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美國加徵關税劍指中國製造業，規模經濟之爭背後有何地緣野心？
guancha
【文/彭文生】
自4月2日以來，美國政府已對貿易伙伴採取了廣泛的加徵關税措施。截至2025年4月底，美國有效關税税率從2024年底的2.4%大幅上升至28.4%，為一百年來的最高水平，其中，對華關税達到145%，作為反制中國對美關税達到125%。中美作為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雙方互為重要貿易伙伴，如此高的關税不可持續，最終很可能會顯著回落。
4月2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對貿易伙伴徵收“對等關税”
但美國這一次關税政策顯然也不是隨意之舉，我們熟悉的國際貿易體系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們不僅要關注關税短期對經濟的衝擊，也要思考其長遠的影響。分析百年變局在國際經貿領域的呈現，如果要聚焦最重要的基本面力量，那就是規模經濟。中美在規模上互有優勢和劣勢，兩者之間的互動在很多方面是規模之爭。
一、美國對等關税的兩大目標，規模是關鍵
從美國政府官員和顧問的政策表述看，加徵關税有兩大目標。一個是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其背後的邏輯是美國進口多、出口少，逆差導致美國人的工作機會少了，同時，持續的貿易逆差意味美國對外負債不斷增加，不可持續。另一個目標是去中心化，這個中心是中國。其邏輯是，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導致製造業從美國流出，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製造業體系，一些關鍵產品與材料需要依靠中國生產，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隱患，同時規模龐大的製造業有利於中國的科技創新。
第一個目標是經濟層面的保護主義，貼近重商主義思維，簡單而言，就是出口是好的，進口是不好的。第二個目標超越經濟層面，具有地緣競爭的特徵，其零和博弈的思維就是要把對方的規模做小、把自己的做大。通過關税引導製造業迴流美國，也包括引導、脅迫其他貿易伙伴共同圍堵中國，把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的地位給降下來。表面看，這兩個目標着眼於不同層面，但本質上規模是關鍵。就貿易差額而言，一個小型經濟體，即使對美是順差，影響也不大。
規模的重要性在美國加徵關税後的博弈中已經有所體現，是關税影響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具體而言，如果需求彈性大於供給彈性，也就是説美國加關税、進口價格上漲後，美國對相關商品的需求下降較多，那麼美國就掌握着更大的市場力量，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出口商將會承擔相對更大的關税成本，中國的貿易條件惡化，美國的貿易條件改善。而如果供給彈性大於需求彈性，意味着關税上漲一點，我國對相關商品出口的供給縮減較多，貿易條件變動對中國相對有利。
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的相對大小最終取決於相關商品的不可替代性。在通常情況下，在少數高科技或者自然資源稟賦之外，一般製造品的不可替代性較弱。然而，美國政府此次關税增加幅度很大，即便供給方的彈性相對較小，但彈性係數乘以價格變動的幅度會導致供給的絕對變化量也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供給和需求彈性係數的大小就沒有太大意義了。
更重要的還是供給和需求規模的大小，美國的消費需求規模大，中國的生產規模大，意味短期內雙方都難以替代。在供需都被按暫停鍵後，雙方誰更有優勢？對此不同的人或有不同的判斷，但從戰略意義上來看，掌握了實際資源和商品的一方可能更有優勢。從長期看，可替代性可以因為技術進步與經濟結構調整而發生變化，規模經濟是科技創新和全球產業鏈的重要載體，是我們分析美國關税對國際經貿影響的關鍵變量。
二、降低貿易逆差：能與不能
美國的關税措施能不能降低其貿易逆差？這涉及到我們怎麼理解貿易差額。為什麼有的國家是逆差，有的國家是順差？我們怎麼理解美國貿易逆差的來源？經濟學有三個恆等式提供了三個不同的視角。這三個恆等式描述的不必然是因果關係，而是説變量之間的關係存在約束。
第一個是傳統的微觀視角，即貿易差額等於出口減進口。包含關税、匯率在內的相對價格，以及非關税貿易壁壘等影響進出口，進而影響貿易差額。重視關税的作用顯然是從微觀看美國的貿易逆差，微觀也就是企業和個體的視角，關税、匯率等當然影響個體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這是基本的常識，但經濟學有個詞叫合成謬誤，個體來講是合理的，加總就不一定成立了。
實際上，早在1930年代，經濟學在反思貿易戰的危害時，美國經濟學家勒納就提出了關税的對稱假説，認為從功能上來講，對進口徵税也意味對本國的出口徵税，不會改變貿易差額。比如，美國徵收進口關税之後，進口商品價格上升，進口需求下降，導致貿易伙伴收入降低，進而對美國的商品需求下降。短期來看，貿易差額可能受到關税、匯率等相對價格的影響，但假以時間，經濟會發生調整，中長期來看，關税導致的結果是進出口貿易總量縮水，貿易差額未必發生變化。關税對稱假説可以説是一般均衡分析，已經有了宏觀經濟學的影子，但當時還沒有宏觀經濟平衡的分析框架。
第二個是宏觀視角，即貿易差額等於儲蓄減國內投資。一個國家每年生產多少東西，其中消費了多少，剩下的就是儲蓄，儲蓄就要用來投資，如果國內的投資需求不強，就要通過淨出口來消化過剩儲蓄，也就是貿易順差。從這個視角來看，貿易差額是一個宏觀經濟平衡的問題。美國有貿易逆差，不能簡單地説它的出口沒有競爭力，而是美國整個國家的消費、儲蓄、投資不平衡所帶來的結果。
那麼什麼因素決定了美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和美國的社會福利支出有關係。美國在過去幾十年社會福利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上升，社會福利支出的受益者主要是低收入階層，其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導致美國私人部門的儲蓄率下降（圖表1）。但如果説社會保障高就會導致貿易逆差的話，那麼德國為什麼一直處於貿易順差？社會保障福利支出作為一個解釋顯然不完整甚至有偏差。
圖表1: 美國私人儲蓄和社會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數據截至2024年FRED，中金研究院
第三個是金融的視角，可以説是宏觀經濟平衡分析的延伸。一個國家的貿易差額對應其對外淨資產的變動，持續的貿易逆差反映的是對外淨負債的增加，或者説美國有持續的資本流入。傳統的觀點是貿易差額驅動資本流動，比如一般認為貿易順差意味中國是資本輸出國。但在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賬户開放的環境裏，有時候是資本流動驅動貿易順差或逆差。
從資本流動看，美國的高消費率有其特殊性。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其他國家對美元有需求（對美國來講就是資本流入），只能拿商品、服務和美國換美元。美國的貿易逆差的一部分是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向美國支付的美元鑄幣税，美元的鑄幣税不僅體現在美國的國債收益率較低上，也就是一般講的美國更有能力承受對外負債，還體現在美國的金融行業的盈利和股票價格上。另一個原因是資產價格帶來的財富效應。過去幾年美國股票漲得最多的是七個大的科技公司（Magnificent Seven）。為什麼是這七個？
一種解釋是美國的創新能力強。另外一個解釋是美國的科技企業對全球收租，像Meta、Google、蘋果等都帶有壟斷屬性，而且它的壟斷一旦形成以後有網絡效應，難以撼動。隨着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的發展，這些企業未來的盈利能力可能還會增加，這些預期一度體現在相關股票價格的上漲上。
也就是説，美國的消費率之所以能長時間維持在高水平，有兩個其他國家沒有的因素的支撐，一個是收美元的鑄幣税，一個是科技服務業收租，兩者都帶有壟斷屬性。消費支出不僅取決於當期的收入，更受永久收入（也就是財富）的影響。國內生產總值（GDP）是一個當期國內收入的概念，沒有包括這些外部的收租收入，而收入預期體現在資產價格上。因此，儘管美國政府對外負債增加，但美國家庭部門的淨資產對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呈現長期上升的趨勢，這是他們願意消費的大前提（圖表2）。表面上看美國的家庭部門消費率高（消費佔可支配收入比例），但消費相對於家庭部門的財富比例並沒有那麼高，説美國人非理性消費是不符合現實的。
圖表2: 美國居民儲蓄率VS家庭淨財富/可支配收入，數據截至2024年。居民儲蓄率指的是私人儲蓄與可支配收入之比。 FRED，中金研究院
以上分析顯示，加徵關税降低貿易逆差不是微觀層面邏輯那麼簡單，宏觀經濟平衡意味有所得必有所失。未來的演變還有待觀察，但金融市場似乎已經顯示端倪，關税戰導致美國出現“股債匯三殺”的罕見現象，可能就是反映了市場對關税戰動搖美國在貨幣金融和數字經濟領域壟斷優勢的擔憂。如果資產價格進一步下降，導致美國經濟衰退，需求下降，貿易逆差將會下降，但代價也很清楚。
三、去中心化：是與非
美國加徵關税的第二個目標，去中心化，涉及到我們怎麼理解國際貿易，尤其全球產業鏈的分工與形態。在過去四十年裏，國際貿易量大幅上升，全球大的方向是貿易自由化。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礎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主張人與人之間、國家之間做自己相對擅長的事情，分工和貿易使所有人都受益。
比較優勢理論的大方向是對的，但理論和現實往往有偏差，有時候這個偏差還非常重要。首先，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是一個靜態分析。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比發展中國家高，後者具有在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但靜態的理解意味着發展中國家將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現實世界裏，比較優勢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Heckscher-Ohlin）在李嘉圖強調的勞動生產率差異的基礎上，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他們認為資源稟賦，尤其是資本稟賦的差異同樣會導致國家間形成比較優勢。H-O模型有一個重要的現實含義，就是可以通過資本積累改變比較優勢。中國在人口紅利階段，儲蓄增加、促進了資本積累，尤其基礎設施投資，改變了中國的比較優勢，從勞動密集向資本密集轉換。
更重要的是，技術進步可以改變比較優勢。中國的創新能力在綠色產業，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發展方面日益突出，其對國際經貿格局的影響帶來保護主義和地緣經濟競爭壓力。理解技術進步和國際貿易的關係涉及比較優勢理論與現實的另一個重要偏差，即無法解釋今天的全球產業鏈分工和產業內貿易。從生產效率和資源稟賦上來看，發達國家間比較優勢相似，但發達國家間的貿易往往超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不符合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在新貿易理論以及之後的新經濟地理學中引入了消費者偏好的差異性和規模經濟，更加貼近現實。新貿易理論認為，為什麼發達國家之間有那麼多貿易，為什麼全球產業鏈分工那麼細，背後是規模經濟的作用。通過更細化的分工，每一個賽道的生產規模做大、整體生產效率得到提升。
規模經濟效應不僅是靜態，比如年產5萬輛和年產100萬輛的汽車廠，後者單位成本低，動態來看，規模經濟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更低的成本意味着擁有更多資源做研發，更大的人口規模意味着可以享受人力資本紅利等，而技術進步帶來更大的規模效應。
新貿易理論有一個重要的政策含義，對一個新興產業而言，一開始並沒有規模，怎麼從無到有形成規模，可能單靠市場力量是不夠的，或者説單靠市場力量會很慢，這時候需要政府的一些支持，例如補貼，甚至是關税。西方國家指責中國的政府補貼和其他產業政策，其實他們自己一直在做，而且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政府的角色在增加，包括拜登政府的新興產業補貼和特朗普政府的關税。
歷史上，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也主張用關税來保護國內產業。他強調在產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國家應該通過貿易保護來促進本國工業化，其中包括對原材料施行零關税，對工業品徵收高關税等。在一定意義上，特朗普政府的觀點類似於李斯特主義，認為貿易自由化導致美國技術領先優勢減少，創新能力降低，所以美國需要通過貿易保護促進本國再工業化。（新）李斯特主義承襲了幼稚工業理論，強調政府幹預，但沒有考慮到現代經濟全球分工的現實。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預也並不一定總是有用的，效果和經濟的規模有關。例如小型經濟體，即使有政府補貼或關税的幫助，也難以做大產業體系。
不同的理論不是相互排斥的，都從不同側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實。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把影響全球分工和貿易的因素分為三類。第一是資源稟賦，包括勞動力與資本，也包括自然資源比如能源。國家間由於資源稟賦形成比較優勢，這解釋了不同發展水平國家間的貿易，同時，擁有自然資源的國家與其他國家開展資源品貿易。
第二是規模經濟效應。消費者多樣性（要求一定的人口規模）和生產端的規模經濟結合，促進了國際貿易和全球產業鏈的發展。按照這個邏輯，經濟規模大的國家有更大的分工與實現規模生產的空間，企業做大規模形成競爭優勢，這是內部規模經濟的體現。同時，規模經濟還體現為產業的集羣效應，例如上下游企業相互提供服務等，共享基礎設施和人才池，帶動整體生產成本下降、效率提升，這是外部規模經濟。
公共服務也有規模經濟特徵，使用的人數越多，則每個人承擔的成本越低，這也是中國基礎設施發展水平較高的原因之一，構成了中國國際貿易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另外，動態來看，科技創新也具有規模經濟效應。技術進步是人類經濟活動的結果。在需求側，市場規模越大，創新動力就越強。在供給側，經濟體量大，分攤研發成本以及投入研發的能力就強。
第三個方面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對國際貿易的利潤產生影響，其中既包括運輸等由於地理距離，也包括關税、非關税等保護主義以及與地緣競爭相關的措施。運輸成本的存在使得生產應在靠近市場的地方進行，但大市場激發的規模經濟效應帶動生產成本降低、部分甚至完全抵消了銷往其他地區的運輸成本。這就是蘋果手機放在中國生產的原因，中國本身的市場規模大，製造業體系的規模經濟效應降低生產成本，足以抵消運輸成本。
位於鄭州的富士康工廠
過去四十年，全球貿易總量相對於GDP大幅上升，一個重要原因是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日益細化，在實現規模經濟的同時，各國彼此間依賴度變高，中間品貿易量大幅上升。中國成長為全球的製造業中心，正是大國規模和全球分工兩個因素髮揮作用的重要體現。
以美國加徵關税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可以理解為試圖通過第三個方面的因素（交易成本的增加）來抵消中國的規模經濟優勢，降低中國的競爭力，引導製造業迴流美國。交易成本肯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美國面對的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經濟體，中國既有大國規模經濟優勢，也有勞動力成本較低帶來的比較優勢。
全球產業鏈對關税卻非常脆弱，因為關税是會重複徵收的，比如説一個配件由中國生產，出口到墨西哥要交一次關税，配件在墨西哥加工完成出口到美國，還要繳一道關税，哪怕每個國家只多收10%，影響也可能很大。也就是説美國要靠關税來重振自己的製造業或者降低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地位，將會對全球產業鏈帶來重大沖擊，導致國際貿易量大幅萎縮，這在短期加劇經濟波動，在長期將損害所有經濟體的效率。
四、短期波動：應對供給與需求衝擊
短期來講，特朗普政府加徵關税對美國是供給衝擊，對貿易伙伴是需求衝擊。中美之間，雖然中國也增加了對美國的關税，但美國是逆差國，中國是順差國，關税對美國來講更多是供給約束，對中國是需求約束。在實體經濟層面，高關税將導致美國的進口商品價格上升，意味着美國消費者的實際收入下降，進而導致消費需求下降。在金融層面，資產價格下跌引發的負財富效應降低消費，也增加了美國經濟衰退的風險。
理論上講，財政貨幣政策可以對經濟衰退做出反應，進行逆週期調節，但面臨供給約束的困境。假設資產價格下跌或者消費價格上升導致美國需求下降、進而引發經濟衰退，美國財政和貨幣政策擴張提振需求，但關税導致的供給不足問題反過來約束宏觀政策的空間。從這個意義講，宏觀政策可能避免大蕭條，但難以解決關税帶來的滯脹問題。
對我國而言，關税將對出口產生很大的衝擊，出口下降將拖累企業與居民的收入，進而降低我國的進口需求，因此貿易順差不一定減少。但出口減少及其乘數效應帶來總需求下行壓力，將加劇本來已經存在的需求疲弱的問題。在當前經濟形勢下，貨幣政策對於提升內部需求的效率有限。這是因為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主要靠信貸，而信貸具有順週期性，尤其當前金融週期下行階段，房地產與債務問題抑制信貸需求，貨幣政策的逆週期調節作用受限。不同於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政府與企業、家庭部門等經濟主體直接發生經濟與交易行為（轉移支付、税收等）而快速有效地支持需求。面向家庭部門的財政擴張是當前提振需求最有效抓手。
五、長期變局：發展模式與貨幣體系
長期來看，美國的關税政策將對全球經貿體系帶來結構性改變，其影響隨着時間的推移才看得清楚，但有幾點值得思考。
第一，美國是否能夠實現再工業化目標，有一個資源約束與再配置的問題，對發展模式有重要含義。關税提升進口商品價格，帶來兩個效應。一是美國消費者實際收入下降，不利總體的消費需求。另一個是替代效應，可貿易品價格相對不可貿易品價格上升，關税不僅可能促進美國的製造業需求，也可能促進其不可貿易品比如服務業的需求，比如更換手機的頻率下降，省下的錢用於在外用餐或旅遊。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如何理解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關係。
一個國家的資源是有限的，製造業的擴張必然要求其他部門萎縮。美國再工業化意味經濟中製造業比重上升，服務業比重下降。但經濟學中的鮑莫爾病現象講到經濟發展的一個規律，就是隨着製造業效率提升，必然導致製造業佔經濟的比例下降，而其他的效率不是那麼高的、但被需求的部門，比如説服務業的比例則會上升。背後的原因就是，進步部門勞動生產率提升，產量增加，但需求有限（比如一個人一般不用多部手機），由此就導致剩餘勞動力從進步部門轉移到低生產率部門。
圖表展示了從1998年1月到2018年12月美國部分消費品、服務和工資的價格變化情況，手機、電腦、家電等製造業佔經濟的比例呈下降趨勢，而服務業則呈上升趨勢，驗證了鮑莫爾現象
過去中國農村需要大量勞動力在田裏耕作才能解決全國温飽問題，後來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剩餘勞動力就轉移到了製造業。製造業也一樣，冰箱的生產效率提高了，人們對冰箱的需求又是有限的，剩餘勞動力就繼續轉移到低生產率部門，規模經濟有限的服務業。所以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服務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上升，都與製造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是有關係的，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一個體現。
但現在，美國要把這一趨勢倒退回去，就意味着社會整體的福利下降。此外，要通過什麼方式來阻礙市場機制的作用，也是個疑問。技術進步是一個可能改變可貿易性的力量，機器人和具身智能的發展可能降低勞動力供給對製造業的約束，從而降低製造業進行貿易的必要性（從比較優勢出發），而數字經濟可能增加服務業的可貿易性。但如果這樣的話，服務業的效率提升加快，製造業的效率提升放慢，通過政策扭曲人為地增加製造業的比重損害整體的效率。
第二，加徵關税對現有的全球經貿體系的衝擊還會體現在貨幣金融方面。在過去，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帶有一定的公共品屬性，世界其他國家取得貿易順差後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方式將資本輸入美國，整個體系形成閉環。在對全球加徵關税的背景下，其他國家用商品換美元的成本增加，購買美國國債和其他美元資產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美國雖然在貨物貿易上存在逆差，但在服務貿易上處於順差，美國處於壟斷地位的大型科技公司所提供的正是服務貿易。美國加徵“對等”關税可能引發貿易伙伴在服務貿易上的反制行為。
事實上，歐洲已經提出要針對多屬於美國的大型科技公司徵收數字服務税（Digital Service Tax，DST），與此同時還要加強監管。考慮到未來全球範圍內針對服務貿易的“對等”政策，支撐美國大型科技公司股價高企的壟斷租金預期也將會受損。
特朗普的關税政策將加速全球金融危機開啓的逆全球化、去金融化的趨勢。在這個大勢下，美國相對其他國家在金融層面優勢的重要性下降，中國在金融層面處於劣勢的重要性下降，實體資源包括製造業的重要性上升，將對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帶來新的挑戰，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新的機遇。
第三，全球貿易額萎縮，各國外循環下降、內循環上升，即使中美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也面臨從可貿易轉向不可貿易品帶來的效率損害問題。全球產業鏈是效率提升的重要載體，國際貿易，尤其製成品貿易，是充分競爭的行業，要贏得出口市場，靠的是更好的產品質量和更低的生產成本，而不可貿易品容易和壟斷甚至權力尋租聯繫在一起，比如房地產。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得益於參與全球市場分工與產業鏈，規模經濟與市場競爭是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房地產作為一個規模不經濟的產業，主要是參與分配，而且佔有優勢，對其他行業形成擠壓，泡沫破裂後的危害主要體現在需求端。如果我們的經濟從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可貿易部門轉向帶有壟斷屬性的不可貿易部門比如房地產業，表面上看雖然有可能在短期穩住經濟，但從長遠來講，將對經濟的效率造成更大的傷害。
值得一提的是，對自由貿易的一個指責是分配效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提出，國際貿易雖然通過比較優勢總體上提高效率，但是可能帶來分配的問題。當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後，在人羣之間、區域之間總有人獲益，也有人遭受損失，美國的汽車城底特律是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
1913年底特律汽車工廠裝配線，但到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初，全球化和市場競爭導致了工廠的大規模關閉，最終2013年底特律市政府破產
但是，如果關税導致經濟結構從可貿易品轉向不可貿易品，會降低收入分配的差距嗎？歷史的經驗顯示恰恰相反，不可貿易部門競爭程度低，既損害效率也不利公平。關鍵還是內部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能否有效發揮作用。
六、建立消費大市場：新中心化
展望未來，中美經濟互動的關鍵點在於規模競爭，規模經濟提升效率、促進創新，同時，規模是地緣經濟競爭的載體和手段。中美在規模上各具優劣勢。兩國都是人口大國，但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兩國都是大型經濟體，按市場匯率，中國的經濟體量是美國的65%，但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超過美國。美國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有全球最大的製造業體系。
過去三十年，美國和中國可以説形成Ｇ-2的合作與競爭模式，美國科技創新，中國產業創新，現在美國要發展自己的製造業，中國也在促進自己的科技創新。中美都在試圖擺脱對過去的路徑依賴，中國需要從過去的“重供給重資產”轉向更多“重需求重人才”，美國則反過來。把規模轉化成規模經濟效應的關鍵是要堅持市場經濟的分工和貿易，促進競爭。同時，針對外部性和壟斷等扭曲帶來的市場失靈問題需要政府投入，優化制度設計。
對中國來講，發展消費大市場既促進創新，也是新的形勢下促進對外開放與合作，應對地緣競爭挑戰的關鍵一環。貿易保護主義疊加地緣競爭的影響，推高了貿易的交易成本，導致傳統國家概念的重要性回升。如何應對？交易成本增加並不意味着各國將重回封閉經濟體。逆全球化背景下，規模優勢不僅是大國的一個新經濟增長點，還是增強跨國合作的基礎。大國的產業體系較大、產業鏈前後向聯繫更強。中國可圍繞本國的產業體系，加強與各國的產業鏈融合，促進跨國合作共贏。
中國已經在供給端形成突出的規模經濟態勢，新形勢下需要更加重視需求的力量，大市場本身就是參與國際分工、促進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過去中國出口強勁，而消費能力有限，貿易伙伴與我國開展貿易的獲益主要在供給側。促進內需、與全球貿易伙伴共享中國大市場帶來的需求，有利於拓展與全球貿易伙伴合作的空間，提升中國作為消費需求的中心地位，反過來也有利於鞏固中國在全球製造業體系的中心地位。
促進消費需求在短期看可能有多種手段，但從長遠發展看，建立中國作為消費需求的新中心，最有效的抓手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體人民。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顯示，隨着技術進步，發展水平提升，公共政策推進社會保障的建立與完善是普遍的規律。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財政增加轉移支付、促進教育與醫療等公共服務均等化、增加社會保障的普惠性等既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有效抓手，也是有效促進內需的方式。
就當下而言，有幾個方面值得思考。首先是改善對農村老人、城鎮失業者等困難羣體的福利保障。第二，降低社保繳費。社保繳費具有累退屬性，針對低收入人羣的實際税率比高收入人羣高。降低社保繳費負擔，有利於提高中低收入羣體的可支配收入。第三，加強落實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 “投資於人”的措施，比如建立以中央財政主導的覆蓋0-18歲全週期的生育與教育補貼機制。生育、教育等“投資於人”的舉措短期提振消費需求，長期改善供給（人口和人力資本），不僅有助於穩定當前的增長，也培育長遠的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