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我們正見證一個意義不亞於蘇聯解體的歷史轉折時刻

編者按：近日，香港大學政治學教授、前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於中信出版集團主辦的“從香港到亞洲：解碼高觀投資30年增長密碼”《鑄就》新書分享會會上進行了約10分鐘的演講，從40年、4年、4個月三個時間段出發，分享了自己對中美關係乃至國際秩序演變的觀察。觀察者網整理成文，供各位讀者參考。

【演講/李成，整理/觀察者網 李泠】

特別榮幸能有機會點評羅蘭士（Richard H. Lawrence, Jr.）先生的新書《鑄就：亞洲股權投資40年》。今天上午，我剛從巴塞羅那回來，在回酒店的路上，我就琢磨着怎麼在10分鐘內表達我的想法。於是，我想到了40年、4年、4個月這三個時間段，想借此向您表達敬意，敬慕您這位傳奇式人物所做出的卓越貢獻，畢竟您見證了整個時代的變遷。

演講現場

40年前的1985年，羅蘭士先生從紐約來到香港，而我也在同一年離開上海，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碩士學位。實際上，我們兩人一同見證了歷史的巨大變革，也目睹了中國乃至亞洲的歷史性崛起。

1985年7月，當我乘坐的飛機在舊金山機場降落時，一出機場，我就被眼前的高速公路震撼了。後來，我瞭解到中國的電影導演、曾出演《小花》的陳沖女士也在一次採訪中提到過類似的感受。她説，初到美國時，夜晚看到汽車前燈紅燈、尾燈黃燈，這是她此前在中國從未見過的景象。當時我的震撼就源於高速公路，因為那時中國還沒有高速公路，而如今，中國的高速公路里程已佔世界的60%，這無疑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在伯克利讀書時，學校門口的電報街（Telegraph）路口有一家冰淇淋店，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店裏竟然有40多種口味的冰淇淋，而當時的上海，只有一種香草味的冰淇淋——實際上那更像是冰，而非真正的“淇淋”。

還有一件事，也讓我深有感觸。1985年，我從華東師範大學外語系本科畢業。當時，有一位很好的中國老師，在我們學習結束時邀請我們到她家裏吃飯。這位老師是華師大的教授，曾在加州做過訪問學者。她跟加州的朋友提到自己養了兩隻貓，於是朋友給她寄了一箱貓糧。那天中午，老師打開貓糧罐頭給我們吃，説這是“有營養的”——現在的年輕人可能無法想象，這居然會被當作食物招待同學。我當時沒吃，但有幾個同學嚐了，還説“不錯，味道很好”。

這就是40年前的中國。而過去40年裏，我們見證了中國從貧窮落後，發展成為世界上一個舉足輕重、實力強大的經濟體，如今排名世界第二，未來幾年很有可能升至第一。

實際上早在1993年至1995年期間，我就受一個基金會的贊助回到中國進行為期兩年的考察。當時，上海已發生諸多變化，基於這些見聞，我撰寫了第一本關於上海中產的書。然而，這本書的出版之路可謂一波三折，被拒稿一次又一次，可能有八、九次甚至更多。以至於後來，我在晚上吃飯時都不敢打開出版社寄來的信封，生怕看到拒稿通知破壞用餐心情，讓這頓飯都變得索然無味。

拒稿的原因只有一個：當時西方的教授們認為中國不存在所謂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在他們看來，中產階級是與所謂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西式民主（western democracy）等概念緊密相連的，而中國並不具備這些條件，所以不可能有中產階級。不過，幾年之後，（中國的）中產階級這一概念逐漸被美國的金融界、企業界所接納。中產階級的崛起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還重塑了世界的經濟版圖。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後來改名為《重新認知中國：改革的動力與困境》，出版後成為了暢銷書。

回顧這40年，亞洲中產階級的發展可謂突飛猛進，而西方和美國的中產階級卻在不斷萎縮。我的好友馬凱碩曾提出一個新概念——“CIA國家”（CIA Countries），其中“C”代表中國（China），“I”代表印度（India），“A”代表東盟國家（ASEAN countries）。“CIA國家”堪稱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區。在過去二三十年裏，這些地區的中產階級接近於從無到有，如今中產人口已佔世界的40%，無疑是世界地緣政治、全球經濟版圖中變化最為壯觀的區域。

再把目光聚焦到過去四年。過去四年是西方妖魔化中國最為明顯的階段。

此前，香港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被西方官員粉飾為“美麗的‘風景線’”。我的好友斯蒂夫·羅奇（Stephen Roach）甚至斷言“香港已經完了”，為此，我和他展開了一場辯論。我指出，如今的香港已重煥生機，他顯然判斷有誤。羅奇是耶魯大學教授，此前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多年，對中國的情況也算有一定了解，可連他都做出了錯誤判斷。

羅奇在《金融時報》撰文唱衰香港

西方還頻繁唱衰中國經濟，宣稱中國經濟已達頂點，即將走下坡路。美國的時任商務部長甚至荒謬地稱中國市場是“不可投資”（uninvestable）之地，一些政客還聲稱中國缺乏創造力，歸咎於歷史、政治等諸多因素，直到DeepSeek的出現才改變了不少人的看法。

此外，西方還大肆渲染中國就業問題，並刻意將其與中國老齡化問題聯繫在一起。這兩個問題，一個是就業人口過剩，一個是勞動力短缺，但西方卻隻字不提它們之間的矛盾，也從不探討人工智能對這兩個問題的衝擊。西方如此渲染，其核心目的就是渲染中國社會不穩定。而羅蘭士先生，您的書恰恰在挑戰這種敍事，通過闡述香港、中國乃至亞洲的發展變化，為讀者呈現了一個真實且充滿活力的中國與亞洲。

接下來談談過去4個月的情況。

自特朗普二次上台至今，已近四個月。這四個月裏，世界局勢變化之迅猛，超出了許多人的預料。特朗普當選當日，財經雜誌對我進行了長篇採訪，讓我用一個詞預測特朗普的2.0時代，我説這個詞是“混亂”（chaos）。如今想來，相信很多人會認同我的判斷，當下局勢，從美國國內到國際層面，都呈現出一片混亂之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是特朗普第二次當選。若説第一次當選時美國民眾對他尚不瞭解，那麼第二次當選，無疑意味着他們對他有了全面認知。我們圍繞特朗普進行了諸多探討，我自己也發表了不少看法。然而，這裏可能存在一個誤區：或許我們過度聚焦於特朗普本人，而實際上，他只是某種趨勢的產物，只是一種表象，並非問題的根源。也就是説，即便沒有特朗普，美國未來面臨的諸多問題依然會延續下去。

特朗普與其支持者 資料圖：AP

現實看來，當下美國國內面臨四個棘手難題，且短期內看不到解決的希望：

其一，兩黨衝突白熱化。如今的美國政黨鬥爭，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甚至不惜將對方及其家庭成員置於死地，這與美國傳統的政黨文化背道而馳。

其二，貧富差距懸殊。2023年美聯儲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曆史上首次出現1%的富人財產總和超過整個中產階級（佔總人口50%）財產總和的情況。還有未經完全證實的消息稱，埃隆·馬斯克、傑夫·貝索斯、扎克伯格三人的財富總和，竟與美國底層50%人口的財富總和相當。

其三，種族矛盾激化。曾經美國努力嘗試減少移民國家不同種族間的矛盾，但最終以失敗告終。如今，種族間互相敵視入骨，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更是加劇了這一狀況。

其四，文化戰爭不斷。無論是女性墮胎、同性戀婚姻權利，還是槍支管控等問題，都交織在一起，非但沒有看到解決問題的妥協跡象，反而愈發撕裂。可以説，美國已然成為一個撕裂的國家。

儘管美國在金融、軍事、科技等領域總體上仍佔據領先地位，但正逐漸走向衰落，且信譽嚴重受損，所謂“信用”“軟實力”早已不復存在。

今年2月，我參加了慕尼黑安全會議。在我看來，此次會議堪稱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會上，美國副總統J.D.萬斯發表了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言論，他聲稱美國的價值觀念與歐洲的價值觀念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敵對；還表示歐洲人的敵人並非俄羅斯或中國，而是歐洲人自己——這無疑是對歐洲政治赤裸裸的干涉。背後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特朗普認為美國無力承擔歐洲的安全責任。實際上，奧巴馬也曾有過類似表態。

萬斯表示，歐洲應更多關注來自自身的威脅，而非來自像俄羅斯這樣的外部因素。 圖自央視新聞

當時我對美歐關係的感知，可以用四個以“D”開頭的英文單詞來概括：

一是Damage（傷害），這種敵視帶來的傷害，絕非輕易能夠彌補；

二是Distrust（不信任），雙方之間恐怕再難建立信任；

三是Decoupling（脱鈎），以往脱鈎主要指中美之間，而如今歐洲與美國之間的脱鈎趨勢愈發嚴重；

四是De-risking（去風險化），包括西方在內的全球各國，突然意識到美國並非一個安全的投資地，投資決策需慎之又慎，進而又重新燃起對亞洲市場的樂觀預期。

這是一個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時刻，就如同我在1989年至1992年於美國讀書時所經歷的轉折點，當時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而如今，我們正目睹美國的困境與病態，以及北約影響力的逐漸消散。

朋友們，這是一個極為嚴峻的問題。美國與蘇聯不同，它是一個實力強大的國家。倘若我剛才的分析正確，那麼這問題將對世界產生極其嚴重的衝擊。而歐洲，當前正尋求加強自身軍備，核擴散問題將成為我們共同面臨的一大挑戰——不僅德國渴望擁有核武器，日本和韓國也蠢蠢欲動。

由此可見，我們正身處一個多極化卻無序的世界。在此背景下，亞洲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亞洲文化，包括中庸之道、對多樣性的包容等，都展現出獨特魅力。而且，亞洲大多數國家從全球化中獲益，而非像西方一些國家那樣感覺被邊緣化。因此，我認為亞洲將在未來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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