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美國對中國的五大共識，以及“非共識”部分

【文/ 兔主席】

一、美國對華政策的五大共識

以下是美國華盛頓兩黨、不同政治派別及陣營、民間社會對中國的五大共識。

共識1：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實力超過冷戰時期的蘇聯

中國是近代歷史上實力最為接近美國的國家，在軍事、經濟、科技上都是美國的空前競爭對手，實力超過當年的蘇聯，與美國進行全方位的“戰略競爭”。

軍事上，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全面且可持續，背後有中國強大的製造業和科技能力支持，其增長速度和全面性令華盛頓擔憂。中國在許多關鍵領域已逐步縮小與美國的差距，甚至超越美國，包括海軍規模、高超音速武器、反艦彈道導彈、反衞星技術、無人機集羣等。

經濟上，中國GDP已達美國的70%左右，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已連續9年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不僅如此，中國已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核心節點，中美經濟深度交融，處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競合關係，這些都使得美國對中國存在互利和依賴關係，美國很難在不造成巨大自傷的情況下，對中國採取簡單的遏制策略。

科技方面，中國在5G、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已成為全球領導者之一，專利申請數量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數字經濟創新速度和規模令人矚目；高等教育體系每年培養的理工科畢業生數量是美國的數倍，許多領域的科學論文發表也已超過美國；中國科技創新已從跟隨轉向“並跑”甚至某些領域的“領跑”。

儘管還有人主張中國可能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在經濟上或政治上崩潰（“中國崩潰論”），但主流的觀點認為，中國已經發展出強大的綜合實力，能力空前接近美國，是美國作為全球霸主所遇到過的最有力競爭者。翻看美國的外交政策評論和智庫報告，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的分析。這類分析早已成為美國驅動政治、制定政策的動能。

共識2：中國會對美國構成挑戰和威脅

有許多人將中國稱為對美國的存在威脅，認為中國最終會影響美國的存在方式或生活方式（Way of Life）。如何理解呢？認為中國要成為新的全球霸主，在軍事上挑戰美國、進犯美國，改變美國的政治和制度麼？確實有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但真正的共識在於：

1.中國的崛起，意味着美國相對地位的衰落。最終，美國將不再“一家獨大”，喪失全球霸主的地位。

2.美國喪失霸主地位，勢必喪失因霸主帶來的特權地位，例如削弱美國針對其他國家的主導力和影響力，進而影響美國在各個領域（軍事、經濟、科技等）利益。

3.中國本身的制度、文化、歷史、文明對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這正是中國成功崛起的原因。具體包括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和長期規劃能力；務實、靈活的政策制定理念與調整機制；政府-市場-社會-個人特殊的“共生”關係；強大的社會凝聚力；有數千年積澱的社會倫理傳統等。

這些制度優勢使得“中國模式”對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廣泛影響，並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國模式”的崛起，意味着美國在全球構建的美國作為唯一成功模式（“美國例外”）的敍事的終結。這也意味着美國對其他國家制度、價值、生活方式等“軟實力”影響力的削弱。

4.中國的崛起不僅會影響其他國家、相對削弱美國的影響力，還會輸入美國本土，即，未來不是中國更多地效仿美國，而是美國更多地效仿中國——借鑑中國的模式、制度、政策和實踐。

西方還出現了一種以中國發展模式為內核的未來想象體系——“中國未來主義”（Sinofuturism），特徵是國家主導的技術躍進、政治實驗、東方文明覆興等，挑戰西方主導的現代性敍事。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美國人為什麼會擔心中國最終影響和改變美國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確立了中國的實力及挑戰之後，接下來，是針對美國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和威脅的共識。

逐漸脱鈎，是美國對華認知的共識部分

共識3：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削弱中國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力

實質重於形式，因此，具體用什麼概念或標籤（如“戰略脱鈎”、“去風險”等）並不重要，而要穿透表象看本質。

美國存在共識的核心訴求有兩個：

一是在關鍵領域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從國家安全、經濟安全角度出發，在所有關係國計民生，影響大國博弈、影響力地位的戰略性行業，構建一套獨立於中國的產業體系，即從原材料、能源、關鍵技術、生產設備、生產流程、產成品的生產等，均做到不依賴中國，要構建一套在中國之外的完整供應鏈。所涉及的關鍵產業包括關鍵礦產資源、清潔能源技術、半導體、人工智能與量子計算、先進製造（無人機、機器人等包含在內）、生物醫藥與公共衞生等。

美國的“非共識”部分主要在於，是否要將這些產業/供應鏈帶回美國本土（順便復興美國製造業），還是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友鄰外包”？我們看到，從先進芯片製造（主要由台積電在台灣生產），到蘋果iPhone的製造，美國國內都有明顯分歧）。

二是減少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依賴，以此削弱中國製約美國地緣戰略的能力，強化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導權。這個訴求本質上就是“脱鈎”邏輯——減少雙方的經濟依存度，但未必指向特定產業，但在落地時，往往可能帶有“非對稱性”（即扶持美國利益、打壓中國利益），以及選擇從敏感的戰略產業下手。

具體方向，包括：

貿易：減少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的依賴（減少中美貿易額及中國對美順差、減少對華貿易額佔美全球貿易額的比重等）；限制美國對華提供的服務貿易（涉及技術競爭、產業政策、安全等領域的服務；娛樂、文化等意識形態輸出領域可能除外；在教育/留學領域有較大爭議）；

投資：減少美國和中國的雙向投資，一是限制中國投資於美國，二是限制美國投資於中國。投資方面必然和行業屬性密切相關，即看相關行業或標的是否涉及中美戰略競爭與博弈。中長期看，美國可能還希望減少美債對中國的依賴——儘管落實起來很困難。華盛頓和民間也希望看到美國企業減少對華投資，削弱其為維護在華利益進行政治遊説的動力。

共識4：設法限制中國戰略產業的發展和追趕

美國要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之中保持優勢，就需要在關鍵的技術和產業領域保持優勢，一方面要求美國在相關領域繼續發展，另一方面則是設法限制中國在相關領域的發展和追趕。

而美國要做到後一點，無非兩種手段。

一是被動防禦，即避免向中國的相關領域輸送資源，包括經驗、技術、人才及資本；二是主動出擊，對相關領域的中國企業和實體進行打擊，例如納入各種實體清單，實施技術出口管制。在實踐中，被動防禦和主動出擊的邊界往往是模糊的，很難清晰界定。

基於這個共識，對於很多未來趨勢就可以做出判斷了：

——切斷企業的商業和技術聯繫。在相關領域，美國企業與中國實體的合作將受到日趨嚴格的審視和限制。因為美國擔心任何形式的商業合作，最終都可能導致美國企業向中方轉移關鍵技術和能力，或者賦能中國實體的發展。

這裏要考慮到華盛頓和民間對大型跨國公司的不信任：他們認為企業完全是逐利的，不會考慮美國利益和美國安全，為了獲得中國市場，不惜讓渡美國技術。

基於此，除了現有的政策和框架外（主要是技術出口管制），中長期看，美國有可能出台更多的立法和政策，而美國相關領域企業在華投資（例如設立研發中心）、以任何形式共享技術、在華培養人才，或者聘請中國籍員工等，都會受到更加嚴格的審視。

同樣，中國對美國關鍵領域企業的投資，只要超出純財務投資的範疇，也會遭到嚴格限制，因為美國擔心中方把投資作為“後門”，獲取商業及技術機密。

——切斷金融和資本層面的聯繫（金融脱鈎）。除了限制中國投資美國的關鍵產業，最重要的是限制美國資本及金融市場對中國關鍵產業的扶持。

這裏也要考慮，華盛頓民間對於華爾街一直高度懷疑，認為金融資本完全是逐利的，從來不會考慮美國的安全和利益，最終也只能靠政府出台立法和政策。

而相關的精神以及落地的方向，已經充分反映在特朗普簽署的《美國優先投資政策》（American First Investment Policy）裏。中長期趨勢是金融脱鈎：在相關的戰略產業領域，美國資本不投資中國的企業和項目；美國證券市場不給中國企業提供融資平台。其目的，當然是限制中國企業發展。

——切斷學術和科研層面的聯繫（學術脱鈎）。伴隨中美科技競爭的升級，可以預計將有越來越多專業和領域被美國設定為具有戰略屬性，由此，將限制相關領域的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訪問，限制相關領域兩國學者的學術交流及合作；限制中國籍人士在美國關鍵產業及技術領域擔任職務等。

那麼，以上，涉及哪些產業和技術領域呢？《美國優先投資政策》列出的關鍵產業、關鍵領域、關鍵基礎設施包括半導體與集成電路、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量子信息科學、先進通信、生物技術、航空航天、先進製造等等，且明確後續會根據產業和技術發展，不斷拓展和外延。可以預想，未來，一切可能影響中美競爭格局的前沿科技領域都會被納入限制範疇。而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競爭格局日趨激烈的環境之下，關鍵領域的脱鈎只可能進一步加速。

至於“反向操作”是否被允許，在美國並無共識。所謂“反向操作”，即中國企業在美國本土投資，從事研發和生產，將關鍵領域的技術帶到美國。對於這個問題，特朗普是支持的，但不同政黨、政客之間有較大分歧。民間的接受度更高，因為中國投資畢竟可以帶來就業，美國沒什麼損失。但這個內容，更多的是中國政府需要關注和操心的事情。

共識5：在敏感領域脱鈎，非敏感領域保持聯繫

無論是建制派/精英主義的拜登政府，還是民粹右翼的特朗普政府（包括裏面的貿易鷹派），美方都會強調，中美的所謂“脱鈎”，最多隻是“戰略性的”（strategic decoupling），但美國“無意尋求和中國的全面脱鈎”。

這裏，“戰略脱鈎”和“全面脱鈎”是否矛盾？回答是：並不矛盾。首先，中美經濟深度交融，全面脱鈎幾乎不可能實現，也不符合美國的整體利益，説白了就是沒有必要。由此，美國政策界提出了“戰略性脱鈎”的概念，強調在關鍵領域和敏感技術上與中國保持距離，同時在其他領域維持正常的經貿往來。這一概念得到了兩黨的廣泛認同，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

最終，“戰略脱鈎”落在三個方面：

一是減少美國經濟對中國的整體依賴度（實際上，中國也在尋求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兩國都在走多元化的方向）。

二是在涉及美國國家安全、關鍵利益及大國競爭的關鍵領域、敏感領域、戰略領域，減少乃至切斷與中國的聯繫，實現脱鈎。

三是在所有“非敏感”領域，繼續保持與中國的經濟往來。這裏可以進一步拆解為：

1）中國出口到美國，不涉及美國安全及戰略利害的所有“非敏感領域”商品——從聖誕樹，拉布布，到一般製造業產品。這些商品由中國製造，可能是美國品牌，也可能是中國品牌，或者是第三國品牌。

美國朝野當然都希望有更多的產業能夠迴流到美國本土，但除了特朗普政府裏的少數極端貿易鷹派以外，大多人知道，勞動密集型、依賴大規模供應鏈體系的製造業，不太可能系統性地遷回美國本土。

美國人為了購買價格便宜的商品，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離不開全球化的供應鏈。對於一般老百姓而言，如果產業已經外包到海外，那麼是否在中國生產還是在越南或墨西哥生產並不重要，只看一個條件，即在哪裏生產效率最高，產品質量最好、價格最便宜。這是一個經濟現實。

2）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銷售的商品和服務。目前，美資企業在華年度銷售額高達500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額超過900億美元（順差200多億美元）。涉及行業包括消費品和零售（從蘋果、星巴克到耐克）、汽車製造（如通用、福特、特斯拉）、工業和製造業（如通用電氣、霍尼韋爾）、醫療健康：（如強生、輝瑞等）、金融服務及其他專業服務等。

這些行業——特別是龐大的消費品行業——大多數屬於“非敏感領域”，美國政府允許乃至鼓勵美國企業在這些領域與中國保持正常的經貿往來，畢竟美國從中獲取了極大的商業利益，並且對中國施加了文化影響力。

核心問題在於，這部分由於全球化帶來的收益都被美國企業與資本賺走，而沒有分給美國老百姓（“分贓不均”），加重了美國國內的經濟社會矛盾。所以，美國朝野也樂見有更多的產品能夠回到美國本土生產，但這也要讓位於經濟現實。

本文旨在討論美國的對華共識。這裏總結一下，如果説，在敏感領域和中國“戰略脱鈎”是美國的共識，則在“非敏感領域”保持和中國經貿往來也是一個共識，獲得一般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的支持，也是政客必須接受的經濟現實。

特朗普的關税戰，並沒有改變中美實力對比

“脱鈎風險係數框架”

在“戰略脱鈎”或“選擇性脱鈎”的框架下，中美經貿關係後續會如何發展，對各行各業會有什麼影響？

為了進行評估，我們可以建立一個風險調整係數框架，從0到1評估不同行業面臨的脱鈎風險：0表示無風險（不受脱鈎影響），1表示高風險（面臨較大的脱鈎風險）。

評估標準建立主要考慮：

1）國家安全敏感度（與國防、安全相關程度）

2）技術先進性（技術含量和創新水平）

3）數據敏感性（涉及的數據類型和重要性）

4）供應鏈關鍵性（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

5）政策關注度（政府政策對該行業的關注度）。

中美髮生經濟往來的產業或產品，都落在這個“譜系”中間的某個位置（介於0和1之間）。

不同行業的脱鈎風險係數是不同的，而基於以上標準，我們可以對不同行業的脱鈎風險進行大致的評估和預判（評估為雙向的，既針對美國企業，也針對中國企業）。

高風險行業（接近1）：半導體和集成電路（0.95）、人工智能（0.95）、量子計算（0.90）、軍工和國防相關產業（0.95）、航空航天（0.85）、先進通信技術（0.85）

中風險行業（0.5左右）：電動汽車（0.60）、生物醫藥（0.55）、高端製造設備（0.65）、新能源技術（0.50）、金融服務（0.45）、雲計算和數據中心（0.70）

低風險行業（接近0）：消費品和零售（0.10）、農產品（0.15）、傳統制造業（0.20）、文化娛樂產品（0.30）、旅遊和酒店服務（0.05）

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風險係數越高（越接近1），則中長期脱鈎風險越大，經貿往來會縮減越多；反之，風險係數越低（越接近0），則中長期的脱鈎風險影響會越少。

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項是聯網數據和人工智能——一個產品如果能夠聯網，吸收數據，並搭載人工智能，則風險係數將顯著提升。

這裏要特別考慮人工智能。生活中的人工智能，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能夠輸入數據、輸出內容。而要看到，提示詞本身就是敏感數據（提問本身能夠透露大量信息）；而輸出內容則與信息主權及意識形態相關，都涉及敏感領域。舉例：如果電動車是聯網、捕捉數據、可以搭載人工智能的，則風險係數將大幅上調到“高風險行業”。

同理，只要涉及內容，與意識形態、價值觀、政治及信息主權發生聯繫，則風險係數會極速提高。最明顯的領域是互聯網社交媒體。（在美國對華政策方面，可以將TikTok和Shein、Temu進行比較。顯然，TikTok涉及社交媒體、信息傳播、信息主權，風險係數遠高於作為電商的Shein和Temu）。

以上風險調整係數是示意性的，只是為了提供一個分析框架。各個行業可以結合自身情況，判斷一下自己的風險調整係數。

當然，在大的方向上有共識，也並不代表在具體操作上都有共識。舉例，美國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與中國維持經濟聯繫？雖然共識是在敏感領域脱鈎，非敏感領域維持聯繫，總體降低美國經濟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依賴，但涉及到具體到程度、深度、廣度，就有分歧了——一些人主張更大的脱鈎以保障國家安全，另一些人則強調經濟相互依存的現實和全面脱鈎的巨大成本。這樣的討論和博弈還將持續進行。

二、美國對華認知及政策的“非共識”部分

所謂對華政策的“非共識”部分——即存在爭議、分歧、面臨政治與政策博弈的部分。

非共識部分：

如何理解中國的國家屬性，到底是一個“文明國家”（民族國家），還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體（美國的鏡像）。這一分歧從根本上影響着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理解。

例如，中國是否是冷戰時期蘇聯的延續？因為蘇聯實際上是美國的“鏡像”，與美國開展全面的軍事、經濟、科技、制度、意識形態競爭及制霸）；中國的目標是取代美國，爭當新的全球霸主，還是隻希望推翻美國的霸主地位，支持多極秩序；中國到底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還是秩序的顛覆者，以及中國的崛起究竟是否真的構成對美國的“存在威脅”（而非一般意義的影響和挑戰）。

針對中國，美國應該以消極防禦為主，還是更多的採取主動進攻姿態，遏制中國的發展。包括美國是否應該做出努力，嘗試影響和改變中國的制度和價值（“和平演變”），還是應該完全放棄；美國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認可中國在區域內和國際上的影響力範圍；美國是否應該守護所謂的“第一島鏈”，希望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美國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干預其盟友和合作夥伴與中國的聯繫，為此付出多大代價；台灣到底是否應當被納入美國供應鏈體系的一部分？美國願意為此付出多大代價？抑或台灣對於美國來説的風險始終太大？

美國和中國是否會發生軍事衝突？這裏包括應然和實然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應然，即美國是否應當通過軍事手段遏制中國，包括直接戰爭及代理戰爭；實然，即按照地緣政治自然推演，中美最終是否會爆發軍事衝突。

美國是否可以借鑑中國的一些制度、政策、發展模式，還是應該與中國模式勢不兩立，全力防止中國製度、價值觀、模式、政策對美國的影響、滲透和“倒灌”。

美國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籍及華裔人才。考慮到中國特殊的文明、文化、政府與政治形態，美國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的個體？是否應該防止中國籍人士對美國的“社會性”滲透？

和共識領域一樣，非共識領域，也將繼續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為我們理解和應對美國對華戰略提供了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