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烏贊：“無論如何，美國總能成為避風港”，這種信念正經歷戰後首次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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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的關税戰讓全球市場經歷了一輪金融風暴，也引發全球對經濟危機和美元信用的擔憂。就在這場危機陰影之下，5月17日，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在深圳召開2025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就當下經濟形勢展開探討。
論壇期間，觀察者網及多方媒體受邀與重塑佈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創始人馬克·烏贊展開對話。烏贊先生對全球金融體系改革、美債信用、數字貨幣發展等問題作了深入分析，並對未來國際金融發展趨勢進行展望。
“重塑佈雷頓森林委員會”由馬克·烏贊先生於1994年創立。該組織旨在為高層級經濟對話提供溝通平台，並長期致力於重新定義全球金融架構和貨幣體系，以便更好地應對不斷變化的經濟格局。經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授權，觀察者網整理並全文刊登此次對話。
【文/馬克·烏贊，對話、整理/觀察者網 唐曉甫】
媒體：您認為佈雷頓森林體系及其遺存機制，在上一個經濟循環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未來幾年，您認為世界經濟會往哪個方向發展？人民幣國際化轉向體現在哪些方面？
**馬克·烏贊：**我認為，我們正處於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去年，我們紀念了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在內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成立80週年。
但是，80年之後，全球對於布雷頓體系留存國際制度框架的擔憂已經出現。基於兩個原因，我們需要對當年的框架體系進行改革：
其一，國際經濟結構已經發生變化，我們見證了中國作為全球經濟超級大國的崛起，也見證了巴西、南非等新興經濟體的興起。許多新興國家都對自身在現有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發言權不足表示不滿，他們迫切希望對布雷頓框架體系進行再平衡，並推動全球治理結構的改革。
馬克·烏贊先生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
第二，近年來“全球南方”國家認為現存的布雷頓體制存在被歐美壟斷的情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一直由歐洲國家人士擔任，世界銀行行長又一直來自美國。因此，為確保全球治理機構具備更廣泛的代表性，必須實現機構多元化。
這要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維繫全球金融穩定、支持新興市場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也使中國開始思考超越原有的治理體制，實際建立一些新的體制。一方面中國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另一方面中國又在多國央行間建立以本幣與人民幣互換為基礎的貨幣安排，並提供美元流動性支持。
顯然，世界上不少國家對於佈雷頓森林體系現存機構的運作方式及其在面對新興國家崛起時的應對滯後導致的“合法性”降低感到失望。與此同時，中國已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和經濟大國。在過去十年裏，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日益壯大。
那麼，這一切對於全球治理和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意味着什麼？我認為，本次大會極其重要，它已播下思想的種子，併為我們思考“全球治理的下一篇章”提供了知識框架。
我們要繼續維護多邊主義嗎？要繼續維護有利於所有成員的“遊戲規則”嗎？這些規則對於維護多邊主義、確保貿易與金融活動遵守規則都是極其有益的。但同時，美國卻在重新審視戰後國際秩序，認為其已不再符合自身利益，甚至與美國利益背道而馳。那麼我們該如何應對？
我認為，這或許是自二戰以來，全球國際金融秩序徹底改寫的標誌。各國可能不僅需要重新平衡全球經濟和改變全球治理模式，還需要開始思考未來的可能發生的情景：美國是否會退出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屬機構的情景？這是否會導致傳統國際金融架構癱瘓，全球金融體系陷入停滯？
那麼，世界其他地區國家應當做什麼？現在的世界並不是由單一國家統治，而是一個真正的多極世界。但現在這個多極世界的“遊戲規則”尚未明確，所以我認為今天的會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更加多極化世界的理論框架，這意味着我們需要努力為即將到來的多極化建立新的遊戲規則。
媒體：從近年美國的行為分析，您認為美國會加強美元的全球地位嗎？這將對世界其他經濟體產生怎樣的影響？
**馬克·烏贊：**今天，幾乎所有人都對美國的貨幣政策和戰略感到困惑：他們究竟是想讓美元繼續保持儲備貨幣地位，還是想讓美元升值或者貶值？再考慮到美國不斷變化的關税政策，每個人都感到不安。
我認為，現在美國的政策缺乏清晰度，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正在試圖將全球經濟進行“再平衡”，而這一再平衡過程必然會對美元、人民幣乃至中美關係產生深遠影響。
所謂“全球再平衡”究竟指的是什麼？我們首先要明白為何當今全球經濟在貿易上如此依賴美國市場。不僅僅是中國，許多國家都對美國市場形成高度依賴，這本身就暴露了全球貿易體系的某些缺陷。我們當然已經度量過美、中、歐之間貿易的失衡，毫無疑問中國擁有明顯的順差。
所以，現在確實是一個讓世界開始討論和思考的時候。我們確實需要找到一種途徑實現某種再平衡。這或許就是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多邊監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為歐元區國家、中國和美國這些全球經濟的主要參與者提供重要建議，努力尋求重新平衡它們的經濟，因為它們將以“戰爭”般的影響力左右全球經濟。我認為這會對美元、人民幣和歐元的匯率產生深遠影響。
當然，我認為非常重要的是，在過去幾年裏，全球經濟遭受了多重衝擊，我們將其稱之為“多重危機”：新冠疫情、戰爭、能源危機，如今又出現了貿易戰。這一系列接連不斷的衝擊已經引發了通脹上升。當時的一個大問題是，這一輪通脹是永久性的還是暫時性的？
我認為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當前全球經濟的狀態，也許這些關税只是美國向主要夥伴施壓的一種暫時性手段。因此，首先要理解形勢並保持冷靜，因為在座的每一個人都面臨着如何化解影響全球經濟緊張局勢的挑戰。
但我想強調，現在是重新平衡全球經濟的時刻。對於中國而言，應更多地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對於美國而言，應提高儲蓄率並減少預算赤字，因為其債務水平過高；而對於歐洲，則需恢復競爭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我認為這是可行的，但上述目標需要各國協商完成，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就是作為一個可以將關鍵參與者聚集到一起而設立的國際機構。當然，人們所期待的重塑全球金融和貿易格局或許正在逐步顯現，但我們不能依靠構築貿易壁壘完成這一過程。設置貿易壁壘並不是一場正和博弈，所有人都會成為輸家。
媒體：特朗普2.0時代為美國塑造了全新的國際形象，讓美國從“規則制定者”轉向“體系擾動者”。您如何評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國角色，歐洲對此有何看法？您認為美國會在這一方向上繼續長時間前行嗎？
**馬克·烏贊：**我想説，特朗普第二任期標誌着美國自身形象與戰後以來全球規則與制度保障者角色發生明顯背離。美國已不再像規則制定者，而更像單方面的體系破壞者，這對其“傳統歷史夥伴”造成了重大影響。
美國的變化讓歐洲不得不提出幾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第一，歐洲自身能否繼續信任美國，仍將其視為一個穩定的跨大西洋夥伴？第二，歐洲是否應該加大在我們所稱的“戰略自主”領域的投資，特別是在防務、能源和技術領域的投資？第三，歐洲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應對美國外交政策中這種不可預測性的轉變？
那麼，究竟是什麼造就了今天的美國現狀？為什麼美國人民選擇了特朗普？我認為，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但與此同時，當今的國際體系已無法再依賴於單一的霸主。我們需要制衡美國的“以美國為中心”的思維，因為我們在邁向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美國、中國、歐洲多極並列的世界。
對於歐洲人而言，我們需要恢復產業競爭力，因為我們已經喪失了競爭力，而且歐洲難以承受美國目前行為的代價。我們視美國為二戰後重建歐洲的核心力量，歐洲的戰後復興依賴於美國締造並實施的馬歇爾計劃所提供的全球公共產品；正是得益於美國，歐洲不僅幫助世界復甦，還享有了80年的可預測性、80年的和平與繁榮。
因此，站在歐洲以及我的母國法國立場來看，我們很難在充斥着擾亂的“戰爭”之中前進，我們更習慣於按照既定遊戲規則來“開戰”。可以這麼説，長期以來歐洲一直都在投資建設多邊主義；對歐洲而言，接受“戰爭重返歐洲大陸”的現實，確實非常艱難。
我們難以想象未來行動不再有和平作為倚靠。我們必須重新考慮預算支出：將本應投入碳中和與氣候議題的資金，用於國防。我認為對於歐洲人來説，這種情況甚至會對我們的身份認同造成影響，因為歐盟的身份認同基礎是和平、繁榮和多邊主義，並以此身份參與國際經濟活動與交流。
當我們談論設置貿易壁壘、“去風險化”“貿易戰”“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等詞彙時，我們都應該意識到，我們正在面臨過去70年裏的歐洲歷史中前所未有的情況。我們曾深信，在二戰結束後，在經歷兩場殘酷大戰後，歐洲不應當再有戰爭。歐洲的“大決鬥”已成過往，戰爭在歐洲已徹底結束。
我認為，歐洲價值觀不僅僅包括多邊主義和規則，更在於價值本身，而非單純的權力。但我們如今處在一個必須重新考慮強權國家存在的情況，而這並非歐盟建立的本意。
媒體：作為一個新興大國，中國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您認為中國在這一舞台上應扮演何種角色？西方又希望中國扮演何種角色？
**馬克·烏贊：**我認為中國已不再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新興參與者”進行定義。中國已經成為當今全球體系，尤其是全球金融架構中的核心支柱。因此，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中國會不會領導，而在於中國是否決定要領導整個體系架構。
中國已然是事實上的經濟大國，當你擁有如此經濟實力時，你就不僅對本國負責，更要對全世界負責。因為你的一切行動都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巨大影響和溢出效應。例如，中國在經濟上的任何作為，都會對拉丁美洲產生影響，因為拉美國家會將大量原材料和商品到中國，這導致了中國與新興市場的商業週期高度聯動。所以無論中國採取何種措施，都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深遠影響。
那麼，中國應當如何參與和改變世界經濟？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信號。回顧過去十年，中國曾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受益者，並利用這一勢頭創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等新機構。這些舉措已經表明，中國有意成為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負責任利益攸關方。
但與此同時，中國也面臨國內經濟挑戰，需要在解決國內問題與維護全球經濟穩定之間找到平衡。不僅通過“一帶一路”倡議，還要通過各項政策，中國也在成為全球南方的倡導者。
馬克·烏贊先生在2025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講話 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
所以，核心不在於中國是否要領導全世界經濟，而是中國已經在領導整個世界經濟。為了世界的繁榮，為了全球和平，我們需要中國和美國達成某種共識。中美兩國需要以協調而非對抗為作為兩國關係的核心；一切都應當以合作為基礎。競爭是可以存在的，但我們不希望出現對抗，因為這會改變全球其他國家所遵循的規則。
但我認為中國人明白當前事態的嚴重性，他們希望在構建我所稱的新多邊主義框架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我認為專家、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攜手合作推進這一進程。因為最終，無論是全球經濟還是全人類，都正面臨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全球性挑戰和共同問題。因此，我認為我們應當將精力和時間投入到從數字化到倫理化的人工智能，再到氣候議題等重要挑戰之中，而且都應藉助中國的創新能力來推動世界創新。
這是我第一次訪問深圳，對中國正在發生的所有重大創新深感印象。因此，我認為我們應當努力尋找一種方式，讓中美這兩個主要超級大國達成一致意見，因為這符合全球經濟的利益，我們需要為共同利益重塑全球金融和貿易秩序。
媒體：最後一個問題：您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戰與最近出現的“某種程度上的和解”？這種和解能夠持續嗎？
**馬克·烏贊：**我認為，日內瓦發表的聯合聲明已經釋放了某種降級信號。而我認為特朗普總統的思維模式完全是圍繞着“做交易”來展開的，所以以關税施壓是他擅長的一種方式，而且他也希望與習近平主席會面。
我個人覺得中美兩個國家有必要坐下來談一談，我相信兩國總會找到解決辦法。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特朗普總統希望讓烏克蘭和俄羅斯達成和平協議，而他也知道中國可以對俄羅斯施壓，所以他也許會願意和中國先達成交易。這是雙方可能推進協議的第一部分原因。
第二部分原因是兩國需要在危機中解決關鍵問題。中國方面會願意表示，我們能夠控制中美危機局面，並且會找到各種技術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來減輕這一危機。我認為這同樣也會在美國發生。
第三部分原因是，中國人會願意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從而重新平衡中美經濟貿易，這將作為交易的第一部分。然後，中美兩國可以在“G20”框架下完成技術轉讓和再平衡等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明年美國將擔任G20主席國，屆時美國、中國和歐洲都可以在此匯聚，共同制定一項新協議。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也公開表示要讓美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之間達成某種“大規模協議”。因此，我們需要監測這一切動向。這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
我認為我們需要同時做兩件事：一是為多極化構建新的遊戲規則；二是讓當今世界的兩個大國中國和美國達成一項新協議。
媒體：過去一個月以來，在美國加徵關税後，歐元及英鎊兑美元走強。您認為原因何在？也有人認為，歐洲正從中立立場轉向“地緣政治工具”，影響領域已擴展至能源與貿易。您如何看待這一轉變？歐洲將在全球貨幣體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馬克·烏贊：**過去幾年，歐洲經歷了“多重危機”——疫情、戰爭、能源衝擊等，一直處於被動應對狀態。而美國政策的不斷變化又為歐洲敲響了警鐘：歐洲再也不能把美國當作“可信賴的夥伴”。這對歐洲安全和全球安全都具有深遠影響。
但與此同時，這些情況也在努力推動歐洲所謂的“戰略自主”進程加速——這意味着歐洲已成為貿易領域的重要力量。德國是中國的重要貿易伙伴。歐盟在過去三十多年，甚至更久以來，一直作為一個擁有明確遊戲規則的共同市場在運作。我認為，這場貿易戰對歐洲的意外後果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如果對美貿易減少，歐盟內部貿易就會增加，因為當你開始考慮供應保障時，歐洲內部的貿易一體化會加深。現在我們已經有了歐元，貨幣聯盟成員國超過了二十六個。
英國國內也有不少人試圖重新加入歐盟
那些曾經不願加入歐元區的國家，比如瑞典、捷克、波蘭，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最好儘快加入歐元區，否則他們將承擔更大的風險。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芬蘭和瑞典——這兩個國家曾不願加入北約，但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進攻後，他們認識到，加入北約比置身北約之外更有利。因此，我認為未加入歐元區但身為歐盟成員的國家，如瑞典、捷克、波蘭，都可能開始考慮加入歐元區。
由此可見，特朗普戰略的後果之一，可能是許多歐洲國家將加入歐元區。這不僅非常重要，也將凸顯歐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歐盟並沒有大力推廣歐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但現在一切進程都被地緣政治和安全考量所左右。全球經濟正由地緣政治驅動，而不僅僅是全球市場需求。因此，我們可能會看到歐元地位的進一步提升，加速其成為儲備貨幣的進程。這對於那些有意願加入歐元區的國家來説，這一點至關重要。
大約一年前，歐洲央行前行長等前高層曾試圖分析為何歐洲競爭力下滑，並提出了多項富有影響力的方案。在我看來，歐洲戰略自主的訴求將推動這一進程向前發展。我們要加快推進“歐洲資本市場聯盟”這一構想，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舉措。
第二，你會看到歐洲國防支出的加速增長。正如新冠期間，許多歐洲國家首次以歐盟名義而非法國、德國或意大利等單一國家名義舉債一樣，歐洲現在也需要再次以歐盟名義在市場上籌資，因為我們需要為轉型和各種支出提供資金支持。
因此，歐洲在歐洲層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認為必須加速推進這種轉型。如果我們希望中國或美國認真對待我們，我們就不能只是一個抽象的“歐盟”，而必須成為一個真正的“聯合體”。我們需要將歐元打造成一種國際貨幣，展示我們能夠作為一個大陸整體在歐洲市場上借款，而不僅僅是作為各個國家。
觀察者網：美國發起關税戰後，美債信用問題引發全球關注。作為“重塑佈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的創始人，您如何看待美債的信用狀況及其對全球金融的風險？
**馬克·烏贊：**在特朗普著名的“解放日”以及之後的日子，美國國債市場顯然發生了大規模拋售。這是因為美國作為美國國債信用的提供者，變成了世界經濟不穩定的核心。正如我之前所説，美國已選擇成為“破壞者”，而不再是那個能夠為世界架橋搭線的國家。
當然導致這次拋售美國國債的原因，還在於美國前所未有的債務規模。我們正在目睹美國赤字上升，而這一上升趨勢不斷向市場發出信號，導致市場對美國財政狀況越來越不安心，這會對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不過，我認為4月發生的事件或許反映的是長期投資者首次重新評估美元作為儲備貨幣角色。投資者或許意識到了，美國可能僅代表全球經濟的25%，長線投資者已無法再單靠所謂的對美國市場的“信心與可預測性”進行投資。
由於國債拍賣疲軟，近期美債收益率持續走高
即便統計數據尚未顯現端倪，我認為四月發生了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人們近幾十年來首次想要其投資組合多元化，想要脱離美元資產並進行資產的重新平衡配置。所以現在的問題在於，他們將資金轉向何處？這也正是歐洲亟須建立“資本市場聯盟”的原因，因為絕大多數歐洲儲蓄仍流向美國，實在不合邏輯。
當然，美國依舊是一個極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仍是創新中心。但我認為，當前的不確定性以及日常的種種擾動，從金融市場角度看，不僅讓人們重新評估“美國例外論”，也讓人們不再將美國視作全球金融市場的終極避風港。
我想進一步説明的是，這是二戰以來人們首次開始動搖那種曾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無論發生何事，美國總能成為最後的避風港，人們可以信任美聯儲和美國各大機構”。
美國或許正在迴歸“常態”，人們將基於宏觀經濟基本面、債務水平等因素重新審視美國。如此一來，投資者或將對美國財政改革施加更大壓力。這次穆迪評級機構下調美國評級，也是同樣在釋放一個信號：美國也需要把自己的“家務”理順。
觀察者網：第二個問題，近年來各種數字貨幣在金融市場上受到追捧。在您看來，比特幣等加密貨幣會否對世界金融安全造成負面影響？未來央行的數字貨幣將走向何方？
**馬克·烏贊：**我認為，過去幾年裏我們見證了一場“貨幣革命”，一場對錢重新定義的革命。全球多家中央銀行正在探索或試驗多種形式的央行數字貨幣（CBDC）。同時，加密資產的興起也不容忽視。但中央銀行對貨幣發行仍保持壟斷，因為這關係到國家的貨幣主權。
現在，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數字貨幣的崛起將如何影響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如我們多年來一直在討論的：中國是最早考慮併發行數字人民幣的國家之一，歐盟也在分階段推進“數字歐元”建設。當然，這需要歐洲議會和各成員國的批准，但相關流程已基本就緒。
至於美國，美聯儲已明確表示，因央行數字貨幣對美國銀行系統和消費者隱私影響等原因，美國政府暫不打算發行美國的央行數字貨幣，但他們正推動“穩定幣”的發展。“穩定幣”將由幾家公司發行，很可能成為事實上的“數字美元”。雖然美聯儲不直接發行央行數字貨幣，但只要客户向這些“穩定幣”發行方的銀行中存入等量美元，就可以進入加密貨幣市場。
中國國央行數字貨幣正在推進中
所有這些行為都將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運作產生深遠影響。我們已經看到多項跨中央銀行的互操作性測試，如亞洲的“mBridge”“Project Jura”等，都在嘗試驗證CBDC在跨境支付中的可行性。例如中國與泰國、中國與阿聯酋、中國與沙特之間的數字貨幣互通實驗。而由於國際清算銀行的協助，這些實驗正如火如荼地進行。
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數字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經濟，也必將對國際貨幣體系產生顯著影響。如果跨境支付可以完全實現數字化，是否會削弱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這是可能的，因為如果各國數字貨幣實現深度互操作，就無需再通過美元或歐元等傳統貨幣進行中轉。例如，數字人民幣與泰銖直接互通，便可以免去了美元或歐元的中間環節。
我認為，我們需要密切關注這一進程，因為創新步伐正在加快，數字貨幣極有可能改變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運作方式。同時，我們也必須謹慎評估其對貨幣政策，尤其是對於新興國家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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