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這個問題若不解決，拉美式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文/高波】

從現代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拉美持續的增長與結構升級都沒有實現，拉美的工業化還沒有充分發展就已經開始遭遇逆工業化了。從這些方面來看，拉美式現代化不能算成功。

經濟方面以往有很多解釋，但這些解釋不太令人滿意。依附理論認為，先發國家是中心國家，剝削後發國家，限制後發國家，所以後發國家發展不起來。但我們看到“二戰”以後，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等國都在從邊緣向中心位置移動。也就是説，在這個世界體系當中，可能有些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為什麼拉美沒有抓住機遇？依附理論解釋不了。

新自由主義給了一個簡單的答案，認為國家干預太多了，應該搞自由化。事實上，拉美國家的經濟自由度、市場化程度都比較高，但兩百年都沒發展起來，近四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也失敗了。資源詛咒理論認為，拉美自然資源太豐富了，產生了各種“詛咒”。比如出口石油，導致本幣升值，從而抑制了國內製造業的出口能力，等等。其實，很多國家都是靠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都是靠自然資源出口，一直到現在都是。那就説明資源詛咒並不是必然的。資源問題可能是一個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

新制度主義、新自由主義強調好制度的關鍵作用，其所謂的好制度基本是自由市場經濟和西式憲政民主制度，這些制度拉美都有，但就是發展不起來。這是新制度主義的難題，它始終解釋不了東亞的發展和拉美的欠發展。新制度主義有很多解決不了的問題，特別是解釋不了制度從哪兒來。一旦他們試圖解釋制度起源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向權力分析方面走。普沃斯基説得很清楚，如果制度產生於其他變量，那麼制度只不過是一箇中介變量而已，把制度作為首要變量是站不住腳的。

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以往的理論都不能解釋拉美的政治現實。李普塞特提出了一個樂觀的理論，“好事一起來”，經濟增長會帶來很多好處，推動政治發展。這種理論符合先發國家的情況，但是，到拉美就不是這樣。

亨廷頓的政治秩序理論認為，一個社會在增長的時候，處在變化的過程之中，往往帶來的是政治衰敗，而不是政治發展和現代化。奧唐納的官僚威權主義認為在工業化升級的時候，就會帶來利益衝突，會導致威權主義的迴歸和官僚集團的出現。但是，這些理論放到發達國家又不適用。還有一個是魯施邁耶的階級相對權力理論，講利益集團、階級在鬥爭當中怎麼取得均衡，實現民主化，也就是政治現代化。不過它缺少經濟內涵，所以最後結論説要搞民主，首先就要把精英利益保護好，讓他們同意跟下層分享政治權力。

在1820-2021年的200多年間，受動盪的殖民史和美國長期干預影響，拉美地區經濟雖幾經波折，但始終保持增長的態勢。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但是在拉美，如果把精英既得利益保護好的時候，拉美是無法發展的，國家是無法發展的。

筆者提出一個新理論框架，把權力結構當成決定性的、最深層的因素，認為利益集團間的權力博弈決定國家發展。權力結構是權力資源在主要利益集團間的分配格局，分成平等型權力結構與集中型權力結構，平等型權力結構導致平等包容型發展模式，而集中型權力結構導致排斥型發展模式。

有一種流行的觀念，認為所有國家走的是同一條發展道路，大家都走在同一個階梯上，只不過有的國家走得早一點、快一點，有的國家走得晚一點、慢一點，但是早晚會趨同，所有國家都能實現現代化。諾斯對國家發展的類型做了區分，不是説早晚的問題、先後的問題，根本就是兩條路徑，不同的國家走在不同類型的現代化道路上，有些國家怎麼也走不到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程度。

我們特別強調土地平等。另外一種流行的觀念認為，現代化就是工業化，是農業的衰落，農業衰落了，農民出來當工人，現代化就起來了。其實不是這樣的，先發國家或地區的經驗以及中國台灣地區、韓國、包括“二戰”後的日本，都經歷了土地改革，實現了家庭農場經濟繁榮，家庭農場經濟是工業化的起點。

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説清楚工業化的機制。為什麼有些國家工業化成功，而有些不成功？在一個土地平等的國家，農業發展的收益能夠比較平等地分配到社會大眾手中，產生了對工業製成品的巨大需求，產生了國內市場，這種積累方式也能夠積累投資，從鄉村工業化開始，由農業繁榮轉化為工業化進程，這是發達經濟體普遍走過的路徑。

我們看中國，改革開放最早也是從農村開始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就是我們的農村工業化。包括在中國台灣地區，很多年裏都是農村的工業化，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都是農村工業化為主。另外，國家發展是具有周期性的，而主流理論都認為，國家發展或現代化是線性的，這種線性觀念對現實的解釋能力有限。比如美國經歷了兩個發展週期，有些國家比如拉美就停滯了，是小週期，我們稱之為微波週期，左右搖擺，在外力拉動的繁榮和衰退當中搖擺。

用我們這個新理論即權力結構發展理論可以對拉美式現代化做出全新的解釋。拉美式現代化走過了兩百年，比中國長得多。拉美國家獨立以後，內戰打了半個世紀，打出來一個平衡，社會秩序初步穩定，這是拉美式現代化的第一階段。此後又依次經歷了初級產品出口導向階段、進口替代工業化階段，最後是新自由主義階段，但都沒有真正發展起來，特別是沒能像東亞國家或地區那樣經濟起飛，沒有出現持續高速增長。

拉美從獨立到現在的兩百年裏，權力結構一直是集中型的，經濟政治權力資源集中於經濟、政治精英集團手中，而且這兩個精英集團還經常是結盟的。因此，拉美的土地佔有一直高度集中。從殖民地時期一直到獨立以後，大地產，包括大莊園、大種植園和銀礦開採是經濟的核心成分。

獨立以後，當地精英接管了財富和政治權力，這時候正好是先發國家工業化大擴張階段，西歐和北美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擴張和人口增長，收入分配較為平等，產生了極大的國內需求，特別是對於初級產品的需求，對拉美的農礦產品有巨大的進口需求，就把拉美拉到了他們的軌道上，形成了拉美出口導向型經濟。

這個階段，每個拉美國家都經歷過出口繁榮，有的是幾次，但沒有形成資本積累。最關鍵的就是出口紅利沒有變成需求，還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變成了奢侈性消費，所以拉美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沒有像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講的那樣出現自然的結構升級。儘管出口得到了最大收益，資本豐富了，可以開始搞更高層次的工業、製造業了，但在拉美這一切沒有出現，就是因為分配問題。

出口紅利的分配高度集中，精英集團的強勢和勞工集團的弱勢，一直導致拉美國家內需匱乏。拉美兩百年來一直是需求不足，沒有國內市場，導致它的進口替代工業化也很快就觸及天花板，所以才會出現官僚威權主義。這一時期出現了新的政治精英集團，即民粹主義精英集團，包括墨西哥的卡德納斯、巴西的瓦加斯、阿根廷的庇隆等，他們與勞工集團結盟，試圖推動利益分配結構的平等化。

但是，由於缺少農民集團的加盟，這個聯盟是弱小的，無法與保守勢力抗衡。當工業化升級的時候，要搞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時候，收入分配必須再來一次調整，向更公平的調整還是向更不公平集中？在集中型權力結構中，它只會向更不公平集中，所以產生了官僚威權主義。

新自由主義階段更加向權力集中的方向發展。原來實行的國家干預主義，在進口替代失敗的時候，危機被錯誤地歸咎到了國家干預，認為國家干預造成了扭曲和發展的失敗，於是就開始轉型，然後搞新自由主義，能賣的都賣了，私有化了。包括墨西哥，要把它的石油再交到私人手裏，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高度合流，我們説是經濟精英對政治精英的俘獲，包括左翼政治精英，從民粹主義領導人到現在的一些左翼，比如盧拉他們，為什麼無法進行深刻改革？就是因為他們在高度集中型的權力結構當中受到了嚴重製約。

無論對經濟資源或者媒體資源，以及有組織的暴力，也就是軍隊，都集中在保守派精英集團手中，他們不允許左翼或者激進政治精英做一些更為深刻的變革。一直到現在，拉美還有軍事政變，玻利維亞、洪都拉斯，左翼總統要搞改革，就有可能被保守的軍隊推翻。在集中型權力結構當中，拉美髮展的所有問題，經濟方面是內需不足問題，政治方面就是政治共識問題，也就是社會秩序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無法解決。所以經歷了這些階段之後，兩百年拉美式現代化還是沒有搞好。

總而言之，用新的框架對拉美式現代化進行總結，拉美國家始終保持了集中型權力結構，其間雖有起伏，但本質至今未變，這就決定了拉美式現代化的結局。拉美國家的權力資源始終集中於精英集團手中，土地平等始終未能實現，因而走上了排斥型現代化之路。經濟現代化始終受制於狹小的國內市場，無論外向型還是內向型發展模式都不能成功。利益分配不均導致政治撕裂，經濟精英把國家作為尋租獲利的工具，導致雙面國家及次生危機，政治現代化也難以實現。

拉美的政治發展還面臨着税收問題和財政問題。美國政府把GDP的37%拿到手裏，拉美大部分國家連10%都不到，所以它始終是弱國家。

但是，這個弱國家，如果想行使正常國家職能，比如推動經濟增長，搞社會保障，搞教育和醫療，搞基礎設施建設，就只能去借債，結果就會出現債務危機，而如果不借債，自己印鈔票，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因此，如果集中型權力結構沒有改變，拉美的高度不平等就不會改變，拉美式現代化就沒有希望，這是從權力結構角度對拉美式現代化的最新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