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贏學”翻車，印度外交官成了“賣國賊”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毛克疾】

印度與巴基斯坦宣佈停火後，印方代號“辛杜爾”的軍事行動也告一段落。然而，停火協議的達成並未帶來國內輿論的平靜，反而引發了一場針對印度外交人員的大規模網絡暴力事件。

成功達成停火後，外交部長蘇傑生（S. Jaishankar）和外交秘書(相當於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唐勇勝（Vikram Misri）組成的外交團隊不僅沒有收穫掌聲，反而被印度“愛國網民”打成“賣國賊”“民族恥辱”，甚至他們的生活細節和家庭成員信息也遭到惡意曝光。

這次令外界深感困惑的事件，不僅暴露了印度國內大國沙文主義情緒已瀕臨失控，更折射出莫迪政府內外政策中潛藏的極大風險。

作為對4月印控克什米爾地區襲擊事件的強硬回應，印度5月6日對巴基斯坦發起代號為“辛杜爾”的軍事行動，以此彰顯對恐怖主義的零容忍態度。雖然印軍出師不利，行動剛開始就有戰機被擊落，但由於印網絡和文宣部門封鎖消息、塑造輿論，印民眾反而將此視為巴方煽動的“虛假信息”。與此同時，印方加大力度宣傳對巴導彈襲擊取得的顯著戰果，使印國內輿論大為振奮，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漲。

5月13日-23日，印度開啓為期十天的慶祝活動。圖為13日印度總理莫迪視察了旁遮普邦邊境附近的亞當布爾空軍基地，並會見了參與“硃砂行動”的空軍戰士。

然而，印巴卻在5月10日突然達成停火協議，這讓許多印度民眾感到錯愕與憤怒，因為他們深信印度在戰場上正在節節勝利，停火只會將勝利果實拱手讓人。這種情緒似曾相識，簡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德國社會有幾分相似——當時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戰爭本能取勝，只因有人“賣國”才失敗。

一方面，多數印度網民認為，印巴停火是印度對外部壓力的妥協，即對美國的屈服。印度人普遍視克什米爾問題為內政問題，不需要、也不應該有第三方勢力插手。因此，當美國總統特朗普得意洋洋吹噓自己促成了停火協議時，這種言論就被印民眾視為印外交部門未能維護印度國家主權的嚴重失職。因此，國大黨方面將印巴停火諷刺為“辛杜爾交易”，直指莫迪政府暗中已出賣了國家利益和尊嚴。

另一方面，很多網民對停火怒不可遏，但又不敢開罪於手握重權的莫迪，只能拼湊碎片信息以炮製陰謀論，把鍋甩給一線外交人員，將他們污名為受外國操控的“賣國傀儡”。

例如，唐勇勝之女迪東·米斯里（Didon Misri），因曾在英國工作期間參與救助羅興亞難民的法律工作，就被作為唐勇勝“配合國際反印勢力”的證據。再如，蘇傑生之子德魯瓦（Dhruva Jaishankar）曾長期在美智庫工作，也被視為蘇傑生對美投降的“證據”之一。

耐人尋味的是，莫迪政府面對外界對停火真實原因的猜測，並未選擇及時澄清背後考量，也未對特朗普的“調解”言論予以正面回應。相反，其採取放任態度，任由各種猜測持續發酵，企圖藉此維持“贏學敍事”，從中謀取政治紅利。

這種做法必然導致不信任大範圍蔓延和陰謀論氾濫。正因如此，一線外交人員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成為“愛國網民”宣泄情緒的對象，而其家庭成員信息及住址、電話等個人信息也遭惡意曝光。

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蘇傑生和唐勇勝試圖通過公開聲明平息爭議。蘇傑生強調，停火是基於實現軍事目標的戰略決定，而非第三方調解的結果。他重申，印度對恐怖主義的立場堅定不移，未來與巴基斯坦的任何對話都將聚焦於反恐和解決克什米爾問題。唐勇勝則限制了社交媒體賬户的訪問權限，保護家人免受進一步騷擾。

儘管如此，輿論並未因此平息。“愛國網民”繼續將外交人員視為“責任人”，認為正是他們的失職導致了印度的種種外交困境。例如，正是外交部門工作不力，才未能阻止IMF在印巴衝突期間，仍批准向巴基斯坦提供10億美元貸款；再如，正因蘇傑生“事先對巴預報軍事打擊”，才導致行動效果不及預期。儘管印政界和民間社會紛紛為外交人員發聲，但收效甚微。這種輿論的兩極分化，反映了印度社會在大國沙文主義浪潮下的撕裂——在狂熱而政治正確的“愛國情緒”面前，呼籲理性的聲音被瞬間淹沒。

此次“網暴”事件的深層原因，離不開莫迪政府長期以來推崇的“贏學敍事”。自2014年上台以來，莫迪政府通過高調宣傳軍事勝利和外交成就，成功塑造了“強大印度”的形象。這種敍事雖然能短期內凝聚民意，提升莫迪政府的支持率，但也埋下了極其危險的定時炸彈。

莫迪自上台以來，就一直在塑造並利用印度民族主義情緒

“贏學敍事”壓抑了理性討論和反思。在“辛杜爾行動”期間，官方和媒體不斷鼓吹不容置疑的軍事勝利，強化公眾對“徹底勝利”的渴望。於是當停火協議打破這一預期時，公眾的失望迅速轉化為對“內部敵人”的仇恨。

其實，印官方不願公開停火的真實原因，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避免暴露軍事行動效果不及預期。然而，這種策略如同玩火，因為一旦民族主義情緒失控，印官方也會隨時被反噬，而外交人員作為停火的直接執行者，自然首當其衝。

同時，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tva）則是這場“網暴”背後的深層意識形態土壤。近年來，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迅速蔓延，將國家認同與宗教、文化緊密綁定。任何被視為有損國家利益的行為，都會被放大為“危害印度教文明”、“破壞印度大國崛起”。蘇傑生、唐勇勝子女的海外經歷被惡意解讀為“賣國”“反印”，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極端化的具體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網暴”事件對印度外交和地緣戰略的影響不容忽視。首當其衝的是印度外交人員的士氣——作為印度外交體系核心人物的蘇傑生和唐勇勝，其個人及家人的安全與名譽遭受直接威脅，這勢必會深刻影響外交團隊在敏感問題上的決策能力與執行效率。這為印度外交隊伍樹立了極為惡劣的先例，未來可能使之更傾向於取悦民粹潮流，而怯於做出理性、專業的職業判斷。

從更深層次來説，這次“網暴”事件更暴露出莫迪政府所需面對的殘酷現實：一方面，莫迪政府需要在反恐和對外交往上保持一貫強硬的姿態，以此維護印度的“贏學敍事”和莫迪的“硬漢人設”。另一方面，強硬外交和軍事行動又可能引發不可控的碰撞和後果，迫使印度從實際出發做出妥協。在這種撕扯之下，莫迪政府顯然未能在本次“辛杜爾”行動中做好平衡，而這次“網暴”事件只是這種意識形態土壤中萌發的惡果之一。

“網暴”事件雖然表面上針對蘇傑生、唐勇勝，實質上折射出莫迪政府內外政策中難以自控的深層矛盾，其後果可能將印度推向更危險的境地。值得警惕的是，這種難以約束趨勢甚至可能在印度內部催化出侵略性和毀滅性前所未有的法西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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