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海合會攜手中國，華盛頓，你的“朋友圈”還好嗎？

5月27日，首屆東盟—中國—海合會峯會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隆重舉行。峯會通過了《聯合聲明》，展現了各方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強烈意願。

值得一提的是，美西方等域外媒體密切關注峯會進程。相關報道指出，鑑於東盟對美出口面臨威脅，且未來與美國的關係充滿不確定性，東盟各國正積極調整外交策略，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出擊。特朗普關税大棒是否能再起作用？我國對東盟貿易前景究竟如何？觀察者網就此與東南亞問題專家，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語學院副教授馮超展開對話。

東盟－中國－海合會峯會現場 視頻截圖

特朗普關税大棒旨在逼迫東盟國家站隊

“此次特朗普政府加徵關税的舉措實質上是一種試探性策略。這反映出美國在全球霸權戰略收縮背景下的被動應對，同時也暴露出其對中國崛起的深度焦慮。”馮超指出，隨着我國在產業鏈和價值鏈上持續向中高端邁進，美方已明顯感受到來自中方的競爭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輪關税政策雖表面針對多國，但其核心矛頭依舊直指中國。無論是東南亞地區多國，還是歐盟、日韓等傳統盟友，美方的真實意圖都在於迫使這些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進而構建對華的經濟包圍圈。儘管目前中美已就關税問題達成階段性妥協方案，但我們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密切觀察後續是否會出現政策反覆或第二輪關税戰的可能性。

4月21日，美國商務部公佈了對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四國光伏組件“雙反”調查的最終裁決結果。跟據裁決文件，四國光伏產品將被徵收高額關税，其中柬埔寨產品税率高達3521%，越南為396%，泰國375%，馬來西亞34%。該關税政策將於今年6月正式實施。

馮超分析説，東盟在處理特朗普關税政策等問題上通常採取靈活的務實態度，基本不會選擇通過任何反制措施直面與美國對抗。與東盟的柔性應對不同，我國此次反制措施是基於特殊形勢的必然選擇。面對特朗普政府蓄意實施的貿易大棒“陽謀”，若不採取堅決反制，我國在全球國際貿易格局中將陷入戰略被動的境地。

“一帶一路”外交有效化解“中國威脅論”

“‘共同體外交’和‘一帶一路’外交正在發揮其重要作用。”馮超認為，這種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不僅打破了西方主導的地緣政治敍事，更在實踐中重塑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這種新型外交模式正在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認識到，中國的崛起帶來的是發展機遇而非威脅。

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盟成員國，雖然都表態不願選邊站隊，但實際上都在深化與中國的經貿合作，無論是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還是共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等。

近期就有標誌性的事件證明這一點。5月26日上午，中越國際聯運旅客列車T8701次首班列車順利抵達越南河內嘉林站，標誌着南寧至河內的跨境鐵路客運服務在時隔五年後正式恢復運營。

馮超還強調，中國與東盟和海合會之間的首次聯動值得特別關注。東盟作為東南亞的經濟中心，與中東的能源市場和中國的製造業市場形成三邊聯動，有助於消解關税壁壘，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這種協作關係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和包容性，能夠適應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和產業需求。

此外，中國與東盟的持續合作可以被視為“一帶一路”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背景下，東盟作為新興經濟體的樞紐節點，正在成為全球產業鏈重組的重要平台。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產業轉移和合作，不僅有助於東盟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為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契機。

製造業、能源、金融合作是本次峯會的核心議題

從三方共同發表的《聯合聲明》可以看出，本次峯會聚焦於經濟一體化、互聯互通、能源安全和可持續性、數字化轉型與創新、糧食和農業、人文交流六大合作領域，而眼下最為緊迫也是最有含金量的議題在於總結、推廣和升級互補性強、不排他的絲路合作新模式，整合中國的製造業優勢、資金實力和技術能力，結合東盟龐大的市場潛力、製造業基礎及產業鏈整合優勢，同時協同海合會成員國在能源定價權和原材料供應方面的優勢，旨在構建一個高韌性的貿易與製造業嵌合體系，為構建絲路五通格局和破解全球絲路治理難題貢獻多元智慧。

傳統的東南亞地緣政治邊界限制被打破，有效化解了區域碎片化的困局，這正是本次峯會的核心意義所在。這一安排凸顯了全球能源格局重構的戰略考量，特別是通過將資源型國家納入合作體系，強化了東南亞區域的能源安全保障。

同時，為應對美元體系風險，人民幣本幣結算和貨幣互換可作為深化區域金融合作的突破口，為各方提供資金安全保障。

“產業合作、能源貿易、金融協同，這三個議題實際上也構成了目前我國‘絲路’貿易的實踐路徑。”

馮超認為，這種三環進退的新型合作模式不同於西方G7集團等小圈子熱衷打造的對立性聯盟，旨在通過包括中國、東盟及海合會成員國在內的絲路沿線國家加強協同合作，有效緩衝國際貿易摩擦帶來的直接對沖風險。

東盟—海合會是中國與美西方的貿易緩衝帶

與歐美不同，東盟國家更傾向於規避意識形態之爭，這為中國企業出海提供了發展空間。在此背景下，通過第三方市場進行產業鏈重構，打造“一帶一路”的新型製造業生態，可能成為東盟各國應對當前挑戰的可行路徑。

馮超表示，當前國際格局中存在着商業領域與政治領域的不完全重合現象，這種結構性錯位使得跨國企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規避政治打壓，轉而通過學術、生產合作等渠道尋求發展空間。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越南等東盟國家正積極探索“共研絲路”創新合作機制，通過構建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推動區域產業鏈深度整合與轉型升級。其中，越南—新加坡工業園區（VSIP）作為標誌性合作項目已形成顯著的集羣效應。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該合作項目已在越南全域建成20個現代化產業園區，累計吸引投資超200億美元，創造就業崗位逾30萬個。

中國企業也可以積極融入這樣的趨勢，但馮超指出，當前我國尚未構建起一套能夠有效支撐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話語體系，特別是在詮釋“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產業合作，以及中國企業全球化實踐方面存在理論短板。這種話語體系的缺失，使得中國難以在國際輿論場有效回應西方主導的殖民主義遺產和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體系，而後者通過知識產權霸權、關税壁壘等不對稱機制維持着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作為全球南方國家的重要代表，中國基於上海合作組織的歷史經驗，正積極構建以東南亞為經濟戰略支點的區域合作新範式。東南亞地區不僅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優質試驗場，更是緩解中美戰略博弈壓力的關鍵緩衝帶。在應對美方挑起的貿易戰、金融戰過程中，我國始終秉持避免“新冷戰”的戰略定力，通過深化區域經濟融合來稀釋對抗烈度。這種以發展促穩定的策略，為我國製造業構築了抵禦外部衝擊的戰略縱深。

中國企業出海面臨法律武器化風險

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我國出海企業在國際競爭環境中尚未完全做好應對貿易摩擦的充分準備，且國內缺乏覆蓋多國法律體系的更具專業性和實用性的企業出海指南，因此這裏面潛藏着巨大的法律風險。

在當前特朗普政府關税政策的衝擊下，中國部分出海企業面臨着原產地認證等現實挑戰。以往通過第三方國家進行簡單加工再出口的所謂“洗產地”模式已難以為繼。馮超進一步指出，許多出海企業仍沿用十年前的經營思維，未能充分認識到東南亞市場環境和國際貿易規則發生的深刻變化。

特朗普政府當前將關税武器化的做法，基本預示着未來法律工具也可能被用作策略武器的可能性，這已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對於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國家而言，它們實際上並不具備選邊站隊的條件。這些國家很可能會採取表面順從的策略，以相對温和的姿態應對美國市場，畢竟他們對美國市場仍保持着較高的經濟依存度。

“我們需要深入瞭解當地真實的制度安排，這樣才能避免走彎路。”馮超認為，目前部分企業仍將小費等非正規支出簡單計入歷史成本或運營成本，這種做法絕非長久之計。如越南正在推進反腐敗進程，監管體系日趨完善，此類灰色操作必將成為重點整治對象。

“遺憾的是，具備政策跟進、解讀能力的小語種人才非常稀缺。單純依賴英語人才通過英文二手資料獲取信息存在明顯的滯後性，當我們獲悉相關政策時，往往已錯失最佳應對時機。”馮超補充説。

在此背景下，中國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道路仍面臨挑戰。就東南亞市場而言，其中產階級的成長速度尚未達到預期水平，市場容量和消費能力暫時難以承接我國部分行業的優勢產能。

當務之急在於提高總體貿易質量

據報道，2024年第一季度，中國在印尼的累計投資項目已達21022個，中資企業數量增至255家，涵蓋基礎設施、新能源、製造業、數字經濟等多個領域，進一步鞏固了中國作為印尼第二大外資來源國的地位。

當前，東南亞與中國已形成深度耦合的供應鏈協作體系。在規模持續擴大的同時，中國企業更應着力提升貿易質量，以確保獲得實質性收益。馮超認為，中國企業雖在價格戰中能壓制美日等對手，但薄利多銷的策略終非長久之計。

要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於構建高效暢通的雙向流通體系。以服裝產業為例，許多跨國企業仍依賴中國的高檔面料和優質材料，僅將加工環節設在越南。改革這種產業分工模式需要各企業深入研究和優化原產地規則，並通過兩國商務部門的制度化磋商，建立更加完善的合作機制。這不僅有助於規避美國對越南出口的貿易壁壘，更能提升整個區域供應鏈的競爭力。

馮超特別強調，出口作為我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其重要性不容忽視。面對當前複雜的外部環境，我們必須以更大力度提升出口競爭力。這既包括優化區域產業鏈佈局，也涉及完善雙邊貿易制度安排。儘管挑戰巨大，但通過深化區域合作，中國企業完全有能力在壓力中實現突破。

去全球化與再全球化的激烈對抗

當前全球經濟治理的一個悖論在於，美西方國家難以從根本上否定他們曾經極力推動的全球化進程。這一套全球化話語體系原本是他們經過長期努力構建的，其中確實包含着諸多積極意義。然而，當發現中國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自身反而陷入相對劣勢時，這些國家開始出現戰略反悔。於是我們看到一個詭異的現象，即他們正在試圖解構自己親手建立的全球化體系，甚至將之妖魔化為洪水猛獸。

但美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已形成路徑依賴，其產業政策調整空間有限。這些國家為延緩自身產業衰退，更傾向於將製造業轉移至東盟、拉美或中東地區，而非具備完整產業鏈的國家，即中國，其根本目的在於避免製造業定價權和供應鏈安全過度集中於單一經濟體。

馮超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去全球化”政策對我們可能會形成一個反向的推動力，就是推動中國加速建立和構建，與東盟和海合會之間的協調機制、斡旋機制。並且通過三方框架的深入推進，讓眾多南方國家自願借鑑中國的發展經驗，這也是我國軟實力輸出的體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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