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千户：特朗普和中國“打架”，拜登受傷，美企“掉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千户】

隨着《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的發佈，自4月2日以來舉世矚目的中美關税戰暫時告一段落。

在進行進一步討論前，我們先簡單梳理一下美國對華關税政策變化的時間表：

4月2日，美國宣佈對多個國家和地區調整關税，並設立所謂的“10%基準關税”，其中對中國加徵關税34%。

4月5日，所謂的“基準關税”生效。

4月8日，美國將對中國關税率提高到84%。

4月9日，美國所謂的“對等關税”正式生效。

4月10日，美國宣佈對中國關税率提高到125%，對其他貿易主體的關税暫緩90天，額度為10%。

4月11日，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對近20類電子產品豁免“對等關税”。

5月12日，中美最終將雙邊關税水平回調至10%，有效期設定為90天。

美國總統特朗普 視頻截圖

美國開啓關税戰以後相關產業的變化

對於貿易相關產業從業者來説，美國掀起的關税風暴其實屬預料之中。特朗普早在2024年勝選前就曾多次釋放加徵關税的信號，因此此前美國進口商就已提前儲備部分庫存以緩衝衝擊。（相關分析可見《美國商家趕在特朗普上台前搶囤中國貨？現實沒這麼簡單》一文。）

儘管外界普遍將中美這場交鋒視為“關税”，但對於貿易相關產業來説，博弈的雙方不止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還包括主導目前中美供應鏈的歐美跨國集團。

這點從2024年的貿易數據可見端倪：中美雙邊貿易額達6882.8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出口5246.56億美元，自美進口1636.24億美元；但如果把視角轉向兩國企業實際銷售數據，則會發現2024年中國企業在美銷售額僅786.4億美元，而美企在華銷售額高達4905.2億美元。

這組反差源於國際貿易統計規則：特斯拉上海工廠出口美國的電動汽車計入中國對美出口額，卻不屬於中企在美銷售；沃爾瑪中國門店銷售的“中國製造”商品則算作美企在華業績，但不會增加美國對華出口數據。讀懂這種統計規則的雙重標準，才能真正理解國際貿易數據背後的真實圖景。

目前中美之間的貿易格局，本質上是由上一輪歐美主導的供應鏈全球化所決定的。以沃爾瑪、特斯拉為代表的跨國巨頭將中國作為生產基地——前者每年從中國採購數以億計的商品發往美國超市，後者直接在上海設立超級工廠供應北美市場。這些掌握供應鏈主導權的歐美跨國企業，不僅決定着貨物流向和運輸節奏，還承擔着從中國港口裝船到美國海關清關的全鏈條責任，自然也成為美國加徵關税的直接承擔者。

也就是説，中國製造企業與美國關税政策的關聯，實際上是通過跨國公司的採購定價機制傳導的。

例如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佈10%關税後，沃爾瑪在3月中旬的採購談判中要求中國供應商降價以抵消關税成本。這種價格轉嫁做法引來了中國商務部的約談，儘管沃爾瑪嘗試將部分訂單轉向越南、印度等替代產地，但短期內難以實現大規模的產能切換。

沃爾瑪 資料圖

到4月份特朗普將關税提高到100%以上之後，通過讓中國工廠降價以轉移關税的方法已明顯失效。以沃爾瑪為代表的大部分歐美貿易商選擇暫停從中國這邊的裝船發貨，並觀望政策走向。當時貨運數據公司Vizion的統計數據顯示，4月上旬美國進口集裝箱預定量較3月下旬下降近50%。從中國沿海港口至美國西海岸的船期約為15至20天，果然4月下旬美國西海岸的洛杉磯和長灘港船舶掛靠量大幅下降。

沃爾瑪在4月21日跟特朗普政府緊急會晤，隨後在4月26日通知中國工廠開始發貨，採購價格保持不變，關税由沃爾瑪自己承擔。這場圍繞關税成本的博弈，最終以跨國巨頭的妥協暫告段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關税政策對美國國內市場的影響，跟中國國內部分輿論的想象及推測有很大差異。

美國進口關税的計税基礎是進口商品的申報價格，而非終端零售價格。以某款中國採購價100美元的商品為例，即便疊加125%的關税，使成本升至225美元，在美國市場仍可能以2000美元高價出售。換言之，關税在產品的毛利潤中佔比就不是很大（淨利潤是另外一回事）。

沃爾瑪採取了“價格投資”策略(Invest in Price)，計劃依託資金優勢，承擔關税成本，以搶佔缺貨期的銷售機會，進而擴大市場份額；蘋果集團則乾脆針對電子產品實行“電子產品關税定向豁免”。相比之下，中國跨境電商中的中小型進口商面臨更為嚴峻的壓力：如果經營的產品利潤率較低、對關税比較敏感，一旦庫存耗盡導致銷售中斷，其仍需承擔場地租賃、人力等固定運營成本，可能直接引發虧損甚至破產風險。

中國工廠受歐美供應鏈鏈主停止發貨命令的連累，已經生產出來的產品只能存儲在港口和工廠自己的倉庫裏。由於貨物沒有交付，貨款結算延遲，導致企業現金流出現壓力。在離岸價格條款（FOB）下，部分中國工廠還要承擔存儲在港口的商品的滯箱費和堆存費。為此，如外貿重鎮蘇州緊急出台政策，自4月18日起對出口集裝箱實施三個月免費堆存支持。

在正常邏輯下，如果歐美跨國公司停止發貨會導致需求下降，進而使得運價迅速下降，但這條航線上的船公司在極短的時間裏及時撤出了運力，上海出口美國西海岸運價對比2024年全年並沒有出現明顯波動。這就説明海運承運人對於特朗普的關税戰是有應對預案的。 數據來源：上海航運交易所官網

總體來説，整個貿易產業鏈對於特朗普政府的關税戰，是在有預案的情況下采取了觀望態度，並啓用了一些臨時應對的預案。

美國“友岸外包”政策面臨破產

持觀望態度的，實際上不僅僅限於美國國內，與中美貿易相關的多個國家也都處於觀望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等傳統的“陽澄湖”水域也已經暫時停止轉口業務了。

從目前的消息分析看，這是來自於這些國家政府的直接指令。與其説什麼“它們的政府‘跪’了”，更客觀的事實是它們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大國博弈。也就是説，這些國家的政策調整，本質上是基於對中美關係動態的響應，而非單一傾向某方。正如特朗普曾公開表示“中美合作能夠主導諸多全球事務”，這一言論就揭示了當前國際經貿格局的核心特徵。

由於本次關税戰由美國主動挑起、中國被動應對，因此局勢演變的關鍵變量仍取決於美國政府的政策走向。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於轉口貿易採取明顯的敵視態度，所以在政策調整期各國都會約束轉口行為，避免惹怒特朗普政府，成為被其進一步針對制裁的目標——與中國具備全面抗衡能力不同，其他國家一旦被美國針對性制裁，其產業體系與經濟穩定都會遭到重創，甚至引發社會動盪，因此可以説，其他國家政府採取措施避免激化矛盾，是權衡本國利益得失後的務實策略。

4月份中美關税戰期間，其他各國唯一可見的實質性舉措，是跨國產業加速將半成品與原材料供應鏈從中國向東南亞轉移。這一動向本質上是美國“友岸外包”政策（Friend-shoring）的延續。

對中國實施戰略性遏制，在供應鏈領域推行“脱鈎斷鏈”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長期共識和既定國策。這一點始終沒有變化，區別只是採用什麼方法。拜登政府時期，為實現這一目標，推出的核心政策為“友岸外包”。該概念由美國時任財政部長耶倫於2022年4月13日在大西洋理事會演講中首次系統闡述，其核心邏輯在於：通過關税槓桿、立法限制及產業補貼等措施，推動原位於中國的產業鏈向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墨西哥、印度、孟加拉國等“友岸國家”轉移，美國希望通過這種方法造成中國的產業鏈空心化，最終實現將中國從世界產業鏈中隔離出去的目的。

中國某品牌電腦製造商在墨西哥設有一家工廠，負責組裝售價高達100萬美元的服務器。 圖源：《紐約時報》

這一政策兼顧了產業現狀和國家戰略，因而獲得美國產業界較高程度的配合執行。例如，部分歐美跨國企業向其控股的中國境內工廠及依賴其訂單生存的代工企業發出指令，要求後者在限定時間內將生產力搬出中國，並明確表示未來將停止採購中國生產的特定商品。學界將此類行為歸納為“非中國化”（Anything but China）。

相應地，中國加速推進產業升級戰略，通過政策引導將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等低端產業向海外轉移，同時集中資源發展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等高端產業。受此影響，汽車零部件、電子元件等領域的大批工廠向越南、泰國、墨西哥等地遷移。相關轉移客觀上為承接國帶來就業增長與技術溢出效應，促使這些國家積極配合美國的“友岸外包”政策。

在“友岸外包”政策框架下，中美兩國政策合力的客觀結果顯著加速了中國企業的出海進程。傳統海外投資理論認為，製造業出海通常遵循“外貿出口-建立銷售網絡-本地化生產”的漸進路徑，其中海外建廠作為重資產投入環節，需在驗證市場需求穩定性、構建安全保障機制後才能實施。但當前政策環境重構了企業決策邏輯：歐美跨國公司利用採購權力，將產能遷出中國作為訂單的前置條件，這使得戰略決策從“是否出海”轉變為“如何高效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指令搬遷的方式，客觀上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企業的海外供應鏈安全問題。中國企業出海經常面臨安全風險，而現階段通過美國的“友岸政策”實施的產能遷移，中國企業得以藉助美國的安全保障體系進行海外市場擴張了。

在此背景下，除了節約成本以外，中企只需重點考慮一個問題：如何擴大在當地的銷售以求得建廠收支平衡。代工模式下受制於採購商渠道體系的銷售限制，迫使企業轉向自主品牌化戰略。這種轉型與產能本地化形成戰略協同，搬遷到所在國以後還能享受美國的關税優惠甚至所在國的補貼，為中國品牌擴大市場提供了很多幫助。

可以説，歐美跨國企業執行“友岸外包”政策，與中國企業出海，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雙向奔赴”。

中美兩國的貿易戰在這一階段並沒有分出勝負。

通過跟中國打關税戰以遏制中國，是美國另一部分人的主張，特朗普只是代表了這部分觀點，而且特朗普這種政治素人+魅力型領袖也是做出這種決策的合適人選。

據《華爾街日報》披露：特朗普政府計劃利用關税談判向美國貿易伙伴施壓，要求其限制與中國的貿易。美國官員計劃與70多個國家進行談判 ，要求它們禁止中國貨物的轉口運輸，阻止中國企業在其領土設立工廠以規避高額關税，並且不能在本國經濟中吸納中國的低價工業產品。該戰略的幕後策劃者之一為財政部長貝森特。

在中越兩國簽訂一些協議後，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表言論，認為中越兩國在合謀“搞垮”美國。越南、墨西哥等國家，從拜登時代幫助美國實現供應鏈轉移的“友岸國家”，在特朗普時期變成了幫助中國佔美國便宜的“幫兇”。

美國對外調整關税政策，説明之前的“友岸外包”政策已事實上破產，美國的政策轉向已成定局。如何面對一個不一樣的美國，成為各國的難題。

準備迎接新的變化

《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中對未來最具指向性的條款，是明確將“關税休戰期”設定為90天。這相當於一場拳擊賽的中場休息時間。雙方鬥爭到了一個階段，評估了對手和目前形勢，覺得再打下去對自己不利，需要進行一些準備工作。實際上在4月份關税戰期間，兩國不約而同啓動供應鏈管控升級計劃，就已透露出相似的備戰邏輯。

美國海關在4月15號啓用全新的原產地核查系統，嚴厲打擊轉口貿易和規避關税行為，要求提供包括產品生產工序流程圖等三級溯源資料。監管目標為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墨西哥等國。

幾乎同時的4月11日，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發布了《關於半導體產品“原產地”認定規則的通知》，將集成電路的原產地認定從封裝地改成了流片地。而在稀土管控領域，中方繼4月強化出口限制後，5月12日，國家出口管制工作協調機制辦公室組織多部門和省份，召開加強戰略礦產出口全鏈條管控工作部署會。

中美兩國同時加強了對各自進出口貿易供應鏈的精細化管控。這顯然是兩國都在為未來可能更激烈的鬥爭提前做準備。

若要在本輪關税戰中尋找最大受害者，非目前主導全球供應鏈佈局的歐美跨國集團莫屬。

這些跨國利益集團通過將生產基地外移而銷售網絡留在本土的商業模式，成為美國低關税時代的最大受益者：通過離岸生產降低成本，依託法務團隊設計税務架構，實現利潤最大化與合法避税的雙重紅利。同時也掏空了美國製造業根基，這一過程中利益受損的美國製造業從業者成為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盤。

美國鋼鐵公司的總部位於該國關鍵的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州 資料圖：美聯社

特朗普一方面面臨償還美債的巨大財務壓力，一方面看到巨量的資金流動，用提高關税的手段進行收割無疑是最好的方法。何況在國家層面有合理的理由，在政治方面也兑現了競選承諾。不管是為公還是為私，特朗普政府的關税政策都將再度調整，跟中國和歐美跨國集團的博弈還會繼續。

中國在目前並不一定會將鬥爭矛頭指向歐美跨國集團，但之前針對歐美跨國集團試圖轉嫁關税成本的行為不得不進行監管。關税戰期間對杜邦中國立案調查，又讓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巨大利益短暫地暴露在消費者的視線之中。隨着中國企業的崛起，中國跟歐美跨國集團的鬥爭必將越來越尖鋭。

中美關税戰預示着歐美跨國公司佔盡便宜的好日子要到頭了。目前中美暫停關税戰，讓歐美跨國集團有了短暫的喘息之機，可以預見的是它們將利用這90天的“停戰期”抓緊從中國搶運貨物到美國，以補充眼看就要見底的庫存，並且為未來爭取更多的緩衝時間，以期待中美兩國政策最終穩定下來。在雙重擠壓下，它們的利潤空間大概率會越來越小。

短期看，中國沿海港口要迎來一個發貨高峯期。目前美國對小額包裹徵收的關税為54%，高於普通貨物，加上集裝箱海運對郵包的運費優勢，也會讓一批電商小包改走集裝箱海運。海運承運人會盡量補充並擴大中美航線的運力，順便再大漲一波海運費。

中國這邊憑藉高度發達的基礎設施和高效的行業協作，足以應付這種繁忙的情況。而美國的港口相關行業和集疏運體系，恐怕將面臨考驗。無法掛靠2萬標準箱以上大船的美國港口和七扭八歪的鐵路，將限制歐美跨國集團的備貨速度。希望不要再出現疫情期間的大規模擁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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