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禺：十年輪迴，美國精英重提與中國的“大協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禺】

2015年，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查爾斯·格拉澤（Charles Glaser）發表了一篇註定要被歷史銘記的論文。

呼應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理念，這位知名國際關係學者大膽提出了中美“大協議”（Grand Bargain）的構想。在格拉澤的設想中，守成國與崛起國可以通過戰略性的相互讓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

然而遺憾的是，格拉澤對於“大協議”的展望，很快在激烈的辯論後，被截然相反的圖景所淹沒。

2016年大選的硝煙散去後，美國對華政策迅速走向了格拉澤構想的反面。貿易戰的陰雲、科技脱鈎的利劍、軍事對抗的威脅——這些詞彙儼然構成了過去十年中美關係的主旋律。華盛頓的外交戰略圈子裏，一種寒蟬效應已悄然確立，任何人呼籲與中國合作，幾乎等同於學術自殺。

從奧巴馬政府後期的“重返亞太”，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極限施壓，再到拜登政府的“戰略競爭”，華盛頓精英似乎陷入了一種集體性的戰略迷思。他們固執地相信，只要施加足夠的壓力，就能讓中國屈服於美國設計的國際秩序框架之內。

這種肅殺的氣氛持續了整整十年。直到2024年底，這種肅殺的氣氛開始出現變化。

美國國會大廈

從“大協議”到“大協調”

“如果你仔細想想，中國和美國可以攜手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

當特朗普在2024年底勝選後的首場記者會上做出這一突破性表態，其後引發的漣漪也就不難想見。

長期被強硬派所主導的美國對華政策討論中，越來越多温和的聲音開始湧現。

值得注意的是，格拉澤所倡導的“大協議”設想，也被新生代學者進一步發展為“大國協調”（concert of great powers）的新框架。

今年4月，MAGA運動的重要理論據點之一——“美國保守派”網站，發表了一篇引起廣泛關注的文章。青年學者伊凡·埃蘭德（Ivan Eland）在文中詳盡闡述了中美實現大國協調的可能性。

文章的副標題就開門見山地點明瞭核心觀點：在多極時代，僅擁有一名全球警察是不夠的。

埃蘭德的分析，顯示出新一代美國學者對國際格局變化的敏鋭洞察。他寫道：“特朗普對世界其他大國——中國和俄羅斯——的態度卻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感到謹慎樂觀。”在他看來，特朗普將華盛頓與莫斯科的關係置於與基輔的關係之上是正確的選擇。

更令人矚目的是埃蘭德對中美關係的判斷。他認為，面對美國唯一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中國，特朗普公開宣稱的尋求合作的意願，應該會讓那些擔心超級大國爆發毀滅性衝突的分析人士感到安心。

埃蘭德進一步分析道，特朗普似乎也設想了一個國際合作的新時代，主要大國將如同十九世紀的歐洲列強般協調一致地解決全球問題。這種“大國協調”的模式，曾經在拿破崙戰爭後的歐洲維持了近四十年的相對和平。

埃蘭德文章發表後不久，“建制派”就做出了有力回應。

知名國際關係學者斯塔西·戈達德（Stacie Goddard）在反映民主黨精英觀點的《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全面討論了大國協調的當代前景。

戈達德的文章標題為《大國競爭的興衰——特朗普的新勢力範圍》。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篇批評性的文章。但仔細閲讀後會發現，戈達德實際上對“大國協調”這一理念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理解，甚至隱含的認可。

斯塔西·戈達德：《大國競爭的興衰——特朗普的新勢力範圍》

戈達德贊同這樣的觀察，即特朗普的世界觀並非大國競爭，而是大國協調。

在戈達德的分析框架中，過去十年興起直至登峯造極的大國競爭思潮，並非定義某種具體的戰略，而是代表着一種強有力的世界政治敍事。這種敍事為了解美國決策者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世界，以及他們希望別人如何看待自己，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視角。

她的這一觀察擊中要害。過去十年的中美關係，在很大程度上確實被一種特定的敍事所綁架。在這個敍事中，美國始終是主角。有時，這個國家被塑造成一個強大而令人敬畏的英雄，擁有無與倫比的經濟活力和軍事實力。但華盛頓也可能被描繪成受害者，就像特朗普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一樣，該文件將美國描繪成處於一個“危險的世界”中的受害者，競爭對手“正在積極破壞美國在全球的利益”。

而在特朗普現在倡導的“協調”敍事中，美國既不是國際體系的英雄，也不是受害者。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認知轉變。

當然，與MAGA陣營新秀表達的熱情期待相比，戈達德對於特朗普的大國協調願望展望則謹慎許多。她承認，歐洲協調機制建立後，列強確實維持了近40年的和平。從這個意義上説，協調機制或許能為日益多極化的世界提供一個可行的框架。

但戈達德也提出了關鍵的前提條件。在她看來，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一個減少衝突協調、增加合作的敍事，一個大國齊心協力、不僅推進自身利益，也推進更廣泛利益的敍事。

這篇登上《外交政策》紙刊封面的文章，無疑清晰顯現出當下美國外交理念新陳代謝的趨勢。

從隱蔽的傲慢到公開的敬意

如果我們將視角拉得更寬一些，就會發現這種外交理念的轉變絕非孤立現象。如果説過去十年主導對華關係辯論的是一種對於中國創新能力、中國發展模式、中國社會制度暗含的傲慢與偏見，那麼無論左右翼，新思潮的共同點恰是對中國崛起的正視乃至隱含的敬意。

這種轉變在保守派陣營表現得尤為明顯。在MAGA運動最大的思想論壇——全國保守主義大會（NatCon）上，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意外的現象：對中國發展經驗與成就的熱情介紹已成為會議的常見話題。

演講者們開始認真討論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成就、製造業升級經驗，以及長期戰略規劃能力。這種坦誠的自我反思，在十年前的華盛頓精英圈子裏是不可想象的。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就連拜登時期對華政策“沙皇”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也開始疾呼美國對華“勝利主義”幻想的危害。同樣發表於《外交政策》的文章裏，這位資深外交官向自己的同僚們發出了嚴厲的警告：

“這是一個戰略優勢將再次向那些能夠大規模運作的國家傾斜的時代。中國擁有規模，而美國則不具備——至少單憑一己之力是如此。”

坎貝爾的這番話，代表着華盛頓建制派對現實的一種痛苦但必要的承認。中國的崛起不再是一個可以被忽視或者輕易逆轉的現象，而是美國必須學會適應的新現實。

因此，對華政策“新思維”的湧現，既是特朗普個人特質所塑造的現象，也有深刻的必然性。當深層次的偏見開始消失，由偏見而催生的敵意自然難以持續。

進一步展望，我們固然不能對這種新思維當下的影響做過於樂觀的預期。大戰略的轉向往往是一個緩慢而複雜的過程，特別是在牽扯國家核心利益和戰略資源分配的問題上。

即便對中國崛起的長期前景有了更理性與冷靜的認識，新一代美國精英在窮盡其他手段之前，也極不可能戲劇性地與中國達成“大協調”。這種漸進性的特徵，在當前負責對華軍事威懾政策的關鍵人物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這位被譽為MAGA對華大戰略“設計師”的年輕人，在其代表作裏集中展現了這種複雜的心態。一方面，他竭盡心力構想着對華軍事威懾乃至武裝衝突的圖景；另一方面，他也真誠地表示：“它不向任何人，包括中國，索求任何他們無法以高尚和尊嚴給予的東西……中國可以自豪地生活在一個這樣的世界裏；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之一，其偏好和觀點將贏得尊重。”

科爾比這番看似分裂的話語，既體現了美國戰略界對中國實力的尊重，也反映了他們試圖在承認中國崛起與維護美國利益之間尋找平衡的努力。

埃爾布里奇·科爾比 資料圖

這種矛盾心態，恰恰説明了當前美國外交思維轉變的複雜性和漸進性。

正如已故的戰略大家亨利·基辛格在其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所總結的：在中國，美國首次遭遇一個資源潛力堪比其自身的國家。每個國家都認為自己獨一無二，但方式各有不同。中國期望其文明的延續性和宏大程度能夠贏得尊重。美國則堅信其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關鍵的考驗在於這些關於國家偉大的理念能否共存。

基辛格的這一判斷，可以説是對中美關係本質的最精闢概括。兩個都自認為獨特和偉大的國家，如何在同一個世界體系中和諧共存，這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課題。

新型大國關係被美國精英最終接受，仍然需要更多現實的教育。但值得欣慰的是，這種教育過程已經開始，而且正在加速進行。

寫在最後

從2015年格拉澤教授的“大協議”構想，到近期埃蘭德、戈達德等人的“大國協調”討論——這一理論演進的軌跡，清晰地勾勒出了美國對華政策思維的深刻變化。

十年前被邊緣化的合作聲音，如今正在重新回到華盛頓的政策討論中心。這種轉變既反映了國際力量格局的客觀變化，也體現了美國精英階層認知偏差的逐步校正。

當然，從理念轉變到政策實踐，中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至少，期待新型大國關係最終告成的人們，已經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一個日益多極化的世界裏，大國協調的靈感，為更具現實性的方略開了個好頭。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大國，最終都會發現：合作比對抗更符合各自的根本利益，也更有利於人類的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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