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美國返還的子彈庫帛書，有多珍貴？

5月18日凌晨，由美國史密森尼學會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返還的子彈庫帛書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佔》抵達北京。子彈庫帛書自20世紀初流徙海外，是中國出土最早的帛書，也是目前僅見的戰國時期帛書。內容包括《四時令》《五行令》《攻守佔》及其他殘片。

在此前CCTV-1播出的五集大型文化節目《帛書傳奇》中，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零介紹了子彈庫帛書的源頭性價值，梳理帛書的考古發現和出土情況。李零教授從1980年開始研究子彈庫帛書，多次赴美參加帛書殘片揭剝工作。2017年，他研究成果的結晶《子彈庫帛書》問世。本文為《子彈庫帛書》自序，轉載自活字文化。

李零教授等中美兩國學者與文博機構對子彈庫帛書的保護和修復研究，是一場時越六十餘年，真正具有國際性質的大討論。中國、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都有學者參加討論。李零教授説：“楚帛書作為一批老材料，更能體現學者的創業維艱和百折不回。無論發明，還是失誤，都可作參考。前者予人啓發，後者留下警示，各有各的用處。”

李零《子彈庫帛書》，文物出版社，2017

【文/ 李零】

簡帛古書是中國學術的源頭，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源頭。

中國的書，從一開始就是寫在竹木簡牘上，而不是龜甲、獸骨和銅器上。縑帛是簡牘到紙書的過渡環節。《墨子》反覆講“書於竹帛”，被錢存訓拿來當中國早期書籍的定義。這個定義是對的。早期中國，沒有簡帛，也就沒有書。沒有書，還有什麼學術和思想？

20世紀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是王國維説的“五大發現”之一。[1]1942年，子彈庫帛書出土，則是第一次發現比較完整的帛書。

先秦兩漢是簡帛時代，書都是寫在簡帛上。我們發現簡帛，研究簡帛，其實是一次偉大的歷史迴歸。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獻也好，學術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誰都不能忽視這個源頭。

我甚至可以毫不誇大地説，如果沒有簡帛留下的線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隸書），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釋讀。

不過，話説回來，20世紀上半葉，我們的學術資源相當貧乏。研究戰國文字，當時有什麼材料？數量最大，主要是璽印（還有陶文、兵器和少數幾件銅器上的字）。璽印上的文字有什麼內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幾個字而已。書，完全沒有，長點的銘文，也非常少，幾乎無辭例可尋。我們只要讀一下王國維寫的《桐鄉徐氏印譜序》（1926年），[2]就能明白這一點。當時，璽印是寶貝。很長時間裏，研究戰國文字，原來只能研究印，頂多加上點陶文和兵器。

王國維，確實了不起。當時，材料那麼少，他能考慮那麼深，那麼遠，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兩漢經今古文學和小學的關鍵。當時的金石學家都株守許學，往往把出土文字稱為“古籀”，並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麼概念，它們和篆、隸是什麼關係。王國維的《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説》（1916年），[3]第一次為我們釐清了這些紛亂如麻的概念。他把戰國文字分為兩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隸是漢代“今文”的源頭；東方，非秦系的六國文字是漢代“古文”的源頭。如此宏論，遠見卓識，洞察隱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難做到。

“子彈庫帛書”第二卷《五行令》月名圖

中國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戰國文字起步最晚，現在最熱。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1954年）；[4]二是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和《補論戰國題銘的一些問題》（1959~1960年）。[5]兩位先生代表兩種風格，一直影響到今天。

他們都提到蔡季襄發表的子彈庫帛書。這在當時是最長的一篇戰國文字。

朱、李兩位的文章，今天看，當然可以挑出很多錯，但平心而論，以當時的標準衡量，這卻是最高水平。萬事起頭難。在我看來，這種開創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別是李文，更有大局觀。他關注的不是個別難字，而是戰國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國維的東、西兩系説進一步細化，第一次為戰國文字分國分域，對後人更有啓發。

他説，楚帛書的十二月就是《爾雅》十二月名，這也是突破性的發現。

書是用字寫成的，但字不等於書。過去的戰國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讀書。孤立識字是因為沒有長篇的東西。

1949年以前，我們沒有楚簡。1950年代，開始有楚簡，都是遣冊，不但數量少，保存情況也不好。1957年，長台關楚墓第一次出古書，只有殘簡，一直到1986年才發表。戰國古書，我們苦苦等了半個世紀，1993年才有了郭店楚簡，1994年才有了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在此之前，我們無書可讀，要讀，只有子彈庫帛書。

沒有書的結果，是我們的認字水平受限，許多現在覺得非常簡單的字，當時大家都不認識，學者費盡移山心力，收效卻甚微。

過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規模識字，不可能是這種辦法。

“子彈庫帛書”第三卷《攻守佔》文字

我記得，上海博物館楚簡發現後，裘錫圭先生曾説，很多字的認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學家。原因是什麼？就是辭例多了。一個字，反覆出現多少回，再笨也能認出來。

李學勤先生講過兩句話，我印象極深。

一句話是，戰國文字難認，你就是做夢也想不到。

另一句話是，某先生真怪，他認字，前提可能是錯的，但結論卻往往是對的。

過去，我們常把字形分析當認字前提。很多人都以為，一個字，形、音、義，字形最重要，通假其次，字義排在最後。破讀，左轉右轉，主要是為了湊字形，而不是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實際的認字過程中，我們卻不難發現，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後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麼？是辭例。我們是靠辭例和語境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辭義的大致估計，然後才考慮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讀。甚至有時，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字該怎麼分析，但照樣可以猜出它是什麼字，或大致相當什麼字。

我記得，朱德熙先生説，古文字的破譯最像偵探小説。警察破案，他們的方法，有兩條最重要，一是串並，二是排除。串並是把看似無關其實非常關鍵的線索，通過偶然發現串連起來，形成一條連貫的思路。排除是從大海撈針的眾多可能性中，把一切無關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並也好，排除也好，都是為了定向和卡位。

李零教授

破譯的大忌是被假象誤導，一條道走到黑。方向錯了，位置錯了，費勁再大，全錯。本來只是猜猜看的事，試探試探也就罷了，非要長篇累牘彎彎繞，這是“偵探小説”，不是真正的“破案”。

窗户紙，一捅就破。文字破譯，用不着饒費口舌。説對了，三言兩語足夠，説不對，千言萬語也沒用。

大家迷信權威，以為權威就不犯錯誤，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級錯誤。這是一種常見的誤導。權威被假象誤導，大家又被權威誤導，在古文字學的歷史上例子很多。

1942年，子彈庫帛書的出土是簡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晚周繒書考證》是第一部報道它和研究它的著作。這本書，印數極少，現在很珍貴。當初，我是借張政烺先生的書讀。後來，我自己也有了一本，是前西雅圖藝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倪明昆（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這一發現太重要。

第一，它是20世紀的頭一批古書，不是檔案性質的文書，而是典籍意義上的古書。

第二，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比較完整的帛書。目前，這樣的帛書只出土過兩次，一次是子彈庫帛書，一次是馬王堆帛書。帛書，它是第一次發現。戰國帛書，它是唯一發現。

第三，戰國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這也是個頭。

它在學術史上的意義，今天仍然值得回顧。

中國學術界，目前有一股簡帛熱，熱到不能再熱。賭石一行，人稱“瘋狂的石頭”；我們這行，也有“瘋狂的簡帛”。我萬萬想不到，這種當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學問，居然會變成一種時髦；網上稱雄，看誰認字多，竟是一種熱潮！

楚帛書，很寶貴，因為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認識，當時不認識，後來不認識，現在也沒全部認識，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學者，反反覆覆讀它。比如我就是它的忠實讀者。

但我讀帛書，不光為了認字。認字只是手段。

簡帛研究，認字是基礎。認字是點，通讀是面。沒有點，焉有面，這個道理沒錯。避大就小，避虛就實，就字論字，慎言其餘，好處是可獨佔發明權，還不容易犯錯誤。很多年輕人都以為，這是當古文字學家的捷徑。可認字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讀書。如果通讀，你總沒法挑肥揀瘦繞着走。我們別忘了，“一斤瓶子裝不下二斤醋”，歸根結底，還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況，辭例的背後還有學術和思想，天外有天。

認字，不光要從小到大，也要從大到小。字是在通讀中被認識，辭例比字形更重要。這是讀書的道理。

我讀楚帛書，集中閲讀，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5~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現在。前後長達30年。我從年輕讀到老大不小，錯誤固然很多，收穫也很可觀。[6]

1980年，那年我32歲，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讀研究生。我的論文題目是楚銅器。楚銅器，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剛才説過，這是朱先生研究過的問題。當時，楚文字是絕學，熟悉甲骨、銅器的學者未必懂，懂的人很少。

坦白地説，我也是為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書。

我還記得，那是一個酷暑難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蒐集到一起，寫成《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這是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當年，我曾把我的油印稿面呈李學勤先生，以及碰巧來京，住在華僑大廈的饒宗頤先生和曾憲通先生，向他們求教。另外我還託人把我的文章帶到中國考古學年會的第二屆年會（武漢，1980年11月17~22日）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第三屆年會（成都，1980年9月21~27日）。

然而，此書的發表卻在五年後。[7]

當時，我把楚帛書分成三個“版本”：蔡修渙本、弗利爾本、大都會本。中國大陸的所有研究，不是依據蔡修渙本，就是依據弗利爾本。比如當時的“最新著作”，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1964年9月），就是依據弗利爾本。“文革”前，這是最重要的著作。

大都會本是1966年才發表。整個“文革”期間，大陸的研究完全是空白。與此形成對照，海外的研究都是利用大都會本。巴納（Noel Barnard）的《楚帛書譯註》（1973年）才是“最新著作”。

我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研究。

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以大都會本為依據的著作。

張政烺先生鼓勵我寫這本書，並推薦此書到中華書局發表，就是希望引進最新材料，彙集最新研究，為學界提供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這是我第一次讀子彈庫帛書。

1985~1988年，學界有一批新作發表。如李學勤的四篇論文，饒宗頤、曾憲通的《楚帛書》，以及高明、何琳儀、朱德熙等人的作品。1988年5月22日，我寫過一篇《〈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就是讀這些新作的筆記。這篇文章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屆年會（長春，1988年7月22~28日）的論文，十二年後才被印出來。印出來，已經變成古董。

這是我第二次讀子彈庫帛書。

1989年8月~1990年9月，我在美國待了一年多。當時，沒事幹，我開始寫《中國方術考》。書中涉及子彈庫帛書。我對帛書釋文又有所修正。

子彈庫帛書是數術性質的古書。讀者不難發現，我後來出版的《中國方術考》，其中講數術的部分，無論式盤，還是日書，都來源於我對子彈庫帛書的研究。反過來，它們也深化了我對子彈庫帛書的認識。

1990年，我在西雅圖，有一天，張光直教授打來電話，説他讀過我的《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問我是否願意參加4月27~28日在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舉行的東周楚文化討論會，如果願意，他可以推薦。我説，我當然願意。

賽克勒美術館提供的黑白圖版

這個會是為辛格（Paul Singer）醫生85歲生日而召開，會上展出了子彈庫帛書。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件稀世珍寶。它在紐約曾經發黴，去黴後的部分，字跡反而變得很清楚，與過去的照片不一樣。饒宗頤先生和我一起看楚帛書，他説，既然有此奇效，何不讓帛書再次發黴，把其他部分也清一下。他希望能“梅（黴）開二度”。後來回到北京，我給《文物天地》寫了篇《楚帛書目驗記》，就是講目驗帛書的感受。

那次會議有四場報告，主講人是李學勤、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杜德蘭（Alain Thote）和馬麟（Colin Mackenzie）。我是參加討論的人。

當時有個叫格利芬（Jane Tilley Griffin）的女士提問，希望李學勤先生能給大家講講帛書十二神。李先生説，正好，有兩位研究這一問題的權威在場，一位是饒宗頤先生，一位是李零先生，我想把問題交給他們來回答。

當時，饒先生講了幾句話，沒有正面回答她的問題。我根本沒説話。會議論文集有我一篇發言，其實是後來寫的。這篇文章的中文題目是《楚帛書與“式圖”》。

帛書的思想意義，我是花了十年，到此方窺一二。

這是我第三次讀楚帛書。1992年6月12日，我44歲那天，柯強匿名捐獻的楚帛書殘片入藏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當時，負責此事的齊思（W. T. Chase）先生跟該館亞洲部主任蘇芳淑博士商量如何保護這批殘片，蘇博士建議請我去華盛頓參加他們的揭剝工作。因此第二年，我去了美國。1993年1~5月，我住馬里蘭，每天乘地鐵去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上班。我除自己作研究，經常去弗利爾美術館的實驗室陪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揭帛書。我第一次有機會經常看帛書，既包括眾所周知的那件帛書（他們叫“第一帛書”），也包括從未發表的帛書殘片（他們叫“第二帛書”），這使我對子彈庫帛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印象。另外，我還閲讀了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保存的有關檔案，訪問了住在新澤西的辛格醫生和住在西雅圖的吳柱存教授，對楚帛書在美國的流傳也做了詳細調查。

這是我第四次讀子彈庫帛書。

1993~1996年，我一直和巴拉德女士保持通信。但1997年，揭剝工作突然停了下來。

2000年，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和羅泰教授談起這件事。結果，由他提議，與會的27名國際學者聯名寫了一封信給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館長畢齊（Milo C. Beach）博士，呼籲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重啓揭剝工程。

我們又有了希望。

2001年9月1~7日，弗利爾美術館實驗室主任賈寶（Paul Jett）博士邀請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文保專家白榮金先生前往華盛頓，與大都會博物館的紡織品保護專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研究進一步揭剝。這事正好在“911事件”發生之前。

這是我第五次讀子彈庫帛書。

2007年，帛書殘片的揭剝工作終於結束。所有揭開的殘片都用有機玻璃板封存。揭不開的殘片，則按原狀保存。10月21~26日，我和芝加哥大學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去華盛頓，仔細讀過這批殘片，做過記錄。

這是我第六次讀子彈庫帛書。

現在這本書是我第七次讀子彈庫帛書的結果。我用的帛書底本是賽克勒基金會和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提供的最新數碼照片。它既包括那件相對完整的楚帛書（本書題為《四時令》），也包括同出的其他殘片（本書題為《五行令》和《攻守佔》）。前者即1964年柯強售出，1966年被賽克勒醫生購入，後來借存於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楚帛書。後者即1992年6月12日，柯強匿名捐獻，入藏於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楚帛書。兩者都是由柯強帶到美國，現在都在華盛頓。

子彈庫帛書，留在國內，只有1997年11月10日商承祚先生的家屬捐獻給湖南省博物館的一塊殘片和一幅照片。這次出版，我想把子彈庫帛書的各種“版本”蒐集到一起，既包括早期的蔡修渙本、弗利爾本、大都會本，也包括上述照片。同時，書中還包括子彈庫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既包括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一書中記錄的所有文物，也包括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館重啓子彈庫楚墓發表的所有文物，還有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收藏的存放帛書的書笈。我想把它們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搶救性的復原報告。

我希望，這份報告可以儘可能彙集所有最重要的材料，讓這批稀有的帛書，最終成為所有中外學者共同擁有的文化財富。

本書寫作，曾得到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很多中外學者也提供了無私幫助。我要特別感謝：

（1）賽克勒基金會的主席伊麗莎白·賽克勒（Elizabeth A. Sackler）博士。

（2）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前館長羅覃（Thomas Lawton）博士、前亞洲部主任蘇芳淑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庫房管理員科爾（Rocky Corr）先生和諾曼（Jane Norman）女士，圖書館的前館長陳家仁博士，以及亨尼希（Colleen Hennessey）女士和霍吉（David Hogge）先生。

（3）弗利爾美術館實驗室的齊思（W. T. Chase）先生、温特（John Winter）博士、賈寶（Paul Jett）博士和顧祥美女士。

（4）史密森保護中心的紡織品保護專家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

（5）大都會博物館的紡織品保護專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

（6）已故美國著名收藏家辛格（Paul Singer）醫生。

（7）芝加哥大學亞洲語言文明系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

（8）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和葉娃博士。

（9）佛羅里達大學的來國龍教授。

（10）西雅圖藝術博物館的姚進莊（Josh Yiu）博士。

（11）湖南省博物館的高誌喜、傅舉有、吳銘生、陳建明、李建毛先生和鄭曙斌、聶菲女士。

（1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介鈞、張春龍先生和劉蘭女士。

（13）嶽麓書院的陳松長教授。

（14）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王睿博士和王月前先生。

（15）上海博物館的徐汝聰女士。

（16）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王㐨先生。

（1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白榮金先生。

（18）中國絲綢博物館的趙豐先生。

（19）已故雅禮中學的老校友王宗石老師。

（20）僑居美國西雅圖的吳柱存教授、傅雲起女士。

（21）法國遠東學院北京中心的呂敏（Marianne Bujard）教授。

（22）2000年10月22日在普林斯頓大學聯名寫信給畢齊（Milo Cleveland Beach）博士的27位國際學者。

（23）漢唐陽光的尚紅科先生。

（24）國家圖書館的曹菁菁博士。

（25）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孟繁之先生。

（26）《華夏地理》的任超先生。

沒有他們的幫助，本書不可能面世。

楚帛書的研究，對我來説，是一部學術史，而且是我親身參與的學術史。一是楚帛書的發現史，二是楚帛書的流傳史，三是楚帛書的研究史。這裏面有很多故事：長沙故事、上海故事和美國故事。我將用另一部書講這些故事。

楚帛書是一批老材料，不像新材料，炙手可熱。但老材料有老材料的味道，更能體現學者的創業維艱和百折不回。

回顧以往，有幾個名字，將為人們銘記：

蔡季襄，第一個收藏、揭裱、測繪、報道、研究楚帛書的人。他的研究是所有研究的起點和開端。

蔡季襄（1898—1979）

巴納（Noel Barnard），第一次為帛書做科學檢驗（包括照相、測繪等）、文字復原（包括行款復原）和圖像復原的人。他的研究為1970年代以後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巴納（Noel Barnard，1922—2016）

梅原末治，第一個發現帛書表面還有反印文的人。林巳奈夫給它做了摹本。

梅原末治（1893—1983）

李學勤，第一個指出帛書十二月即《爾雅》十二月的人。他對帛書考釋和思想探討無疑有重大貢獻。

李學勤（1933—2019）

陳夢家，拿古代時令書與帛書作系統比較，也很關鍵。他對《管子》之《幼（玄）官（宮）》和《幼（玄）官（宮）圖》試做復原，對後人啓示良多，也有重大貢獻。

陳夢家（1911—1966）

商承祚，第一個指出“德匿”即“側慝”的人。側慝與日月贏縮和妖祥災異有關，這對帛書甲篇（十二行者）的理解非常關鍵。

商承祚（1902—1991）

嚴一萍和金祥恆，最早考證帛書有伏羲、女媧的人。他們對帛書神話人物的考證也是重大突破。饒宗頤和曾憲通，也是對帛書考釋和內容理解有重大貢獻的學者。

饒宗頤（1917—2018）

這是一場時越六十餘年，真正具有國際性質的大討論。中國的大陸、香港和台灣，海外的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都有學者參加討論。

這六十年來，有多少人蔘加討論，大家可以看一下本書附錄的《參考書目》。我很感謝中外學者對帛書研究的貢獻，無論發明，還是失誤，都是我的參考。前者予人啓發，後者留下警示，各有各的用處。

這裏沒有“百戰百勝的將軍”。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小人物有千慮一得，大人物有百密一疏。誰説大人物就不犯錯誤？照樣會犯。大人物也會犯低級而幼稚的錯誤。錯誤就是錯誤，沒什麼高低貴賤。大家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錯誤面前也一樣。人類的認識史就是這樣。這才是學術史的真相。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是人都會犯錯誤。我是人，非常普通的人。我對帛書的認識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很多步都未必到位，總是留下遺憾。反覆修改，不斷完善，求的只是逼近真相。我是“老改犯”。我的文章都是反覆修改，只要打開電腦，就會改。

電腦的好處是可以覆蓋，不像畫畫，不能反覆塗改。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儘量覆蓋以前的錯誤，為後人提供一點方便，讓他們不再犯我犯過的錯誤。

探討是一種過程，只有嚥氣蹬腿才是終點。

世上本無完人。完人，只是完蛋的人。

2011年2月2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註釋：

[1]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收入《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五冊：《靜安文集續編》，第65頁正~69頁背。

[2] 收入《王國維遺書》，第一冊：《觀堂集林》卷六，第18頁背~21頁背。

[3] 收入《王國維遺書》，第一冊：《觀堂集林》卷七，第1頁正~2頁正。

[4] 《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第99~118頁。

[5] 《文物》1959年第7期，第50~54頁；1959年第8期，第60~63頁；1959年第9期，第58~61頁；1960年第7期，第67~68頁。

[6] 以下所引的研究著作，可參看本書第拾部分：參考書目。

[7] 當年，我讀楚帛書是在考古所。我的稿子寫成後，王世民先生曾讓我幫他整理陳夢家先生的遺稿《戰國楚帛書考》。我發現，陳先生先已經對《管子·幼（玄）官（宮）》和《幼（玄）官（宮）圖》有所討論。特別是他在一塊紙片上畫過一幅草圖，跟我的想法很接近。此稿是1984年才發表，我的書是1985年才出版。出版時，我特意在“論著簡目”節補充了這一條。但可惜的是，此稿在《考古學報》發表時，並沒收入這個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