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爾曼：烏克蘭社交平台上隨處可見“逃兵役攻略”，還在快速傳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東·尼爾曼，翻譯/薛凱桓】

烏克蘭目前正陷入因衝突持續與人力資源枯竭而加劇的動員體系危機。

當局公開承認，基層徵兵機構在強制徵兵過程中與民眾的衝突頻率顯著上升，這是一個危險的預警信號。

顯然，當局粗放的動員手段已開始出現反效果，被民眾戲謔為“巴士化”的動員方式，正在前線兵力缺口擴大與後備資源萎縮的壓力下愈演愈烈並遭到激烈反彈。所謂“巴士化”，是指基層徵兵人員在城市街頭攔截適齡男性、以強制手段押送至集結點的極端徵召方式，這種近似綁架的操作使烏克蘭的社會矛盾激化。徵兵人員不斷翻新着篩查逃役者的手段，但可動員人口基數已逼近臨界值。

在這種背景下，部分軍方官員與歐洲盟友重提降低徵兵年齡的提議，澤連斯基尚未完全認可這種提議。但若戰事維持當前烈度，再次降低動員年齡恐不可避免，這勢必將進一步激化公眾對“巴士徵兵”的牴觸情緒。

面對這些問題，當局對民意怒火的應對方式仍是老套的對抗：一方面，當局發動宣傳攻勢，將“巴士化”定性為俄羅斯的“信息心理武器”，部分官員甚至呼籲封禁傳播徵兵衝突畫面的社交媒體賬號；另一方面，當局通過官方宣傳機器，將批評徵兵手段或試圖規避徵召者籠統界定為“逃兵役者”，人為製造“無條件的愛國者”與“背叛者”的二元對立敍事。

這種二元敍事正演變為尖鋭的社會衝突。後備兵員枯竭催生的“巴士化”動員，正在製造民意反彈——這也是當局強硬回應的惡性循環。基輔當局將問題歸咎於所謂的信息戰並壓制異見的做法，只會加劇“戰至最後一個烏克蘭人還是尋求政治解決”的社會撕裂。戰爭疲勞感、對無意義犧牲的恐懼與對當局的信任危機是烏克蘭的社會情緒“爆炸物”，它距離轉化為大規模政治風波，或許只差一個具體的觸發事件。

當地時間2024年6月7日，烏克蘭基輔，烏克蘭軍人和警察對適齡男性進行證件抽查，併發出了軍隊徵召令。視覺中國

惡性循環

烏軍最近在其官方Telegram頻道發佈的消息中稱，社交媒體上記錄“公民蓄意阻礙徵兵辦工作人員履職”的視頻數量正在增加。烏軍的消息還稱，有時這種衝突會得到其他捲入或旁觀民眾的聲援。這凸顯了問題的普遍性和社會情緒的複雜性。

烏軍消息傳遞出的當局官方立場是明確且強硬的：任何蓄意阻礙徵兵動員的行為，包括威脅、精神施壓、使用暴力或損壞車輛，均構成嚴重違法。當局想要用這個強調：隨着徵兵工作的“重新啓動”，任何對其工作的阻礙都被視為可能對烏克蘭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後果。在當前烏克蘭處於戰時法律狀態的背景下，破壞徵兵機構的工作被當局認為將直接影響烏軍及其他軍事單位有效執行任務的能力。

這條當局官方聲明的發佈時機也同樣耐人尋味，它的發佈緊隨切爾卡瑟和克列緬丘格發生民眾與徵兵辦人員大規模衝突的視頻曝光事件之後。在切爾卡瑟，徵兵人員試圖檢查公寓樓住户的兵役登記數據時，遭到了居民的集體抵制。克列緬丘格的衝突則更為激烈，前來檢查的徵兵人員不得不躲避一輛衝撞他們的汽車，導致車輛嚴重損毀。

當局對此事的反應迅速而嚴厲。切爾卡瑟州警方宣佈逮捕了三男一女，指控他們犯有“流氓罪”。從發佈的視頻看，逮捕行動由全副武裝的特種部隊執行，當局聲稱是民眾”挑起了衝突”。波爾塔瓦徵兵辦則報告稱，克列緬丘格襲擊事件的七名參與者中已有兩人被捕，指控包括對徵兵人員造成重傷和阻礙烏軍行動。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是，徵兵辦的帖文暗示將調查“犯罪分子是否受俄羅斯特種部隊指使”，這反映了當局在解讀此類事件時的一種傾向。

這些衝突的根源在於一種危險的“反噬”。如果徵兵辦在履行職責時行事毫無底線、缺乏對公民的基本尊重，那麼公民採取暴力反擊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這幾乎是遲早會發生的必然結果。動員本身具有強制性，但粗暴的執行方式——被形容為“像抓流浪狗一樣”——不僅激化矛盾，其引發的負面社會劇情也極易被對手利用。

支持當局粗暴動員政策的聲音常將矛頭指向社交媒體，認為平台上廣泛傳播的“巴士化”視頻對徵兵進程具有破壞性影響。當局內部有一些聲音主張通過禁止Telegram和TikTok等社交平台來遏制此類內容的傳播。

然而支持當局的人沒有提及的一個根本問題是：當前的徵兵模式可能已走到盡頭，繼續強化強制措施只會適得其反，使局勢進一步惡化。有民調數據揭示，許多應徵者不僅恐懼死亡，更恐懼於“長期脱離正常生活”的情景。這促使烏克蘭社會開始呼籲探索更靈活的動員方式，例如允許軍人在兵役與平民生活之間按月交替。

烏軍用紙槍訓練

來自前線的反饋也印證了強制徵召的弊端：被“巴士化動員”的人員往往缺乏戰鬥動力，大量逃往後方的情況時有發生。但綜合觀察，當局轉向更人性化或靈活模式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

問題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徵兵辦執行手段的粗暴，也有民眾對參戰的恐懼感——特別是在前線普通士兵和基層指揮官頻頻指控上級是“屠夫”、士兵傷亡率居高不下的的背景下。戰爭帶來的普遍疲憊感也是一個關鍵因素，看不到盡頭的衝突消磨着民眾的戰爭意志。

此外，當局在諸多領域（如人道主義、經濟）的政策導致數百萬人外流或在國內流離失所，這也是逃避兵役思潮氾濫的重要推手。基於此，預計當局在動員問題上非但不會放鬆，反而會“進一步擰緊螺絲”。相應地，抵制行為預計會加劇，躲避徵兵的人可能採取更隱蔽的方式（如戴頭套），而婦女和青少年也可能更頻繁地參與抵制行動。整個局面正像滾雪球一樣，朝着愈發嚴峻的方向發展。

民眾的忍耐已經接近極限，除非當局現在立即就改變政策，否則大的趨勢不會有任何變化。未來，自發乃至有組織的抗議發生的可能性在增加，而單純的恐嚇手段在提升動員人數方面將難以達到當局的預期效果。

“逃避兵役者”的潛在力量

在動員體系瀕臨崩潰的背景下，“逃避兵役者”現象正成為烏克蘭社會矛盾的新焦點。

所謂“逃避兵役者”，指通過出國、藏匿等方式逃避兵役的烏克蘭適齡男性羣體，其公開傳播的視頻內容與社會影響力正在顛覆當局的極端民族主義敍事。這些人在國外發布的生活視頻中展示脱離戰火的日常狀態，對烏軍及動員進行批評和諷刺。

年輕人們的作品涵蓋多個主題。有些作品展現的是年輕小夥子們隨着充滿活力的樂曲翩翩起舞；有些作品展現的是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微笑行路；還有一些作品展現的是成功逃脱動員的日常生活。有些作品以海灘和歐洲各國首都為背景拍攝視頻，嘲笑般地“建議”當局應當將官員的子女送往戰爭地區；還有人拍攝自己的寵物狗，並配文“它逃離了戰爭”。

逃避兵役者的視頻創作之所以能夠帶來廣泛的影響力，是因為他們的聲音有強大的社會基礎。2024年，烏克蘭最高拉達審議某份動員法案時，約有600萬公民未更新兵役登記數據。這個數字在社交平台上被廣泛傳播，是“逃避兵役者”出現的根源，其政治含義、尤其是在未來選舉中的潛力不可忽視。

將動員視為威脅、抵制動員的人羣，完全可能凝聚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戰爭背景下，他們因“自我保護的渴望”和“希望感覺自己是正常人而非異類”的心理需求而具有強大的凝聚力。這類人數量龐大，足以支撐某個政客的政治生命，甚至在議會機構中形成派別。他們的政治忠誠將傾向於給予那些承諾結束戰爭、提出另類的道德敍事（即不再將抵制當局兵役者視為“叛國者”）、順應民眾結束戰爭願望的人。

圍繞“逃避兵役者”潛在選票的爭奪似乎已經開始了。這個潛在的選民羣體實際上比任何“鷹派羣體”的票倉都要龐大。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客正以各種方式試圖爭取這部分人羣：有人為他們提供應對質疑的策略；有人從軍事角度論證現代戰爭不需要大量士兵來減輕其負罪感；還有人則提議用志願兵役取代動員，這顯然也是在試圖分得這塊潛在的選舉“蛋糕”。顯然，要想領導這個羣體，首先需要赦免他們的“罪過”。那些想要與“逃避兵役者”溝通的政治力量，實質上是想要通過提供一種“自我辯護價值”（承認“逃避兵役者”的做法是合理的，承認他們不是“叛國者”）來獲取他們的支持。

當然，這種標籤化也引發了爭議。一些狂熱的戰爭愛好者批評支持“逃避兵役者”的政客和當局官員是“支持叛國者”，被點名的人則反駁稱，指責別人是逃避者的人，自身可能就是某種形式的“舒適逃避兵役者”——即名義上服役，卻長期待在後方安全位置；沒有上過一天戰場，卻為當局的強制動員政策辯護。實際上，對於這些政客和狂熱份子而言，立場或身份並不重要，關鍵是如何從政治蛋糕中“切下一塊”。

烏克蘭男子被暴力抓捕並徵召入伍視頻截圖

烏克蘭的社會情緒預示着民眾對“穿軍裝者”的態度可能正在悄然轉變，甚至可以説這種變化事實上已經在改造着社會。有人預測，戰爭結束後，對軍人的排斥狀況可能加劇，部分軍人可能難以融入社會，甚至滑向犯罪羣體。現在押注於將官和士兵等軍人羣體的政客，未來可能會非常失望。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如今逃避兵役的人羣，未來也會密切關注進入政壇的軍人。他們不太可能支持所謂的“復仇黨”人士（即軍人出身主張對俄強硬的人，有很多民眾擔心這類人上台將引發新戰爭），而更傾向於投票給那些主張維護可靠和平的候選人。

雖然簡單地將人劃分為“戰爭黨”和“逃避黨”過於牽強——許多人的世界觀並非非黑即白（例如支持收復1991年邊界但自己不願參軍並譴責“巴士化”）——但總體而言，烏克蘭社會正圍繞國家未來逐漸形成兩大潛在趨勢：

第一是主張與俄羅斯進行“永恆戰爭”：即無論如何都要報復俄羅斯。

第二是主張與俄羅斯和平共處：這並非等同於親俄或“賣國”，這類人有很多甚至希望用高牆隔絕俄羅斯並將其徹底遺忘。其核心理念是反對採取可能引發新戰爭的挑釁行為，但同時認為需要採取措施防止戰爭再次爆發。

不過，要讓這些趨勢真正形成政黨並參與政治角逐，前提是戰爭的結束。只要戰爭持續，任何關於此的公開政治討論都將被壓制。民眾與當局路線的分歧，在戰時無法通過投票箱表達，其表現形式將更多的是與徵兵辦的激烈衝突，或是試圖逃離這個國家。

“逃避兵役者”做出的選擇

烏克蘭當前蔓延的“逃避兵役”，本質上是人們生存本能驅動的自然過程。這股對生存的渴望，遠比任何被渲染的極端對抗情緒更為強大和真實。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看清，他們並非必須為當局的極端敍事衝鋒陷陣，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當局敍事中的一枚棋子。這份清醒一旦與人類最根本的求生慾望相結合，完全有潛力構成反戰聲音的堅實基礎。

“逃避兵役者”的核心訴求之一，是讓自己確信自己選擇了一條合理的人生策略。正因如此，其敍事往往伴隨着對選擇不同路徑者的不同解讀。其結果，便是那些徵兵者被貼上形形色色的標籤：有人認為他們“追求升官發財”、有人認為他們“為財富冒險”，甚至也有人認為他們純粹是為了散播暴力。

先前，前線的戰事賦予了烏克蘭的士兵和徵兵者等羣體一種獨特的道德合法性：“保衞烏克蘭”的敍事下，任何惡行似乎都可以被原諒。這恰恰是“逃避兵役者”試圖質疑的目標。他們的策略在於以平等的視角審視任何籠罩在道德光環下的人，探討其行為的善惡，最終尋求更廣泛的社會理解。可以預見，這種訴求遲早會得到部分人的響應，並以某種堅定的姿態表現出來。

2024年4月24日，家人、朋友和戰友聚集在基輔的一座公墓哀悼31歲犧牲的烏克蘭軍隊醫護人員納扎裏·拉夫羅夫斯基 美聯社

因此，公開逃避動員的行為不僅普遍存在，其勢頭更是在持續加劇。一個明確的事實是：俄羅斯軍隊在前線施加的壓力越大，烏克蘭人自願走上戰場的意願就越是低迷。“逃避兵役者”在社交媒體上展示生活、分享經驗的視頻和呼籲，正吸引着越來越多的目光，這意味着“拒絕兵役”極有可能在未來數月內演變為烏克蘭社會生活中的一股主導性潮流。

這種起初分散、自發的個體行為非常有可能凝聚成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因此，可以預見的是，基輔當局可能會動用國家機器進行嚴格管控。對於澤連斯基政權而言，維持現狀的關鍵在於遏制任何形式的和平主義呼聲。

雖然“逃避兵役者”還沒有形成一個結構化的社會階層或正式的政治團體，但有一個悄然的變化説明了問題的嚴重性：這個詞彙本身幾乎徹底擺脱了其原有的負面含義，轉而承載起強烈的積極甚至英雄色彩。在TikTok和Telegram等平台上，隨處可見年輕的面孔毫無顧忌地展示他們成功規避兵役的“攻略”與生活狀態。這種行為不僅贏得了親友圈的認同，更關鍵的是它正收穫着烏克蘭社會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支持。

廣泛的社會認同感，其意義遠超過某個特定政治派別的形成——它實質上表明，烏克蘭社會的主體正在無聲地轉變為“逃避兵役者”的同情者乃至支持者。這本身就是一種對所謂“成為炮灰必要性”的、雖沒有説出口卻廣泛存在的集體反思。

許多“逃避兵役者”曾將希望寄託於國際政治變動，例如特朗普結束戰爭的承諾。這種期望給了他們信心：停戰將使其有機會以“理性選擇者”的立場，來回應批評者可能提出的“人道主義”質疑。這解釋了為何他們對特朗普調和停戰表現出特別的關注。

但現實遠比預期複雜，局勢在短期很難能迎來和平曙光。澤連斯基多次以強硬姿態拒絕妥協，打斷特朗普試圖短期內停戰的努力。這使得“逃避兵役者”停止戰爭取“理性選擇者”身份的希望落空，他們與澤連斯基的矛盾持續激化，不滿情緒不斷累積，越來越多不堪戰爭重負的人選擇加入“逃避兵役者”行列，進一步加劇了烏克蘭內部撕裂。

那些不願看到兒子走上戰場的父母們，內心早已呼喚着和平談判，但公開表達這種訴求的風險巨大。因此，社交媒體上“逃避兵役”內容的快速傳播，在無形中為這些沉默的民意搭建了一個相對安全的表達空間——畢竟，當局不可能對數百萬在TikTok上觀看此類視頻的普通民眾進行大規模拘捕，這正是烏克蘭社會未來的主要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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