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維瞻：馬斯克揮一揮衣袖，帶走了什麼，留下了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孟維瞻】

馬斯克離開白宮了。

儘管這是一個早就預定好的結局，但在他和特朗普兩人關係熱火朝天的時候，大家不是沒有想過另一種結局。當然，也有很多人在期待，兩個人如膠似漆的蜜月期之後是否會反目成仇。

如今看來，雖然説不上是反目成仇，至少也是話不投機。

臨走時，馬斯克向媒體抱怨道，“聯邦官僚機構的情況，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DOGE成為了華盛頓的“替罪羊”。除了不同意特朗普的關税政策外，他對剛剛通過不久的大規模税收與支出法案也表示不滿，認為“它不僅沒有減少預算赤字，反而增加了赤字，還削弱了DOGE的工作成果。”

馬斯克在白宮的日子雖然短暫，但他的影響卻不可忽視。他帶走的，除了對聯邦官僚機構的不滿，還有對科技創新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深刻改變。他留下的，則是一個關於科技巨頭如何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的深刻思考。

“科技工業複合體”的興起

“科技工業複合體”的理念淵源，可以追溯到二戰後美國“政府—產業—學術”協同創新體系的建立。與傳統“軍事工業複合體”主要圍繞企業和個人私利運轉不同，“科技工業複合體”以國家利益為核心驅動力，由白宮、國會和高科技企業組成新的權力鐵三角。

特朗普就職典禮上，科技大咖羣集，圖中右起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谷歌首席執行官皮伽、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及其未婚妻桑契斯、Meta首席執行官查克柏格及其妻子普莉西拉·陳。路透社

在這個結構中，科技企業不再僅以短期商業利潤為唯一目標，而是願意為國家戰略犧牲部分眼前利益，和政府共同謀劃長期的技術優勢。除了馬斯克之外，雅各布·赫爾伯格、大衞·薩克斯等人也通過旋轉門進入政府關鍵崗位。這種高度協作使政府決策層擁有更強的科技專長和決策能力，政策執行也更加靈活高效。

在價值實現路徑上，“科技工業複合體”主張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增強國家實力，而非依賴傳統的地緣擴張或軍事征服。其信念是：未來大國競爭勝負取決於前沿科技領域的突破和產業化能力，科技創新不僅可以幫助企業開拓新市場，更有可能成為提升美國國家實力的戰略資產。

科技工業複合體推動的項目（如“大規模AI基礎設施建設”等）旨在鞏固美國技術領先地位，以和平競爭手段實現對競爭對手的戰略壓制。科技工業複合體並不希望讓美國與對手發生戰爭，而是合理劃分勢力範圍，希望創造穩定的國際環境。

“軍事工業複合體”的運作則建立在龐大的國防預算和利益鏈條之上：軍工企業通過遊説和政治獻金影響國會撥款，政府高官和軍火商之間人員流動頻繁，在推動軍事項目和對外干預中形成了穩固的利益共同體。

長期以來，軍工集團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傾向於鼓吹和誇大外部威脅，以確保源源不斷的軍費和武器訂單。這種利益驅動使軍事工業複合體更樂於參與乃至主動製造地緣衝突，併為美國設立假想敵、渲染大國威脅，來裹挾美國對外政策朝戰爭方向傾斜。

通過輸出戰爭與不穩定來維持霸權，是軍事工業複合體慣用的策略。戰爭不僅鞏固美國的全球軍事存在，也成為其獲取利潤和吸引資本回流的手段，由此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即製造危機—軍火盈利—鞏固霸權。在這一模式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往往與武力干預緊密相連，通過軍事存在和干預在全球建立不對稱控制地位。

“科技工業複合體”和“軍事工業複合體”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國家安全觀和全球戰略取向。科技工業複合體傾向於通過和平時期的技術競爭來實現對戰略對手的壓制，其核心是在不直接訴諸武力的情況下，確保美國的領先地位和安全利益。

美國政府在科技精英的參與下，對外採取更復雜的“競爭性壓制”策略：例如加速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和治理規則，限制對手獲取尖端技術和市場機會，注重提高美國自身科技實力而對盟友缺乏信任，等等。

這種戰略思路將關鍵技術領域視作大國博弈的新戰場，強調以創新優勢和制度規則將潛在對手鎖定在下游，從而在“看不見硝煙”的競爭中達到類似於傳統戰爭勝利的效果。

相比之下，軍事工業複合體秉持的是一種基於硬實力的安全觀，更加依賴直接的軍事威懾和干預來實現美國對全球事務的掌控。其特點是在面對國際挑戰時優先考慮軍事選項，通過海外駐軍、武力打擊或政權更迭等手段來維護美國利益。

因此，軍事工業複合體推動下的安全策略往往容忍乃至歡迎一定程度的國際緊張，因為衝突本身既證明了維持高額軍費開支的必要性，也使美國可以藉機強化對盟友和地區局勢的控制。

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利益訴求，與民主黨右翼和共和黨內部新保守主義者的理念是一致的。冷戰時期和冷戰結束之後的最初十幾年，這種路線一直奏效，但是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已經無法延續，美國民眾無法從中得到實惠，國家從中獲得的收益遠小於支出。

這張照片成為特朗普和馬斯克關係的經典註解

“技術加速主義”的盛行

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推動的這場改革，是美國曆史上少有的由科技企業家主導的行政機制改造實驗。其理念源自一種新興思潮——技術加速主義。它主張通過私營部門與政府的合作，提升美國在戰略產業上的自給能力，通過改變社會結構激發全民的創新熱情和創業精神，使得美國在新一輪科技競賽中保持領先。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聯邦政府被視為“過時低效的機器”，必須以雷霆手段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技術，削減臃腫機構，實現政府決策的高速運轉。

“技術加速主義”明顯是在仿效與借鑑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馬斯克多次公開讚賞中國的制度效率和發展成就，認為美國在很多方面正被中國趕超。他將中美差距的縮小歸因於美國國內繁冗的官僚體系。他直言，美國安全環保標準和勞工成本只能解釋中美差距的一小部分，“真正根本的原因是指數級增長的官僚主義，以及按項目抽成的自私諮詢業，這些因素最大化了建設成本”。他認為中國高效的基礎設施建設體現了良好的治理能力。

在具體治理手段上，馬斯克的很多做法中國人都似曾相識，與中國傳統治國思想不謀而合。

首先，中國的“舉國體制”與集中資源辦大事的理念，常被認為是重大工程成功的秘訣，而馬斯克也試圖在美國複製這一點——通過政府效率部直接干預資源配置，削減對非重點領域的投入，轉而增加對新興尖端科技的支持和補貼。他推動放鬆對科技產業的監管，為人工智能、太空、清潔能源等未來產業提供政策優惠，加速顛覆性技術的突破。

舉國體制背後藴含的是儒家“大一統”思想和全民動員理念，這意味着國家目標高於部門和個人利益，需要上下同欲、協調一致地行動。馬斯克在美國推進的一系列措施——無論是全國範圍內精簡機構，還是統籌資源發展科技——都隱含着這種“全局一盤棋”的思想。他試圖塑造一個由頂層統一指揮、各方協同執行的高效政府，這無疑帶有“舉國而治”的色彩。

其次，馬斯克的大規模裁員整頓，與中國政府的精兵簡政、強力反腐高度相似。馬斯克執掌政府效率部期間，毫不手軟地砍掉大量“冗員”和他眼中的低效部門：一次性精簡數十萬計的公務人員隊伍，甚至給上百萬官員提供買斷退休以騰出機構編制。如此大刀闊斧的機構瘦身，在美國史無前例。

此外，馬斯克對制度穩定性和長期規劃的重視也深受中國影響。他倡導減少頻繁政策更替帶來的內耗，主張學習中國設定長期目標、持續投入的策略。他在一次採訪中，非常欣賞中國製定五年規劃的能力，他也曾多次宣稱要為尖端科技制定中長期發展藍圖，以避免每屆政府的技術政策朝令夕改。

除了在操作層面的模仿，馬斯克的技術加速主義背後，也透出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價值觀的某種呼應。

首先，馬斯克批判美國現在的官僚系統低效紊亂，專斷而又無能。他主張將權力從“脱離選民的官僚”手中奪回，以重建治理秩序。馬斯克這種強調清理積弊、恢復良序的訴求，與中國曆代整飭吏治的做法高度相似。類似地，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邁克爾·舒曼（Michael Schuman）認為孔子與共和黨的各種理念高度相似，主張共和黨學習儒家思想，以提高選舉能力和執政質量。

其次，馬斯克流露出的集體主義和愛國意識，也和中國思想不謀而合。他高度評價中國人民的拼搏精神和集體奮鬥效率。例如，他誇讚中國工人的勤勉程度“燃燒凌晨三點的油”，直言“在中國有大量有才能且努力工作的人才…他們不僅開夜車，還會通宵達旦工作；而在美國，人們卻儘量躲避工作”。這番言論體現了他對集體敬業、吃苦耐勞價值觀的認可。現在美國內部有很多人希望重建清教精神，喚醒美國人民的勤勞奮鬥意識，但是效果不佳。

再次，馬斯克對於技術官僚治國的興趣，也可以看作對中國政治傳統的呼應。當代中國政府中大量官員具理工科背景，被視為一種技術官僚體系的延續。馬斯克本人作為工程師，非常推崇專業技術能力在治理中的作用，屢次批評美國政客缺乏科技素養。他曾指出中國的從政者往往受過理工科訓練，“對人民更有責任感”，關心人民福祉，在科學素養和務實態度上比美國官員更勝一籌。馬斯克欣賞的是一種“德才兼備”的政府，既要有技術理性，也要以民為本。這與儒家推崇的賢能政治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強調的“為人民服務”理念相通。

馬斯克74歲母親開心結束中國行連續發文“感謝”

最後，更引人注目的是，馬斯克家庭成員的生活方式選擇，也透露出其對中國社會的好感。2024年底，他的母親高調宣佈移居中國上海，並對中國安全便利的生活環境和現代化設施大加讚賞。他的母親公開表示，中國的城市配套完善、社會治安良好，讓她感到非常舒適愉快。她尤其欣賞中國文化中家庭和睦、個人努力與社會共同進步的價值觀。相比之下，她直言美國近年來社會撕裂、治安惡化，讓她難以適應。馬斯克對母親移居中國表現出充分支持，他曾幽默地在社交媒體上稱自己為“榮譽上海女婿”。

“擴張性保守主義”的初步實踐

馬斯克的世界秩序觀，既不同於自由國際主義，也不同於孤立主義，可以被概括為“擴張性保守主義”，即向全球積極輸出保守主義價值觀。

馬斯克本人也是這一理念的先鋒，利用自身龐大的資本和社交媒體影響力，通過非武力的方式將保守主義政治影響延伸至多個國家，在全世界十幾個國家扶植志同道合的保守派力量。

馬斯克幫助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後，試圖打造一個跨國“保守主義聯盟”。他成功推動德國、英國政治進一步右轉，雖然這兩個國家的保守主義政黨尚未執政，但在最近的選舉中得票率空前上升。

2025年1月25日，馬斯克在德國選擇黨一場造勢活動上發表視頻講話。美聯社

與自由國際主義傾向於通過軍事行動在全球推廣自由民主價值觀不同，擴張性保守主義選擇的是影子干預：不直接出兵，而是運用資本支持、輿論操控等方式影響別國政治走向。馬斯克式干預並非以國家名義，而是以富豪個人或私營平台為載體，潤物細無聲地塑造他國選情。這種手法遊走於官方外交之外，卻實際改變着各國政治版圖。

馬斯克在全世界範圍內傳播反“覺醒主義”的輿論以及反移民情緒，推動“民族保守主義”的共同信念，這種文化輸出在年輕一代網民中尤其具有影響力。更重要的是，馬斯克痛批歐盟等超國家機構“侵蝕成員國主權”，呼籲各國民眾熱愛自己的國家，希望建立一個跨國的“愛國者國際”，每個國家都有權利維護自己的傳統文化和文明。

馬斯克熱衷扮演全球保守主義教父。他主張剷除跨國腐敗集團，重振被“全球主義”侵蝕的國家活力，從而維護世界和平。他多次公開抨擊所謂“覺醒教條”和精英腐敗集團，稱傳統精英為了私利不惜犧牲民眾利益。

馬斯克將自己塑造成“人民對抗權貴”的一方，宣稱只有打破舊有的權力結構，才能釋放社會活力。他在德國發表的文章就直言不諱地表示傳統主流政黨已讓國家失敗。西方主流觀點認為，世界和平靠各國政府合作、多邊機構調停來實現；但馬斯克等人認為那些機構已被既得利益者綁架，成為侵略擴張的工具，反而滋生衝突。相較之下，他們主張和平必須通過在各國建立“為人民説話”的新政權得到實現。

在他看來，現在西方精英對俄羅斯採取的強硬路線只會加劇戰爭，倒不如由“理性”的民族主義者上台後直接與普京這樣的人物談判分治，以求止戰。同理，在他支持的歐洲極右翼那裏，也充斥着反對干涉海外衝突、要求聚焦國內的聲音。他支持歐洲國家先清理門户，再各自為政，建設好本國，彼此尊重對方的勢力範圍，這樣反而可以減少由意識形態對立引發的國際衝突。

不過，馬斯克的世界秩序觀也充滿理想主義，我們也應該看到擴張性保守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這種思想使得多邊主義機構的權威被削弱，國際合作機制遭到破壞，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能力下降。

多邊框架鬆動後，大國更容易迴歸實力原則，在雙邊層面直接博弈，“交易外交”變得更加普遍。短期看，這種每國各表訴求的競合狀態可能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但長期也許形成新的平衡。例如，美俄可能通過默契劃分東歐影響圈，美中在印太區域達成某種勢力分配。這種均勢不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類似19世紀“大國協調”體系的回潮。

當各主要國家的執政理念都偏向保守民族主義，全球議程將隨之調整。以往聚焦的人權、女權、性少數等議題可能淡出高層外交辭令，取而代之的是傳統文明、家庭倫理、反恐和主權獨立等話題。但是核不擴散、應對氣候變化這樣的議程，則會被弱化甚至倒退。

我們要警惕的是，擴張性保守主義可能催生新的陣營競爭：一邊是保守主義國家陣營，另一邊是尚存的自由主義國家陣營。甚至出現一種前景：由美國主導的“民主聯盟”轉變為由美國領銜的“民族保守聯盟”，而與之對立的是少數仍堅持全球主義和自由價值觀的國家（也許包括加拿大、西歐、北歐等）。

目前來看，更可能的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逐步被侵蝕，各主要多邊機制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是若干鬆散但志同道合的右翼強國形成默契聯盟。例如，特朗普將與俄羅斯緩和關係，與印度建立互信，同時優先拉攏像匈牙利、波蘭、意大利、阿根廷這樣的右翼政府，加強情報、防務合作，同時冷淡對待德國、法國等自由派政府。全球治理將出現“碎片化”，國際制度也會更加脆弱善變。

馬斯克政治遺產對中國的潛在影響

馬斯克的“科技工業複合體”實踐、“技術加速主義”思想、以及對世界秩序的改造，將會對中國產生多維度的影響，利弊兼有。

馬斯克及其支持者可能認為，科技工業複合體有利於大大提升美國競爭力，創造更高的財富和價值，因此並不需要在科技上打壓中國，甚至他阻止國會通過多項涉華法案。但是在實踐上，美國並不願意與中國進行公平的科技競爭，擔心被中國超越。

近年來，美國對華競爭策略已從過去的貿易限制，升級為以遏制中國自主創新為核心的更具攻擊性的手段。具體表現為所謂“三位一體的全鏈條封鎖機制”，即同步限制技術出口、排除市場準入、阻斷資本流動，試圖全面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特斯拉超級工廠

科技工業複合體對中國的挑戰更具隱蔽性和制度性，不易被國際社會普遍視為“侵略”，因此更難反制。軍事威脅往往是顯性的，中國可通過加強國防威懾來應對。然而技術封鎖和規則主導權之爭屬於“灰色地帶”博弈，美國往往以國家安全或公平競爭之名行打壓之實，這使中國難以通過簡單對抗來破解。

此外，科技工業複合體所推動的是一場系統性、長期性的競爭，對中國的綜合實力提出更高要求。它不是通過一場戰役即可分出勝負，而是在研發能力、產業生態、教育人才、制度活力等層面全方位比拼。傳統軍工模式帶來的挑戰更多在軍事安全層面，而科技工業複合體可能讓中國在經濟、安全、外交等各方面同時受壓，構成全局性挑戰。中國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和戰略清醒，從制度、技術、國際佈局等層面做好應對。

“技術加速主義”在美國坐大，可能會引發全球層面的規範競爭。長期以來，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倡導開放市場和自由創新，而中國更強調國家主導和安全可控。

在人工智能倫理和監管方面，如果美國的政策被科技資本影響，更傾向於寬鬆和鼓勵創新，那麼美國可能不願簽署過多國際限制協議；而中國則可能倡導負責任使用技術、加強監管，以體現“大國擔當”。在數字貿易規則方面，美國可能推動符合自身企業利益的規範，而中國則堅持數字主權原則。這些差異都會投射到多邊場合，形成全球規範的競爭態勢。

更為重要的是，技術加速主義思潮是典型的“師華長技以制華”，必然將會深刻影響中美博弈格局，給中國帶來多重影響和壓力。在馬斯克等科技精英的推動下，美國正把爭奪前沿技術主導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意味着中國將面對一個在體制上更加動員有力、科技資源傾斜更多的美國競爭對手。

對於中國來説，這無疑形成了正向競爭壓力：唯有加倍努力推進自主創新、保持本國科技發展的高速和質量，才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不落下風。美國的“加速”將在客觀上倒逼中國也要“加速”。如果美國通過技術加速主義實現了制度優化和效率提升，那麼中國原有的制度優勢相對價值可能被壓縮，中國必須不斷提升自己的治理效能才能應對。

無論如何，中美之間的制度博弈都將因為技術加速主義而進入一個新階段——不僅比拼哪國技術更領先，也比拼哪種治理模式更能持續支持技術進步並造福社會。這場關於“技術—制度融合效能”的競賽，將成為中美戰略較量的新維度。

面對馬斯克推動的保守主義國際擴張潮流，中國須以我為主、趨利避害，制定務實的戰略。中國既可能從中看到機遇，也需警惕潛在風險。

一方面，美歐右翼之間的互助可能削弱西方傳統同盟對中國施壓的凝聚力。這意味着，來自西方的人權壓力、價值觀攻勢可能減弱，給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提供了空間。近年來，中國在聯合國場合多次捍衞主權不干涉原則，而保守主義者同樣反對價值干涉，這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立場暗合。

另一方面，中國也需看到風險：許多西方右翼勢力雖然在國內反建制，但在對華態度上未必温和。每個國家的右翼政黨內部都有欣賞中國和敵視中國的力量。右翼政黨普遍反對本國精英，中國與每個國家精英羣體和執政黨的關係，影響了中國與這個國家的右翼之間的關係。例如，德國上一屆政府較為反華，促使德國選擇黨在這一期間對中國態度變得非常友好，但該黨內部也存在警惕中國影響力的聲音。

馬斯克是全球保守主義推手，他聯手的美國保守派中不乏仇視中國者，中國必須警惕擴張性保守主義在某些領域對中國利益的衝擊，例如技術脱鈎以及未來美國可能在北美的領土擴張等。

同時，中國也應該加強對右翼民粹政黨的溝通渠道，擅長與各國不同政治光譜的人羣交流，避免因誤判而陷入被動。中國可考慮在與此類政黨打交道時突出務實合作議題，以經貿利益為紐帶穩定雙邊關係，利用西方國家分裂的契機找到與西方不同國家相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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