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瑋：當孩子遭遇父母施加的家庭暴力，我們該怎麼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近期，幾起監護人家暴未成年人惡性事件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一件件惡劣事件令人痛心，也令我們更加警醒：保護未成年人遠離家庭暴力，任重而道遠。

家門關上後，裏面是温暖的港灣，還是施害的温牀？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孩子在家庭中遭受傷害？

這背後，既有監護人自身的問題，也有社會環境的影響。一些監護人缺乏正確的育兒觀念，對待孩子的方式簡單粗暴，甚至將孩子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任意打罵。同時，社會對家庭暴力的認知不足，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力度不夠，也使得一些家庭暴力事件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干預和懲處。

01 三重困境：發現難、界定難、矯治難

“直到鄰居報警，自述前去阻止對方家暴，卻被威脅和被破壞了自家防盜門，我們才得知轄區內有個孩子已被家暴了多年。”一名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科檢察官這樣向我講述了小笛的故事。

發案時，小笛的父親正在服刑，母親獨自撫育他。“母親因為龐大的工作和撫育壓力，疑似精神出了問題，常常毆打虐待孩子。但因為她不家暴時對孩子很好，加上孩子對失去父母的恐懼，這種心理讓小笛不僅不對外求助，還會幫着母親掩飾。”

發現難，是兒童家暴案件的顯著特點，也是保護工作的第一重難關。與故意傷害相比，最初的家暴行為通常不會立即或直接造成受害者傷亡，尤其是監護人家暴子女的行為往往被掩蓋在“管教”的外衣之下，更不易被發現。即使被周圍察覺，也易陷入“打孩子是家務事”的集體失語中。同時，家暴行為有持續反覆、不斷惡化升級的特點，因此發案時，往往受害者已承受了長時間的身心摧殘。

但必須明確的是，不管是近期網絡熱議的在管教過程中失手將孩子打死的温州母親和青島父親，還是長期棍棒式管教導致孩子輕生的福建父親，以及上述小笛的案件，這些已明顯觸犯《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六十條）、《中國人民共和國未成人保護法》（第六條、第十七條）等法律的家暴行為，有關部門諸如公檢法、婦聯、衞健等可依法採取有力措施，嚴懲施暴者施或救助受害者。

“如果是‘過失致人死亡罪’的話，最高刑為七年，且很多法官會考慮到父母失去孩子已是人倫慘劇，量刑會再酌情減到3到5年有期徒刑，甚至緩刑。但認定‘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的話，最低刑期10年起步，即使父母有搶救孩子、自首、悔過等情節，不少判例也不低於5年。”一名律師告訴我。“但親子案件通常不會被認定為故意傷害，我估計這兩個案子會判2-7年。”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一般家庭成員之間的虐待罪，並不是公訴案件，公安機關不能自行立案偵查，需要被虐待人報案才能立訴。但是，未成年人受到父母虐待，可作為公訴案件處理。

比如上述小笛的案件，發案後，是由社區收集整理羣眾線索和證據，代孩子報警的；警察依法將母親送至專業精神醫院進行會診和治療；未檢和民政將她納入“孤兒保障”，在父親刑滿釋放前由福利院代養。後來經多方評估，考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法院沒有剝奪父母的監護人資格。

事關孩子的悲劇，總能刺痛大眾最敏感的神經。當下，很多家長也秉持着“棍棒底下出孝子”和“不打不成才”的傳統教育觀念。但我就此詢問多地有關部門同志後，獲悉父母真正家暴孩子的情況在涉家暴案例中的比例極低。

“至少在我們當地，接到的很多家暴孩子的警情，調查後是發現正常管教。”B市一位獲得國家級榮譽的警長告訴我。“真達到家暴標準對待孩子的，那還算個人嗎？不當人的家長還是極少的。”

比起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家暴案件和明顯“虛驚一場”的烏龍事件，“似是而非”的涉家暴案件情況更復雜，不構成違法犯罪、沒明顯觸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家庭內部行為，各地警察、檢察官、法官對此認定存在分歧，在處理案件時自由裁量權較大。界定難，是兒童家暴案件基層實踐中面臨的第二重難題。

“學校在體檢中發現一個孩子脊椎嚴重變形，細細詢問後得知，孩子長期目睹父親對母親施暴，極端恐懼常年蜷縮在角落裏導致的。”C市一位心理諮詢師告訴我。

這種情況，孩子本身是否也在遭受家庭暴力？是的。

隨着我國司法文明的不斷進步，“涉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拓展，已不僅限於直接的身體和精神傷害。在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中，進一步明確了“被搶奪、藏匿以及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

但在基層實踐中，精神傷害和目睹暴力行為是否算直接家暴，多地認證標準不一、執行不一。“別説言語侮辱、陰陽怪氣等算不算精神家暴，主觀感受太難界定了，物理層面的正常懲戒和家暴的尺度也不好把握。”民警阿南所在轄區學校密集，因此他常常遇到一些“模稜兩可”的家暴警情。“有些情況我出警後也理解家長，確實不打不行啊。”

對此，一名來自“全國檢察機關十佳文化品牌未檢辦公室”的檢察官告訴我，如何界定家暴還是正常懲戒，需綜合考量行為頻率、傷害後果、施暴動機等多重因素：暴力行為是持續還是偶發、家長有沒有酗酒賭博等惡習、打孩子時以教育為目的還是情緒宣泄，有無捆綁、貼膠布、關小黑屋羞辱手段等等，很難一言以蔽之。如果一定要概括，懲戒體現的是“非傷害性的教育”，家暴則沾上了摧殘色彩。

比起肉體上的傷害，家庭暴力引發的心理問題和後燃效應更加嚴重，矯治難，是防治家暴的第三重難關。

相關研究顯示，家庭暴力與未成年人後續發展有着明顯的正向關聯，主要體現在“繼發性獲益”“踢貓效應”“家暴代際”。

“例如，個別孩子是真心覺得可以通過打一下、欺負一下同學的方式，讓同學陪他玩，所謂的‘開玩笑’‘逗一下而已’。實際上，孩子行為都是父母行為的投射，他看到了家庭暴力可以使父母在他身上的要求得到滿足，繼而認為自己也可以這樣。”這被稱為“暴力行為繼發性獲益”，保護未成年人遠離家庭暴力的侵害，不僅是保護孩子本身，同時也是保護他/她不會變成未來的施暴者。

遭受家暴的未成年人，未來更可能出現包括社交能力下降、自尊心受損、罪錯行為高風險等狀況。部分走上違反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在老師和家長面前顯得很老實安靜，但對同齡人或弱者充滿傷害性。“這種反差源自在家暴環境中，他無法得到安全感和平和的心態，面對強者時，老實安靜是自我壓抑和防禦，但面對弱者時，他就要去找那隻‘貓’，通過‘踢貓’來釋放自己的壓力。”

“代際傳遞效應”則有着更隱蔽和更深遠的影響。“這種案例很多。小時候遭受或目睹了家庭暴力的孩子，明明極度痛恨施暴者，長大後反而越有可能對親密關係者施暴。當曾經的受害者成為父母，明明他內心牴觸，但更可能復刻上一代的教育方式來管教自己的孩子。”

所以，家暴並非家務事，它所帶來的踢貓效應和代際詛咒，讓暴力的陰霾跨越時間空間，成為社會和國家的隱痛。

02 破局之路：法律剛性與人性柔光

如何更有效保護被家暴的未成年人？

針對兒童家庭暴力發現難、界定難、防治難的特點，提升干預效率和斬斷暴力代際傳遞，才能實現“早發現、及時救助、有效矯治”。

早發現：強制報告制度讓傷口“被看見”

“未成年人不報案或不對外界求助，致使一些針對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成為隱案。”因此，落實反家暴強制報告制度，對及時發現家庭暴力線索尤為必要。

強制報告制度於2020年5月經最高人民檢察院等九部門聯合制定，2021年6月1日，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對其進一步確認。

何謂強制報告？

簡而言之，凡是“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主體”，如教師、醫務人員、社區工作者、賓館酒店、KTV、網吧、兒童運動場所的經營者等，在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侵害時，應當立即向公安報案或向民政、教育等相關部門舉報。

實施以來，兒童侵害案發率較5年前增幅明顯，這並不意味着罪犯變多了，而是更多隱案得以被看見。“大量未達到刑事立案標準的家庭暴力及時被報告，有效防止和減少家暴逐漸升級，減少惡性家庭暴力案件的發生。”

檢察機關為了強制報告落地落實，實行每案“是否報告”必查機制，倒推調查過程中隱瞞不報的責任人。據最高檢發佈的《2024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大事記》，2024年前三個季度倒查發現應報未報案件2100多件，已依法監督追責。這一系統性且附帶問責後果的制度，極大壓縮“私了”和隱瞞的空間，逐步清掃着家庭暴力的“隱秘的角落”。  

司法救助：懲戒與修復的雙重使命

“2024年是未檢以司法保護為切入點，大刀闊斧推進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一年。”

例如，2024年12月，公安部、中央政法委等9部委聯合印發《關於加強家庭暴力告誡制度貫徹實施的意見》。進一步規範了處置流程、工作要求，在取證方面特別增加了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證言，與家庭暴力相關電話錄音、短信、即時通訊信息等電子數據，醫療機構的診療記錄等8類。

2024年8月，最高檢牽頭印發《關於建立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站式”辦案救助機制的意見》，推進集身體檢查、心理疏導、取證、救助等功能於一體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取證救助機制建設，建成“一站式”辦案區2100餘個。

此外，加強諸如“合適成年人”等舉措強化辦案流程、加強訴訟監督，“司法救助”妥善做好救助金髮放、生活安置、心理干預、身體康復、復學轉學等工作，努力不讓一個受傷的孩子掉隊。

家庭教育指導：從根源切斷暴力鏈條

“涉兒童家暴案件不同於傳統的民事案件，審理中不僅要考慮法律適用，更要考慮社會效應，比起‘懲治’還要側重於‘拯救’和‘修復’。”

從家庭教育理論上講，除非是極為惡劣泯滅人性的極端情況，大多數的家庭矛盾因為血濃於水而具有天然自我修復的可能。

心理學教授、四川省某青少年教育基地主任苟萍教授告訴我：“我們討論親子間的案件時，一定要注重歸因而不是歸罪。在公共資源介入家庭矛盾時，歸因是為了去解決某個事情、促使未來往積極方向發展。歸罪，則會使家庭成員將所有的不幸都歸結於對方。”所以對於一般情況，重要的是緩解矛盾、修復親情，而不是增進仇恨、割裂親子。

而在實踐方面，在多年的採寫中，不同地區不同公檢法人員向我表達了一個共同的感受——公權力粗暴介入一般情況下的家庭矛盾，弊遠大於利。“雖然‘法不入家門’的觀念仍對未成年人保護事業帶來不小的阻力，但嚴重失職的父母畢竟是極少數，普遍而粗暴的干預更不合適。很多案例在發現初期，更多的是愛而教養不當的父母。”因此，比起兒童家庭暴力成為惡性事件後的懲罰，國家各職能部門更側重於在發展為惡性事件之前的預防和矯治工作。

2023年，全國檢察機關結合辦案，針對性督促、引導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向未成年被害人的監護人制發“督促監護令”1.3萬份，探索向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制發“督促監護令”800餘份，意在懲戒父母不良教養方式的同時為家庭賦能。

例如，N區“望子成龍”的虎媽王某因涉嫌虐待罪，被公安機關依法取保候審。在取保候審期間，當地始終將教育和幫助貫穿在偵查審查過程中，未檢聯合多部門對父母進行家庭教育指導工作，責令改變粗暴管教方式，學習親子溝通技巧、積極轉變母親對孩子的過高要求；同時，聯合學校和心理中心對孩子開展心理疏導和自我保護教育。

父母的教養方式，影響了孩子一生的底色；國家和社會的關注與行動，則關乎千萬個家庭的未來。我國在努力撐起未成年人“六位一體”的保護網，每個人都不該是旁觀者：家庭種下善意的種子，學校當好麥田的守護者，司法揮出懲戒的利劍，政府救助鋪設拯救的橋樑，社會舉起監督的火把，網絡發出積極的聲響。

家門關上後，隔絕的應是外界的風雨，而不是門內孩子的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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