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節觀影團|《風暴》：她終於還是去不了巴黎-新之AKIRA

**編者按：**6月13日，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正式拉開帷幕。本屆電影節金爵獎評選分為主競賽、亞洲新人、紀錄片、動畫片和短片5個單元。經過遴選，來自28個國家和地區的49部參賽作品進入五大單元的評選。入圍主競賽單元的12部作品中，11部為世界首映，1部國際首映。 它們將角逐本屆金爵獎的各大獎項。作為官方合作媒體，觀察者網在首映前觀看了部分金爵獎入圍影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新之】

近年來，女性主義題材的電影迎來了一個創作的旺盛期，無論是大眾商業電影還是各大電影節參賽的藝術電影，“聚焦女性困境”都從小眾和邊緣變為了主流，甚至“程式化”。即便如此，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影片《風暴》作為這一類題材的典型作品，依然憑藉鏡頭語言感染力和敍事的節奏感和衝擊力給觀眾帶來震撼和思考。

這種衝擊力首先來自於時間，這是一個發生在1919年的故事，同年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正在席捲中國大地，而在故事的發生地巴西，圍繞着女性的種種殘酷客觀現實依然讓熒幕前的觀眾，尤其是女觀眾稍稍代入便覺得走投無路——是的，當觀眾觀看陷入困境的角色時，往往會把自己作為主角帶入進去，然後思考“如果是我，我會如何破局”——然而，答案是“無解”。

女主的人設在開局簡直是無敵的完美：她的頭腦彷彿被繆斯親吻了一般，作為貧民階層全家文盲而她自己卻自學成才且才華橫溢，她的劇作廣受好評她的才情渾然天成；同時她還具有勞動人民自強不息的品格，她白天是印刷廠的排字工，業餘時間還要在劇院工作；更妙的是，她得到了知名劇作家的推薦，即將前往巴黎的戲劇學院深造，甚至還拿到了獎學金！對於一個1919年落後地區的貧窮文青來説，只要能去到巴黎，真的猶如鳳凰上枝頭、鯉魚躍龍門了。

然而在1919年的巴西，女主迅速陷入絕境——要獲得出國的簽證，她需要提交三樣東西：1.丈夫作為監護人的許可；2.獨立署名的戲劇作品；3.一份體檢報告。

第一項，她忍辱負重滿足了那個和她婚姻名存實亡的前夫，拿到了。第二項，她雖然有作品，但作為女人卻無法給自己的作品署名。這些年來她一直通過給知名劇作家（也就是推薦她的那個人）當助手兼情婦獲得在劇院工作和改編劇本的機會，當然她的作品要署這個男人的名字，因為沒有人願意看女人寫的戲劇。第三項，原本是最容易獲得的，然而最後卻成為了刺向她最鋒利的一把刀——她懷孕了，懷上了劇作家情夫的孩子。

這樣的困境也許讓當下的女性觀眾試圖“破局”時陷入死循環——既然不想要孩子，幹嘛要自輕自賤去當“小三”還不做避孕措施？電影中呈現的當時的避孕措施現在看來近乎玩笑，女主認真做了但完全沒用，唯一的避孕方式只有“不做情婦”。然而不做情婦她的才華無處施展，只能滿手黑泥地做一輩子排字工泯然眾人，更無從獲得男人“慷慨”的推薦，有機會去巴黎——其實呢，這個男人並不太慷慨，作為家裏住着別墅，女兒彈着三角鋼琴的名作家，女主作為他的情婦不僅得自己“搬磚”掙麪包，甚至晚上坐車的錢都沒有。最後，接受不了理想和現實巨大落差的女主選擇墮胎，然而墮胎在當時是要被抓進監獄的犯罪行為，一旦墮胎，她將從道德和法律兩個維度成為全社會的“敵人”。

巴黎前途無量的藝術家VS道德敗壞的邪惡婊子，成為了女主不得不背上的AB面標籤，最終僅僅因為她一心想去上學，施展自己的文學才華，落得個眾叛親離、身陷囹圄的結局。而在事態失控之前，除了選擇下沉，她沒得選。

從沒有署名權到沒有墮胎權，思想與身體的雙重“失權”，是描寫舊時代女性困境的作品給當代觀眾最直觀的震撼。這讓我想到自己觀看《婦女參政論者》一個情節時那種同樣的震撼體驗：女主雖然生育和養育了自己的親生兒子，但當時的法律規定孩子的所有權是完全屬於父親的。在劇情中，當女主和她的丈夫發生矛盾被趕出家門，丈夫因為不會照顧小孩把兒子賣給了富裕人家，女主卻只能遠遠看着流淚卻無可奈何……這些對於今天女性來説匪夷所思的“失權”，在100年前是天經地義的常識。

《風暴》帶給觀眾的第二重衝擊力在於空間。寫女性的覺醒和抗爭，女文青從來都是絕佳的主角，因為女文青有靈性，嚮往自由，能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她們比其他女人更有行動力也更瘋狂。她們認準了一個光明的彼岸就會飛蛾撲火般不計代價地擁抱和追逐，而在這部電影中，這一切都被女主具體到了一個地點——全世界文青的聖地，巴黎。哪怕我們知道，在1919年，巴黎那兒還蹲着一堆堆懷才不遇的落魄藝術家，但對於女主這個巴西底層的排字女工來説，巴黎是天堂，是彼岸，是自我實現的代名詞。這多少有點1930年代的上海對於民國文青的意義，哪怕是亭子間裏蹲着無數窮困潦倒的文人，但文人只有擠進了上海的文化圈子，才有可能摸着成名的邊。從這個文化背景的類比看，女主其實很像蕭紅，但她是一個遇到了蕭軍、卻沒能成功走出東北的蕭紅，是一個既被情人施恩和拯救，又被他打擾和嫉妒的才女。

電影《黃金時代》中湯唯飾演的蕭紅

有意思的是，作為第三世界的電影，《風暴》的女主的終極目標是巴黎，來到巴黎意味着自身困境的解決和身為女性的解放，但這個故事如果來自一部歐美電影，那麼女主作為面臨困境的女文青，她往往開篇就已經身在巴黎。

去了巴黎到底會不會出人頭地？這已經不重要了，巴黎只是一個意象，她代表着女性作為覺醒的個體，所能為自己追求到的最大自我實現。就像電影前半段女主書桌上有飄雪巴黎街頭的幻燈畫片，和後半段女主想要擁有的紅色大衣——“多麼想穿着這身紅色大衣漫步在雪中的香榭麗舍大街啊”，這就像中學生多少會夢一夢自己拿着從圖書館借來的書走在清華園或未名湖的樣子。

所以女主一定去不了巴黎，就像我們永遠追逐不到自己的幻影。電影的中斷有很長一段殘忍得讓人不忍直視的描寫女主孤注一擲暴力墮胎的情節，以及她的劇作家情夫聽説她懷孕後變臉，讓她放棄去巴黎，留在巴西安心做外室給他生孩子養孩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違背了承諾，最後還是在答應給女主署名的最後一部劇作中只用了自己的名字，斷送了女主去巴黎的最後一個條件。接着，他説出了讓所有感同身受的人血壓飆升的一句話：“我這都是為了你好！”——女主氣“瘋”，和情人撕破臉，墮胎的事敗露，失去子宮，被警察收押，徹底社死。

女文青一敗塗地。

這裏這個男人——劇作家的心態很值得玩味。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最後決定不署女主名字的想法絕不是從得知她懷孕就開始的，事實上，在劇情中當女主確定拿到去巴黎深造的名額時，他就已經後悔了。片中女主和劇作家的關係頗有點中國古代江南財主和高水平繡娘之間的關係——財主會把水平高能賺錢的繡娘收為姨太太，表面上是繡娘有福氣，嫁進大户人家穿金戴銀衣食無憂，其實是財主成功把人才簽了永久勞動合同，不僅競爭對手挖不走，女人以後勞動賺到的錢都歸財主家掌握了，還能附加提供性價值。

女主去了巴黎，劇作家沒了“白嫖”才華和身體的機會，説不定以後還會被“弟子”青出於藍——還有什麼方法能“得不到就毀掉”，讓女主不要飛走呢？當然是讓她生個孩子了。去什麼巴黎？留下來做個母親吧。這一刻，母職的神聖性和懲罰性似乎又成為了女主的另一個AB面。

電影名為“風暴”，但風暴並未來臨。“風暴”其實是女主給自己起的筆名，從她片中那段獨舞和深邃的眼睛裏你能看到一場風暴正在她的靈魂裏醖釀。1919也是電影裏反覆出現的一個年代，在同一個年代的地球另一端，也是一部戲劇裏的人物改變了無數女性的命運，促進了性別的覺醒——《玩偶之家》的“娜拉”，以至於娜拉成為了一個特定的名詞和文化意涵。

毫無疑問，女主“風暴”就是地球另一端的娜拉，是千千萬萬娜拉中的一員。娜拉走後也許會回來，女主甚至用盡所有的力氣還走不出去，拉斷她所有奮力掙扎的是100年前的種種“天經地義”。而100年後，當這樣一個故事在中國的熒幕上展現時，也一定會帶來不一樣的震撼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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