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伊萬：以伊衝突再起，有人又搬出了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大伊萬】

這段時間，和伊朗相關的問題，在國內網絡上又變成了全民都在討論的顯學，不過和2023年10月阿克薩洪水剛剛爆發時國內網絡上的氛圍來比，這回大家的觀點和輿論氛圍幾乎一百八十度掉了個頭，當年鼓吹中俄伊大三角的博主不知所蹤，取而代之的則是認為伊朗實力堪憂、立場不堅定等等，對伊朗不看好的大有人在。

這篇文章我們就直接研究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所謂的中俄伊大三角，這種説法是否靠譜；第二個問題，對於目前的伊朗局勢，我們應當採取怎樣的基本態度和範式來加以對待。

中俄伊“大三角”，是否靠譜？

所謂的中俄伊“大三角”理論，事實上是美國地緣政治學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作《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和地緣戰略》中，提出來的一種地緣戰略猜想。

按照布氏的觀點，如果俄羅斯、中國、伊朗在地緣上形成一個穩定的三角形結構，則會在亞歐大陸上，形成一個影響力巨大、覆蓋整個亞歐大陸的地緣政治集團，這種穩固的“三邊結構”將給美國對亞歐大陸施加影響力形成嚴重的戰略威脅，乃至將美國從亞歐大陸中“擠壓”出去。這對極度依賴維持對舊大陸的戰略影響力以維護全球性霸權的美國來説，無疑是滅頂之災。

在這一學説提出二十多年後，被我們國內不少人從故紙堆裏撿了起來，因為滿足了其單純反美的敍事，又在網絡上大行其道。

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著有《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

事實上，布熱津斯基的“三邊結構”或者説“中俄伊大三角”，可以説只説對了一半，那就是它基於麥金德和馬漢的“海陸二元對抗”地緣政治模型，還有斯皮克曼和喬治·凱南的“邊緣地帶”對抗模型，看準了中國、伊朗、俄羅斯三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強大潛能，只要這三國具備一定的地緣政治輻射效應，就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地緣政治大區內驅逐或制衡美國的戰略影響力，那麼美國確實面臨着失去對亞歐大陸影響力、被迫倒退回新大陸，從一個全球性大國萎縮為一個“美洲”性國家的危險。這種基於傳統的海權/陸權二元對抗模型，對新舊大陸主導權的觀察和剖析，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真理往前一步就變成了謬誤”，布熱津斯基雖然看到了一點，卻陷入了以己度人的窠臼。美國根據斯皮克曼和喬治·凱南的地緣政治理論，在亞歐大陸邊緣地帶採取了聯盟策略，基本模型是美國作為域外平衡手，邊緣地帶的所謂“盟友”則作為美國的戰略代理人，對亞歐大陸的主要國家形成制衡。

所謂的北約組織，還有冷戰前期一度興盛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甚至現在延續到印太戰略中的兩個戰略組織QUAD和AUKUS，都是這種聯盟對抗策略的體現。只不過隨着民主黨政府和共和黨政府的更迭，反覆進行政策微調。

但是，中國、伊朗和俄羅斯三國雖然形成了事實上的三邊結構，但並未形成穩固的所謂“大三角”。説白了，布熱津斯基津津樂道的中國、俄羅斯、伊朗“三邊聯盟”，在現實中並不存在，所謂的布熱津斯基“大三角”只對了一半。

為什麼不存在這種“三邊聯盟”？從主體角度來説，中國從來沒有依託聯盟進行對抗的戰略，畢竟聯盟對抗要付出的代價非常大，尤其是在三個國家主要戰略方向完全相反的情況下——俄羅斯對東歐，伊朗對中東，我們對印太地區，一旦使用聯盟對抗策略，很容易出現兩個盟友因為莫名其妙的、跟自己毫無關係的戰略方向而被第三個盟友拖下水的場景，在與己無關的方向上空耗國力，然後打出來的地緣政治紅利還很容易被第三國漁翁得利。

同時，中國、俄羅斯、伊朗三國，事實上戰略利益並不一致。換言之，這三國都算是地緣政治上的棋手國家（最起碼自己認為是棋手國家），如果要結盟的話，誰來當所謂的“盟主”？另外兩國能不能聽“盟主”的安排？這種結盟註定是不穩定的，所以布熱津斯基的“三邊理論”“大三角”現實中並不存在。

如何從戰略高度上認識伊朗？

既然如此，我們要如何應對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的軍事衝突呢？

第一是必須守住底線，但避免自己成為別人的嫁衣。正如我們之前説的那樣，亞歐大陸的“三邊”國家，每個都有自己主要的戰略方向，在自己主要的戰略方向上，這三個國家都有自己解決問題、避免自己的戰略利益被其它國家插手的趨勢。

所以，我們在處理這另外“兩邊”的問題時，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怎樣在底線和上限之間求一個均衡，既確保自己的地緣政治安全和亞歐大陸地緣政治穩定，又確保自己的力量投入不反過來反噬自身，這是需要精細操作的關鍵問題。

第二是一切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好惡和觀感出發。伊朗國內不乏對西方抱有所幻想的人，而由於各種宣傳，伊朗在國內網絡上觀感也不好，這些也成為很多人認為我們應當隔岸觀火的理由——這實際上是典型的以個人好惡取代國家利益，這個國家跟我關係好，我就無條件幫忙，這個國家跟我關係不好，我就對他的死活不聞不問。

在這裏有必要引用丘吉爾的那句話，作為鐵桿反共分子，丘吉爾對蘇聯的仇視人所共知，但他卻説出了“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獄，我也願意在下議院為惡魔説幾句好話”這種話。要説厭惡蘇聯，沒有人比丘吉爾更厭惡蘇聯，更想看到蘇聯死於非命，但丘吉爾願意和蘇聯攜手應對更大的、對大英帝國有着更為直接威脅的納粹德國。丘吉爾這位地緣政治大師，其在蘇聯問題上的戰略決策，值得深思。

第三是承認一切國家的主體性，在地緣政治鬥爭上，我們不能只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如果我們對不屬於自己核心利益的地緣政治利益，以投入性價比為由不聞不問，那最後結果一定是你必須付出百倍的代價來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

今年3月，中方舉行伊朗核問題中俄伊北京會晤。

而在和其它國家博弈的時刻，同樣要做到承認對方的主體性，而非將對方作為單純的客體，在利益博弈上追求均衡，實現我方利益和博弈方利益的辯證統一，否則單純的零和博弈，只會讓我們什麼地緣政治抱負都開展不下去。

所以，説了這麼多，我們當如何認識目前的伊朗問題，如何認識伊朗問題背後的戰略博弈，相信大家都會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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