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與東南亞”會議於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成功舉行：共探發展合作與知識自主之路

2025年6月10日至12日，“全球南方與東南亞”學術會議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的印度尼西亞大學德波克校區成功舉行。會議由印度尼西亞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北京修遠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合主辦，旨在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知識界之間的深入對話，探討全球格局重塑背景下的區域合作路徑與發展模式創新。

會議吸引了來自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越南、柬埔寨、文萊和東帝汶共10個國家的37位學者與專家，涵蓋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化研究等多個學科領域。作為一場以南方國家為主體、以跨區域知識合作為導向的國際論壇，會議圍繞“南方知識體系重建”“區域發展模式轉型”與“多邊機制創新”等議題展開充分討論，標誌着一個以自主知識生產為核心的新型南方話語平台的初步形成。

修遠基金會理事長楊平在開幕致辭中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深刻變局，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已顯露其制度性與價值觀上的侷限性。全球南方作為一支不斷崛起的集體力量，亟需在擺脱單一現代性和西方知識結構依附的基礎上，構建契合自身歷史文化與發展現實的自主理論體系。全球南方網絡（Global South Network, GSN）正是在此背景下孕育而生，其目標在於通過跨國知識分子的持續交流與議題設置，推動話語體系重構，進而在政策制定與社會發展中發揮實質性影響。

6月11日，會議圍繞“全球南方的知識覺醒”“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全球南方”“全球南方與新發展主義”以及“發展模式與經驗”四個議題展開。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賽義德·法裏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從馬來世界的思維方式出發，提出知識非殖民化應包括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知識重建與原創三大維度。復旦大學教授殷之光則強調，中國對全球南方的關注不僅是地緣戰略的調整，更體現了對另一種全球秩序想象的主動構建。越南學者黃惠英（Hoang Hue Anh）指出，在“普世價值真空期”中，全球南方面臨制度重建的契機，需構建真正反映自身利益的國際規範體系。清華大學博士生秦北辰則從東南亞經濟追趕的經驗出發，論證本土理論創新的重要性。前澳大利亞駐印尼外交官馬克斯·萊恩（Max Lane）指出，印尼貧困狀況的根本原因在於荷蘭殖民主義竊取了大量財富，而新政府並未有力削弱殖民遺產。

第二個議程“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全球南方”中，柬埔寨國民議會諮詢委員會主席強·萬納裏（Chheang Vannarith）認為，東盟正逐步演變為全球南方的戰略中樞。馬來亞大學馬來研究學院社會文化系教授、馬來亞大學研究員阿旺·阿茲曼（Awang Azman Awang Pawi）提出一種以地方自主與社會投資為核心的發展主義新範式，強調數字經濟對地區多元化發展的推動力。菲律賓中國研究會會長、亞太進步基金會研究員盧西奧·皮特羅（Lucio Blanco Pitlo III）指出，南方國家正致力於多邊戰略佈局，以應對全球力量格局的不確定性。印度尼西亞教育和文化部文化總局局長希爾瑪·法裏德（Hilmar Farid）強調文化在塑造區域共同體中的核心作用，主張推動內容配額制度與區域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北京大學查道炯教授指出，“全球南方”概念具有深厚的歷史延續性，中國在南方合作中構建的“三位一體”發展模式為未來提供實踐範式。越南外交學院外交政策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陳清海（Tran Thanh Hai）副院長則提出，全球南方合作應聚焦全球治理改革、氣候變化應對、南南科技創新與區域一體化。

在“全球南方與新發展主義”議題的討論中，前聯合國大會主席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改革斯蒂格利茨委員會成員佐莫·桑達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指出，萬隆精神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東盟+3（中日韓）機制或成新興不結盟平台。論壇發起人楊平認為，在西方發展理論指引下的多數南方國家未能完成工業化這一任務，必須創造新的發展理論與新的發展模式，用以指導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事業。中國農業大學李小云教授指出，南方國家應推進從外生型發展主義向內生型發展的轉型。北京大學周詠梅教授提出“漸進式制度建設”的三維模型以回應“善政與發展”的辯題。印尼大學肖夫萬（Shofwan AI Banna Choiruzzad）教授則批評了過度“大國中心主義”所導致的南方國家角色誤判。柬埔寨金邊皇家大學錢達里斯·尼克（Chandarith Neak）教授通過“一帶一路”合作案例，論證了發展自主性的可行路徑。

“發展模式與經驗”議題涵蓋多個國家的實證研究。印尼大學普爾瓦託（Semiarto Aji Purwanto）教授基於人類學視角探討了文化政策對原住民的影響，呼籲推動社區本位發展。菲律賓學者費爾南多（Fernando T. Aldaba）分析了東盟國家在國家干預與市場機制之間的路徑選擇。中國社會科學院許利平研究員討論了伊斯蘭教本土化對東南亞區域認同的影響。新加坡學者黎良福（Lye Liang Fook）指出，小國應藉助數字化和綠色經濟把握新發展機遇。來自泰國的納榮·佩普拉塞特（Narong Petprasert）教授從國內權力結構入手，剖析發展公平性的問題。北京大學孔濤研究員則提出以“韌性中等收入羣體”為核心的可持續發展策略。菲律賓學者羅梅爾·班樂義（Rommel Banlaoi）強調中國發展模式對菲律賓的啓發價值，主張超越地緣政治分歧推進務實合作。

6月12日上午，會議聚焦“東南亞次區域合作”與“東南亞合作與反思”。北大副教授王敏以中國新能源政策為例，展示政策引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轉型路徑。柬埔寨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金平（Kin Phea）則以本國實踐為例，介紹了基礎設施合作對減貧的顯著成效。北京大學徐晉濤教授提出森林治理領域的政策創新建議。東帝汶國立大學副校長哈里（Helio Mauquei）強調綠色能源合作的戰略意義。印尼國家發展大學法赫魯·諾弗裏安（Fachru Nofrian）關注中印尼能源合作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瑪瑞亞·莫尼卡·委赫爾登（Maria Monica Wihardja）從知識轉移視角回顧中印尼長期合作史。

最後一個議題為“東南亞合作與反思”。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劉宏教授提出四維知識轉移框架，系統闡釋中印尼合作中的知識轉移模式。文萊學者雲昌耀（Chang-Yau Hoon）警示“全球南方”概念被工具化的風險，呼籲傾聽基層聲音。印尼政府顧問阿拉塔斯（Vivi Alatas）着重探討數字技術合作，提出構建智能製造業生態系統的具體方案。馬來西亞專家坦加維盧（Handre Thangavelu）基於東盟56年發展歷程，強調區域經濟韌性的制度基礎。來自中國的潘玥學者創新性提出中國和印尼“共同現代化”的三重實現路徑，為南南合作提供新思路。印尼經濟學家薩特里亞萬（Elan Satriawan）則強調社會保障制度在增強經濟包容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前越南外交官黃氏荷（Hoang Thi Ha）指出，面對美國經濟民族主義，“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傳統模式正在遭遇結構性挑戰。

6月11日晚，會議特別設立“圍爐夜話”交流環節，邀請約80位印尼主流媒體人、學者與大學生代表，與中方與會學者圍繞“全球南方意味着什麼”等議題展開開放式對話。該環節由中國傳媒大學張豔秋教授主持，其打破傳統會議場域邊界，在輕鬆而深入的氛圍中，推動青年羣體、媒體界與知識共同體之間的多元互動。與會者圍繞全球南方的歷史定位、現實處境與未來可能展開思辨式交鋒，展現出南方知識界不斷生長的公共理性與實踐責任感。

12日下午，會議以兩場高層圓桌論壇圓滿收官。圓桌A由全球南方網絡籌備委員會主席錢納裏與中國農業大學李小云教授共同主持，圍繞“西方理論的持續影響與中國經驗的本土轉化”展開深度討論。與會學者在回應既有發展範式的同時，亦提出構建兼顧歷史連續性與現實差異性的理論框架，推動南方國家在現代性敍事中實現知識再平衡。圓桌B由馬來西亞科學院院士佐摩·桑達拉姆與《文化縱橫》社長楊平共同主持，聚焦“中美結構性競爭下的東南亞戰略定位”。在高度複雜的地緣環境中，學者們普遍認為，長期依賴“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路徑已面臨結構性瓶頸，迫切需要構建更具自主性與戰略彈性的區域政策體系。

“全球南方與東南亞”會議的順利召開，不僅推動了區域間的實質性對話與知識互鑑，更標誌着一個以南方主體為核心、以跨國協作為方式、以思想生產為驅動的新型合作機制的雛形正在形成。會議所呈現的理論深度與實踐維度，凸顯出南方國家在國際秩序重構進程中爭取話語自主與發展主導權的緊迫意願與現實路徑。此次會議不僅加強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知識界之間的深度交流，也為“全球南方”這一概念的再定義與多元化實踐提供了思想動能與網絡支撐。作為全球南方網絡（GSN）建設的重要起點，本次會議的召開有助於推動南方國家在新一輪全球治理變革中實現知識自主、理論創新與發展聯動，併為未來常態化、機制化的南方對話平台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