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外交高官：面對中國，很少有亞洲國家會斷然拒絕

6月18日發佈的播客頻道“太平洋兩極”（Pacific Polarity）中，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美國政策專家埃文·費根鮑姆博士在與播客主持人李澤西、理查德·格雷對話時分析稱，由於美國在亞洲的政策不顧域內國家的需求，偏重於針對中國的安全考量，美國的影響力將在十年內逐漸從區域淡出。

埃文·費根鮑姆為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副總裁。他此前曾在美國國務院擔任多項高級職務，包括南亞事務副助理國務卿、中亞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專注於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事務。離開政界後，他深耕智庫領域。

埃文·費根鮑姆（資料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網站

節目中，埃文·費根鮑姆指出，美國曾經在亞太地區是安全提供者，也是重要的經濟領導者，因為它是亞洲出口導向型經濟體走向繁榮的動力，它還是標準制定者、規則制定者和規範推動者。但他強調，如果美國現在還想在亞洲保持影響力，就必須回應亞洲國家自身的核心目標與訴求。

他指出，現實在於，其一，區域內多數國家不願與中國分道揚鑣。其二，它們也確實沒有這個條件這麼做，因為這些國家首要議程是達成經濟增長、保障就業、實現可持續性與技能提升，而在這些領域，中國均可為域內國家提供合作選項，亞洲鮮有國家會斷然拒絕。

美國四處宣揚“將中國剔除出亞洲敍事”“拒用中國資金與技術”，然而，其在90%的亞洲地區難獲認同。

埃文·費根鮑姆提出，“美國需提供有競爭力的方案”已成陳詞濫調，但問題的關鍵不單單是競爭。美國更需要與亞洲夥伴協同設定規則框架。

“我之前在美國國務院工作期間的上司、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近日離世。他是一位資深的日本及亞洲事務專家，”埃文·費根鮑姆説，“他有句名言：‘要制定正確的對華政策，你必須先制定正確的亞洲政策’。其深意在於：美國並非總能直接左右中國決策，但若能塑造中國與夥伴互動的戰略環境，至少可為北京的決策路徑提供正向激勵或反向約束。”

然而，埃文·費根鮑姆發現，現今，美國已徹底顛覆阿米蒂奇指明的方法。近幾屆美國政府非但沒有通過努力制定正確的亞洲政策來保障正確的對華政策，反而令其所有的亞洲相關的措施和戰略從屬於對華競爭。遺憾的是，這種針對中國的主張（China centrism）與域內多數國家的觀點背道而馳。

埃文·費根鮑姆接着分析説，美國的對華態度完全是“安全化的”（securitized）。不論技術、人文交流、經濟流動，還是中國投資，全被視作國家安全問題。但這只是美方的視角，馬來西亞人未必認同，對華態度矛盾的越南也未必這麼看。美國現在的這種思維難以獲得廣泛認同，更削弱美國為該區域提供的“美式方案”的吸引力。

美國態度能否調整？埃文·費根鮑姆説：“我深表懷疑”。

他認為，當前美國兩黨已形成高度聚焦於對華安全競爭的固化政策軌道，其區域戰略也被迫削足適履，以適應對華戰略。這恰恰是美國在“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外難獲認同的主因。亞洲區域內，“四方安全對話”提出的敍事，與多數國家的主張嚴重脱節。雖然有像菲律賓這樣的個別例外，但菲律賓每六年政權就會更迭，隨後往往改弦更張，今日菲律賓的政策五年後恐面目全非。這就是挑戰所在。

他補充説，且不論美國現政府的具體政策，特朗普政府對亞洲既無原則亦無戰略，僅服務於美方狹隘、安全化且自利的目標的話，實在難以建立起真正塑造區域秩序的多邊聯盟。特朗普鼓吹的“美國優先”的癥結在於：域內國家會質問“美國優先是否意味着我們墊後？”

埃文·費根鮑姆強調：“亞洲遍佈體量可觀、能力出眾、心懷利益訴求的中等強國，它們渴望參與塑造區域未來。而美國的政治取向難以適應此現實，這便是我15年來不厭其煩撰文預言‘美國將從區域淡出’的原因。”

埃文·費根鮑姆在另一檔播客中曾表示，美國正淪為亞洲的“黑森傭兵”。儘管美國的戰機和艦艇可以在區域內巡航，但其他領域建樹寥寥。

“我深以為憂。可以設想，十年後，空喊‘中國威脅’將彷彿在嘈雜的劇院裏一樣恐怕難獲共鳴。儘管美國在域內多國眼中仍存在威懾中國的作用，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亞洲正邁入‘去美國化’的後美國時代。這就是我説的‘信任危機’：人們無法確信，除安全領域外，美國會以契合其目標的方式在場。”

埃文·費根鮑姆表示，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並無益於解決這個癥結。他的職責本來就是關於安全議題。但如果域內各國擔憂美國“重安全、輕其他”，那麼安全事務也無法脱離美國的政策全局而孤立存在。

此外，埃文·費根鮑姆表示，如果美國的關税政策重創各國的增長與發展，怎麼還能輕描淡寫地腆着臉聲稱“我是你的首選的安全夥伴，忘了其他（的不愉快）吧”？在亞洲國家眼中，這些都是有機的整體。

“所以我重申，十年內，美國在亞洲的角色將完全偏離其歷史形象。”埃文·費根鮑姆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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