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西方“幫派”政治中，“紅棍”是以色列，默茨是“白紙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山清水秀美麗恬靜的卡納納斯基斯（Kananaskis），為期兩天的G7峯會落下了帷幕。與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的峯會不同，這次無論是東道主還是與會的其他國家元首，都相互點贊，努力營造和諧氣氛。

不久前，以高調反對特朗普“加拿大應該成為美國第51個州”之説而當選總理的卡尼（Mark Carney），此番一改之前的“嗆美”作風，肉麻吹捧特朗普，稱“沒有老特，G7連毛坯都不是。”特朗普聞之大喜，相當受用，反過來也稱讚東道主熱情好客，自己在美麗的加拿大頗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這張圖片讓人聯想到某個“幫派”的議事場面：老大雖然身不在場，但又始終在場。

與會者們歡聚一堂，個個衣冠楚楚，一副文明世界的做派，但談論的話題卻充滿血腥：如何用武力徹底解決伊朗的擁核問題。

本次峯會的議題本來主要是一段時間以來困擾國際貿易的“關税戰”問題。由於“關税戰”是特朗普親自發起的，且高壓不減，因此會前西方媒體稱加拿大峯會為“1對6的鋒會”（交鋒的“鋒”）。為了確保在不丟面子的情況下順利開完會，各方都下調了對會議結果的預期，放風説不會有“聯合聲明”，只要不是“不歡而散”就是成功。

然而，計劃還是趕不上變化。

數天來，以色列對伊朗的“先發制人”加劇了本來就已動盪不安的中東亂勢。在關門磋商中雖然涉及了關税糾紛、俄烏衝突、馮德萊恩獻上的“西方團結共同對付中國”等話題，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被“邊緣化”了。

特朗普這次雖然沒有像他第一任期時那樣，在回國途中任性撕毀有自己署名的聯合聲明，但還是臨時改變了日程，趕在澤連斯基第二天來“煩”他之前，先行班師回朝了。理由是，家裏有 “非常大的事”（big stuff）在等着他去處理和決策。

“老大”特朗普眼裏的馬克龍與默茨

什麼“大事”呢？

法國總統馬克龍一如既往地出來“搶風頭”“抖機靈”。他表示，特朗普提前離場“既是壞事，也是好事”—— 説是“壞事”容易理解，畢竟老大不在，蓬蓽失輝；“好事”是，他要回去斡旋，爭取讓以伊“停火”。

特朗普聞後，飛機還沒落地就回嗆馬克龍，説這位仁兄人是不錯，就是經常拎不清，喜歡瞎咧咧，而且幾乎沒有説對的時候。他在回答隨行記者問題時説：“我要做的是徹底結束伊朗這件事。” 之後還發帖，公開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

法國媒體有點急了，認為特朗普對馬克龍的評論是對法蘭西總統的“侮辱”；馬克龍本人對此倒不以為然，而且堅持説，特朗普開始的口風就是要“促和”的，現在看來有變……

相比之下，德國總理默茨就表現得 “穩重得體”多了：第一，不妄議特朗普，不揣摩特朗普的心思；第二，一改之前批評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非人道和違反國際法行為，對內塔尼亞胡攻擊伊朗的軍事行動公開表示支持。

默茨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説了以下這段話：“以色列是在替我們所有人幹髒活兒（Drecksarbeit），我只能説，以色列軍隊、以色列領導層有勇氣做這件事，對他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從默茨上位後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來看——特別是對特朗普的態度以及在西方集團內的作用， 這位原本“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德國總理如今卻搖起了“白紙扇”，話術爐火純青，火候把握得相當不錯：他替老大説出了想説卻還沒説或不願説的話。

特朗普對默茨的“好感”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裏的首次會晤時即溢於言表，他説自己很少交朋友，但想認默茨這個朋友。當然，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嘴裏説出來的“好感”隨時都會收回，因此最好聞過且過，千萬別想太多。

“白紙扇” 與“紅棍”

在“三合會”裏，“白紙扇”是文職，通常負責社團財務，管理賬目，是幫會的“軍師”，即幕後出謀劃策，遇事出面公關。在歐盟裏，德國是資金雄厚、財大氣粗的一方；在北約中，德國由於歷史原因很少直接出兵參加軍事行動，多數是提供資金和後勤來支持盟友。

默克爾總理任內，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私交甚好。據奧巴馬後來回憶，默克爾最後一次謀求連任，也是為了在西方陣營中抗衡特朗普。自尊心極強的特朗普自然感受到了這點，所以一直不待見她，不僅在白宮拒絕和她握手，直到今天還沒放過她，時不時就要公開指責她。

默茨與默克爾也有嫌隙，所以當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當着他的面指摘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時，默茨笑而不應，讓特朗普射向默克爾的“子彈”在眼前飛過，毫無替前任同仁和黨內同志擋一下的意思。

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裏的“默特會”

顯然，默茨有自己的算盤。他要給特朗普留下很貼心的印象，以便遇到棘手問題時能在白宮有些話語權。

到現在為止，他的表現基本沒出紕漏：略卑但不亢，討論時用數字和背景知識去解釋事物的來龍去脈，但又不去揭特朗普常識不足的“短”；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如以色列打伊朗，他旗幟鮮明，間接替特朗普的“嬗變”作了巧妙轉圜。

在這方面，他的情商的確勝過默克爾，更強過馬克龍。從這個意義上説，如果默茨在西方集團中當上“白紙扇”一職，應該説也是“實至名歸”了。

基利安·墨菲在《浴血黑幫》中飾演的英倫黑幫老大

那麼誰是“紅棍”？

在“三合會”中，“紅棍”一職專事打鬥，擴張地盤和執行家法。綜合西方陣營中各方的表現，以色列是當之無愧的“金牌打仔”，而且是功勳卓著的“雙花紅棍”。

在諸多國際軍事行動中（其中不少是干涉和顛覆型的），西方“龍頭老大”美國和“二路元帥”（“三合會”中的榮譽職位）英國雖然經常親自披掛上陣，如伊拉克戰爭、利比亞行動等，但單從軍事裝備、實戰經驗和情報工作而言，位於四面楚歌、多方包圍的地緣環境中的以色列戰力超強，鮮能企及。在中東，它基本上想打誰就可以打誰。

這個國土形狀酷似一把匕首的猶太國家，從立國後第二天就開打，先是出於自衞，後來變成主動出擊，特別在第三次中東戰爭（“六日戰爭”）中，創下了“先發制人”的模範戰例。這次對伊朗的行動，基本也沿用了當年的戰術。

從這個意義上説，默茨那句 “替大家幹了髒活兒”的話，也證實了以色列在西方陣營中的“紅棍”角色。其實，在美國眼裏，日本、韓國等也只是“古惑仔”而已，若要讓它們去“幹髒活兒”，它們會不會硬着頭皮上？

國際政治“幫派化”

筆者承認，用“三合會”這樣的幫派結構來形容西方國家，似乎有些“不嚴肅”，但仔細觀察它們的言行，的確很像行走在黑白兩道的“會黨”組織。

港片中的黑社會議事場面，是否與開始那張七國集團峯會圖似曾相識

我們不妨來對照一下：先來看看“幫派”老大的特點和手段是什麼？歸納起來説就是恩威並施，籠絡人心，拉幫結派，以強凌弱，損人利己，唯我獨尊。這些特質若放到美國身上，可以説幾乎無一不匹配。遠了不説，就以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為例：

回顧拜登在位四年的作為，最明顯的地方就是對“特朗普主義”的部分修正，如制止其前任冷落盟友以及迴避責任的“退羣”做法。也是出於這個原因，絕大多數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友，都希望或押注哈里斯勝選，希望拜登的“親善”政策能延續下去。

從表面上看，拜登的做法與特朗普大不相同，但實質卻並無二致。

特朗普迴歸美式的“光榮孤獨”，並非要讓美國放棄霸權，這點從他的政治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可見一斑。他只是在做法和路線上與拜登有所不同而已。其風格是少管閒事（除非有明顯好處），卸掉包袱，輕裝上陣，唯我獨大。

如果借用中國戰國時期的“縱橫説”，便可將特朗普的政策歸為“事一強以攻眾弱”的“連橫”套路，用江湖上的説法就是喜歡“單打獨鬥”。當然，在特朗普的眼裏，此處的“事一強”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服務世界唯一霸主——美國。

而拜登走的路徑有點類似“合縱”，即“合縱弱以攻一強”。這裏的“一強”當然指對自己威脅最大的對手，也就是中國；這所謂的“眾弱”可不是字面意義上的“積弱多病”或“烏合之眾”，而是一干“志同道合”的小兄弟——盟國。

簡而言之，從氣質上説，特朗普更像特立獨行的西部“牛仔”，而拜登則是表面和氣的“黑幫”老大。當然，倆人的共性也一目瞭然，那就是都通過恩威並施、拉幫結派、以強凌弱等手段來維護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手段並非只對外，而且也對內。

張頌文在電視劇《狂飆》中飾演的善於恩威兼施的黑幫老大

以“恩威並施”和“拉幫結派”為例，戰後的“馬歇爾計劃”是“施恩”的一個典範。美國用提供資金援助的方式來幫助西歐國家恢復國力，其背後的真正目的則是為自己建立一個政治、經濟、金融和軍事網絡，以抗衡蘇東集團。

還有，“佈雷頓森林體系”框架內建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確為不少國家提供了金融便利和支持，但放款時也附加了不少政治條件，本質上還是為了確保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施威”方面的例子就多了去了：譬如，特朗普認為美國當年出資修建了巴拿馬運河，就該繼續享受特權，不該把管理權還給巴拿馬，所以他這次重新當選後，以強硬姿態威逼巴拿馬政府讓步，置國際法於不顧。不久前特朗普強迫烏克蘭簽訂“礦產協議”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美國不僅對“藍燈籠”們（“三合會”中對有意但尚未正式入會的成員的稱謂）如此，對鐵桿盟友也不客氣，譬如對歐盟諸國大幅提升關税、威脅盟國丹麥要拿走格陵蘭島，毫無底線地要求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等。

當然，在幫派的邏輯中，最重要的是組建一支“打擊隊伍”，因為無論是收取保護費，還是擴充地盤，都離不開暴力的實施和威懾。説到收取“保護費”，這可不是筆者“無中生有”或“刻意詆譭”，而是特朗普自己提出來的。他對德國、日本和韓國，都明確表示過：“要安全，就交錢！”

説回西方的“打擊隊伍”，那當然就是北約了。

按照當年的立盟原則，北約應該是一個單純的“防禦性聯盟”，但無論是以“志願同盟”的名義入侵伊拉克（理由和如今打擊伊朗一樣：擁核）、還是武裝干涉科索沃，北約的軍事行動均未獲得聯合國授權。

冷戰結束後，北約這個以美國掛帥的軍事聯盟，利用當時剛擺脱蘇聯陣營的東歐國家強烈的發展和安全需求，將聯盟的勢力範圍擴張至俄羅斯的家門口。這一通操作，也很像黑幫靠紅棍們擴充地盤的行為。前面説了幫派“話事人”（龍頭老大的另一個稱謂）的行為特點，那麼，幫派成員的特點又是什麼呢？

無論是“紅棍”“草鞋”（負責對外聯絡的幫派成員）“四九仔”（幫會中的基本成員）還是“藍燈籠”，他們多以幫派為界限，劃圈為戰，具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思維和相當程度的優越感。

對內，唯幫主馬首是瞻，利益均沾，無原則地相互包庇、相互打氣；對外，專挑軟柿子捏，不講道理和公理，先用利益誘惑拉攏，不成就施以暴力，遇事成羣結隊，蜂擁而上，羣起攻之。目的是不擇手段地搶佔和擴大地盤，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所有這些特點，我們在類似“七國集團”、北約等組合的峯會上，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行動中以及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的處理上，均能觀察到。實際上，許多國際緊張局勢的背後，都有美國及其盟友的影子。

結語

“拉幫結派”是會黨的另一個常用手段，在國際政治中即所謂的“結盟政策”。“結盟”是多邊關係中常見的一種生存和逐利形式，古今中外不乏其例。

在中國，前面提到的戰國時期的“合縱連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西方，遠古的《埃及-赫梯和約》則首創攻守同盟。到了近代早期，特別是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一直到18世紀晚期，隨着民族國家的形成，國家利益在結盟時成為首要考量，盟約也變得鬆散而短命。

在1878年柏林會議期間，俾斯麥向俄羅斯全權代表彼得·A·舒瓦洛夫伯爵伸出手

結盟在國際關係中大行其道始於1814/15年的“維也納會議”，如俄奧普三大君主國締結《神聖同盟》。該時期的締約高潮是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在歐洲大陸針對法蘭西和俄羅斯而編織的錯綜複雜的聯盟關係網。

一戰時期， “協約國”和“同盟國”兩大陣營相互廝殺。二戰期間，美英蘇中等組成的“同盟國”與德日意的“軸心國”打得你死我活。戰後和平持續沒多久，舊的盟約被“北約“和”華約“所取代，熱戰變成冷戰。

1990年，“冷戰”和“兩極世界”走入歷史，美國一霸獨強。在西方有些學者的眼裏，歷史以西方民主體制的完勝而進入終結。但西方國家造成的國際政治 “幫派化”卻給全球帶來了難以彌合的裂口和難以預估的“後遺症”。

如今，隨着“中國道路”的異軍突起，“歷史終結論”已壽終正寢。而中國製定外交政策時堅持“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合作共贏”的原則，也為國與國的相處之道提供了一個與“幫派”政治不同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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