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毛澤東進駐延安的13年，見證了一個未來新中國的縮影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二十一、寶塔山下的聖地延安

這一節的主題是：介紹寶塔山下的紅色聖地延安。

1937年1月13日，東北軍撤出延安向西安方向集中後，黨中央、毛主席進駐延安。從此，這裏註定成為永載史冊、永為後世瞻仰的紅色聖地。

在這裏，中國共產黨完成了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最後博弈過程，開始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的抗日戰爭，開啓了輝煌壯麗的延安時期，為最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1944年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拍攝的延安

今天的延安

黨中央、毛主席1935年10月到陝北，在進駐延安之前的一年多，駐地是在不斷轉移變化的。相對穩定些的駐地主要有5處：[1]

最先的落腳點是吳起鎮。在延安以南176公里，是個偏僻的小山村，一共23户人家（也有的説只7户人家[2]）。吳起鎮是赤安縣（保安縣）蘇區六區一鄉蘇維埃政府所在地，中央紅軍1935年10月19日到這裏時，看到鄉蘇維埃政府的牌子非常高興，認為到家了，不能把追擊敵人帶進蘇區，於是毛主席指揮了“切尾巴”戰鬥。因連日征戰太疲勞，毛主席在部署好後，對指揮所人員説：我現在要休息休息，槍聲激烈時不要叫我，等到打冷槍時再叫醒我。可見其辛勞之極，可見其胸有成竹。此役伏擊的是尾追紅軍的東北軍4個騎兵團，勝利結束了長征最後一仗。在吳起鎮共住了11天。

第二個駐地是甘泉縣下寺灣村。在吳起鎮以南150多公里，離甘泉縣城50多公里，一個30餘户人家的小山村，是中共陝甘晉省委所在地。幾天後又到史家灣村，並在這裏與紅十五軍團會師，宣佈與中央紅軍合編為第一方面軍。在甘泉縣共住了8天。

第三個駐地是富縣東村。位置在甘泉縣以南，毛主席在這裏勝利指揮了直羅鎮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北蘇區的反革命“圍剿”，為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奠基禮。12月6日離開，共住了25天。

第四個駐地是瓦窯堡（現子長縣）。在延安以北近百公里，因盛產煤炭而聞名，這裏人口較多，屬於陝北的大集鎮了，安定縣是陝北紅軍和蘇區的主要創建人謝子長的家鄉，但黨中央到陝北半年前，他就因傷病而犧牲。毛主席是在直羅鎮戰役勝利後，離開富縣經甘泉、延安、安塞，於12月13日到瓦窯堡，17日在這裏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也就是著名的瓦窯堡會議，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方針轉變由此開始。包括策劃指揮紅軍東征、西征，為劉志丹等平反，與張、楊深入聯絡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等，都是在這裏進行的。1936年6月21日離開，在這裏住了7個多月。

第五個駐地是保安。這是與內蒙古、寧夏相鄰，與甘肅接壤，在延安西北部不到百公里，是一個只有幾十户人家，人口不過400，房屋不過百間的小縣城。[3]保安是西北紅軍和蘇區主要創始人劉志丹的家鄉，當時是赤安縣（後改名為志丹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黨中央毛主席1936年7月3日到保安，到1937年1月10日離開保安到延安，共住了6個月多幾天。指揮紅軍勝利西征，完成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取得山城堡戰役勝利，與張、楊形成“三位一體”合作，西安事變爆發後應對戰爭威脅並積極促成和平解決，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等，都是在這裏進行的。

延安是黨中央毛主席到陝北後的第六個駐地。延安地處陝北黃土高原腹地，坐落在向東、向南、向北三條狹長的川道間，是從北方進入關中平原“八百里秦川”的咽喉要道，也是扼守西北的鎖鑰，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在陝北已是最大城市了。

黨中央到陝北後的主要駐地

黨中央毛主席1937年1月13日進駐延安，到1947年3月離開延安，共10年零兩個多月。如果從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陝北吳起鎮開始，到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領導轉戰陝北勝利後，離開陝北到河北西柏坡為止，廣義上的延安時期一共12年零5個多月，史稱延安13年。這13年跨越三個時期，見證了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歷史轉折過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聖地，還是進入解放戰爭時期並取得偉大勝利的指揮中心，毛主席從陝北東渡黃河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基本就是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戰略決戰，準備建立新中國了。

我們是怎樣得到延安的呢？一般的説法是，西安事變後，駐紮延安的東北軍向西安一帶集中，根據雙方達成的有關協議，由紅軍接管延安。沒有查到相關協議條文出處，也許是口頭協議或者默認。在現實中不留文字和簽字的認同比比皆是，也為歷史研究生出許多迷霧和話題。其實，很多事情邏輯上很明白。為什麼？因為事變爆發後何應欽組織中央軍進逼西安，蔣介石被釋放後西安還在中央軍的威脅之下，東北軍集中到前線，北面和西面的後方需要安全保證，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是共進退的，這應當是張學良讓紅軍進駐延安的直接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是隱蔽的。紅軍和東北軍開始秘密接觸時，蔣介石一再嚴令東北軍進剿陝北，並進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為了迷惑蔣介石，也為了給張學良留下回旋的餘地，黨中央毛主席與東北軍達成協議，決定把瓦窯堡讓給東北軍。[4]半年後東北軍讓出延安，這也可以説是禮尚往來。

1936年初，中央派李克農與張學良溝通聯絡，見面會談時張學良就曾提出這樣的要求。據李克農的兒子李力講：[5]會談過程中張學良曾説，你們紅軍能否放下武器，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改編？李克農回答：張先生你不要弄錯了，我是談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如果這樣談判，那我就沒什麼可談了。邊説邊站起來往外走，被挽留坐下後，張學良又指着地圖提出另一個要求，希望紅軍能把瓦窯堡讓給東北軍。

李克農説，張將軍只要瓦窯堡這點地方，為什麼不多要一些？我們共同抗日，從鬼子手裏收復失地不是更好嗎？經進一步交談才知道，他是為了用這一“戰功”向蔣介石交差，減緩蔣對他的追逼，是做給蔣介石看的。李克農表示理解，但事關重大需要報告，後經中央同意，雙方就此達成協議。

毛主席指揮紅軍東征期間，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談判，張也提到他再不“進剿”無以回答蔣，蔣已經對他電責，還轉給他閻錫山告他隔岸觀火的電報。[6]東征返回後，彭德懷率紅軍主力西征甘肅寧夏，6月中旬東北軍分三路向中共中央駐地瓦窯堡前進，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撤出瓦窯堡。

當時，軍委給一方面軍和陝甘寧省委領導發報，專門講中央機關準備轉移的部署。電報説：估計瓦窯堡遲早必失，我軍決搬空瓦市，準備作戰。中央及軍委各機關撤出瓦窯堡後到哪裏呢？準備移至甘肅環縣北部洪德城、河連灣一帶。電報中還進行了分工：由周恩來留在東線，由彭德懷負責佈置洪德城、河連灣一帶機關，由林彪負責指揮沿途搬遷的機關部隊，並對部隊掩護、牲口接運等做了安排。

最後還對撤離瓦窯堡解釋説，中央此次準備遷移並不改變加速進行西北大聯合的根本大計。在幹部及羣眾中應解釋，中央遷都是為着直接領導和鞏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據地，是為着更便利於發展東西遊擊戰爭，是為更易於爭取東北軍，準備着新的回攻。[7]

但對這個安排，內部有不同意見。幾天後彭德懷回電，認為瓦窯堡的重要不輕易放棄，張學良、楊虎城對時局應有温和表示，決不能毫無所聞。他還説，保障陝北蘇區是發展西北局面，是促進蒙回民族運動，聯絡統一戰線以力量的推動。瓦窯堡、陝北是全國蘇維埃運動最高旗幟，中央機關在必要遷移時，以保安、吳起鎮為妥，安邊得手後更好。[8]最後，中央還是把瓦窯堡讓給了東北軍，但也聽取了彭德懷的部分意見，中央機關沒遷移去甘肅，而是留在了陝北，從瓦窯堡遷到了保安。

不同意見的討論是需要的，在取長補短中可使決策更完善。

退出瓦窯堡前，葉劍英同東北軍前線部隊的一個師長見面，告訴他我們準備主動撤走，讓他等我們兩天，但在執行中卻出了意外。[9]

6月14日周恩來電告王以哲，讓他的前線部隊停止前進，以免造成雙方敵對。王以哲接電後南撤。周恩來又電告王以哲，若國民黨中央軍進佔瓦窯堡，我方必定事先通知他們，由東北軍來佔領。但到6月21日，高雙成第八十六師突然襲擊瓦窯堡。當時紅軍大部隊都在西征前線，毛主席、周恩來身邊沒有幾個兵，幸好還有警衞部隊和紅大學員100多條槍，紅大校長林彪指揮從早上一直打到晚上，黨中央領導機關才撤出來。

這讓東北軍前線部隊很有意見。説好的讓他們緩一兩天，然後把瓦窯堡讓給他們，結果讓別人鑽了空子。這怎麼辦？要想辦法去補救一下。周恩來緊急調來紅二十九軍和紅三十軍包圍瓦窯堡，並請李克農與王以哲聯繫，協商用“打假仗”的辦法將東北軍引進瓦窯堡。李克農親帶一個排，煞有介事地佈置在瓦窯堡南邊的山崗上，與王以哲部隊一起朝天放槍。6月23日，紅軍“寡不敵眾”撤走，東北軍“愈戰愈勇”一直進入瓦窯堡城內，高雙成部隊只得撤出。[10]這一切都如真的，包括我們一些老同志回憶都説，敵眾我寡打不過人家。東北軍有了佔領紅都的功勞，可以糊弄蔣介石了。儘管這個過程有意外和缺憾，但這人情是給了，表現出我們與東北軍合作的誠意。

共產黨高舉着抗日大旗，做事有情有義有信，迅速促進了西北“三位一體”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形成。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西安事變後，張學良第一時間把延安讓給紅軍，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延安舊稱膚施。清代之前置延安府，膚施為其首縣。民國後廢府，膚施縣直隸陝西省政府。膚施這個名字源於一個動人的傳説，釋迦牟尼佛的前世屍毗王修行時，見一隻被鷹追捕鴿子飛到跟前求救，他便把鴿子藏於自己衣下保護起來，鷹討要時他不給。鷹説，我不吃它就會餓死，你為何救它而讓我餓死呢？這讓屍毗王陷入兩難境地，佛家講眾生平等，救苦救難不應厚此薄彼，屍毗王最後的抉擇是割下自己的膚肉去餵食餓鷹，從而使兩個生命都能得救，膚施便是來自這割肉飼鷹的故事。

這個故事佛經有載，屍毗王修煉之地雖然不知何處，但此地稱膚施卻是始於秦漢，或許更往前，歷史漫長。中共中央進駐後，很快以城區設延安市，直屬陝甘寧邊區政府領導，因膚施縣併入延安縣，膚施地名逐漸淡出，但那救苦救難、自我犧牲的精神，卻被那一代共產黨人發揚光大，賦予嶄新的時代內涵，成為更加感天動地的延安精神。

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畫：屍毗王割肉救鴿

北宋時期，范仲淹曾在此為官，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兼知延州，相當於具有地方行政職能的省軍區副司令兼延安市委書記或市長，當年頗有文治武功，寶塔山石壁上“嘉嶺山”三個大字就是他所題寫。他的為政經歷現在很少有人記起，但他寫的《岳陽樓記》卻幾乎是家喻户曉、盡人皆知。尤其文中對“古仁人之心”的探求、揭示和嚮往，那令人感動的境界，完全不同於當今一些精英把獸性當人性的墮落。那是中華文化“別人獸”基點之後高尚人性的張揚，那是一種讓所有有良知者肅然起敬的浩然之氣、民族正氣，極其經典、極其傳神地表達了仁人志士的品格與追求。

延安摩崖石刻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他們有什麼特徵？喜怒哀樂和價值判斷，不為外物左右，也不以個人得失來決定。他們身在朝廷的時候，憂慮着底層百姓的疾苦；被放逐江湖的時候，即便是個普通百姓也想着忠君報國，心憂國家的興衰成敗，而不是置身事外、幸災樂禍。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

進退得失都在憂慮，你還有快樂嗎？什麼時候才能快樂？

“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

仁人志士的回答是：老百姓痛苦的時候我怎麼會快樂呢？看到天下蒼生過上好日子的時候我就快樂了。

聖賢仁人的心是相通的。由此我們想起毛主席：待到山花爛漫時，他在叢中笑！他什麼時候才會快樂？是漫山遍野勞苦大眾，是全天下的受苦人還有他們的妻兒老小，臉上泛起幸福快樂的笑容的時候，自己與他們一起快樂高興。

范仲淹最後説：“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唉！這樣的人太少了！如果沒有這樣的人，我們能追隨誰而去呢？如果有了這樣的人，我們怎能不追隨他奮鬥視死如歸呢？

范仲淹在延安主政3年離開，894年後中國共產黨毛主席進駐這裏，這正是范仲淹理想中的那些與眾不同的仁人志士。毛主席，還有那一代共產黨人和老一輩革命家，就是這樣一羣救苦救難、救國救民、可以為民族和人民利益犧牲一切的馬克思主義聖徒。這樣的延安怎能不成為抗日聖地、革命聖地、人民聖地？延安為之奮鬥的神聖事業怎能不天下歸心？回想起延安的偉大輝煌，怎能不使我們眼中常含淚水？此後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怎能不以生命和熱血去伴它、去延續發展那無與倫比的光榮和追求？

黨中央毛主席進駐延安後，第一個駐地是鳳凰山麓，在延安北門內，1937年1月入駐，1938年11月20日因日軍飛機轟炸延安，炸彈直接扔到了中央機關駐地，為安全起見連夜遷走，住鳳凰山時間約1年零10個月。

第二個駐地是楊家嶺，在延安城北5裏，是一個只有十幾户人家的小山村，處在一條南北走向的小山溝裏，山陡溝窄，十分隱蔽，直到1943年10月遷走，在楊家嶺時間近5年；

第三個駐地是棗園，在延安城西北15裏的一個山腳下，因園中多棗樹而名之為棗園，之前是中央社會部駐地，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唯一宗旨，就是毛主席在棗園舉行的張思德追悼會上講的，到1945年11月毛主席因疲勞過度等原因離開，住棗園時間約兩年；

第四個駐地是王家坪，在延安城東北方向，這裏是中央軍委機關駐地，毛主席離開棗園後不長時間就搬到王家坪，1946年春節正月十五，延安人民扭着秧歌來到王家坪軍委禮堂，給毛主席送上“人民救星”的繡金匾，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毛主席從王家坪離開延安，共住了1年零幾個月。此後就開始轉戰陝北，牽着胡宗南在陝北的溝溝壑壑裏轉了一年，1948年3月東渡黃河到西柏坡，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戰略決戰，準備建立新中國。

黨中央進駐延安後的駐地

對當年的延安，我們不能用現在的感覺去理解。

現在的延安基本是一座現代化的城市，常住人口226萬多，生產總值近2400億，與毛主席進駐時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據當年在延安工作的張漢武回憶：[11]延安城內居住的士農工商各界一共3000餘人，東關、北關很少住人，只有南關熱鬧點。沒有什麼工業，只有大量磨坊和賣燒餅饃的小作坊。因為這裏過去長期是國民黨軍的營地，經營這些有利，所以這些小店倒也不十分冷落。縫衣服的針和生活用品都很困難，還得跑外地才能買到。社會風氣極為腐敗，明妓暗娼有幾十人，煙片煙槍也有500餘支，吃喝嫖賭，偷盜鬧事，不務正業，不搞生產的二流子也不少。

城內大量的是農民，城周圍20多里路外很少有村莊，漫山遍野，荒草叢生，有人居住處才有小塊耕地。農村大部分地方1935年前就搞過土地革命，建立了鄉村政權。當時分地是指山分配，1946年查田時發現，一户佔一架山和一個大嶺的很多，土地證上是5畝，實際佔了幾百畝，有的佔了幾千畝，甚至上萬畝。

自從黨中央毛主席進駐後，延安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延安成了中國抗戰最堅定的領導中心，也是後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中心，那高聳在寶塔山上的寶塔就成了苦難中國的希望地標，指引着革命人民武裝力量和革命事業爆炸式發展，吸引了全國各地大批知識青年奔向延安。抗大、陝公、魯藝等不斷擴大，人員增加很快，延安市人口由幾千人，迅速上升為幾萬人，在中國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延安、陝甘寧邊區成為生機勃勃的未來新中國的縮影，也成為世所罕見的政治樣板。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人加緊對國民黨蔣介石誘降，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漢奸汪精衞和國民黨頑固派裏應外合，把時局搞得烏煙瘴氣，瘋狂叫囂要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毛澤東在延安民眾大會上駁斥他們説：“過去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真心實意地出來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就無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人領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那就無人實現抗日。……為什麼要取消他們呢？”回顧這個歷史轉變過程，真的如此。

毛主席還説：“陝甘寧地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裏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裏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什麼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説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麼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12]

多麼理直氣壯！多麼順應人心！多麼令人懷念！那個共產黨人有堅定信仰，勞苦大眾翻身解放，掃除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污泥濁水的紅色聖地。

寶塔山下的延安，創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偉大時代！

[1]賀海輪著：《延安歲月》，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2頁。

[2]郝文采編著：《延安縱覽》，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頁。

[3]張春生編著：《延河岸邊的毛澤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頁。

[4]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頁。

[5]李力著：《從秘密戰線走出的開國上將——懷念家父李克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51頁。

[6]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電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頁。

[7]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電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50-51頁。

[8]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彙編•電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54-55頁。

[9]《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68頁。

[10]徐林祥著：《李克農傳》，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延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延安文史資料（內部資料）》第三輯，1986年版，第46-47頁。

[12]《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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