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288期：中美俄三角格局向何處去-張維為、劉軍

“中俄兩國的集體記憶和民族品格，是美國這樣的國家所不具備的。”

“在俄羅斯國內，深深地存在着對美國的不信任感。”

特朗普政府若推行“聯俄抗中”，中俄關系將如何應對？中俄合作如何成為新型大國關係典範？在東方衞視[6月16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https://【這就是中國：第287集 中美俄三角格局走向何處】 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1801753/?share_source=copy_web)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軍教授一同聚焦中美俄三角格局走向。

張維為《這就是中國》288期：中美俄三角格局向何處去

張維為演講

大國關係何去何從，從來都是決定世界格局的。自特朗普二度執政以來，西方不少智庫都在議論乃至炒作所謂的“反向尼克松”，也就是模仿上世紀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松聯中抗蘇的做法，提出美國今天也可以聯俄抗中。

當前這一派的主要觀點包括美國解除或者部分解除對俄羅斯的制裁，美國與俄羅斯全面和解，美國推動烏克蘭停戰談判，美國可以承認俄羅斯對烏克蘭部分領土的實際控制權，美國提議恢復俄羅斯成為G7成員等，以換取俄羅斯疏遠中國。

顯然，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的不少做法已經反映了這些主張，全球主要媒體也一直在熱議這個話題，儘管多數人似乎並不看好這種前景。

今年3月19號，俄美領導人電話會談後，俄羅斯塔斯社駐華記者採訪了我，他問了這麼一個問題：西方輿論認為美俄走近是為了制衡中國，你怎麼看這種觀點？我説我一點都不擔憂，中俄兩國已經建立了高度成熟的戰略互信，我們對俄羅斯朋友抱有足夠信心，正如俄羅斯對中國也充分信任一樣。

確實，今天的中俄關系已是十分成熟的大國關係。習近平主席已經11次到訪俄羅斯，中俄兩位國家元首在不同場合會面超過40次，兩國元首如此頻繁地密切溝通，本身就表明中俄之間的高度互信。絕大多數中國人和俄羅斯人對此都感到高興。

多位美國記者也問過我類似的問題，我的回答是：中俄兩國的領導人是政治家，而非政客，更不是商人。政治家的特點是具有長遠的政治眼光，瞭解本民族、本地區乃至全人類的整體利益。

普京總統看得很清楚，並且多次指出西方正在失敗，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擁有未來。中俄兩國元首從戰略高度直接引領中俄雙邊關係的發展，這使兩國的政治互信持續加深，合作成果日益顯著，世代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即使在一些領域內暫時遇到矛盾，那更像是兄弟間的矛盾，雙方都力爭在高度政治互信的基礎上去解決矛盾。

俄羅斯總統普京 資料圖：俄羅斯衞星通訊社

我還談到中俄兩國都是文明型國家，文明型國家的特點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和深厚的人民。兩國人民都具有飽經歷史滄桑形成的堅韌不拔的民族品格、重視羣體利益的思維格局、家國同構的文化傳承。從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到阿炳的《二泉映月》，中俄民族都能將經歷過的苦難化為自己的精神財富。從《黃河大合唱》到《神聖的戰爭》，都是80年前中蘇兩國人民浴血奮戰的真實寫照，其基調是永不屈服、抗爭到底，戰勝法西斯，實現人民解放和民族復興。

中俄兩國的這種集體記憶和民族品格，是美國這樣的國家所不具備的，這也意味着中俄兩國關係今天發展的深度、廣度、厚度及其巨大的潛力，也是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難以想象的，更是美國商業交易型的領導人難以理解的。

今年5月7日，習主席訪問俄羅斯前夕，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採訪我，問到特朗普政府與普京關係更加密切，這對中俄關系有多大影響，中國是否準備通過中俄領導人的會晤，來展現特朗普並沒有成功地把俄羅斯從中國拉走。我説中國實際上是樂於見到俄美關係改善的，因為這總體上有利於世界和平。我個人也認為特朗普不是一個戰爭狂人，他認為無休止的戰爭已經耗盡了美國的國力，這種態度值得肯定。

中國國家主席這次訪俄的主題，是隆重紀念戰勝法西斯80週年。中俄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亞洲和歐洲的主戰場，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以數千萬人傷亡的代價，為自己的民族生存和拯救人類命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制度安排，這是我們維護世界和平安全發展的基石。

這次訪問中，習主席和普京總統在莫斯科發表聯合聲明，強調中國和蘇聯分別作為亞洲和歐洲主戰場，站在抵禦日本軍國主義和納粹德國及其僕從國的最前線，是抗擊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兩支中堅力量。當今世界，中國和俄羅斯肩負維護正確二戰史觀的共同責任和使命。

我們絕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國家為法西斯主義招魂。我們對於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近期在硫磺島發表的荒謬言論感到震驚。他竟把二戰期間屠戮2.8萬美軍的日軍，與戰死的美軍相提並論，稱之為“英勇氣概的典範”，並斷言這份氣概將在美日聯盟中“流傳千古”。此番言論激起了美國二戰退伍軍人後裔的強烈憤慨。赫格塞思的這一行為，究竟源於自己對歷史的無知，還是出於其它政治意圖？如果赫格塞思真是為維護所謂的“美日同盟”而故意扭曲歷史，這將是極為短視與卑鄙的，最終必定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他接着問我，習近平主席訪俄是否是為了展現一種中俄共同抗衡美國的姿態？特別是中俄宣佈建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來，中俄關系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我説：第一，美國相當長時間內對中國和俄羅斯都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度，客觀上推動了中俄兩個大國互相走近，但這遠遠不是中俄關系的全部。第二，我認為中俄關系的特點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可以為今天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樹立一個榜樣。我們希望中美關係、俄美關係也這樣發展。第三，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2019年提出的，6年來中俄兩國關係的發展是全方位的。

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是為中俄關系注入了新的強大的內生動力。我建議他看一下《關於2030年前中俄經濟合作重點方向發展規劃的聯合聲明》，雙方在聲明中確定了貿易、物流、能源、技術創新等8個重點方向的務實合作。回想1991年俄羅斯經濟轉型之初，中俄雙邊貿易額只有不到50億美元，現在已經增加到了2500億美元（這是2024年的數據）。

此外各種合作，特別是農業領域的合作和科技領域的合作亮點十分突出。俄羅斯已經成為中國第三大農產品進口來源國，中俄大豆、貿易、牛肉等商品貿易額年均增長都超過20%。雙方在航天、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合作研發新的項目，兩國在新材料、綠色發展、生物醫藥等領域的合作也成為兩國關係的新的增長點。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合作也取得新的突破，對俄羅斯的汽車等機電產品出口和在當地投資組建生產線也在同步發展。中國產的汽車、電子產品在俄羅斯市場深受當地用户的青睞，市場佔有率在不斷上升。

同時，如何推動國際秩序的變革，也是雙方合作的重點。

我個人認為，俄羅斯是一個革命者，它通過一場頗有爭議的軍事行動，某種程度上就是要改變西方主導的單極國際秩序。中國是改革者，以趨利避害的方式融入全球化，並不斷推動現有國際秩序的改革。美國在拜登時期是這個單極秩序的維護者，而特朗普時期美國則變成了拋棄者，他認為這個單極秩序使美國負擔過重，造成了美國經濟空心化並且走向衰敗。

現在多極世界已成為現實，但多極世界秩序尚未形成。中國和俄羅斯都是向前看，主張建立有利於世界絕大多數人的全球秩序。特朗普他的特點是向後看，懷念19世紀的重商主義和過去的雅爾塔體系，希望由幾個大國來主宰世界、瓜分世界。所以今天中俄兩國共同肩負着建設一個民主公正、合作共贏的多極世界秩序的使命。

5月9日上午10點整，隨着克林姆林宮鐘聲的響起，紀念蘇聯衞國戰爭勝利80週年慶典開始。主觀禮台上，中國國家主席和來自世界20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領導人並肩而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也參加了紅場閲兵。

看着這場閲兵的實況轉播，我不由想起了1941年11月7日的莫斯科紅場閲兵，當時從反法西斯前線戰火硝煙中走來的蘇聯紅軍將士，經過紅場檢閲後，直接開赴前線與法西斯決一死戰。

我也想起了1949年10月1日的新中國開國大典，參加閲兵的人民解放軍將士也是直接從戰火硝煙中走來，走過天安門接受毛主席的檢閲，其中很多將士開國大典之後不久就直接奔赴前線，解放尚未解放的國土，包括大西北和大西南。蘇聯也成為第一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所以共同的記憶、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使命，為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更上一層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圓桌討論

主持人：剛才張老師分析了中美俄三個大國的關係，尤其着重探討了中俄關系。劉教授在5月初恰好前往俄羅斯訪問，當時正值俄羅斯籌備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這一重大慶典的關鍵時期。因此，我想先請劉教授分享一下您當時的感性認識，特別是您身處莫斯科時，那裏的氛圍是怎樣的。

劉軍：我們是5月4日晚上到莫斯科的。第一印象便是俄方對中國國家主席此次國事訪問，以及參加蘇聯偉大衞國戰爭勝利80週年紀念活動高度重視。在俄羅斯，主流媒體和電視台不斷滾動播放中國國家主席治國理政的相關內容，街道上也隨處可見相關宣傳。給我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兩個關鍵詞：一是“勝利”，二是“銘記歷史”，記住二戰那段歷史。

整個氛圍熱烈非凡，從接待中國國家主席的整體安排中便可見一斑。就像張老師剛才演講時提到的，在克里姆林宮的觀禮台上，匯聚了2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在如此繁忙的安排下，普京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進行了大範圍會談、小範圍會談，還有一對一的茶敍，總共接近10個小時的時間。最後，當其他國家領導人都已走上觀禮台就座等待時，中國國家主席和普京總統才最後一起走上觀禮台，儀式這才正式開始。這樣一種安排，充分顯示出俄方對中國及中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而且，這一次我覺得有一件事特別地感人。中國國家主席出訪前在《俄羅斯報》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文中提到“兩國人民用鮮血和生命凝結的深厚情誼，如黃河之水奔騰不息，似伏爾加河寬廣深沉，成為中俄世代友好的不竭源泉。”

主持人：剛才劉教授説的這些細節，也印證了我們所説的中俄兩國多年來構建起的大國關係堪稱典範。鑑於此，我想請張老師繼續為我們深入闡述一下，像中俄之間這種新型的大國關係，與以往大家所認知的，或者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大國關係相比，有什麼不一樣。這確實是一種有別於傳統的新型大國關係。

張維為：我們非常明確，中俄是戰略伙伴，同時秉持着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原則。我去年就去了俄羅斯三次，下個月還要再去。中俄都是大國，不受任何國家的指令，我們發展的是正常的戰略伙伴關係。

不結盟這一點很重要。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文明型的國家，本身就是一個體系，可以説是世界上最大的不結盟國家。不對抗，意味着我們要世世代代友好相處，這對於兩個擁有上萬公里邊界線的大國來説非常重要，雙方都能對彼此的後方感到安心，這非常關鍵。至於不針對第三方，則表明我們之間的關係有着自身內在的邏輯。

其實，俄美兩個大國之間也有它們自己的相處之道和邏輯。同樣，我們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也有自己的一種邏輯，這種邏輯不受第三方的影響。

劉軍：我非常認同張教授剛才關於中俄關系的觀點，中俄關系是一種非常成熟的大國關係，秉持着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原則。這一原則雖由中方提出，但今年我們很有意思地發現，普京總統在與中國國家主席於幾個不同場合會談時也是這樣講的，即俄中關係不受第三方影響。由此可見，中國人的話語體系已被俄方完全接受了。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中俄兩國是高度一致的。正如何老師剛才所講，中俄雙邊關係有着自身發展的邏輯，這便是其的內生動力。

主持人：二戰史觀本來就是我們對歷史正確認識的一部分。如果對這些非常重要的歷史概念進行歪曲、污名化的話，它對國和國之間的交往會帶來什麼影響？

劉軍：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張老師剛才所提到的，像紀念碑、博物館等重要設施，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符號和象徵。這次我們在莫斯科開會時，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也出席了，他對中國政府以及武漢、重慶等不同城市對蘇軍歷史紀念碑的保護和修繕工作表示感謝。這其實正是堅持正確二戰史觀的一個體現。

位於武漢市解放公園的蘇聯空軍志願隊烈士墓

那麼，什麼是正確的二戰史觀？就中俄兩國而言，我認為：

第一，中俄兩國分別是東方主戰場和歐洲主戰場的中堅力量，在戰勝法西斯的戰爭中發揮了決定性的貢獻。

第二，我覺得這一次在莫斯科，俄方的一些表態非常正面。我印象最深的有兩點，一是普京本人明確提及了東方主戰場以及中國所做出的決定性貢獻，二是他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要知道，中國在抗日戰爭當中，開始時間最早、犧牲最大、處境也最艱難。二戰史學界有一個基本判斷，即從1931年開始，至少在前十年裏，中國基本上是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日本軍國主義和侵略。因此，我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在這一點上，普京本人也提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當然，他還提到了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大審判，強調要將戰犯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主持人：我們為何要分析正確的二戰史觀對於大國之間關係的重要性？因為對歷史的尊重本身就藴含着對這個國家的尊重；而對國家的尊重，是我們構建新型大國外交關係非常重要的基石。如果缺乏這種最基本的尊重，大國關係怎麼能好？所以，我們説中俄之間構建的典範性關係，首先就體現在彼此對對方的尊重上。

劉軍：對，你講得太對了。剛才我們也談到了新型大國關係，這次我們在莫斯科開會，主會場正是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訪問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時所用的那個會場。當年，中國國家主席就在這個會場提出了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我們中方所倡導的新型國際關係，實際上包含三個層面的含義：首先是相互尊重，這是大家剛才都提到的，至少第一步要做到相互尊重；其次是公平正義；最後是合作共贏。這才是我們所理解的新型國際關係、新型大國關係。然而，美國人並不承認這一點，他們覺得很難做到尊重俄羅斯、尊重中國。

主持人：張老師剛才在演講中也提到《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採訪您，我發現他們提出的問題以及背後的思路，仍固化地認為三國之間的大國關係，總會演變成聯合其中兩個國家來對付第三個國家的模式，無論這兩個國傢俱體是哪兩個。這是西方的一種固有認知嗎？

張維為：確實是，只要經常關注西方主流媒體就會發現，像美國那些由自由派民主黨操縱的媒體，背後往往是金融大鱷，它們發佈的內容基本上都是些老生常談的套話。

這些媒體確實缺少想象力，有時候真的很同情它們。它們能不能跳出固有思維，去想象一種不同的關係？比如，雙贏（Win-Win）有什麼不行的，多贏又為什麼不可能實現？它們卻覺得這不太可能。還有中國提出的觀點，比如先從小的做起，再逐步擴大，它們覺得這也很難理解。我覺得它們的條條框框太多了。

我也接受過一些西方記者的採訪。一開始，他們跟你講得特好，説你的觀點很有道理，還表示一定會如實報道。但最終報道出來時，只報道了你講的一部分內容，甚至根本不報道。這是因為他們上面有講究政治正確的人在把關，如果報道完全反映中國或俄羅斯的觀點，恐怕他們的飯碗都保不住了。

主持人：我想起之前我們節目邀請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先生來做客時，他舉了東盟的例子。他説，中國對東盟非常尊重，我們與東盟是合作伙伴關係，但東盟也可以擁有其他合作伙伴，我們並不會覺得這有什麼不可以。我覺得這個就體現了基本的尊重。就好比我們的大國關係，我們與俄羅斯是合作關係，俄羅斯同樣也可以擁有自己的合作伙伴，哪怕這個合作伙伴是美國，也沒問題。不過，對於西方人來説，這可能是一種理念上的突破。

劉軍：對，基辛格當年有一句名言。他是研究現實主義的，他曾説過，當我們面對兩個對手時，會選擇較弱的一方，聯合起來共同針對第三方。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而言，其所謂的國際問題研究基本上就是敵人研究，因為有共同敵人的存在，所以它要去結盟，要聯合起來共同針對第三方，這就是它的外交邏輯。

從近代以來的國際關係歷史來看，聯盟和權力政治確實一直是主流。但是，正如中國國家主席所言，我們的身體已經進入了21世紀，腦袋不能還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舊時代。

張維為：而且，我們現在自己已形成一整套理念和做法。例如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我們倡導共商、共建、共享；在法律領域，我們成立了國際調解院。可以説，在方方面面我們都開始有自己的東西。這次中國-東盟-海合會的合作機制，也很了不起。

所以我認為，這當中包含很多創新方法。中國自身實力增強之後，我們所做的很可能就會成為一種國際標準。如果你不接受，我們也會明確提出，只要多數國家接受就行。最終，你可能會逐步接受，或者至少接受其中的一部分，因為形勢比人強。

主持人：在《聯合國憲章》中，調解是解決國家間衝突矛盾的一個重要方法，但是很少有人用，大部分更傾向於通過訴訟、仲裁等方式來處理爭端。實際上，調解是一種非常温和且有效的方式，大家可以敞開來談，以最小的成本達成最大公約數。以往可能也有國家進行過調解實踐，但缺乏這樣一個專門的平台。而這一次，中國搭建起了這樣的調解平台，而且放在了香港。

張維為：調解（mediation）這個概念在《聯合國憲章》中早已存在，但是從來沒有成立過這樣的機構。現在，我們從憲章中找到這個概念，並結合中國自身的大量實踐，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拓展。

聯合國相關文書裏，除了我們熟知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以及各種各樣的權利委員會和小組外，《聯合國人權宣言》中還有duty（責任）和responsibility（義務）等概念。基於這些概念，以後或許可以成立一個聯合國國際責任委員會。中國可以積極推動這一舉措，因為我們一直強調權利與義務、權利與責任的平衡。國際調解院的做法是很有啓發的。對解決國際爭端，不能光是依靠西方的話語和實踐。

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在香港舉行。 圖自中國外交部

主持人：對，關於國際調解院，我們對其功能的完善並非完全另起爐灶，而是在整個《聯合國憲章》框架下進行的，只是過去幾十年裏，一直沒有人去做這方面的工作，如今中國有能力了，便以我們的方式參與國際治理，這實際上是對國際治理的一種極大完善。

另外，劉教授，我想問一下，在您這個階段對俄羅斯的訪問過程中，您感受到當地學者對俄美關係，包括俄烏衝突後續發展是怎麼看的？

劉軍：我們這次先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時間，然後又前往聖彼得堡停留了一段時間。回顧去年，我們從遠東出發，途經哈巴羅夫斯克、伊爾庫茨克，一直到新西伯利亞，這一路走來，所謂的戰爭影響其實很小。當地老百姓安居樂業，街上雖然有一些徵兵廣告，但並沒有強制動員的情況。這體現了普京對於前線和後方進行分離的思路，儘量保證後方國內老百姓生活的平靜，讓工作和生活都能正常推進。

關於俄烏衝突，特朗普曾聲稱能在24小時內結束，但俄方學者表示，別説24小時，就連24周都很難實現。總體而言，對於俄烏衝突，俄國人，包括普通老百姓和學者，都非常希望和平，希望戰爭能夠停下來，但他們更希望從根源上消除衝突。他們不太願意主動談論這件事，除非你主動問起，畢竟這是斯拉夫文明內部的衝突。

張維為：另外，從美國方面來説，它實際上面臨着很多困難。首先，美國國會通過了《反通俄法》，並且實施了上萬條各種各樣的制裁措施。要取消這些制裁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反通俄法》，可以用來指控相關行為，一旦立法，很多方面若要修正就非常難。

中國改革開放一路走來，我們對立法是非常慎重的，先是通過行政措施或有關規定，反覆實踐之後，等條件比較成熟了，再變成法律。這些都是美國應該借鑑的經驗。

主持人：我們絕不會像美國那樣，僅僅因為政黨選舉的需要或是出於政治操弄的目的，就輕輕鬆鬆、隨隨便便地出台一個法案。這種法案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能在短期內獲得政治利益，但某種程度上也完全捆綁住了自己的手腳。

觀眾互動

觀眾：中俄兩國政策的延續性非常強，而美國則常常因政黨更換或政策更迭導致相關變化十分頻繁。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和分析中美俄這三個國家的三角關係，尤其是從長遠角度來看它們之間的關係走向？

張維為：從中國的角度來説，我覺得對中國沒有壞處。如果我們現在跟俄羅斯本來關係就相當成熟且良好，雙方關係都更加可預測、穩定，兩國都是政治家治國，有着更加長遠的考慮和安排，這是很好的事情。如果美國老變來變去，對它自己反而不利。而且普京最近公開説過好幾次，説中國模式就是比美國模式好，他們現在實際上不少地方也在借鑑中國模式。

我本人下個月就要去俄羅斯參加俄羅斯未來2050論壇——就是考慮今後25年的規劃制定。他們請我們中國學者去參加，我跟他們説了，就我們這5年、10年規劃，都是從蘇聯學來的，但我們進行了改革創新，有些經驗他們真是可以借鑑的。我覺得中俄關系比美俄關係或者中美關係要成熟得多。

劉軍：對，我這次在莫斯科參加活動時，在會場碰到一位老先生。交談中，我們談到了當前的一些問題，包括俄美之間的談判。他提到，特朗普現象只是一種短期現象，美國的政策變化太快了，而且美國國內不同政治力量一直相互纏鬥。與之相反，中國具有確定性。因此，他的判斷是，如果他是普京，他什麼都不用做，因為美國政策變化太快，即便做了什麼，美國很快又會改變。

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俄羅斯國內有一個普遍看法，那就是俄美關係可以走向正常化，事實上它們也正在這樣做，比如過去雙方曾大規模驅逐外交官，現在外交機構之間正重新接觸。俄羅斯期望實現俄美關係正常化，但對於俄美之間能否發展成夥伴關係，他們高度懷疑。在俄羅斯國內還是深深地存在着對美國的不信任感。

主持人：俄羅斯現在決定“向東看”，這不是一個短暫的思考或決定，而是過去幾十年他們擁抱西方未果，而且被西方狠狠教訓了之後，痛定思痛得出的結論。俄羅斯國內對美國存在不信任的氛圍，這也是歷史給予他們的深刻感受。

張維為：對，從更深層次來看，他以及俄羅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美國和西方正在走下坡路。

美國國會

觀眾：剛剛聽老師們講了許多關於中俄之間在經貿科技領域的合作，想請問中俄之間是否存在潛在的矛盾？

張維為：我經歷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去年，我們在海參崴參加了東方經濟論壇，普京總統親自發表了演講。中國也派了一位領導人蔘加這個活動。演講結束後，普京總統和中國領導人坐在一起，由旁邊的電視主持人進行對談。主持人問我們中方領導人一個問題：“我們現在在這裏開會，但我們覺得中國對西伯利亞以及整個遠東地區的投資還是太少，你們為什麼投資這麼少，為什麼不多投資一點？”

普京的回應很有意思，他説：“你怎麼能向我們最尊貴的客人問這麼尖鋭的問題，還是我來回答吧。”他提到，自己剛剛訪問過哈爾濱，看到哈爾濱在吸引外資方面的做法，認為俄羅斯應該向中國學習，因為俄羅斯存在很多官僚主義問題，需要解決這些問題。

現在大家在面對問題時，都秉持着開誠佈公的態度，在政治互信的基礎上，從積極的角度去解決這些問題。

劉軍：在具體的一些經貿領域，俄國人現在有一些擔憂。比如，他們認為中國發展得太快、崛起得太迅猛。俄方有一種論調，稱俄羅斯可能會淪為中國的“小兄弟”——在冷戰期間，我們稱蘇聯為“老大哥”，如今卻有這樣的説法。此外還有一種説法，説俄羅斯會淪為中國崛起的“加油站”，因為俄羅斯有大量石油天然氣輸往中國。中俄之間的經貿合作目前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正如張教授剛才所講，俄方也有聲音表示，中國的投資不夠，太吝嗇了。然而，不管怎樣，與中俄之間的合作相比，矛盾永遠是次要的方面。

觀眾：長遠來看，俄羅斯是否會再次出現像戈爾巴喬夫式的親西方的領導人？如果美俄聯手抗中，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劉軍：我覺得這兩個命題都是不成立的。就像何老師剛才所講，俄國人經歷了痛定思痛的過程。戈爾巴喬夫時期選擇走向西方，結果換來的是蘇聯的解體。在葉利欽時期以及普京執政前期，俄美關係雖有過短暫的蜜月期，但沒有換來美國對俄羅斯真正的尊重。要讓美國人尊重俄羅斯，這是不可能的。俄國人非常鮮明地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普京的美國觀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也因此，我認為俄羅斯在後普京時代，不可能再出現類似戈爾巴喬夫這樣的領導人。

至於第二個命題，也就是你提到的俄美聯手抗中，我認為這同樣不成立。正如我之前所説，俄羅斯國內對美國存在深深的不信任感。雖然俄美關係有可能走向正常化，但很難發展成為夥伴關係。俄美關係和中俄關系不可同日而語，你是很難體會到的。我們這次到莫斯科，正值勝利日，俄羅斯社會洋溢着開朗、喜悦的氛圍，不像蘇聯解體時轉型那麼艱難、鬱悶。他們看到中國人時非常客氣、有禮貌。所以，我覺得第二個命題也是站不住腳的。

另外，剛才我們還談到俄羅斯“向西看”還是“向東看”的問題。俄羅斯有一位學者説過，如果彼得大帝再次面臨選擇，他會打開一扇面向東方的窗户，而非面向西方。

張維為：我補充兩點內容。第一點，戈爾巴喬夫當時推行的改革，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那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專家的指導下進行的自由化改革，給俄羅斯帶來了難以形容的災難，每一個俄羅斯人對此都深有體會。我們那時候都去過俄羅斯。那時俄羅斯男性的平均壽命降到了50多歲，比之前降了10多歲；老百姓的煤氣和供電都受到影響；儲蓄一夜之間分文不值，養老金也沒了。

至於你提到的戈爾巴喬夫再次出現的可能性，他1996年竟敢競選俄羅斯總統，但你知道他得了多少票嗎？連1%都不到，他已經被俄羅斯人民拋棄了。當然，你可以從理論上進行假設，但這種情況實現的概率幾乎為零。

第二點，俄羅斯這次的覺醒，確實與他們對美國和中國認識的深化有關。去年我們參加聖彼得堡經濟論壇時，普京在演講中提到，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遠遠領先於第二名（他並未具體指出第二名是誰）。他還説，俄羅斯的專家們研究了世界不同的發展模式，認為中國模式比其他模式都要好，比蘇聯模式和美國模式好很多。這是俄羅斯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一個比較普遍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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