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暉：全球南方文學何以突圍西方文化霸權？

編者按：什麼是當下全球南方文學的一般狀況和普遍的歷史生產條件？“全球南方文學”作為一個文學批評概念對傳統的“世界文學”概念構成什麼樣的挑戰？它又與昔日“第三世界文學”有着何種承繼關係？這些問題對於中國的文學研究界日益變得重要。“全球南方”羣體性崛起被視作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誌，在這個宏大的世界歷史觀中，中國文學研究者也有責任對全球南方文學的生成、性質和未來發展趨勢做出必要的説明。

本文以“非洲文學”作為觀察“全球南方文學”的一個透視點，並嘗試提出初步的“時勢”判斷：當下從南方生產出來的文學依然需要來自北方的命名，南方作家彼此缺乏瞭解和共同語言，以及南方讀者不閲讀南方文學作品。也就是説，南方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北方的文化霸權。南方國家的文化資本市場並沒有足夠力量改變現狀，在這種情況下，“第三世界文學”中的大眾文藝運動或許是激活南方文學的真正歷史力量。

本文原載於《東方學刊》2025年春季刊，“全球南方的文化難題及其未來”專題，作者系浙江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文/蔣暉】

一、非洲文學研究中的時勢判斷

國內的非洲文學研究目前還偏重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對產生非洲文學的歷史條件有所忽視。

這裏所謂的歷史條件包括非洲文學的現代起源、生產機制（指作家的生產、作品的出版和發行、文學經典化等），非洲文學在非洲讀者中的被接受情況，非洲文學的反思意識（指文學理論和批評），非洲文學在世界文學及第三世界文學中的位置等。後面的這些問題常常被看作文學的外部研究領域的問題，因此被“內部研究”主導的研究方法所忽視。這樣的忽視必然帶來一個後果，即中國讀者只能對非洲文學略知一二，卻難以在碎片化的知識中窺見非洲文學的歷史全貌。

事實上，在非洲文學研究中，如果缺乏一個從外部觀照的視角，任何具體的文本細讀、作家研究都不會走得很遠。我們承認，讀者對於非洲文學的認識來自幾部他/她所熱愛的作品，而非洲文學研究的價值最終體現在確立一套由少數作品組成的非洲文學經典，依靠這個經典譜系來完成對非洲文學歷史的整體評價和把握。問題是，形成這樣的經典系列只能依靠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兩者缺一不可。

今日的中國非洲文學研究者缺乏的不是對某一部作品細節的感知，而是這份感知背後可以依託的厚重的歷史意識。我們的研究者已經具備分析文本細節的能力，但是許多這類研究的做法很像自然科學，被研究的對象總是孤立和靜止地處於歷史地平線之外，而與其生成環境缺少關聯。這樣的研究缺少的是問題意識，研究者並未仔細思考如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研究非洲文學？為什麼要研究這部作品？我們想提出什麼問題？那麼，什麼是問題意識呢？問題意識就是研究者看到一部作品背後隱藏的整體社會歷史關係時所產生的研究目的和闡釋意圖。它超越內部研究的侷限性，使得作品的解讀向着其生成的歷史敞開。

舉例而言，目前國內發表的研究J.M.庫切（J. M. Coetzee）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 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的論文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中國學者在問題意識和所闡發的作品意義方面沒有獨立想法，幾乎全部承襲西方的觀念，採取完全的拿來主義態度，而我們所做的就是貢獻一些局部的細讀，以證明西方對庫切和古爾納的理解和闡釋是正確的。

阿卜杜拉扎克·古爾納獲得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

在這些研究中，核心的闡釋觀念是“開放”“多元”“流動”“全球性”“身份”等。我們的學者並沒有對這套西方用來闡釋移民文學和後殖民文學的基本模式提出任何批評，而是以此為立論之本。比如，我們可以見到研究古爾納的這麼一段話：“‘家’所藴意的地方感、熟悉感和羣體認同遍佈世界各地，‘故鄉’不再是固定的地理座標，而是抽象的符號，賦予身份以流動性和全球性。古爾納意在傳達，地方與世界早已不是單純的包含與被包含關係，而是彼此構建，它們共同塑造了兼具地方和全球的新的後現代身份範式。”這種敍述在庫切和古爾納研究中是包打天下的立論套路。

學人姚峯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對非洲文學研究現狀進行了反思，提出了“問題殖民”的看法。他説：“‘問題殖民’使中國非洲文學研究難以掙脱西方設定的研究視域和知識框架，淪為以非洲為‘假想物’的西學翻版，難以獨立開掘重要的研究議題，導致中國學人主體性的弱化。”我完全同意姚峯的觀點，尤其贊同他的“西方生產的非洲文學理論再歷史化”的倡議。他指出：

如此學術訓練和生產更造成第三世界學人喪失了處理具體文學經驗或者將文學研究從抽象理論中解放出來並重新語境化的意識和能力。有必要提醒學界的是，這些表現為抽象話語的後殖民理論是在生機勃勃的歷史事件和思想運動中應運而生的。在此意義上，所謂抽象理論在西方學術語境中未必抽象，而是學術思想與歷史演進互動博弈的產物，也是西方學界對於歷史危機做出積極回應和鮮明問題意識的產物。進而論之，抽象性未必是後殖民理論本身所預設的內生屬性，而往往是第三世界學人受特定的歷史政治潮流裹挾而賦予甚至強加給這些西來理論的。需要説明的是，這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謂理論在“旅行”中發生的“變形”，而是由作為接收方的第三世界知識主體的“誤讀”或理論惰性而來。

去除“問題殖民”的桎梏、卸掉理論惰性，在非洲文學研究中形成我們自己的洞見並非容易之事業，也沒有捷徑可走，唯一的路就是將非洲文學作為全球南方文學中的一個構成整體加以理解，在這個整體中，中國文學的歷史經驗應該構成重要的參照。然而，中國文學的經驗並不是唯一的參照，也不是最終的參照，因為它也需要通過理解其他南方文學的經驗以更好地理解自身。南方文學中的每個個體價值不應該只呈現於它和西方文學的關係之中，而要呈現於它與南方文學的整體關係之中。這或許就是姚峯建議的再歷史化的一個方向，也唯有如此，才能產生南方文學自己的問題意識，擺脱西方對我們的説教。

一切有意義的文學研究都始於對所研究的文學場域做出的時勢判斷。“時勢”這個概念是汪暉在研究“20世紀的概念”時提出的。在他看來，人文歷史中的時間概念與物理時間是不一樣的，在人的歷史中，有意義的時間並不總是指向已經發生的事件的狀態，而是指向將要發生的事件的可能性狀態，它是未完成的、開放的，是將要來臨的生活的時間標記。這種時間因此只存在於人的歷史行動之中，它首先體現為一種歷史意識，進而體現為在此意識指導下的行動所創造的一系列現實。而汪暉所謂的歷史意識就是行動者對於自己所處的時勢的研判，這是規劃將採取的行動的基礎：

正由於此，20世紀的概念並不只是一個分期概念或時間刻度，而是歷史行動者對於當下時勢的把握、對於行動根據的判斷，一切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理解都在這種劇烈的歷史意識的變遷中重新組合。如果世紀概念標誌着一種霸權性的普遍時間概念的誕生，歷史行動者用世紀作為界標的努力也同時表現為對於推動這一時間概念普遍化的霸權力量的抵抗。世紀這一西方時間概念是在時勢這一傳統範疇內獲得其內涵的：世紀的霸權力量究竟是什麼？是船堅炮利？是政治制度？是文化形態？是生產方式？是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這一連串的追問也產生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戰略。因此，在其誕生的時刻，世紀概念對當下性的關注和非目的論的性質區別於通常的時間概念。

在汪暉看來，真正的歷史意識來自時勢判斷。借用這個見解，我們認為，若在非洲文學領域產生自主的問題意識，要依靠對非洲文學的狀況做出時勢的判斷。對某種文學做出時勢的判斷就是判斷這種文學的性質、它發生和演變的歷史、與其他文學之間構成的權力關係以及這種系在未來的變化趨勢。非洲文學是一種後殖民文學，還是一種南方文學？

這是時勢判斷中的根本問題，它涉及對非洲文學與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所形成的複雜歷史關係以及此關係未來發展趨勢之理解。今日的非洲文學在作家的生產、文學語言、作品的出版和發行、非洲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價值、非洲文學研究的機制等方面都依然受到前殖民國家的資本和意識形態的把控，在此意義上，它只能算是後殖民文學；除了非洲文學，其他南方地區的文學也處於西方的文化帝國秩序之中，南方並沒有一種文化機制來與之抗衡。

在未來，會不會有一個南方文學世界的興起？南方各個國家文學之間的關係是否將更加緊密？南方自己的文學市場會不會出現？南方文學界是否能發展出一套符合南方社會歷史特點的藝術審美標準？這些問題正在等待中國和南方其他國家的文學研究者們去思考，我們思考的結果和付諸的行動關乎南方文學的未來。南方文學不是一個地理的概念，而是一個時間的概念，它出現在新舊交替之際，是一個新的文學世界形成時的起點。

二、南方文學的一般狀況

我們今日對非洲文學所做的時勢判斷必然與既往有很大不同，也必然與西方有很大不同，原因是，世界正處於西方的全球影響力衰退以及世界多極化趨勢加速之際。在多極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全球南方無疑成為令人矚目的一股政治力量，中國在促進這股力量的形成中起到了領導者的作用。習主席在俄羅斯喀山召開的“金磚+”領導人對話會中的講話指出：“‘全球南方’羣體性崛起，是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誌。‘全球南方’國家共同邁向現代化是世界歷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類文明進程中史無前例的壯舉。”

2024年3月，中非百位智庫學者在坦桑尼亞的海濱城市達累斯薩拉姆共同發佈《中非智庫關於深化全球發展合作的共識》（即“中非達累斯薩拉姆共識”），“呼籲國際社會本着相互尊重、團結合作、開放共贏、共同繁榮原則深化發展合作，增進知識共享、思想共通和文化共興”。

中非智庫論壇現場

文學世界的權力關係不可能自己發生變化，因為文學的生產和消費離不開全球資本流動和民族國家體系，只有後者發生了變化，不同國家的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中才會找到新的位置。

因此，“‘全球南方’羣體性崛起”為全球南方文學場域的出現創造着條件。南方國家如何在廣泛的政治和經濟合作中加強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創建共同的南方文化、南方思想和南方現代文明模式，則是人文工作者的歷史任務。對於非洲文學研究者而言，開創性地構想一種“文學的南方”和“南方的文學”是一項具有挑戰性和歷史意義的工作。

今日的非洲文學依然處於後殖民文學的發展階段，它的南方文學身份朦朧不清。如果以1930年代出現在法國的“黑人性運動”（Negritude）為非洲現代文學運動的起點、以非洲國家民族獨立後的文學作為非洲現代文學形成的標誌，我們可以清晰看到非洲文學的反帝反殖屬性，非洲現代文學的精神是由泛非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澆築的。不幸的是，獨立後的非洲國家政治和經濟依然擺脱不了前宗主國的操控，這導致了非洲並未在獨立後迅速崛起。

1970年代的作家雖然依然有着強烈的反帝精神，但主要的精力投向對國內政治的批判上，許多傑出作家因此流亡海外，依靠西方的各種體制的支持繼續批判國內政治，這間接地導致非洲文學精英對西方的依賴，非洲文學也再次被西方文學“收編”，成為世界英語文學和世界法語文學的一部分，進入了後殖民的文學狀態。全球化運動進一步加強了西方文化資本對於非洲和其他南方國家的控制，尼日利亞學者加布裏埃爾 · 阿布姆貝（Gabriel Abumbe）便一針見血地指出：

在新殖民主義的批評者看來，他們認為西方文化以資本主義或全球化的形式表現自己，主張需求和供給力量的自由化和市場經濟。全球資本主義隨着時間的推移依賴於文化帝國主義。這是一個使本土人民的文化和品味看起來低於帝國主義者的系統。在發展中國家，殖民地管理者、基督教傳教士和人類學家是改變本土人民方式和西方文化落地的主要工具，其本質是創造對現代服裝、教育、宗教及西方文化其他方面的渴望。這種渴望的創造轉化為對西方產品的需求，這在實證上是這些國家成品市場擴張的支柱，也是西方與發展中世界之間不平衡貿易關係以及依賴綜合徵製造的基礎。

換言之，隨着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世界文學內部的權力關係變得愈加不平等，我們甚至可以説，出現了文化領域的“南北問題”。“北方”和“南方”是冷戰之後的一對新術語，它替代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以“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和“不平衡的發展階段”來描述全球化時代中不同地區的差異。這對概念在政治經濟領域被廣泛地使用，然而在文學研究領域，卻鮮有論者。但是，如果看看南方文學的蕭條和北方文學的昌盛，這種巨大的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和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同一個現象。

當北方主宰着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理論”和“價值觀”時，其也掌握了制定世界文學等級的標準。全球南方並沒有設立“全球南方”的文學獎項，南方作家仍然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布克文學獎、龔古爾文學獎等西方獎項作為最高成就。西方的承認會給南方作家帶來巨大的國際聲譽和可觀的經濟利益；全球南方文學批評也沒有自己的理論語言，學者們以能用英語在西方學術刊物發表文章為榮，但這種“國際化”表象後面付出的卻是“民族語失症”；更重要的是，南方文學在南方缺乏自己的讀者。南方讀者瞭解的現代文學的經典幾乎都來自西方。

總而言之，欲對非洲文學進行總體把握的學者立刻能看到展現其眼前的是一個不平等的文學世界。對非洲文學進行時勢判斷，就是描述北方和南方文學的雙重結構以及探求南方文學的自我確立之路。

下面我想粗略地描述一下南方文學的幾個基本狀況。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讀者”是文學藝術的首要問題，這個提法可以被看作南方文學理論中的第一原則。

我們嘗試以“讀者問題”來描述現階段南方文學的現實危機。全球南方的讀者一般是不閲讀彼此的文學的，他們基本是北方文學的讀者。北方文學一開始就是世界文學，不光被北方讀者，也被南方讀者閲讀。南方讀者在閲讀了北方文學後，就更覺得自己的文學一無是處，於是南方文學便更加無人閲讀，而南方作家也便因此勉力為北方讀者寫作。文學世界中的不平等的南北關係就此建立起來了。我們因此可以説：現階段的南方文學是沒有自己讀者的文學。

我們下面使用三個例子描述南方文學的現狀。

第一個例子，我們知道2021年被稱為非洲的文學年，因為非洲作家獲得了幾個重要的西方文學獎項，即旅英坦桑尼亞作家古爾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南非作家達蒙 · 加爾古特（Damon Galgut）以小説《承諾》（The Promise, 2021）獲得了英國布克文學獎，達維德 · 迪奧普（David Diop）以《在夜裏，血都是黑的》（At Night All Blood Is Black, 2020）獲得了布克國際文學獎，塞內加爾作家穆罕默德 · 姆布加爾 · 薩爾（Mohamed Mbougar Sarr）以小説《男人最隱秘的記憶》（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 2021）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非洲作家幾乎在2021年獲得了最重要的西方文學獎，所以那一年就是非洲文學年。

《在夜裏，血都是黑的》書封

非洲作家獲得國際文學獎意味着他們的作品得到了西方讀者的承認，這種承認也使非洲文學得到了一次命名的機會。那麼這一年過去之後，非洲文學是不是又回到原先無名的狀態了？我們認為，與其將2021年稱為“非洲文學年”，不如稱為“南方文學中的北方系列年”。在南方文學中，有極小的一部分得到西方的承認，進而得到南方的承認，比如古爾納的作品，這類作品屬於南方作品的北方系列。這個北方系列就是南方文學的指代。我國非洲文學研究界研究的非洲作品也主要是這個北方系列的作品。

加爾各特和古爾納就是這個系列的新的卓越代表。古爾納出生在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島，20歲以後逃亡到英國生活，成為被北方救贖的南人。加爾各特正好相反，他是白人，祖輩來到南非生活，因為他在作品中寫盡了異化的感覺和漂泊無根的心情，是被放逐到南方的北人。這兩種人構成全球化時代南方文學的北方系列作家羣—流亡作家、移民作家、離散作家，他們代表南方作家頻頻獲獎。非洲文學存在與不存在，跟非洲本身沒有關係，而是與能不能進入北方的視野有關，這是我們看到的第一個普遍的南方文學狀況。

第二個例子是對古爾納獲獎之後的南方旅行的考察。他先後去了中國（2024年3月）、印度（2023年1月和2024年1月）、南非（2022年11月）和尼日利亞（2022年11月），我們不妨將這些旅行稱為“南方之旅”。我們先看一下其旅行情況。

古爾納在中國見到了莫言、格非和孫甘露等著名作家。但他的作品一夜之間被賣出2萬餘套（11萬本），還是因為他登上了董宇輝的帶貨直播節目。這是非常商業化的一個活動，這種活動在古爾納的全部南方之旅裏是唯一的一次。他在其他地方參加的基本是文化節，文化節在非洲現代史上一直是重要的增進非洲作家彼此瞭解的方式，研究非洲文學不能不研究非洲文化節，因為它是非洲文學話語生產的一個重要機制。相較而言，帶貨直播是一種純粹的商業行為，完全外在於非洲文學或者全球南方文學生產的歷史。

古爾納在董宇輝直播間

古爾納的著作在中國一夜的銷售量也許是非洲大陸若干年的銷售總和。這個數據説明的是非洲文學的繁榮還是危機？如果一個非洲作家的著作沒什麼非洲讀者看，相反，因為獲獎而在國際圖書市場賣得火爆，這難道不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嗎？這不正好説明，這個作家是為隱含的國際讀者寫作嗎？一個不為非洲讀者寫的非洲作品如何能成為全球南方作品呢？

在全球化的時代，文學作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大多被資本和市場的邏輯所控制，過度市場化和商業化的文化生產將非洲文學的整體擋在了全球南方之外。全球南方文學作品轉化為文化商品而在南方流通是今日的現實，這個現實如果不加以改變，即全球南方文學的接受全部由市場主導，那麼，全球南方的文學的共同體意識就不可能形成。

日本學者宮本正興在《日本的非洲文學研究—現狀與問題》中説，“日本的非洲文學研究，介紹工作……絕大多數依靠商業新聞界的援助”，包括講談社頒發非洲文學獎（諾瑪獎）也是出於商業營利的目的。白樂晴在描述韓國對第三世界文學的譯介現狀時也指出，其動力在於商機，不在於全球南方文學家和讀者互相瞭解。古爾納的南方之行似乎又一次印證了日本和韓國學者的擔憂。

古爾納在中國和中國作家交流時，能看出他在努力尋找共同語言，而這唯一的共同語言對他而言就是鄭和的東非之旅。他數次提到了鄭和，以強調中非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歷史。而和他交流的中國作家似乎對非洲知之甚少。他們避免直接談論古爾納的作品，永恆的苦痛和鄉愁成為雙方交談的話題，中國和非洲在反殖鬥爭中所建立的關係被雙方都忽略了。

在印度，法拉赫 · 卡圖恩（Farah Khatoon）對古爾納進行了採訪。這個採訪的內容同樣大而化之。卡圖恩詢問了古爾納寫作的一些基本情況，包括古爾納在西方寫作是否受到什麼壓力，這個動盪的世界如何影響了他的寫作。古爾納的回答中規中矩，但是，他還是在眾多大變局的事件中特別提到了蘇聯解體，卻沒有進行任何深入的討論，彷彿政治是一個只能點到而止的話題，否則，會給雙方帶來麻煩。

在非洲的幾次旅行，古爾納明顯像是換了一個人，從他説話的語調、身體的從容姿態和所談內容，都能感到，非洲是他的家鄉。“回家”是他一而再再而三重複的話題。在尼日利亞，他説，我在流亡之後重新回到非洲，第一站就是尼日利亞。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又來到這裏，有種回家的感覺。他還説，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一個作家是索因卡，即尼日利亞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隨後，提問者就開始詳細詢問他是如何在英國這個異域之地開始寫作、得到了什麼幫助、主要受誰的影響，如何一步步地取得了成功，提問者明顯對古爾納的“回家”的話題不感興趣，這樣的提問反映了尼日利亞知識界對於古爾納的普遍好奇：作為一個南方作家，你是如何在北方成功的？

在南非，古爾納獲得了極高的禮遇，被約翰內斯堡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他在約翰內斯堡大學的演講主要談論的是根植於非洲現代史中的離散經驗，這個話題在聽眾那裏得到了廣泛的共鳴。在開普敦的演講，他選擇了“重讀”南非作家彼得 · 阿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的作品。“重讀”帶有明顯的象徵色彩，“重讀”是他對文學的理解：他關於自己家鄉的故事的實質是“重讀”，因為他早已離開了那片土地，他依靠着學術研究、訪談和記憶，重新閲讀和想象東非的歷史和現實。“重讀”代表了他與故鄉無法縮短的距離，但也代表了無法割捨的關聯。

在綜合考察古爾納的南方之旅之後，我們形成如下的印象：他的迴歸南方的事件是去政治化、去歷史化的，與其説是激活關於南方的想象，不如説是對於北方的再敍述。我們不禁要問：全球南方文學意識能在這種交往的模式中增長嗎？古爾納的“重讀”—依靠記憶、距離、疏離感—能作為南方文學主體構建的一個方式嗎？全球南方的主體歷史應該如何建構呢？

第三個例子是關於非洲出版業的狀況。這個問題我在《從“民族問題”到“後民族問題”—對西方非洲文學研究兩個“時代”的分析與批評》一文中有所涉及。在後殖民時期，非洲各國政府對文化產業的支持力度很小，非洲自己的出版業萎靡不振、圖書銷售渠道無法抵達廣大農村，文盲率高、中產階級又缺乏發展條件，這些都導致非洲文學作品缺乏本土讀者。本土讀者主要的讀物是從西方進口的圖書。非洲著名出版人詹姆士 · 柯里（James Currey）曾描述了尼日利亞民間出版社穆巴瑞在發展中遇到的困難：

在1960年代初，年輕的尼日利亞作家和富有同情心的英國出版商都認識到，尼日利亞將是西非甚至全非洲文學出版業的心臟。然而，我們卻很晚才認識到我們正處在新殖民主義時代。穆巴瑞總在引導非洲作家去寫有意義的題材。書印出來是容易的，要銷售出去便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即使在尼日利亞，售書也不容易。所有出版郵寄的通道都是去往倫敦。非洲大陸內部的圖書貿易尚未開始，況且組織完善的英國教育出版商控制了一切。當然，他們中也有好的商人，是他們的努力使得非洲作家的聲名遠播到全球説英語的國家。

非洲政府成立的國營公司也因為資金缺乏而步履維艱：

然而，非洲政府過分關注經濟的發展，對於現代文學產業支持力度很小，這些政府認為文化就是民間創作和舞蹈，可以娛樂政客及到訪的國家領導人。相關保護作家和出版社權力的法規並不健全，版權法和執行力度都不盡如人意。政府對出版的政策是壓制性的，比如對印書的材料收税，比如徵收紙張税，也包括徵收印刷機部件税：備件、油墨、染料、化學原料、膠捲和感光盤。另外對出版和印刷工業工人的培訓也不足。

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國營和私營出版業都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1980年代推行的社會結構性轉型政策的影響。這使本來就先天不足的出版業遇到更大的問題：資金的匱乏、融資的障礙、40%的銀行高額貸款利息、透支、極低的書籍購買力、高文盲率（尤其在外文方面的識字率更低，而外文書籍正是各種出版社發行的重點）、不通暢的發行系統和被破壞的公共圖書館體系。這些都導致了國營和私營出版社的消失。大學出版社也同樣遭遇資金不足的苦惱。

我在南非和埃及兩地生活了十餘年，切身地感受到西方的文化資本對非洲的控制，這是無法形成南方國家共同的文化市場的根本原因。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南非的圖書市場完全商業化，這令國內的出版業處於愈加脆弱的境地。南非一家出版社（Jonathan Ball Publishers）總監傑里米 · 博雷恩（Jeremy Boraine）指出，“南非的讀書市場很小，一本能賣到2 000冊的小説就算是暢銷書。銷售量小，便導致圖書價格上升”，“在南非的圖書市場，貨架上出售的大部分圖書是西方進口書。

進口書價格本來就昂貴，加之南非貨幣匯率極其不穩定，因此，進口圖書的價格就更顯高昂”。我手頭的一本南非金山大學出版社印刷的207頁的學術書籍《閲讀穆斯林》的售價為352藍盾，約合人民幣146元。而扎克斯 · 穆達（Zakes Mda）的一本出版於2015年的小説《小太陽》的售價為246藍盾，按照當年匯率折算成人民幣約為122元。這樣的圖書價格是南非的大眾完全無法承受的。南非的圖書市場是非洲的縮影：圖書市場只是為少數精英提供西方的書籍，南非讀者關於中國和其他南方國家的知識也主要從西方的圖書和媒體中獲取。南非作家和其他南方國家作家的交流都是很有限的。

在埃及這個文明的古國，圖書市場比起南非更要蕭條許多。美國著名後現代思想家愛德華 · 薩義德（Edward Said）曾在開羅美國中學就讀，這所中學坐落在開羅的馬迪（Maadi）區。十餘年前，在這所學校邊上新開了一家現代書店狄萬（Diwan）。

狄萬書店

開羅的書店很少，裏面陳列的大多是阿拉伯文圖書，也有一些西方的暢銷書。除了零星的書店，街頭卻常見一些流動的售書點，阿拉伯文書籍和英文暢銷書擺放在三輪車上供行人挑選。在狄萬出現之前，開羅圖書市場死氣沉沉。狄萬書店創始人是三位女性，在2002年創辦了這家書店。她們當時的判斷是：

但我們的城市缺乏現代書店。在千禧年之際的埃及，出版、發行和售書行業因數十年的社會主義失誤而疲憊不堪。從埃及第二任總統賈馬爾 · 阿卜杜勒 · 納賽爾開始，經過安瓦爾 · 薩達特（第三任）再到胡斯尼 · 穆巴拉克（第四任），國家未能應對好人口激增，導致文盲、腐敗和基礎設施衰敗。為了壓制異議，每個政治政權都控制了文化產出。作家成為政府僱員；文學經歷了多次緩慢而官僚的死亡。在埃及，似乎很少有人對閲讀或寫作感興趣。在這個文化萎縮的時刻，開辦書店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絕對必要。

在她們眼中，傳統的開羅書店是這個樣子：

在狄萬之前，埃及有三種類型的書店：管理不善的政府開辦的書店、特定出版社書店以及主要銷售報紙和文具的小型本地商店。政府書店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作為一名大學生，我常常乘出租車前往開羅市中心，那裏曾經有亞美尼亞人經營的行會、意大利人經營的百貨商店、希臘人經營的雜貨店。我會沿着城市的主要道路旅行，這些道路都以具有歷史意義的日期命名……

在市中心，我會進入像墳墓一樣的書店，書架上堆滿了積滿灰塵的書籍。雖然有很多書架，但標識很少。每家店似乎都有一個人坐在前台，一邊喝茶一邊半睡半醒地讀報紙。我會讓他們幫助找一本書，那人會把赤腳暫時滑進涼鞋裏，讓開裂的腳跟壓在地板上。他不會調低收音機的音量，而是費力地站起來，走在吱吱作響的木板上，蕩起地板上的塵埃顆粒。

狄萬書店因此按照哈貝馬斯所説的“公共空間”的理想設計：它提供舒適的閲讀環境、咖啡廳，書籍則從阿拉伯文擴展到英文、法文和德文，圖書的主要分類是埃及經典、社會學研究和文學藝術。三位創始人還特意在書店內設了衞生間，這在埃及是一個大膽的設計，給開羅人創造了在家庭和辦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間”。

這個“第三空間”連接着世界。然而遺憾的是，在這個書店，讀者幾乎找不到任何關於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學作品，更不用説亞洲和拉美文學作品。英文部分除了英美暢銷書就是英國文學經典。狄萬確實向世界敞開了一扇窗口，但這個窗口是向着西方和中東地區敞開的，對於其他地區則是閉合的。

在埃及，南方讀者也不閲讀南方文學。

三、未來建立在大眾文藝上的南方文學

從上述三個例子，我們能捕捉到南方文學的一些基本特徵，那就是：南方文學需要來自北方的命名，南方作家彼此缺乏瞭解和共同語言，以及南方讀者不閲讀南方文學作品。這種隔離與失語狀態的形成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20世紀曾經是一個偉大的世界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時代，在反抗之中，出現過各種形式的共同體意識：非洲的泛非主義、伊斯蘭地區的泛阿拉伯主義和伊斯蘭主義運動、1955年的萬隆會議倡導了亞非拉人民團結的不結盟運動。這些政治運動曾經加強了不同地區作家的交往、理解和團結。

在中國，我們從1930年代就開始了“弱小民族文學”的研究。隨着新中國的建立，中國支持亞非反抗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支持拉美早已獨立的國家的後殖民抵抗運動，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形成了別具特色的“亞非拉文學研究”，它的核心宗旨是通過加強亞非拉進步作家的交流，翻譯這些國家的反抗和鬥爭文學，增進彼此的理解和支持，形成一條國際反帝反殖的文化戰線。從冷戰開始到1990年曼德拉出獄這半個世紀的時間裏，這條文化戰線支援了古巴革命，越南革命，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國反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武裝革命，以及幫助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結束了殘留在非洲的最後一個殖民統治政權。

在這個時期，非洲文學的發展顯現了幾個重大的特徵：第一，非洲文學和亞洲文學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密切接觸，其方式是通過一系列國際會議（如萬隆會議、亞非人民團結會議、四次亞非作家會議）、亞非作家協會的成立、亞非作家的互訪來實現的；第二，1952年掌權的納賽爾政府推動北非和中東説阿拉伯語國家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的文化交流，1968年出版發行的《荷花》文學雜誌，以阿語、英語和法語三種語言互譯非洲和亞洲作品，極大推動了阿語非洲國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文學的交流；第三，1950—1960年代是非洲民族主義運動勃興、民族主義文學肇始的時期。

但剛剛獨立的非洲國家沒有資金投入文化出版事業，而英國也欲在文化上維持對非洲前英屬殖民地的影響，英國出版集團海涅曼便推出了“非洲作家系列”，並邀請尼日利亞作家阿契貝做主編，在阿契貝的巨大影響下，“非洲作家系列”聚集了當時非洲最優秀的作家為其寫作，1962—1985年，這個系列一共出版了271部非洲文學作品。非洲最重要的文學期刊（法語期刊《非洲存在》，英語期刊《變化》和《黑色俄狄浦斯》）則由美國“文化自由協會”資助，而這個協會背後的出資者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期刊《非洲存在》

在上述三個雜誌發表作品的作家自然也就成為“非洲作家系列”的作者。無論是“非洲作家系列”還是這些文學期刊，它們都推動了非洲作家在法語和英語之間的互譯，因此，幫助非洲作家打破了彼此的隔膜，促進了他們跨國家的合作，培育了泛非主義精神。

然而，隨着冷戰的解體，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這條文化戰線便已不復存在。伴隨着這條文化戰線消失的是促進亞非拉作家彼此理解和團結的機制。當這種機制不復存在時，亞非拉三大洲的讀者對於“亞非拉”文學的閲讀也戛然而止，作家彼此相互瞭解的願望遭受挫折。如果檢討起來，除了外部政治環境的變化，南方許多國家在民族文化創建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若干失誤，造成南方文學和其讀者的脱離。

非洲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法農就曾深刻地分析了非洲“民族文化”的問題，他提出，非洲民族文化的創建者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精英，異化是這個文化階層的胎記。在西方文化裏，他們感受到了異化，因此產生了民族主義思想，這種民族主義並不是和人民結合的產物，而是出於文化的鄉愁，出於要告訴西方一個真實的、文明的非洲的意願，於是，這羣知識分子扎到“民俗”和“阿拉伯宗教”中尋找民族之根：

儘管從歷史層面看，被殖民的知識分子事業受限，但他們還是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政治家的活動，使之正當化。的確，被殖民的知識分子的態度有時具有崇拜或宗教信仰的一面。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種態度表明被殖民的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他們正冒着割斷自己與人民之間綁着的最後幾根繩索的危險。這種宣稱存在一種民族文化的信仰，實際上表達了一種意願：想要熱切地、絕望地回到不管是什麼地方。為了確保自己的解放，躲避白人的文化霸權，被殖民的知識分子感到自己必須回到不知名的根，無論如何，讓自己迷失在野蠻的人民中。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就要精神錯亂了，他們處於可能無法克服的矛盾境地，他們從可能陷入的沼澤中抽身，準備冒着失去身體、失去頭腦的危險，不顧一切地接受、承擔、證實他們找到的東西。被殖民的知識分子發現，自己必須代表所有人回答所有問題。他們不僅僅變成了捍衞者，他們還同意和其他人站在一起，從今往後，他們可以坦然嘲笑自己過去的怯懦。

然而這樣一來，知識分子的異化感非但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因為，非洲的習俗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着人民反抗殖民壓迫的鬥爭而不斷自我更新的。非洲知識分子將非洲習俗“永恆化”，這説明他們並沒有真正參與到人民的反抗鬥爭中去，證明西化的知識分子與大眾產生的革命文化的隔離，這是知識分子的另一種異化的體現：

文化完全排除一切簡單的形式。從本質上而言，文化和習俗相反，習俗始終是一種文化的退化。倘若我們想要貼合傳統，想要再現已經被廢棄的傳統，那就不僅違背了歷史，也背離了人民。當人民支持反對無情的殖民主義的武裝鬥爭，甚至是政治鬥爭時，傳統的意義就改變了。在這一時期，消極的抵抗技術可能會受到強烈譴責。

法農設想的民族文化是在勞動大眾創造歷史的活動中形成的文化，知識分子必須和人民大眾結合，才能真正理解這種文化併為其品質的提升作出貢獻。他在文章開頭引用塞古 · 杜爾（Sékou Touré）的話，表達了他的這個“人民羣眾文藝觀”：

僅僅譜寫一首革命戰歌來參加非洲革命是不夠的，必須與人民一起革命。和人民在一起，讚歌就會自然而然出現。

要使行動真實，自己就必須是非洲及其思想的活躍成分，必須成為所有為了非洲的解放、進步和幸福而被動員起來的人民力量的一分子。在這場唯一的戰鬥之外，沒有別的位置留給藝術家或知識分子，他們必須與人民一起，被完全動員起來，投身到這場解放非洲與受苦者的偉大戰鬥中來。

肯尼亞作家恩古吉

法農影響了許多非洲文學家，肯尼亞大作家恩古吉就是其中之一。他從語言的角度批評非洲作家的異化感：

問題是這樣的：我們作為非洲作家，一直抱怨與歐美之間的新殖民主義經濟和政治關係。沒錯。但是，我們繼續用外語寫作，向它們致敬，難道在文化層面上我們不是在繼續維持那種新殖民主義的奴性精神和卑躬屈膝的態度嗎？一個説非洲離不開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和一個説非洲離不開歐洲語言的作家之間有什麼區別？

在南非，1960年代末爆發的黑人覺醒運動繼承了法農的思想，提出知識分子與黑人結合，導致了1970年代末長達十多年的南非大眾文藝運動，為反種族隔離鬥爭的勝利提供了文化武器。我在研究南非發生在1970年代末的大眾文藝運動時，談及這個運動的了不起的歷史意義：

大眾文藝運動是南非反殖鬥爭文學史上最光輝的篇章。在這場運動裏，革命的能量由於政治運動的受阻而經由文學這個渠道噴湧而出，形成了發生在羣眾聚集之地（抗議、酒館、節慶、喪禮、喜事）的熱烈的文藝匯演形式，那些浸潤於説唱藝術和爵士樂中的民間藝術家們在將反抗的政治信息與民間的藝術形式結合之後，找到了他們無比熱情的聽眾。幾乎在一夜之間，一個在南非歷史上從未有的大眾文藝運動拉開了序幕……它帶來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黑人的文化自信和政治團結。

令人頗感遺憾的是，非國大執政之後並沒有繼續推行“人民文藝”的方針，而是減少國家對文化事業的支持，將文學推給了市場，使得許多藝術家只能藉助西方非政府組織的資金來編輯文藝期刊和出版作品。擺在大多數作家面前的道路就是國際化，博取西方出版公司的賞識，擁有國際讀者，這樣，作家才能生存下去。於是作家們便要揣摩西方讀者想看什麼東西。有多少西方讀者願意看到真實的非洲的樣子？又有多少隻願意看到他們想象的非洲的樣子？2016年，南非作家利杜杜馬林加尼（Lidudumalingani）以《我們失去的記憶》（Memories We Lost）獲凱恩文學獎。

《我們失去的記憶》書封

《我們失去的記憶》是利杜杜馬林加尼的處女作，用處女作戰勝其他資深非洲作家獲獎靠的不是作者真正的寫作實力，而是對非洲落後的民俗和陰暗面的揭露。在這篇小説裏的南非黑人文化似乎依然停留在中世紀，迷信籠罩着鄉村，科學之光幽暗不明，個人成為愚昧的犧牲品。尼克 · 穆隆戈（Niq Mhlongo）的作品在德國受到歡迎，一個主要原因不是他寫出了“彩虹國”的積極變化，而是刻畫了玩世不恭、投機取巧、弄虛作假的新時代黑人青年形象，這種“提不起來”的青年類型符合了德國讀者的期待視域。

這些作品確實很“非洲”，利杜杜馬林加尼和穆隆戈採用了黑人口語化的表述，具備了“民間形式”，然而，這種民間形式的外衣更多是為迎合西方的審美趣味，這是非洲作家普遍採用的國際化寫作策略。諾獎得主古爾納在小説《讚美寧靜》裏惟妙惟肖地諷刺了這種情況。小説的主人公是一個生活在英國的非洲人，他有一套取悦白人岳父的辦法，那就是滿足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者的心態。岳父相信，離開了歐洲人，非洲人肯定把非洲搞得一團糟，於是主人公就開始瞎編亂造這類岳父想聽的故事。

我們並不否認利杜杜馬林加尼和穆隆戈是嚴肅的優秀的作家，但在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繼續寫作“人民文藝”的社會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在新自由主義經濟裏，個人價值的實現、個人權利的保護、多元身份的認同嚴重摧毀了這個社會的集體主義思想。作家雖然生活在民眾中，但很難為他們而寫作。法農最擔心的精英和大眾分離的現象不但早已成為事實，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這種趨勢體現在如下兩個方向上。

第一，南方知識分子尋求本真的、未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本土文化和文學樣式，以對抗西方。在非洲，這種運動最著名的例子是三位尼日利亞學者寫的《走向去殖民化的非洲文學》。他們提出，“非洲文學是一個自主的實體，與其他所有文學形式分離且獨立。它擁有自己的傳統、模式和規範。它的受眾羣體與其他歐洲或其他文學的受眾羣體分離且根本不同。它的歷史和文化要求對其施加的關注和限制也完全不同，有時甚至與歐洲的完全相反”。

在文藝理論上，也要確立非洲標準：“首先聲明非洲文學的獨特和自主地位，無論其如何定義，都與其他文學形式有所區別，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們的意思是，在評判非洲文學時，必須應用真正自主的標準。”然而，這種真正自主的標準在哪裏呢？只能從非洲傳統口頭文學中尋找，這類的批評和法農的思想相比，顯得異常保守，它拒絕承認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這等於否定過去幾十年非洲作家確立的現代文學的偉大傳統，其結果是更加迎合西方讀者對於非洲文學的想象。

第二，後殖民理論家斯皮瓦克等人提出的“作家無法代表底層民眾發聲”。斯皮瓦克考慮的問題不是沒有意義，她指出了在宏大歷史敍事（資本、西方中心主義、男權）中，南方的聲音喪失了自我言説的機制而只能被言説的可悲命運。但這些後殖民理論家是羣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們並不認為知識分子與大眾的結合以及重新激發人民文藝的活力是可以改變也是唯一改變“底層不能發聲”的方法。

正是這些理論家們將古爾納的小説經典化。他的小説塑造了異化的非洲主人公新形象：作為移民，他無法融入英國文化之中，然而回到桑給巴爾故鄉，他同樣無法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人民和現實的鬥爭。古爾納開創了全球化時代後殖民地文學寫作的新的模式。

然而，如果南方作家若想贏回南方的讀者，他們首先需要創作出屬於人民的文藝，同時，南方的人民文藝也需要新的政治運動和文藝體制來保證它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