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羣：直面衰老與死亡，做一個“老年探險家”

【文/錢理羣】

我和老伴經常感慨説，我們這一輩子實在是活得“太苦太累，太虛太假”了。如果不抓住進入老年這一最後時機進行彌補，就實在太虧、太窩囊了。這樣，我們的“養老人生”就有了一個目標：要恢復人的本性、真心、真性情，取得和自然和他人，以及和自己內心關係的三大和諧，由此調整、完善我們的人性與人生。

於是，我就給自己的養老生活做了這樣的安排：閉門寫作，藉以沉潛在歷史與內心的深處，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昇華到更廣闊、自由的境界；每天在庭院散步，不僅是鍛鍊身體，更是欣賞草木花石、藍天浮雲的自然美，而且每天都要有新的發現，用攝影記錄下自己與自然相遇時的瞬間感悟；同時儘量使自己的人際關係單純、樸實化。

所有這一切的安排，最終要回到自己的內心，追求心靈的寧靜、安詳。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養老人生理想的核心與關鍵。

我想起20世紀80年代所倡導的“三寬”：我們的生活與內心都應該“寬鬆”，對周圍的世界和自己都要“寬容”，更要“寬厚”。有了這“三寬”，就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矛盾與衝突，我們的晚年也就能進入一個寬闊而自由的天地。

老年人遇到的最大也是最後的難題，自然是如何面對“老、病、死”的問題，這是不必迴避的。我自己也是因為老伴的患病、遠行而和老伴一起做了嚴肅與艱難的思考。

“老、病、死”是每一個人遲早要面對的人生課題，不必消極迴避，也不必緊張恐懼，要“看透生死，順其自然”。

患了病，哪怕是重病，也應積極治療；但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就不必勉強治療，不求延長活命的時間，只求減少疼痛，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我們不選擇“好死不如賴活”，而選擇“賴活不如好死”。

我們一輩子都追求人生的意義，這就要一追到底，至死也要爭取生命的質量。獨立而堅強的可忻，更做出了“消極治療，積極做事”的選擇，趕在死神之前，做完自己想做的事，並且親自打點身後之事，把最後的人生安排得儘可能完善、完美，將生命主動權始終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裏。

可忻的選擇得到許多人的尊敬，大概不是偶然的。

《養老人生：新機遇，再出發》，錢理羣/著，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3月版

2023 年是我養老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從2022年12月到2023年3月，因疫情緣故我被封閉在家裏，足不出户，做了三件事：整理身後出版的書稿；安置身後財產；做自己一生的總結，進行自我反省和懺悔。

4—7月上旬，我先後參加了：理想國在北戴河召開的我的第100本書——《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發佈會；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聯合舉辦的“錢理羣學術思想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術討論會；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錢理羣、崔可忻獎學金”頒獎大會；以及安順市政府主持的《安順文庫》發佈會，“天下貴州人”活動組委會主辦的“關於貴州地方文化開發與研究的思考”講座。在與現代文學研究界各代學人做了深入的學術討論之外，還特別與“90後”“00後”有思想追求的年輕一代做了廣泛的思想交流，也可以説是精神傳遞吧。

7月12日，我從安順回到燕園養老院住所，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基本盡到，歷史使命也基本完成。打個比方説，在人生賽馬競技場上，我已經衝到盡頭，並得到了學界與社會的相應評價；但到達終點後，也不會馬上止步，在全身心安全停下之前，還有一段慢跑。

沒有想到，17天以後，剛剛喘過氣來的我，又橫禍天降。在7月29日中午和7月30日凌晨3時半兩次滑倒在地。雖然身體沒有受傷，卻渾身筋骨痠痛，一蹶不振了。“變老”的大洪水淹沒了一切，意味衰老與死亡迫面而來。

一方面，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衰弱、昏聵感，不堪承受；另一方面，在靜靜地躺平中，竟然充滿了好奇心：

·到了一生盡頭，會發生怎樣的生理現象、心理現象？在這背後又藴含着怎樣的社會現象？

·怎樣理解與思考衰老和死亡？

·我將遇到怎樣的僅屬於自己的生理、心理困境？我將以怎樣的方式應對自己的生命衰竭？

·個性化的錢理羣式的衰老與死亡，究竟是什麼樣子？

這太有意思了，又煥發了我的生命想象力與創造力！

我突然明白：衰老意味着自我身份、標識的消失，就需要尋找、建構新的自我。進入生命最後階段，我的身份、標識是什麼？我是幹什麼的？我是誰？答案因人因時而異：這正是最吸引我之處。

我要繼續做一個“老年探險家”。於是，就有了我關於自己最後人生的兩個設想。

設想一：“活力養老”最後的閃光發亮

首先是從2023年到2027年，84歲到88歲的“米壽”，或許延長到2029年的90歲，我期待有一個“靜養、讀書、寫作”期，即所謂“活力養老”的最後閃光、發亮：在靜養、維護身體健康為主的前提下，將讀書、寫作、學術研究的方向，轉向“追問人性、國民性，探討老年人生的生與死的本質”，最後迴歸生命的本真狀態，呈現完整、真實的自我。

我想到做到。從7月29日摔倒後的一個月，我集中閲讀了9本關於養老、死亡的作品，並做了詳盡筆記。

錢理羣讀《養老人生》

從2019年和老伴共度生死開始進入“養老學”研究領域，到了2023年，整整4年以後，我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入進去，這將是一個更深入、廣闊的新天地。現在所能寫下的，僅是我初步的思考。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生育率下降，老年期延長，人的生命歷程產生巨大變化，人類進入了長壽時代。

國家衞生健康委老齡健康司司長王海東表示，截至2021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67億，佔總人口的18.9%；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億以上，佔總人口的14.2%。

據測算，預計“十四五”時期，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量將突破3億，佔比將超過20%，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2035年左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在總人口中的佔比將超過30%，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人民網）

應該説，中國、世界，以至全人類，對老齡化時代所帶來的問題，都缺乏思想準備。整個社會陷入不知所措或無所作為的困境，而身處其中的老年人，則陷入惶惑甚至恐懼之中。這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

難道老齡化僅僅帶來危機，沒有出現生機？

長壽時代，會不會給我們這些老年人帶來生命發展的新的可能性？

我認為，恰恰是長壽時代改變了老齡人生的既定道路與命運。

在傳統中，人生分三個階段：學習—工作—養老，是一個不斷走向衰亡的過程。在這樣的人生邏輯裏，“養老”就是“等死”。

但長壽時代的老人，壽命的延長，也同時意味着身體與精神的延伸，勞動參與率的提升。這樣，就有了重新“學習”與“工作”，重新創造物質與精神財富的機遇，甚至有了繼續大有作為、中有作為，至少是小有作為的可能。

同時，因為處於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時代，老年人智力的意義與價值就更加凸顯出來。

我想過這樣的問題：我的學術研究是機器人能替代的嗎？有的基於理論與史料的研究，可能機器人也能做；那些基於個人人生經驗與滲入個體生命體驗的研究，就很難被取代。

這樣與當下、現實聯繫密切的學術研究，再加上個人主體性的介入，恰恰是我的主要追求，也是優勢所在。

老年人有豐富、複雜的人生閲歷和生命體驗，在新科技時代的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會激發出特別的生命活力：在機器人的挑戰下，高智商的老年人彌足珍貴。

老年人的智力、創造力，絕不能低估。以我自己為例，從2002年63歲退休，到2023年84歲，20年來我始終處於思維的活躍狀態，而且不斷趨向高峯。有學生統計説，我的三分之二的著作，都寫在退休之後，始終保持在高水平。

據研究者分析，人的智力分“晶體智力”（知識，理論）和“流體智力”（人生經驗，生命體驗，想象力與創造力）兩方面。

一般説來，越到老年，就越趨於保守研究。這是因為流體智力不足，也沒有勇氣與智慧否定、超越自己，還有的老年人落入“成功人士”陷阱，醉心於各種應酬並從中獲利，而無法堅持寂寞中的獨立研究。

我的老年期研究，也有主要依靠晶體智力的，偏於揭示研究對象的複雜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仰仗流體智力，滿懷好奇心開發自己的想象力，自覺追求老年學術的“創造性頂點”。

可以説，正是在2022—2023年，我的思維活躍度，想象力與創造力都達到了頂峯。

現在，突然摔倒在地，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希望自己在進入衰老、死亡期的最初階段，至少在“88米壽”之前，還能保持思維的相對活躍，還能想象、創造，開拓思想與學術的新未來。

設想二：進行“我是誰”的追問

在《九十歲的一年》裏，我讀到了這樣一句話：

為了你，我已擺脱了自我

不戴面具地踐行生活……

即我內心最深處的那種生活。

我眼一亮，心一動：這真一語道破了老年人生的本質！這也是我的“養老學”思考和研究的核心。

我在很多文章和講話裏都一再提到，作為一個人，特別是中國人，我們一直是“戴着面具”的：從童年、少年接受學校教育，就開始學會“聽話”；到了青年、中年、老年階段，成為社會的一員，你的職業、身份、地位無形之中也成為一個卸不下的面具。

你能説什麼，做什麼，都有規定，絕不能越軌。實際上，每個人都是一個“羣體性”的、“我們”式的存在，而不是個體性的“我”的存在：內在的自我始終處在被遮蔽、壓抑，不被承認，以至自己也不知曉的狀態。

現在老了，退休了，脱離了單位，成了養老院裏的一個普通居民，沒有頭銜、身份、地位的老頭、老太。

直到此刻、現在，你才可以擺脱你原有的存世身份，自由、放開地活着，開始傾聽你內心深處的聲音，讓你本質性的存在顯現出來，由單一的自我變成多重自我，成為“你想成為的人”，這才找到了獨一無二的自我。

這不僅是一個重新尋找、發現與堅守的生命過程，更包括自我人性的重新調整。

除此之外，還要有人性的新發展——把自己曾經有過，卻陰差陽錯沒有實現或沒有充分實現的興趣、愛好、嚮往發掘出來，把自己的最大潛能發揮盡致。

重建了自我，生命因此有了一種新的存在形態。有了老年人生的迴歸與重建，儘管步履蹣跚，卻成了“超越性的老人”，這就是“老中的不老”：雖然衰弱了，失去了很多，但人性超越了。

2019年，友人來養老院探望錢理羣

於是，我突然醒悟：雖然我倒下了，卻迴歸更深維度的自我，成為內在的“人”，呈現本質性的自我存在。這樣，我也就可以坦然回答“我是誰”這個人生的根本問題。這樣的追問，從青少年開始，到了年老臨終，才會有一個完整、可信的答案。

這就是我在生命最後階段的責任與使命：進行“我是誰”的追問。

首先，這是一個“連自己也説不清”的，“遠比人們描述中、想象中的‘錢理羣’要複雜得多”的錢理羣。我在《錢理羣的另一面》的“後記”裏這樣寫道：

説我“激進”，其實在生活實踐中，我是相當保守、穩健，有許多妥協的；説我是“思想的戰士”，其實我內心更向往學者的寧靜，並更重視自己學術上的追求的；説我“天真”，其實是深諳“世故”的；説我“敢説真話”，其實是欲説還止，並如魯迅所説，時時“騙人”的。

人們所寫的“我”，有許多反映了我的某些側面；但同時也是他們心中的“錢理羣”，或者説是希望看到的“錢理羣”，有自己主觀融入的“錢理羣”。客觀、真實的錢理羣，是多元的，且相互矛盾的。

這是作為社會性、時代性存在的錢理羣：生活在現行體制下，在與體制的周旋中生存下來，又維護了自己精神的獨立與自由，又有冷靜、剋制，進行一定妥協的理性。

永遠不滿足現狀，是永遠的反對派，永遠站在平民立場，永遠處於體制的邊緣位置，又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屬於魯迅説的“真的知識階級”。

這是憂國、憂民、憂世界、憂人類、憂自己、憂自然、憂宇宙，憂過去、憂現在、憂未來的錢理羣。越到晚年，越感到“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自己有關，時刻不忘“腳踏大地，仰望星空”，“想大問題，做小事情”。

這是堅持老年理想主義與老年現實主義的錢理羣。

人們稱他為“當代堂吉訶德”，又有越來越濃重的“哈姆雷特氣”。錢理羣“永遠走在魯迅陰影下”，固執而執着地以思想家魯迅的思想為自己的精神資源，並且自覺承擔將魯迅思想轉化為當下中國，特別是年青一代精神資源的歷史使命。

這是牢牢把握自己的“歷史中間物”定位的錢理羣，因而不斷質疑、反省自我。

這是沉湎於“一間屋，一本書，一杯茶”，永遠胡思亂想，又喜歡在客廳裏高談闊論、胡説八道、暢懷大笑的錢理羣。

這裏還有一個作為個體的存在，個性化的錢理羣。自稱“自然之子”的錢理羣，説自己“本性上更接近大自然。只有在大自然中，才感到自由、自在和自適。處在人羣中，則經常有格格不入之感，越到老年越是如此”。

即使是旅遊，我對所謂人文景觀始終沒有興趣，我覺得其中的虛假成分太多。真正讓我動心的，永遠是那本真的大自然。這樣的類似自然崇拜的心理，還有相關的小兒崇拜，其實都來自“五四”——我承認，自己本質上是“五四之子”。（《錢理羣的另一面》）

還有一個永遠保持童心的“老頑童”錢理羣。

我和同為養老院居民的兒童文學家金波合作寫了一本《我與童年的對談》，就説“中國有兩個成語，最適用於人的晚年，一個是返老還童，再一個是入土為安”，但又不是簡單地回到童年，其中有老年的閲歷與智慧。

“把老年的智慧和童年的真誠結合起來，實際上是一種（生命的）提升”。我最看重的“童心”，就是“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對萬事萬物本能的直覺反應，不受任何拘束和限制的想象力：這都是兒童的天性”。

我這一生，最大的特點、優勢，就是任何時候，特別是人生每一個重要轉折點，都保持與發揚兒童天性，對未來充滿好奇心、想象力，也就有了不竭的創造力。

這是煥發藝術天性的錢理羣。

“我經常關注千姿百態的建築物在藍天、白雲、陽光映照下所顯示的線條、輪廓、色彩等形式的美”，“連續拍攝了好幾張‘風箏飄浮於晴空中’的照片，意在表達我內心的‘藍色’感：那麼一種透亮的、飽滿的，彷彿要溢出的，讓你沉醉、刻骨銘心的‘藍’”（《錢理羣的另一面》）！我就是魯迅筆下的“臘葉”：“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野草》）。

錢理羣還是天生的表演藝術家。

從小就喜歡唱京劇；小學五年級還因為在上海市小學生演講比賽中得了獎而被電影廠看中，在《三毛流浪記》裏扮演了“闊少爺”的角色；後來又參加少年兒童劇團，為1949年剛進駐上海的解放軍做慰問演出；

錢理羣在《三毛流浪記》裏扮演笨孩子一角

20世紀50年代在南師附小和南師附中讀小學和中學，都是學生劇團的頭兒，自編自導自演《我是流浪兒》《二十年後》等話劇；60年代在貴州教書期間，還擔任話劇《年青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的主角；90年代成了北大教授，還在百年校慶組織編寫、演出話劇《蔡元培》。

這樣的表演習性也滲透到教學工作中：十分重視“朗讀”在中小學語文、大學文學教育中的作用。

我的上課也具有表演性，很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表演性也滲透到我的思想、思維方式中，我喜歡做“大概括，大判斷”，就具有某種“誇張”的成分。

也因此被批評為“不嚴謹”，從另一個角度看，也不失為一個特色，以至優勢。直到2023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新講》還是一部“有聲音的文學史”，附有我朗讀現代詩歌、小説、散文、戲劇作品的錄音：這樣的學術與表演藝術的結合，確實是屬於錢理羣的。

於是，又有了“卸下面具”的錢理羣。

2005年66歲生日那一天，在老伴崔可忻協助下，我有意做了一次“表演”，也是晚年最後的“演出”：拍下一組“怪臉相”。“用誇張的方式，表現平時受壓抑的一些內心情緒。

由地故作歌唱、驚喜、痛苦、幽默、歡樂、作怪、調皮、悲傷、沮喪、諂媚、高呼、沉思狀……”，“這背後自有一種真性情”（《錢理羣的另一面》）。也可以説，這是人到晚年，對自己隱藏、遮蔽的內心世界的一次逼視與透露，但卻是以一種誇張的表演來顯示。

世人看了，不禁啞然一笑。這正是我有意留下的“最後形象”：“這是一個可愛的老頭兒”。“這背後有幾層意思：一是真誠——但有點兒傻；二是沒有機心——但不懂世故；三是天真——但幼稚；四是永遠長不大，是個老小孩兒”。“因此，‘可愛的人’也是‘可笑的人’”（《腳踏大地，仰望星空：錢理羣畫傳》）。

終極理想：超越性

正當我熱衷於總結自己一生，思考“我是誰”，將自我現實理性化、抽象化時，我讀到了《臨終心理與陪伴研究》，又猛然驚醒：我這樣理性思考、總結“我是誰”，當然很重要，也很不容易；但如果因此將自我現實凝固化、絕對化，也預伏着很大的危險。

據相關學者的調查、研究，老年人到了生命的臨終時刻，“身體失去更多的功能，自我也愈加無力維持它所建立的秩序，而病人也同時感覺他好像不再是‘原來的自己’”，隨着“自我現實一層層的褪去”，人的意識就“從自我現實的意識轉化到超個體的整全意識”。

既迴歸個體生命的內在自我，又融入宇宙大我之中，“與神聖領域締結，與他人發展前所未有的親密，宛若個人返回母親的懷裏”，就進入一種有別於自我現實的，研究者稱之為的“靈性生命狀態”：“從原來繁雜的人間世事中脱離了出來，用靈魂去看見每一件事情，而每一件事都沒有必須説出的意義”，只是“帶着慈意，專注着、微笑着、珍惜着”。

“死亡不僅在生理機制上提供完善的歸途，與這個機制相伴的精神領域也提供完善終結”，“每個非猝死臨終的人應該都會經歷最後的‘良善’時刻”。這大概就是人們所説的“壽終正寢”吧。

但這樣的臨終過程又是相當“個人化”的。寧靜、安然之外，也會陷入空虛、焦慮，甚至突然出現“怪異”。更多的是同時包含寧靜與騷動，心碎與幸福，冷酸與温暖，攝取與給予。（以上討論見《臨終心理與陪伴研究》）

在看清楚這樣的生命歸宿以後，我也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認清“我是誰”，又不能將現實存在的自我終極化，而是要在面臨不可避免的衰老與死亡時，迅速地從自我現實中撤離出來，讓本心臣服於自然的生死流轉，進入生死相通的瀕臨狀態，從而獲得新的靈性生命。平靜、安適、和諧，自有一種超越性的感受。這大概就是我的養老人生最終的理想與目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