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培朝、魏鋮：首個考古發掘的新羅質子墓，揭示了什麼？

【文/ 夏培朝 魏鋮】

2022年6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雁塔區東姜村發掘了一座唐墓，出土墓誌一合，墓主為葬於貞元十年（794年）的新羅質子金泳。關於在唐新羅王族成員的墓誌，先前僅見大曆九年（774年）的金日晟墓誌[1]，但來源不明。本次新出的金泳墓誌是首次經考古發掘出土的在唐新羅人的墓誌，背景信息明確，志文記載了金泳本人及其先世的諸多內容，這對研究唐與新羅的關係多有裨益。現將墓誌內容考釋如下。

墓室正視圖

一、金泳家世

志文載金泳的祖父為金義讓，唐玄宗開元初年受新羅國王派遣入唐宿衞，而其身份為“新羅國故王堂兄”。所謂“故王”，當指金義讓入唐時在位的新羅國王，該志撰文時此王已故，因此以“故王”稱之。考之文獻記載，長安二年（702年）新羅王金理洪卒後，其弟金興光繼位，直到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去世[2]，諡號聖德王[3]，可見開元初年在位的新羅國王為金興光，因此金義讓當是金興光的堂兄。

金義讓入唐後，獲授官職，志文所記“金紫光祿大夫、試太常卿”當為其最終官職。其中，金紫光祿大夫為正三品文散官[4]，九卿之一的太常卿為正三品職事官，“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5]。志文稱“試太常卿”，因此金義讓獲授的太常卿一職為試官，而非正官。

金義讓傳世文獻無載，但見於定陵陵園蕃酋像的題名。2016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定陵陵園遺址發現了一尊蕃酋像的兩件殘塊，其中軀幹部分殘塊的背部題刻有文字，殘存“衞將”和“金義讓”五字。關於金義讓此人，田有前推測其為中宗時期的新羅遣唐使金思讓，而“思讓”和“義讓”為一名一字關係，或為題刻者因音近而致誤，“衞將”則是某衞將軍之殘缺[6]。據《三國史記》記載，金思讓於新羅聖德王二年（703年）被派遣入唐，並於次年三月返回新羅[7]。據金泳墓誌，金義讓在開元初年才入唐，至少晚於金思讓入唐十年，兩人入唐時間不同。更為重要的是，金思讓的身份為遣唐使，入唐次年即歸國，而金義讓則是入唐宿衞。無論入唐時間抑或生平，兩人截然不同，所以蕃酋像上題刻的“金義讓”並非金思讓。唐中宗李顯於景龍四年（710年）十一月葬於定陵[8]。其後睿宗於開元四年（716年）十月葬於橋陵[9]。志文所記“開元初”當指開元元年（713年）或稍晚，可見金義讓的入唐時間略晚於中宗入葬定陵。可以推測，金義讓入唐之時，包括蕃酋像在內的定陵部分附屬設施可能正在修建，因此金義讓的形象被納入定陵。而橋陵蕃酋像的修建時間稍晚於金義讓入唐，亦有極大可能存在題名金義讓的蕃酋像，這有待今後的考古工作驗證。

志文載“因宿衞而有三男流於闕下，其長子皇授中散大夫、可光祿少卿，則君之考也”，可知金義讓有三子留在唐廷，其中長子即金泳的父親。該處僅記了金泳父親在唐廷獲授的官職中散大夫、光祿少卿，而未載其名諱。其中，中散大夫為文散官，正五品上階[10]，光祿少卿為職事官，從四品上階，光祿卿“掌邦國酒醴、膳羞之事”，而光祿少卿是光祿卿的副職[11]。

二、金泳生平

1.襲其父質

志主金泳於“貞元十年（794年）五月壹日”“終於京兆府太平裏之館第”，“春秋卌有八”，據此，其應生於唐玄宗天寶六載（747年），後金泳“以父之胤而襲其質者”，即金泳的質子身份承襲其父。

新羅入質宿衞始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年），金春秋因求助唐廷出兵百濟向唐太宗表示願留子宿衞[12]。根據史料記載，宿衞者有宿衞質子、宿衞學生兩種，唐中後期入唐求學的一般稱為宿衞學生，早期宿衞質子身份具有雙重性，既是學生又是質子[13]。宿衞質子帶有較強的政治色彩，其在唐宿衞期限並無固定，既有次年歸國者，又有居唐二十餘年甚至於終老唐土者，宿衞學生則“通常為十年”[14]。金泳質子身份承襲其父，因此金泳父親亦為質子，推測在金義讓卒後，其長子承襲其質子身份留在唐廷。唐代四夷質子中是有長期居唐，世代為質的現象[15]。雖然唐代有這種襲質傳統，但新羅作為唐代納質宿衞最多的，尤其是經歷了唐羅戰爭後，從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兩國之間的朝貢關係逐漸恢復正常，玄宗開元二年（714年）新羅重新向唐派出質子宿衞闕庭，開元天寶中史料有記載的多達7次[16]，金泳祖父金義讓就是在開元初入唐宿衞。從入唐宿衞人選看，似乎新羅並未有襲質的現象。安史之亂期間新羅入質侍子罕見，直至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年）後，新羅入唐宿衞才又逐漸頻繁起來，而這段時間恰好是金泳父親與金泳為質子的時間。因此，或可推測由於安史之亂，唐羅的交流一度中斷，新羅無法派出新的宿衞質子，唐廷即任命金泳及其父親為質子，以處理兩國事宜。

2.佐使銜命

大曆三年（768）年，金泳首次受命作為宣慰副使回國。關於該年唐廷與新羅的交往，《舊唐書·新羅傳》記載“（大曆）三年，上遣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歸崇敬，持節齎冊書往吊冊之，以乾運為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仍冊乾運母為太妃”[17]。這一年代宗派遣歸崇敬出使新羅，對金乾運及其母親進行了冊封。而金泳作為歸崇敬的副官一同出使，因此也得以在行前獲授“將士郎、韓王府兵曹參軍”。其中，將仕郎為最低一等的文散官，從九品下階[18]；韓王府兵曹參軍為職事官，正七品上階[19]。唐代宗第七子李迥於“寶應元年（762年）封韓王。貞元十二年薨”[20]，故金泳擔任兵曹參軍時的府主應為韓王李迥。但自從玄宗開始將皇子安置於十六王宅集中居住後，親王例不出閣，親王府的僚屬也隨之虛化，並無實際職掌[21]，可見金泳此次獲授的官職僅為虛職，其作為李迥僚屬的身份也徒有虛名。

由“宣命畢而復歸，恩命優加重賞，授朝散大夫、試太子洗馬”可知，金泳在此次出使新羅返回後，得到了代宗的重賞，獲授官職“朝散大夫、試太子洗馬”。其中，朝散大夫為文散官，從五品下階；太子洗馬為職事官，從五品上階[22]。代宗長子李適於廣德二年（764年）被立為皇太子[23]，因此金泳擔任太子洗馬時的東宮之主為李適。但與親王府僚屬從玄宗時已虛化一樣，因太子從玄宗時也不再居住東宮，其屬官也淪為虛職。可見，金泳返回唐廷後的此次升遷，雖然職事官的品階從正七品上階提升到從五品上階，但並未改變所任仍為虛職的性質。此後，因“丁太夫人憂，居喪三年”，金泳之母在其擔任太子洗馬期間去世，金泳也按唐廷的禮制去職守孝三年。

3.再赴東國

金泳在德宗貞元元年（785年）三十九歲前已結束守孝又一次任副使前往新羅。據史料所載，貞元元年唐廷前後兩次派遣使者前往新羅，分別對金良相、金敬信進行冊命。關於第一次冊命，《舊唐書·新羅傳》記載“貞元元年，授良相檢校太尉、都督、雞林州刺史、寧海軍使、新羅王，仍令户部郎中蓋壎持節冊命”[24]，而《冊府元龜》記載“貞元元年正月，以秘書丞孟昌源為國子司業、兼御史中丞、新羅弔祭冊立使……至是，詔授良相檢校太尉、都督、雞林州刺史、寧海軍使，遣昌源吊冊之”[25]，兩處所記均是對金良相的冊命，但所記使者一為蓋壎，一為孟昌源。究竟使者是何人，朝鮮史書《三國史記》中記載：“六年（新羅宣德王金良相六年）春正月，唐德宗遣户部郎中蓋壎，持節冊命王為檢校太尉、雞林州刺史、寧海軍使、新羅王”[26]，因此此次冊立使者極可能是蓋壎。關於第二次冊命，《舊唐書·新羅傳》記載“其年，良相卒，立上相敬信為王，令襲其官爵”[27]，而《冊府元龜》記載“是年，新羅王金良相卒，其上相金敬信為王，詔令襲其官爵”[28]，兩處所記內容一致，但均未載使者為何人。因此貞元元年的第一次冊命是對早在建中四年（783年）已被國人立為王[29]的金良相進行冊命，建中四年十月至興元元年（784年）七月德宗因涇原兵變出逃奉天[30]，導致時局極為混亂，那麼遣使赴新羅推遲到兵變平息後的貞元元年正月也頗為合理，而第二次冊命則是對當年新立的金敬信進行冊命。志文稱此年“本國王薨”，而本年所薨之王為金良相，那麼金泳當是作為弔祭冊立副使參與了第二次冊命，即隨從正使弔祭當年去世的先王金良相，並冊立新王金敬信。因金泳此次出使新羅，得以在行前拜官試衞尉少卿。衞尉少卿為從四品上階職事官，衞尉卿“掌邦國器械文物之事”，而衞尉少卿是衞尉卿的副職[31]。與前兩次所授試官皆為虛職不同，本次所授的試衞尉少卿具有實際職掌。

金泳第二次作為副使出使新羅後，被新受冊命的新羅國王金敬信奏請唐廷讓其兼任蕃長一官。金泳出身於新羅王室，通曉本國風俗，可以很好地管理在唐新羅人，即所謂“風俗廣通於海隅”；又自幼成長於長安，熟悉中原禮制，出使東國新羅可以很好地踐行禮義，即所謂“禮義大興於東國”。蕃長是唐宋時期用於管理外國僑民事務的官員，人選一般是從外國僑民中挑選的有聲望者[32]，資歷豐富的金泳被任命為蕃長也合乎情理。蕃長這一官職目前最早見於高足酉墓誌，據該志其於證聖元年（695年）獲授高麗蕃長[33]，而金泳是目前所見史料中唯一一位擔任新羅蕃長者。據志文，金泳生前居住在“京兆府太平裏之館第”，此處既雲“館第”，則金泳可能並未置辦私宅，而是居住在太平坊的新羅館第之內。太平坊位於皇城含光門西南，與皇城內鴻臚寺、衞尉寺相距不遠，新羅館第位於此坊當不是巧合。舒王李元名、衞王李重俊等人之宅也在此坊[34]。

4.葬於唐土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時隔九年之後的貞元十年金泳去世，其再也未有所升遷。開成元年（836年），新羅國質子、試光祿卿金允夫向唐文宗進狀稱：“本國王命臣入朝充質二十六年，餮矣。三蒙改授試官，再當本國宣慰及冊立等副使，準往例皆蒙特授正官”[35]，可見在開成元年以前，已形成質子歷任三次試官並作為副使兩次出使本國，即可特授正官的慣例。從金泳的經歷來看，其在貞元元年第二次出使新羅返唐後已滿足特授正官的這一條件，但此後生前未再升遷，或與當時尚未形成這一慣例有關。

志文載“鴻臚以奏，聖上宸悼，錫以優例，詔賜使持節、都督登州諸軍事、登州刺史，賻贈疋帛”，可知金泳去世後獲贈官職使持節、都督登州諸軍事、登州刺史，登州都督為中都督[36]，正三品[37]。登州是渤海的重要口岸，也是新羅遣使赴唐的必經之地[38]，在登州的蓬萊、牟平、文登等地有“新羅坊”“新羅所”，組織管理新羅人貿易的機構叫“構當新羅所”[39]，因而金泳獲贈登州都督應與其新羅人的特殊身份有密切關係。

三、相關問題

1.關於撰者良説

墓誌撰者為良説，志文中其自稱“廣文館進士從侄良説”，可知良説為志主金泳的從侄。良説其人檢索史料未見，《三國史記》載：“八月，授前入唐宿衞學生梁悦豆肹小守。初，德宗幸奉天，悦從難有功，帝授右贊善大夫，還之，故王擢用之”[40]。良説之“説”與“悦”相通，其音與梁悦同，亦做過宿衞學生，可能為同一人。但從梁悦生平事蹟來看，其於德宗涇原兵變（784年）時從難有功被授予右贊善大夫，而金泳去世時（794年）良説仍為廣文館進士，兩者身份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撰者並非梁悦。廣文館是唐代國子監下轄的官學之一，始設於天寶九載（750年），一直持續到唐末[41]。唐代官學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42]。官學修習科目包括明經、秀才、俊士、進士等，志文既稱“廣文館進士”，可知良説在廣文館所習之科為進士科。唐廷曾設“賓貢進士”專科，為“四夷”留學生舉行單獨考試，以便其出仕任官[43]。因此良説在撰寫該志文之時，正在廣文館修習進士科，以待參加考試。從行文來看，志文有多處語句不太通順之處，如“其長子皇授中散大夫、可光祿少卿，則君之考也”一句本為直敍，卻加“可”字。“可”字常見於唐代授官制（詔）書，制（詔）書文本大體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前一部分敍述受官者的功績，後一部分陳列所受之官，如建中二年的詔書“二庭四鎮，……皆侯伯守將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觀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觀察使”[44]，官職前加“可”字可使語句通順。但該志此處的“可”字卻頗為齟齬，可以推測此處或是直接照抄金泳的授官制書而來，這也反映了作為新羅留學生的良説文字功底有所欠缺。

2.關於金泳的葬事及葬地

志文載“及葬日，官給車轝、縵幕、手力，兼賜詔祭棺槨、墓地等，仍令長安縣令專知葬事者”，可知金泳的喪事由官方操辦。關於品官的喪事標準，依大曆五年（770）敕文所定：“應準敕，供百官喪葬人夫、幔幕等：三品以上，給夫一百人；四品、五品，五十人；六品以下，三十人。應給夫須和僱，價直委中書門下文計處置。其幔幕，鴻臚、衞尉等供者，須所載幔幕張設人，併合本司自備。如特有處分，定人夫數，不在此限”[45]，其中“人夫”即志文所謂“手力”，金泳獲贈的登州都督為正三品官職，那麼其官給手力的人數當依照“三品以上，給夫一百人”的規定執行。關於其墓葬隨葬品，《唐六典》載：“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已上四十事。當壙、當野、祖明、地軸、誕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僮僕之屬，威儀、服玩，各視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為之，其長率七寸”[46]。其後在開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十五日唐廷詔敕：“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請減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請減至四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十事，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請限十五事。……其別敕優厚官供者，準本品數，十分加三等”[47]，因此金泳墓葬內明器當在70～90事左右。金泳墓雖經盜擾，但仍出土較多隨葬品，尤以陶俑居多。修復完整者80件，推測原數量應高於90件，但這80件中家禽家畜類陶塑55件，有研究認為小型動物俑不在律令限制之列，並無明確的數量限制，不能計算在內[48]。若依此，則金泳墓所出明器僅25件，與其品級差距懸殊，或與被盜擾有關，因此從隨葬品數量上判斷其等級已無可能。但在葬事辦理方面仍能體現唐廷的特別待遇，志文中所載負責金泳葬事的官員為長安縣令，而金日晟墓誌在記載葬事時稱“命萬年令監護，寵蕃酋也”[49]，長安、萬年二縣均為京縣，二人的葬事分別由長安縣令、萬年縣令負責，墓地、棺槨也是皇帝詔賜，這些都表明唐廷對其特別的重視與恩寵。

據志文“以其年八月十四日，窆於城南畢原之北府君叔父之次”，可知今東姜村一帶在唐代屬於畢原的範圍，位於畢原北部，該處為其家族葬地，其葬於“叔父之次”。因金義讓“有三男流於闕下”，其中長子即金泳的父親，那麼“叔父”當指金義讓的第二子或第三子。因該項目發掘範圍很小，未發現金泳叔父的墓葬。由韋瓊墓誌所載“卜葬於長安縣永壽鄉畢原”[50]可知畢原即在當時的永壽鄉境內。先前所見的金日晟墓誌載志主“詔葬於長安永壽之古原”[51]，雖然今具體出土地點不明，但從墓誌所載葬地看，應該也位於畢原之上，金泳、金日晟二人的墓葬當相距不遠。金日晟墓誌明載“詔葬”，金泳墓誌也稱其葬事由官方操辦，由此可知侍唐的新羅質子葬於長安的葬禮皆是官方負責，葬地也極可能集中於長安城南畢原之上。

3.關於金泳的婚配、子女

關於在唐新羅人的婚配，以往所見資料很少涉及，僅金日晟墓誌載“夫人張氏”，但出身不詳。而金泳墓誌明載“夫人太原王氏，東畿偃師縣令千齡之子也”，可見金泳的夫人出身於太原王氏，為偃師縣令王千齡之女。由此或可推測在唐宿衞的新羅質子往往以士族官宦之女為婚配對象。志文載“有男九人：嗣者士素，應明經舉；次曰士弘；次曰士烈，尊君痼疾，願為父出家。女子三人，長者已適事人。餘者悉幼，而乃抱棺泣血”，可知金泳有九子三女，其中已成年者僅三子一女，生母極有可能不止王氏一人。在已成年的三子中，嗣子金士素同其從兄弟金良説一樣，也在準備科舉考試，但所修之科為明經科，這也反映了在唐新羅人修習學業以備科舉考試已成為常態。

四、結語

金泳墓誌為唐與新羅關係史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作為首例經科學發掘的在唐新羅王族質子墓誌，其志文不僅勾勒出金泳家族的入唐脈絡與政治生涯，更是唐代質子制度、外交策略及文化交流的具體體現。

金泳家族三代留唐為質的經歷，印證了唐代“質子宿衞”制度的延續性與功能性。金義讓、金泳父子以質子身份獲授高階官銜，體現了唐廷對蕃夷上層“懷柔遠人”的政治策略。金泳兩度出使新羅、兼任蕃長的經歷，則凸顯了質子羣體在外交事務中的橋樑作用——他們憑藉雙重的政治、文化身份，協助唐廷維繫宗藩秩序，對新羅僑民進行管理。而墓誌細節則折射出侍唐新羅王族的文化適應與身份重構，宿衞質子與唐官宦女子聯姻，子孫習儒業、應科舉，展現了質子後代通過婚姻、教育等逐步融入唐代社會的路徑。

附記：本文在寫作與修改過程中，王亮亮老師提出了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註釋：

[1]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622-623.此外，李璆妻京兆金氏墓誌的志主疑似出身新羅金氏，但所述族源“家遠祖諱日磾……故吾宗違異於遼東……今後昌熾吾宗於遼東”比較含混，存在聯宗新羅王族進行攀附的可能，難以確證其為新羅金氏。墓誌見：王仁波.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二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06.

[2]劉昫,等.舊唐書·東夷列傳(第199捲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5:5337.

[3]金富軾著,楊軍校勘.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6卷)[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5:113-120.

[4]劉昫,等.舊唐書·職官志(第4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5:1791-1792.

[5]劉昫,等.舊唐書·職官志(第4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5:1872.

[6]田有前.唐定陵發現新羅人石像研究[J].北方文物,2019(1).

[7]同[3]:113.

[8]劉昫,等.舊唐書·中宗睿宗本紀(第7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5:150.

[9]同[8]:162.

[10]同[4]:1794.

[11]同[5]:1877.

[12]姜清波.新羅對唐納質宿述論[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1).

[13]魏郭輝,李強.新羅質子侍唐芻議[J].北方文物,2006(3).

[14]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M].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431.

[15]成琳.唐代民族關係中的質子制度研究[D].陝西師範大學,2008:35.

[16]同[12].

[17]同[2].

[18]同[4]:1802-1803.

[19]同[5]:1914.

[20]劉昫,等.舊唐書·肅宗代宗諸子傳(第116卷)[M].北京:

中華書局,1975:3392-3393.

[21]劉思怡.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研究[D].陝西師範大學,2009:53-59.

[22]同[4]:1795.

[23]劉昫,等.舊唐書·德宗本紀(第1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5:319.

[24]同[2]:5338.

[25]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外臣部(第965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0:11351.

[26]同[3]:131.

[27]同[2]:5338.

[28]同[25].

[29]同[24]:5338.

[30]同[23]:337-345.

[31]同[5]:1879.

[32]廖大珂.蕃坊與蕃長制度初探[J].南洋問題研究,1991(4).

[33]李獻奇,郭引強.洛陽新獲墓誌[M].文物出版社,1996:40.

[34]張紫薇.隋唐長安城特權羣體宅院研究[D].陝西師範大學,2022:49-50.

[35]同[25]:11326.

[36]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地理志(第38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5:994.

[37]同[4]:1791-1792.

[38]劉成.唐宋時代登州港海上航線初探[J].海交史研究,1985(1).

[39]曹東昇.唐代的東方門户——登州[C]∥唐史論叢（第6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384-390.

[40]同[3]:138.

[41]廖健琦.唐代廣文館考論[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6).

[42]同[5]:1163.

[43]劉後濱.從宿衞學生到賓貢進士——入唐新羅留學生的習業狀況[J].社會科學戰線,2013(1).

[44]同[23]:329.

[45]王溥.唐會要·葬(第38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5:694.

[46]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將作監(第2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92:597-598.

[47]同[45]:693.

[48]程義，鄭紅莉.《唐令喪葬令》諸明器條復原的再探討[J].中原文物,2012(5).

[49]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622-623.

[50]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719.

[51]同[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