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羅建章：城進一定村衰？小縣大城如何應對“不可能三角”

【文/周立、羅建章】

引子：城進一定村衰？

2014年，住建部的全國村莊調查報告顯示，1978—2012年，全國行政村總量從69萬個減少到58.8萬個，年均減少3152個；自然村數量從1984年的420萬個減少至2012年的267萬個，共減少153萬個，年均減少約5.5萬個。① 在城與鄉的天平上，城市的繁榮是否必然伴隨着鄉村的衰落？

劉彥隨曾言“從高空遙感影像看村子，外擴中空；到實地去，遠看是房，近看是草”。當鋼筋水泥的“森林”在地平線上不斷蔓延，那些被稻香和泥土擁抱的村落，是否註定要在時代的洪流中漸行漸遠？那些曾經雞犬相聞、炊煙裊裊的村落，如今卻變得寂靜無聲。田野裏的稻浪依舊，卻少了那份熱鬧的收割聲；小溪邊的柳樹依舊垂着綠絲，卻不見了那些在樹下乘涼談笑的身影。城市的霓虹與鄉村的星光，難道不能共存於同一片夜空下嗎？

小縣大城經過40年城鎮化進程中的一路狂奔，逐漸出現了高城鎮化率和高鄉村空心化率並存的“圖釘式”城鄉空間格局，形成了“城進村衰”的局面。產業是小縣大城的核心依託，在縣域主導產業需要提質增效或迭代升級的背景下，小縣大城模式也走到了一個方向抉擇的十字路口。立足當前中國城鎮化的歷史進程，我們應當思考：小縣大城是否會成為中國大多數縣城的未來樣態？中西部廣大地區的縣域發展如何汲取沿海地區的經驗教訓？

資料圖：浙江省東陽市橫店鎮從一個偏遠村莊成長為繁榮小鎮 半月談

“城進村衰”的馬太效應

在產城融合的背景下，“產業—勞動力—城鎮化”三者之間在縣域內部形成一個動態的互動系統。首先，產業是城鎮化的動力系統。產業的發展為縣域提供了經濟增長的基礎和就業機會，吸引了大量勞動力的流入。縣域主導產業的興起，不僅推動了經濟發展，還促進了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完善。其次，勞動力是聯結產業和城鎮化的活力系統。勞動力的流動和聚集為產業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資源。隨着勞動力的集聚，縣域的消費市場擴大，這進一步促進了產業的創新和升級。最後，城鎮化是產業和勞動力互動的結果和表現。城鎮化不僅為產業和勞動力提供了空間和平台，也通過提供更好的居住環境、教育資源和醫療服務等，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質量，促進了社會的整體進步。城鎮化的推進需要產業的支撐和勞動力的參與，也為產業和勞動力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規劃和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引導和調控作用。通過合理的產業政策和城市規劃，政府能夠引導產業的合理佈局和勞動力的有序流動，促進產城融合的健康發展。同時，政府還需要通過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保障勞動力的權益，實現社會的公平和穩定。由此，“產業—勞動力—城鎮化”三者之間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動態系統。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城鎮化的進程，城鎮化的推進又為產業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和空間，而勞動力的流動和配置則貫穿這一過程，成為聯結產業和城鎮化的紐帶。這一系統的健康發展，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協同配合。

縣域發展要素配置過程中會出現馬太效應，在小縣大城的模式中，這具體表現為城關鎮與邊緣鎮村發展差距擴大、高城鎮化率與高鄉村空心化率並存兩個方面。馬太效應是一個經濟學和社會心理學概念，源自《馬太福音》中的一段文字：“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在現代經濟學中，這個概念被用來描述一個現象：在某些情況下，資源、財富、地位或其他優勢往往會向那些已經擁有它們的人集中，而那些缺乏這些東西的人則越來越難以獲得它們。

從經濟學角度看，馬太效應有四大核心構件。 一是資源的稀缺性。在經濟體系中，資源（如資本、教育、機會等）的分配往往不是均勻的，而是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性。二是優勢的積累性。這體現為那些已經擁有一定資源或優勢的個體或羣體，更容易獲得更多的資源或優勢。三是網絡的延展性。在某些情況下，一個產品或服務的價值隨着使用它的人數增加而增加，這導致領先者越來越領先。四是反饋的強化機制。個體或羣體的成功可以吸引更多的關注和資源，形成正反饋循環。

在小縣大城的發展路徑下，存在“產業—勞動力—城鎮化”的馬太效應（見圖5-1），這使縣域經濟體內的城關鎮因彙集了縣域內大部分稀缺資源，形成了縣域發展的增長極，又因政治晉升和市場激勵的正反饋得到不斷強化，並形成了城關鎮與非城關鎮的發展差異。

在“產業—勞動力—城鎮化”的馬太效應下，縣域發展存在三對關係的平衡，分別是產業結構與經濟韌性、縣域集聚效應與城鄉發展差距，以及縣域城鎮化與鄉村振興。

圖5-1 縣域內部要素配置的馬太效應

▪ 產業結構單一的利與弊

合理的產業結構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就業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生活環境，並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核心外向型產業的強勢和 民生產業的相對弱勢並存，縣域產業韌性不足。以前述的德化縣為例，德化縣的陶瓷產業是其經濟的核心和外向型產業的代表。德化縣的陶瓷生產歷史悠久，是中國陶瓷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德化陶瓷以其精美的工藝和優良的品質，不僅在國內市場享有盛譽，更在國際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其陶瓷產品 80%以上外銷，銷往19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使德化縣成為福建省十大重點出口縣（市）之一、全國最大的工藝陶瓷生產和出口基地。這種強勢的外向型產業發展，帶動了德化縣整體經濟的增長，吸引了大量的投資和人才，形成了顯著的集聚效應。

另一面是民生產業的相對弱勢。與陶瓷產業的強勢相比，縣域 的其他民生產業則顯得相對弱勢。儘管德化縣在農業、旅遊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發展，但與陶瓷產業相比，這些產業的規模和影響力較 小。農業主要以傳統的種植業為主，缺乏高附加值的現代農業產業；旅遊業雖然擁有豐富的自然和文化資源，但開發和推廣力度不足，未能將其充分轉化為經濟效益。這種產業間的不平衡發展，導致資源配置的不均衡，這進一步加劇了馬太效應。

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導致縣域經濟韌性不足。大量的資源和政策傾向於支持陶瓷產業的發展，而對其他民生產業的投入相對較少。這種資源配置的不均衡，使得核心主導產業得以快速發展，而其他產業則因資源不足而發展緩慢。資金、技術、人才等關鍵因素在核心產業中的集中，進一步強化了核心產業的競爭優勢，而其他產業則因缺乏相應的支持而難以實現突破。縣域經濟韌性因產業單一、發展滯後而相對落後。這種不平衡性不僅影響了縣域經濟的整體協調性，也加劇了社會資源的不均衡分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 勞動力集聚的興與衰

農業轉移人口在縣域內的市民化過程，既帶來了勞動力集聚，也加劇了鄉村空心化。大城關戰略實施以來，勞動力流動受到政策引導和市場驅動。一方面，政府在推動城鎮化和產業發展方面的政策可能  更傾向於支持縣城和重點城鎮，這為勞動力流動提供了方向和動力。 另一方面，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在縣城和城鎮更為旺盛，這為勞動力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

縣域勞動力流動首先表現為大量農業勞動力向縣城和主要城鎮集聚。縣城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生活服務水平，勞動力被吸引到這些區域，以便尋求更好的就業和生活條件。這種集聚效應使  縣城和部分城鎮的經濟更加活躍，進一步吸引了更多的勞動力流入， 形成了一種正向循環。然而，這種正反饋勢必帶來城鄉發展差距的擴大。隨着勞動力的流入，縣城和主要城鎮的經濟發展得到了加強，而鄉村地區由於勞動力流失，可能面臨發展緩慢甚至衰退的情況，這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縣城和一些經濟強鎮因為勞動力的集中而獲得了  更多的發展資源和機會，而鄉村地區則可能因為勞動力短缺和人才流失而發展受限，這進一步引發了勞動力流動的不平衡性。高素質的勞動力更傾向於流向城市尋求發展，而留在鄉村的往往是年紀較大、受教育水平較低的人羣。這種選擇性的勞動力流動不僅影響了鄉村的發  展潛力，也加劇了城鄉之間的人才差距。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隨着全球產業結構的升級，勞動密集型產業首當其衝，形成用人企業的“用工難”和產業工人的“就業難”並存 困境。作為勞動力需求端的企業，面臨技術升級的“卡脖子”、勞動 力成本上升和高素質人才結構性短缺的問題。作為勞動力供給的產業工人，面臨着技能過時、就業機會可替代性高、地域性失業等問題。

▪ 城關鎮繁榮的起與落

城鎮化是縣域經濟馬太效應的重要因素。城關鎮作為縣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整合了城鎮化進程中的諸多優勢。由於集中了大量資源和政策支持，城關鎮的基礎設施建設、商業發展、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體系都得到了快速發展和完善。這種集中發展策略使城關鎮成為人口和經濟活動的主要集聚地，吸引了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生活，這進一步推動了城關鎮的繁榮。與城關鎮的快速發展形成  鮮明對比的是，其他鄉鎮發展相對滯後。由於地理位置、資源條件、基礎設施等方面的限制，邊遠鎮村未能像城關鎮那樣吸引到足夠的投資和人才，導致其發展速度和質量與城關鎮存在較大差距。周圍鄉鎮的產業基礎相對薄弱，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也不夠完善，難以提供與城關鎮相匹敵的生活質量和就業機會。

在城鎮化的馬太效應作用下，鄉村地區面臨着人口外流和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隨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湧向城市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鄉村地區留下的往往是老年人和兒童，缺乏足夠的勞動力進行農業生產和鄉村建設。這導致一些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減緩，甚至出現了土地荒廢、村莊空心化的現象。由此可見，城鎮化的馬太效應不僅體現在地理空間上，還反映在社會經濟層面。城關鎮的繁榮與鄉村的凋敝形成了鮮明對比，加劇了城鄉居民之間的生活水平和經濟收入差距。長期下去，這種差距可能導致社會分層和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對社會穩定和諧構成挑戰。

▪ 不得不面對馬太效應

小縣大城戰略符合增長極理論帶來的正反饋循環預設，簡而言之，就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這一方面印證了人們通常認為的“兩極分化，贏家通吃”的結果上的馬太效應，另一方面卻忽略了“積累優勢，用進廢退”的過程上的馬太效應。在小縣大城發展戰略下，政府扶持和資本投資促進了縣域經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這促進了人口的聚集和縣域建成區的擴大，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資和人口進入，形成了正反饋循環的局面，在結果和過程上，都體現為經典的馬太效應。這種正反饋循環使小縣大城政策力度不斷強化，從而形成了一個發展模式：製造業吸納鄉村勞動力—勞動力集聚推動就地城鎮化—產業擴大再度吸納勞動力並推高城鎮化水平。

“產業發展—勞動力集聚—城鎮化率提高”的正反饋循環能否持續？一方面，隨着縣城建成區面積的不斷擴大和人口城鎮化率的提高，資源投入和發展機會將會更加向城關中心聚集，虹吸效應可能使得城關以外地區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大城關戰略旨在通過人口非農化轉移和縣域工業化帶動農村經濟發展，促進鄉村振興。但在實施過程中，由於長期以來的要素單向流動和反哺鄉村的機制不完善，將會出現城鄉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因此，在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產業—勞動力—城鎮化”的正反饋循環逐漸形成了一個“不可能三角”，小縣大城到了謀新求變的時間節點。

小縣大城如何應對“不可能三角”

“不可能三角”又稱“三元悖論”，一般指現實情境存在互斥的三個條件下，最多隻能同時滿足其中兩個條件，產生了“得二不能兼三”的結果。

“不可能三角”這一概念基於經濟學中的資源配置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的均衡增長理論。其一是資源配置理論，即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同用途之間的分配存在機會成本，即增加對某一領域的投入必然以犧牲另一領域為代價。其二是均衡增長理論，該理論強調經濟的全面和協調發展需要各個部門之間保持平衡，但在現實中，由於市場力量和政策導向的作用，往往難以實現完全均衡。對此，轉換到小縣大城的研究情境下，我們也能發現一個“人口城鎮化—產業發展—鄉村振興”的“不可能三角”（見圖 5-2）。

在小縣大城的發展模式下，“人口城鎮化—產業發展—鄉村振興”的“不可能三角”反映了縣域發展中的一種困境，即在有限資源和條件下，很難同時實現三個方面的最優發展。在小縣大城的“不可能三角”下，縣域發展面臨以下五個方面的挑戰。

一是高質量人口城鎮化的挑戰。人口城鎮化通常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投資。由於人地掛鈎、人錢掛鈎等政策尚未完全落地，多元化成本分擔機制不完善，市、區級地方政府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積極性還有待提高。户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存在較大差距，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需要進一步加快。小縣域資源有限，大規模的城鎮化可能導致財政壓力增大，進而影響到其他領域的發展投入。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可能會吸引大量農村人口進城， 這雖然促進了城鎮的繁榮，但也可能導致鄉村地區人口流失，加劇城鄉差距。與農業轉移人口落户大城市相比，就地就近城鎮化的成本雖然低，但是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和就業機會仍有不少差距，

圖5-2 小縣大城的“不可能三角”

二是縣域經濟韌性的挑戰。產業發展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產業集聚在某些區域，而其他地區發展滯後的現象。受歷史和現實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小縣大城的縣域經濟總體規模較小，“三產”融合度較弱、規模化龍頭項目較為單一，在小縣大城模式中，產業往往集中在城關鎮或幾個重點鎮，這有助於形成產業集羣和規模效應，但同時也可能導致鄉村地區產業發展不足，缺乏多元化的經濟支撐，缺乏縣域經濟韌性。

三是誰來振興鄉村的困境。鄉村振興需要綜合考慮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方面的因素，實現鄉村的“五大振興”。然而，在人口和資源不斷向城鎮集中的情況下，鄉村地區面臨着人才流失、產業單一化、基礎設施落後等問題。尤其是在早期縣域城鎮化高歌猛進階段，不少農村地區的建設用地指標通過增減掛鈎的方式支持了城關的發展，導致後期的村莊發展規劃受到土地指標的掣肘。要實現鄉村振興，就需要在城鎮發展的同時，平衡資源分配，促進鄉村的可持續發展，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四是路徑依賴的掣肘。在小縣大城的發展模式中，資源配置往往傾向於支持城鎮化和產業發展，這可能導致鄉村地區得不到足夠的資源。要平衡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就需要在資源分配上做出合理決策。但人們在現實中很難做到完全均衡，往往會犧牲其中一個方面的發展來滿足另外兩個。其中推動城鄉要素流動和資源共享，激發鄉村 發展活力是關鍵。這包括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以及推動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加快實現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

五是主政者的困境。政府在推動小縣大城發展時，需要在人口城鎮化、產業發展和鄉村振興之間做出選擇。政策傾向於支持城鎮化和產業發展，這可能帶來經濟增長和税收增加，但也可能加劇城鄉差距。鄉村振興應久久為功。如果政策過於側重鄉村振興，可能會減緩城鎮化的步伐和產業發展的規模。這種政策選擇上的困境，體現了“不可能三角”的現實困境。

▪ 鄉村空心化與誰來發展產業

城鎮化通常與產業發展緊密相連，但小縣城往往缺乏資源和資金，難以吸引外部投資和發展新的產業，於是會吸引鄉村人口進城落户，用勞動力替代其他生產要素投入，同時推動縣域產業發展和城鎮化，其結果是鄉村空心化，農村勞動力和生產力被削弱，這在某種意義上阻礙了鄉村振興的進程。

2016年全國第三次農業普查的數據顯示，人口淨流出行政村數量佔比79.01%，其中空心化率不低於5%的空心村比例為57.5%，平均每村淨流出409人，人口空心化率為23.98%。其中，人口實心村比例為12.15%，平均淨流入人口為490人，人口實心化率為21.16%。深度空心村佔全部行政村數的29.98%，但人口淨流出佔全部空心村的74.71%。對山區縣而言，地形、地貌對農村人口外出有顯著影響，山區、丘陵地貌對深度空心村空心化率的影響分別比平原高出3個百分點和1.8個百分點。

如圖5-3所示，鄉村空心化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它在兼顧產業發展和城鎮化的背景下逐漸顯現出來，對農村地區產生了長期影響。德化縣鄉村振興研究院黃景新對德化縣鄉村空心化開展過紮實的 調查研究與縣域比較思考。

圖5-3 鄉村空心化的形成機理

首先，鄉村空心化的起點是“人隨業走”決定了人口結構的變遷。隨着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大量農村勞動力被吸引到城市尋求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年輕勞動力的流出導致鄉村地區人口老齡化加劇，兒童和婦女也常常隨家庭遷移到城市，這使得鄉村地區人口結構出現斷層。這種人口結構的空心化，不僅影響了鄉村的勞動力供給，也削弱了鄉村社會的活力和發展潛力。德化縣鄉村振興研究院黃景新曾途經佛嶺村十組的一個山溝，他與一位老婦人攀談， 並指着路旁一座半塌的舊屋，問其主人今何在。老婦答：“原有老人居住，後隨子女入城，疫情期間曾返鄉居住，因屬危房，政府迫其遷出。”大疫之下，返鄉無所居，何談大疫止於鄉野。此為一例，放眼其所經諸村，此情況屢見不鮮。

其次，人口結構的空心化因鄉村產業的“業衰村空”進一步導致經濟結構的空心化。黃景新曾言：“德化人口少，且大城關戰略施行已久，就業、教育、醫療、青壯等鹹集縣城，既成路徑依賴，且積重難返。欲令青壯大量返鄉，幾無可能。但若不求扭轉，則數年之後，隨留守老人或衰或逝，必是荒村、荒地遍佈。若必欲扭轉，則須依當下新形勢，率先承接當年入城之離休者返鄉養老，吸引該部分迴歸，再借此維繫子女與鄉村之聯繫，聚人氣，活化農村，挽鄉村之衰頹，而後再慮市民下鄉等。若忽略新形勢下村民之返鄉訴求，而汲汲於市民下鄉，則無異於捨近求遠、捨本逐末。”隨着勞動力的流失，農業生產效率下降，農業收入減少，導致鄉村地區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同時，由於人口減少，鄉村地區的消費市場萎縮，服務業和商業活動也難以為繼，這會進一步加劇鄉村經濟的衰退。經濟結構的空心化使得鄉村地區難以形成有效的經濟循環，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甚至倒退。

最後，人口和經濟的空心化最終反映在地理空間上的“村空無人”，形成了地理空間的空心化。黃景新説：“今德化縣諸多鄉村，青壯外流，老年留守，房屋破舊，稀疏坐落，頗顯凋敝。蓋因陶瓷產業、大城關戰略，工作、教育、醫療等鹹集縣城。因工作、教育之需，皆於縣城購房。購房掏空財力，久住縣城，兼以鄉村基礎設施落後，三者致返鄉建房能力與意願俱低，以致房屋破舊，村莊蕭條。若老人尚在，子女常往返城鄉，然因村宅老舊，設施落後，人多宅少，多不留宿，朝來夕返。若老人已故，子女多隻在特定節日返鄉，亦難留宿，即來即返。久之，荒草叢生，日漸坍塌，幾致不返。”隨着人口的減少和經濟的衰退，一些鄉村地區出現了房屋空置、土地荒廢的現象。缺乏人氣和活力的鄉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也難以得到保障，這進一步加劇了地理空間的空心化。這種空間上的空心化，不僅影響了鄉村的生態環境和居住條件，也對鄉村的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構成了挑戰。

▪ 就地村鎮化

2000年以來，縣級單元集聚了全國新增城鎮人口的54.3%，成為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層級，縣域是未來10~15年中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支撐和重要環節。鄉村振興需要大量資金和人才支持，但這些資源通常都傾向於聚集在城市，導致鄉村資金和人才缺乏，限制了鄉村振興的發展。不過，出於自身的鄉土情結，農民往往會將務工收入投資到家鄉，如建房置業、主動選擇居住在公共服務設施良好的中心村，形成了就地村鎮化。如此一來，就地村鎮化先於逆城市化到來，縣域產業將無法獲得足夠的要素支撐。

就地村鎮化有賴於建立多層次的農業人口轉移體系，包括縣城、中心鎮、一般鎮、特色小鎮和農村社區，以促進農民有序轉移，帶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在撤縣設區“急剎車”的背景下，中國縣級行政區劃將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中心鎮主要通過吸納轄區內的農業轉移人口和吸納周邊鄉鎮農業人口實現提質增效和產業擴容。

作為非中心鎮的一般建制鎮實施就地村鎮化有兩條路徑：一是加快鎮內產業集聚和鄉村振興，形成縣域內的第二中心鎮；二是通過撤鄉設鎮的方式，將鄉級行政區改為鎮級行政區。撤縣設區“急剎車”後，撤鄉設鎮有無可能掀起一波新浪潮？我們先來看看撤鄉設鎮的三個主要條件。

一是人口指標，全鄉總人口（依據户籍人口，參照常住人口）一般不少於2.4萬人。鄉人民政府駐地集鎮（以下簡稱“駐地集鎮”）建成區面積具有一定規模且有較好的拓展空間，人口不少於4500人，至少設有1個居民委員會。

二是經濟發展指標，主要內容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工業企業數在本縣市區所轄鄉中處於領先水平，對擁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鄉可優先考慮。

三是公共服務指標，包括但不限於政務（便民）服務中心、村（居）綜合服務設施全部建成且功能完善等基本公共服務。就目前全國層面的普遍情況來看，一般建制鄉的常住人口基本低於5000人，且下轄行政村也逐漸進入撤併過程。進一步，由於建制鄉下轄行政村的空心化問題突出，很難在建制鄉村保有規模以上企業。規模以上企業的衡量標準是年主營業務收入達到2000萬元以上的企業，按照2024年中國人均GDP為95749元，一家達標規模以上企業至少由208個人均產值組成，加上上下游產業鏈的配套和常住人口，如果有建制鄉保有規模以上企業基本能夠帶動本地數千人就業，滿足撤鄉設鎮的要求。

特色小鎮能否成為山區縣實現就地村鎮化的可行出路

特色小鎮發源於浙江，首次被提及是在2014年的杭州雲棲小鎮。這是在塊狀經濟和縣域經濟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創新經濟模式。目前，全國已有2000多個特色小鎮。這些小鎮各有特色，有的以旅遊業為主，有的以工業為主，有的以文化業為主，形成了多元化的發展格局。 然而，特色小鎮的發展也面臨着一些問題。一些小鎮存在同質化現象，缺乏獨特的文化內涵和產業支撐。同時，一些小鎮過度依賴房地產開發，導致房價過高，影響了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可持續發展。因此，以特色小鎮建設推動就地村鎮化至少要關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挖掘和傳承特色文化，針對當前特色小鎮發展千篇一律的現狀，就地城鎮化需要通過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旅遊、文化教育等方式，打造具有獨特魅力的特色文化小鎮。二是提升產業品質，形成具有差異化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羣是關鍵。三是多元化融合發展，特色小鎮將往多元化融合方向發展，形成集文化、旅遊、產業等多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性小鎮，而非過度依賴房地產開發，走上以往舉債重複建設的老路。

杭州雲棲小鎮航拍 雲棲小鎮供圖

鄉村社區建設

“鄉村改居”起源於20世紀90年代，是隨着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需求而逐漸興起的。其背景是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種種問題，如城鄉發展不平衡、公共服務不均等、農村基礎設施落後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政府開始推動“村改居”工程，將傳統的農村社區轉型為城市居民社區，使農民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由於歷史原因和地域差異，“村改居”的進程和效果存在差異。一些地區已經實現了較高的城市化水平，而一些地區則仍然處於轉型初期。不過，可以預見的是，隨着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需求增強，“村改居”將繼續加速推進。政府將加大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推動農村社區向城市居民社區轉型。因此在“村改居”推動就地村鎮化的過程中，地方要更加註重多元化發展。不同地區的農村社區將根據自身條件和特點，發展各具特色的城市居民社區；同時也將注重保留和傳承農村文化和傳統，實現本土化文化傳承與全球化創新相結合。

▪ 城鄉兩棲

有人悲憫地看待城鄉兩棲：候鳥遷徙一般，“兩棲”農民不停地在城鄉間往返穿梭。人們農閒時進城打工，農忙時回村種地，離鄉不離土，像候鳥一樣，頻繁穿梭在城鄉之間，一邊以城裏人自居，一邊又與村裏人為伍。雖然棲身在城，村裏的大事小情、糧食和蔬菜，卻依然掛在心上。這種“兩棲”生活看上去不錯，但“兩棲”農民羣體逐漸擴大，“空殼村”不斷增多，因為大量人才外流；未婚女孩外出打工，在村大齡男青年“成家難”；“陪讀”媽媽增多，夫妻兩地分居使離婚率上升，單親、無親的孩子增多；“兩棲”生活也使部分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生活成本增加……

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城鄉兩棲可能依然是舒緩現代化衝擊所帶來的詩意棲居新方式。經濟增長可能會導致城市化和工業化加速，進而加劇土地、環境、資源等生態問題，也會對鄉村經濟造成衝擊。在中國工業化進程進入高位時，如何推動縣域產業生態化轉型是破題關鍵，但對於一般的建制縣而言，縣域產業如何提檔升級，已有土地如何騰籠換鳥，都要經歷較長一段陣痛期，甚至無力推動生態化轉型。當前小縣大城在“不可能三角”中，兼顧了人口城鎮化與經濟增長兩大要素，在促進縣域經濟騰飛的同時，留下了空心化的村莊和脆弱的生態環境，也難以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在人口城鎮化率不斷攀升到高位和縣域主導產業面臨轉型升級的情況下，小縣大城將站在十字路口面臨抉擇。

對此，城鄉兩棲作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適應了當前社會發展的需求，為破解小縣大城的“不可能三角”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城鄉兩棲是一種新興的生活方式，指的是居民在城鄉之間靈活地安排居住和工作，不再侷限於單一的居住地。在這種模式下，人們可以根據生活需求、工作機會、教育資源、醫療條件等因素，在城市和鄉村之間自由流動。城鄉兩棲的居民可能在城市工作，同時在鄉村擁有住所，享受兩種環境的優勢，實現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在城鄉融合發展背景下，城鄉兩棲不僅是市民下鄉的專有名詞，也將會是鄉村在縣域生活居民安居樂業的代名詞。

小縣大城的縣域城鎮化相較於特大城市戰略的大國大城模式，具有獨特的地理優勢，這為實現城鄉兩棲提供了可能。縣域城鎮通常與周邊鄉村地區的空間距離較近，交通相對便利，使得居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在城鄉之間移動。此外，縣域城鎮化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注重保護鄉村的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在這種模式下，居民可以享受到城市的便利和鄉村的寧靜，實現城鄉兩棲的生活方式。

城鄉兩棲的生活方式為城鄉居民帶來了多方面的好處。首先，城鄉兩棲有助於農民代際照料問題的解決。農民可以在不遠離家鄉的情況下，到縣城或附近的城鎮工作，同時能夠方便地回到鄉村照顧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維護家庭和諧與穩定。其次，城鄉兩棲使居民能夠充分享受城鄉融合的好處。在城市工作可以獲取更高的收入和更廣闊的職業發展機會，而鄉村生活則提供了更為寬鬆的居住環境和親近自然的機會。最後，城鄉兩棲還有助於緩解城市的人口壓力，促進鄉村經濟的發展，推動城鄉資源的均衡分配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註釋：

①《首獲中央財政支持   傳統村落保護仍“喜中有憂”》，見 https://www.gov.cn/xinwen/ 2014-10/30/content_27730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