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彪：中國在中亞的基建，出現了一個新變化

編者按：在第二屆中國-中亞峯會於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成功召開之際，中吉烏鐵路隧道工程啓動的機械轟鳴聲，正成為中國-中亞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最新註腳。

距離西安峯會已經過去兩年了，無論是鐵路、港口這樣的基礎設施建設，還是新能源相關的“小而美”項目，都充分表明——依託產業鏈互補夯實互信基礎，藉助高頻次元首外交引領合作方向，正是中亞民眾對華好感持續攀升的關鍵所在。

本次中國-中亞峯會成果頗豐，包括55份合作文件、31個合作舉措和倡議。相比較之下，G7峯會伴隨特朗普的提前離場，不僅在貿易協議問題上空手而歸，在中東、俄烏等關鍵議題上的分歧仍然撕裂。當G7還在自己的小圈子內劃分勢力範圍時，中國與中亞正以 “發展共同體” 理念重塑地緣合作邏輯。在西方政壇動盪、國際衝突頻發的背景下，更加凸顯了中國團結全球南方的重要意義與價值。

基於此，觀察者網連線蘭州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朱永彪，圍繞此次峯會，深入剖析中亞在新能源市場開拓、地緣政治博弈應對及非傳統安全合作等方面的戰略抉擇。

【對話/觀察者網 鄭樂歡】

需要釐清中吉烏鐵路與“中間走廊”的關係

觀察者網：去年6月6日中吉烏三國政府間協定簽署，9月28日中吉烏鐵路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12月27日中吉烏鐵路項目啓動儀式舉行。今年4月29日，中吉烏鐵路吉爾吉斯斯坦境內段重點控制性工程費爾干納山、納倫1號、科什特伯3座隧道開工建設，標誌着中吉烏鐵路項目正線工程進入實質性施工階段。您認為目前雙方在鐵路建設上還面臨哪些挑戰？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跨裏海運輸走廊的區域性聯通項目投入？

朱永彪：現在中吉烏鐵路的技術性問題已經基本上解決了，或者説技術始終都不是阻撓中吉烏鐵路的主要問題，因為無論是施工的工程設備、鐵路鋪設還是隧道開鑿等，這些在技術上並不是什麼難題。現在可能主要還是面臨一些輿論風險的問題，比如西方的政治化炒作、不斷炮製環保等問題。

像吉爾吉斯斯坦也存在一種輿論：擔心中吉烏鐵路的施工會不會帶來沿線附近的礦產開採及對環境造成影響。當然，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要不要開採及由誰開採相關礦產，完全由吉爾吉斯斯坦獨立自主決定。而且根據現在的技術能力和環保標準，環保問題很多時候是被炒作起來的。

實際上，在中國-中亞運輸方面，目前運貨量比較大的還是公路，主要採用公鐵聯運的方式，這也比較現實。當然，目前鐵路的運力還相對比較有限，公路比較繁忙。至於跨裏海運輸走廊，或者叫“中間走廊”，事實上我們要釐清的是，它並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個網狀結構。

中吉烏鐵路的修建能夠提高鐵路運輸在中亞地區的運力，以及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在中亞地區交通樞紐的地位，它也可以看作是廣義上“中間走廊”的組成部分。像現在無論是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還是歐洲國家，大家對跨裏海運輸走廊都比較感興趣。在這種背景下，相關企業用市場化的方式參與開發也是比較自然的現象。

有人可能會説“中間走廊”與中吉烏鐵路是競爭性項目，我不認為是競爭，而是互補的。就像前面説的，經過中亞的交通運輸線路形成網以後，各個路線的價值，包括運力、穩定性、安全性、靈活性，才都能夠獲得顯著提升。

圖源：《中歐班列建設發展規劃》

左為烏茲別克斯坦鐵路，右為吉爾吉斯斯坦鐵路

切實共贏、穩中向好的雙邊關係讓老百姓直接獲益

觀察者網：最近看到一則頗有意思的新聞：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為表彰國家足球隊在賽事中獲勝，向每位隊員贈送了電車。其實這些年，中亞的新能源發展是外界有目共睹的，本次峯會也達成了多項“綠色”相關的合作文件與合作倡議。您認為，當前中國新能源產業與中亞地區的綠色能源合作進展如何？

朱永彪：今天中國和中亞的新能源合作已經進入到全產業鏈合作的進程當中了，也就是説從傳統的水電開發到光伏、風力發電，再到新能源相關的技術產品等等，雙方的合作已經完全不是單方面輸入輸出的情況了。中國企業在中亞當地投資設廠的情況越來越多，可以説雙方在新能源領域的合作也是高度互補，比如汽車、灌溉技術等領域。

中亞五國當中塔、吉、烏三國的油氣能源相對哈、土兩個國家而言沒那麼豐富，但這不影響中亞五國與中國在能源合作方面已經基本形成了能源命運共同體的雛形。

一方面，這種雙向的流動極大提升了中亞國家的能源安全能力和水平，同時也與這些國家的能源發展戰略比較契合。另一方面，中亞國家這幾年都非常重視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哪怕是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傳統上一直比較重視水電的國家也是如此。所以，雙方可以説在新能源領域實現了切實的共贏。

觀察者網：在“一帶一路”倡議推進十多年的進程中，初期可能側重於大型基建投資的“硬聯通”模式，近年來“小而美”項目變得越來越多，可以説“小而美”項目已成為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的特色名片。若置於中國-中亞合作框架下審視這一轉變，我們該如何理解這背後的邏輯？其在深化中國-中亞務實合作中發揮了哪些獨特作用？

朱永彪：其實基建項目和“小而美”項目是兩者並行的。在中亞方面，大型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仍然在推行，而且效果也比較好。其次，“小而美”的民生類項目投資也在變得越來越多。當然，這個過程當中會出現一個特點，就是以企業為主導的市場化進程變多。

事實上，“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共建階段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政府逐漸退出，而企業越來越佔據主導地位。在這個過程中，有大量的中國中小企業前往中亞投資與合作，這也幫助中亞解決了很多就業問題，提高了他們的出口規模，是多方面受益的。比如很多中國企業進口當地的農產品，像是吉爾吉斯斯坦的蜂蜜等等，這直接就能使當地的老百姓獲益。

相對來説，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可能離老百姓比較遠，但實際上這種基建項目也是讓老百姓直接獲益的，只不過它的見效週期會更長，對企業來説投資回報率相對比較低，企業的積極性也就沒那麼高，尤其是對於私營企業來説。

現在很多中國中小型私企進入中亞市場後，實際上帶動了很多“小而美”的項目，比如前面提及的新能源，像是把太陽能和灌溉結合起來的整套小型設備等，對於當地的灌溉能力提升，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另外，還有一些文化教育類項目，這幾年做得比較多，應該説效果也是比較明顯的。

圖源：歐亞開發銀行

觀察者網：目前，隨着中國-中亞的人文交流數量上升，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也有顯著提高，中亞國家對中國的整體認知是否呈現出一定的變化趨勢？

朱永彪：整體上來説，中亞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在各方面都在大幅提升，這主要得益於雙方的元首外交引領和人員交流規模擴大。另外，像小紅書、TikTok這樣的自媒體平台，使得中亞人民對中國的認知渠道變得更多元化，所以中亞國家對中國的正向認知比過去提升了許多。當然，與任何國家在合作過程中都會產生偏見、成見等負面認知，比如部分中亞民眾對於中國的投資感到過分擔憂，亦或是受到西方媒體污名化中國的的影響等等。但隨着現在信息越來越透明，這種負面認知正在快速減少。

另一方面，隨着中國和中亞的經貿合作加強以及人員往來的增多，雙方的矛盾上升屬於正常現象，因為基數大了，總數自然就會上去，所以我覺得應該辯證地來看待這件事情。另一方面，國與國合作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許多共性問題，比如勞資糾紛、商業糾紛，以及對於相關產品的不同看法，這都是很正常的。總體來説，中國和中亞的交流處於穩中向好的態勢。

在反對他國干涉內政這件事上，中亞國家非常堅決

觀察者網：之前朱老師您曾就美國對中亞的態度進行過深入分析。一方面，隨着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中亞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從歷史維度來看，美國總統從未訪問過中亞，這也直觀反映出中亞在美國戰略版圖中的權重不高。而當下的國際局勢又出現了新變化，今年4月歐盟與中亞建立了領導人會晤機制，加上俄羅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深度合作，區域格局更加多元。基於此，想請教朱老師，中亞地區應如何應對大國間差異化的戰略訴求，在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朱永彪：簡單地説，中亞五國仍然奉行多元平衡外交，這也是中亞國家外交自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體現。其次，中亞國家依然以周邊國家作為其外交的優先方向，比如俄羅斯和中國。當然，對於美國、歐盟這些域外國家，中亞也希望挖掘更多的合作潛力，同時利用和這些域外大國的合作，來撬動中俄等周邊國家，對中亞投入更多的資源——這種外交選擇非常務實，本身也無可厚非。特別注意的是，中亞國家一直避免“一邊倒”向某一方，因為這會導致國家喪失獨立性，因此它們反對任何國家干涉其內部事務，這點事非常堅決的。

從對外開放程度上來説，中亞五國可能存在一些差異，比如土庫曼斯坦可能相對來説更保守一點；烏茲別克斯坦在後卡里莫夫時代展現出了非常開放的一面，這幾年在經濟等各方面的表現也很好。在對俄態度上，吉爾吉斯斯坦可能對俄羅斯的依賴度相對較大，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一直以來試圖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去俄化”，但實際上和俄羅斯的關係仍然非常密切，這種“去俄化”更多的是獨立自主外交意識的體現，不能將其等同於“反俄”意識形態。對於俄羅斯而言，經過那麼多年的發展，實際上也一定程度理解中亞國家的這種關切。

所以總體來説，雖然內部有一些差異，但中亞國家在對外事務上的關切整體上是比較一致的，它們也希望能夠一致對外。另一方面，由於地理位置和實力的不同，也決定了外交風格的差異，側重也會不同。以對阿富汗政策來説，塔吉克斯坦可能會更加警惕，而烏茲比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則會更加主動，這實際上和雙邊的歷史恩怨以及跨界民族等因素息息相關。

2025年4月3日至4日在撒馬爾罕舉行首次中亞-歐盟峯會。中亞時報

觀察者網：俄烏衝突後，關於中亞自主性的討論變得更多了，加上這幾年中亞無論是在經濟發展，還是在內部的邊境糾紛上，改善都比較明顯，您覺得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中亞自主性的？

朱永彪：中亞的自主性提升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並不是突然發生的，也不是俄烏衝突後才出現的，而是中亞獨立後一直在推行的。因為中亞國家曾經是蘇聯的一部分，曾經被沙俄征服，後來再次獨立以後，肯定會進行國家歷史、民族歷史敍事的重構。

當然，俄烏衝突可能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這一進程。一方面，俄羅斯對中亞的干涉相對來説更加力不從心了。另一方面，由於俄烏衝突，中亞國家追求自主性的這種心理預期變得更加緊迫，比如哈薩克斯坦國內的確有一部分人對於俄羅斯的相關外交政策相較過去變得更加警惕了。

另外，隨着中亞國家經濟實力的上升，包括各種“C5+1”機制的升級和開闢，一定程度上也支撐了中亞國家追求獨立自主的意願和能力。

東西方的這兩場峯會説明了很多問題

觀察者網：這些年我們明顯能察覺到，無論是來華就業還是求學的哈薩克斯坦人數量都顯著增多。中哈關係自建交以來，歷經三十多年，始終保持着穩中向好、持續進步的發展態勢，您認為推動中哈關係不斷發展的核心因素是什麼呢？

朱永彪：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兩國的邊境線非常長，同時哈薩克斯坦的國土面積是中亞五國中最大的，經濟指標上也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無論是納扎爾巴耶夫時期，還是託卡耶夫時期，對於中哈合作在戰略層面上是給予高度肯定的。

另外，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之間沒有什麼大的分歧，兩國在很多重大問題的立場上都比較接近，在實際合作中，雙方都給予了對方非常密切的配合與合作。中哈關係實際上就是我們經常説的新型鄰國關係的重要體現。

觀察者網：在6月16日舉行的中國-中亞產業與投資合作論壇上，中哈雙方簽署了約60項合作協議，總金額近250億美元。其中一項框架協議顯示，兩國將聯合勘探伊犁盆地鈾礦，並將其納入核能領域中長期合作規劃。請問，該協議對中哈雙方分別具有怎樣的戰略意義？此外，在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有觀點認為中亞的礦產、油氣及稀土資源，對當下高科技競爭至關重要，您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朱永彪：事實上，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乃至中國和中亞的能源資源合作歷史，相對來説都是比較長的。雙方在民用核能、礦產開發，礦產深加工等領域，也是很早就展開了全產業鏈的合作。這幾年，由於美國和歐盟對所謂的關鍵礦產非常關注，於是就表現出來了所謂的激烈競爭。但實際上中國和中亞的礦產能源合作，並不是在西方國家重視了之後才開始的，這點需要認清。

其次，我認為該協議也説明中哈兩國的戰略互信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尤其是這種跨境的聯合勘探規劃，是比較難得的，需要雙方有高度的戰略互信。另一方面，這對於哈薩克斯坦提高自身的礦產開發能力、促進經濟結構和國家發展模式轉型也有很顯著的積極作用。同時，也將為中哈雙邊全面合作注入更多的內容。

觀察者網：第二屆中國-中亞峯會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召開，這無疑是中國-中亞關係深化進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同時，G7峯會在加拿大召開，有人也將東西方的這兩場首腦會晤相比較，對此您怎麼看？在當前的國際形勢與地區格局下，您認為中國和中亞在哪些具體領域還存在着廣闊的合作空間與潛力，我們雙方應如何進一步加強合作，以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目標呢？

朱永彪：首先，中國對中亞而言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這意味着大量的投資和巨大的市場。中亞國家希望，一方面中國能夠在中亞擴大投資，利用更多中國的資金和技術，包括產業鏈方面的優勢。其次，中國的廣袤市場對於中亞的農產品、礦產資源、油氣資源有相當高的吸引力，所以也會比較期待中國擴大對中亞產品的進口。另一方面，中亞也希望中國能夠繼續在外交方面發揮穩定、平衡的作用，包括在地區安全方面，中國“穩定器”的作用對中亞相當重要。可以説在這一點上，中亞國家整體對中國還是比較信任的。

與隔壁G7峯會的“空手而歸”相比，中國與中亞的跨區域合作，為當前不穩定的國際經濟形勢注入了穩定性和確定性，同時也為國際社會塑造了什麼才是國際合作的“正確樣板”。除此之外，本次中國-中亞峯會還有兩個突出特徵：第一，反映出中國對於全球現有經濟秩序和國際秩序的一貫立場——維護多邊貿易體系，捍衞國際秩序的穩定；第二，反映出中國和包括中亞在內的其他全球南方國家，都希望找到並創造更多的合作發展機遇，並且注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這種的共同目標和合作理念下，中國能夠和全球南方國家建立更加務實、長遠的合作。

另一方面，從歷史上來説，中國和中亞的關係一直比較友好，中國也希望中亞能夠實現長久的穩定和繁榮。一，這與中國西部地區的穩定與發展息息相關；二，中國若要開展跨區域合作，尤其是密切和歐洲等的聯繫，中亞地區顯得尤其重要。三，中亞豐富的礦產資源，尤其是油氣資源，對於中國保障能源安全提供了很大的作用。

在外交層面，無論是地區事務，還是國際熱點事件上，中國和中亞的立場態度都是比較接近的，這也奠定了雙方合作的重要基礎。基於這種相似的價值觀、全球觀和戰略觀，以及彼此間對合作的友好態度，中國和中亞的關係才會一步一步地穩定向前發展。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以中國-中亞峯會為代表的雙邊元首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引領了中國和中亞的合作。而且相比美國等其他國家來説，中國與中亞的高層會晤頻率高，對話機制豐富，比如部長級、次部長級以及地方政府層面的合作機制都很廣泛且穩定，為雙方的合作打下非常好的基礎。

未來，雙方可從多維度深化合作。在經濟領域，加強產業鏈協同與綠色能源開發；人文層面，擴大教育交流，推進“小而美”民生項目；安全方面，強化非傳統安全合作機制，維護地區穩定；此外，還可探索第三方市場合作，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協調，共同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推動構建更緊密的“發展共同體”，實現互利共贏與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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