，如果再不同意就不需要你同意了，自己按照有利於抗日救國的既定方案幹。
還決定，陝甘寧邊區準備7月實行民主選舉，向蔣推薦張繼、宋子文、于右任中的一人任邊區行政長官，林伯渠為副長官；各游擊區原則上一律停止沒收土地及建立蘇維埃政權，取消紅軍名義，改以抗日義勇隊名義出現；力爭朱德為紅軍改編後的指揮人，毛澤東原則上不拒絕出外做事，但非至適當時機託故不去；周恩來再去見蔣時，博古、林伯渠、董必武一起去等。
很快，南京方面又電邀周恩來去談判。到達上海那天夜裏，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共迅速表示願在蔣指揮下努力抗敵，10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
但蔣介石仍十分冷淡，堅持紅軍改編後不設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3個師直屬行營管理，3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轉達人事、指揮，並提出由周恩來任政治主任，毛澤東任副主任。
這樣的無理要求我們不可能接受，談判第四次陷入僵局。
怎麼辦？中央決定讓周恩來等回延安，採取不再與談的方針。
為什麼如此堅決？因為形勢變了。毛主席説，日軍進攻的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蔣對紅軍辦法不能接受，只有拖之一招”。[18]
當我們表示不再談、準備拖下去的時候，事情卻又出現轉機。
７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先後失陷，蔣介石已經走投無路。周恩來等剛回西安顧祝同就告訴他們，蔣介石催促紅軍迅速出動抗日。
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日宣言
毛主席、張聞天要周恩來轉達蔣介石：（一）我們8月15日前編好，20日出動抗日。（二）3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德正彭德懷副，並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蔣介石擬派他擔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以便指揮作戰。（三）3個師45000人。另地方部隊1萬人，設保安正副司令，高崗為正，蕭勁光為副，軍餉照給。（四）主力出動後集中作戰，不得分散。（五）擔任綏遠方面之一線。（六）刺刀、工具、子彈、手榴彈等之補充。
還明確，紅軍作戰堅持以下兩條原則：一是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二是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1/3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19]
但談判時，康澤又提出，中共宣言不應提“民主”，改為“民用”；取消對民族、民權、民生三條的解釋；連提“與國民黨獲得諒解，共赴國難”等都不同意。
談判會不會再一次陷入僵局？但局勢再也沒有給蔣介石機會。
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戰火燒到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帶。為調遣紅軍開赴抗日前線，談判局面迅速改觀。
8月18日，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下編一一五師、一二零師和一二九師3個師；答應國民黨不派軍官到八路軍中任職，只在總部和3個師之間各派聯絡參謀一人；還同意紅軍充任戰略遊擊支隊，執行側面戰，協助友軍騷擾與鉗制日軍大部並消滅一部的作戰任務。[20]
9月22日，在盧溝橋事變兩個半月後，國民黨中央社公佈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也發表談話，事實上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正式開始。
回顧這個驚心動魄的歷史轉變過程，我們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實踐中抓主要矛盾的重大意義。瓦窯堡會議認定主要矛盾轉變並確立新的策略方針，之後就是思想主動、政治主動、道義主動、決策主動到戰略主動和行動主動，順天應人，最後把看似不可能變成可能，勝利地達到預期目的。
看到了扭轉歷史車輪中逆天開局的謀略。在階級戰爭正在進行時，決定主力盡出東征抗日，打破了原有格局，掀起了民族革命大風暴，導致統治集團內部加劇分裂，從反蔣抗日的兩廣事變，再到逼蔣抗日的西安事變，硬是一年間改變了歷史走向。
看到了矛盾雙方轉化的硬條件。那些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不是道義和道理能改變的，不能幻想在談判桌上解決問題，需要造成讓對方迫不得已的態勢，如果沒有紅軍的戰場打擊，沒有張、楊的強力壓迫，包括造成日本對投降派絕望後的進攻，讓蔣介石改弦易轍難。
看到了政治軍事一體化的鬥爭藝術。蔣介石一定要消滅紅軍，如何與他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那就全局造勢局部做起，從最有可能突破的張、楊內部做深入紮實的工作，很快形成西北“三位一體”，最後局部改變全局，實現了看似不可能的目標。
看到了走向光明前途的曲折性。歷史總在不斷地出難題，要保持堅定的方向和自信，着眼主客觀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敵變我變、我變敵變的動態過程中，掌握引領發展的主動權，最後使“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21]。
毛主席曾生動地比喻説：陝北的驢子很多，讓驢子上山有三種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意抗戰的，我們就採取對待毛驢子的辦法推他、拉他，再不願意幹就打他。
這種辦法管用，有意思。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頁。
[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503-6504頁。
[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91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51-652頁。
[5]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546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57頁。
[7]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547-6548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89-91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92-93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頁。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549-6550頁。
[14]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321頁。
[15]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331頁。
[16]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84頁。
[18]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10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416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
[20]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頁。
[2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頁。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