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德羅爾：作為保鏢，我目睹內塔尼亞胡如何走到今天

【文/阿米·德羅爾，翻譯/鯨生】

我曾給三位以色列總理擔任過保鏢。

第一位是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他可謂“一半是人類、一半是龍捲風”，當我還是一個22歲的體魄健壯的小夥子時，竟差點跟不上這位70多歲老者的腳步。接下來是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當時以色列歷史上戰功最卓越的軍人，其軍服肩章上的塵土還未落盡，就已經轉型為一名成功的工黨政客，他最終登上總理之位。

至於最後的那一位，我曾護送他穿梭於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陪同他出入世界權力的中心，會晤教皇、總理和總統們；這也是一位比其他任何以色列人都更深遠地決定了我國在21世紀命運的人——本雅明·內塔尼亞胡。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聯大一般性辯論上發言。 圖自聯合國官網

如果拉賓還活着，今天的以色列會是什麼樣？

我在阿什凱隆長大，那是上世紀70年代，位於特拉維夫和加沙之間的一座城市。兒時的我夢想成為一名電子遊戲設計師。夜晚，我生於羅馬尼亞的父親會講述他如何奇蹟般地從大屠殺中生還的故事。在我八歲那年，以色列面臨的威脅來自伊拉克，而非伊朗。1981年夏天，以色列空軍的F-16戰機轟炸了在巴格達東南方向數公里外的一座伊拉克核反應堆。

當時的以色列總理是梅納赫姆·貝京，他和我父親一樣是大屠殺的倖存者，他提出了“貝京主義”，強調任何阿拉伯國家都不得擁有核武器。

和所有以色列人一樣，我在以色列國防軍服役了三年。退役後正不知該做什麼時，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招聘航空安全官的廣告。這份工作是在以色列國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提供安保，但也能借此周遊世界，還有大把時間可以學習。

於是我申請了這份工作。訓練結束後，我被叫進一個房間。顯然我表現得不錯，因為辛貝特（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的一位官員問我，是否願意擔任時任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的保鏢。早在此兩年之前，也就是1993年8月27日，拉賓做出了震驚世界的舉動——他宣佈，數月以來，其政府代表正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高級成員在挪威奧斯陸周邊的秘密地點舉行談判。

我驚呆了，這些談判活動對以色列媒體，甚至對拉賓的內閣都是完全保密的。

巴解組織已經同意正式承認以色列，並承諾終止在加沙、約旦河西岸及以色列本土發動的恐襲活動。作為交換，以色列將承認巴解組織，並允許其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之間的和平似乎觸手可及。時任拉賓政府外交部長的西蒙·佩雷斯曾滿懷憧憬地談及一個“新中東”。

1995年9月，時任以色列總理拉賓同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在克林頓總統的注視下於白宮會面，拉賓於5周後遇刺身亡。 美聯社資料圖

待到1994年我被問及是否願意擔任其保鏢時，《奧斯陸協議》和拉賓本人已承受着巨大的壓力。哈馬斯組織對以色列平民發動了自殺式襲擊。這激起了針對拉賓政府的抗議浪潮。示威者焚燒他的畫像，並叫囂着要取他性命。抗議活動曠日持久且聲勢浩大，成了以色列歷史上一個被毒化的分水嶺。當暴力的浪潮席捲全國之際，以色列公眾也開始轉向反對奧斯陸的和平進程。

能在如此動盪不安的時刻為國效力，這個機會讓我感到既敬畏又忐忑。這完全不在我為自己規劃的人生藍圖之中。在腦海深處的某個角落，我依然認為自己最終會去設計電子遊戲。

但我還是簽下了辛貝特那份為期四年的合同。因為我信任拉賓，也相信奧斯陸和平進程。儘管我後來被剝奪了與他見面的機會，但我能感覺到拉賓是一位非凡的總理：他極具智慧，注重細節，並且對安全工作充滿熱忱。我為自己規劃好了一切。拉賓將實現與阿拉伯世界的和平，而我將站在一旁守護着他。之後，我再轉行成為一名軟件開發者。我的緊張情緒逐漸消散了。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那時我才剛滿22歲。當時在世的大多數以色列人都記得事發時自己身在何處。我當時正和父母在一起，我們在他們的公寓裏觀看電影《鱷魚先生》。那是1995年11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第二天本該是我加入辛貝特、正式上崗保護拉賓的第一天。

電視屏幕上，保羅·霍根（主演）的面孔驟然消失，頻道切換到了新聞播報。報道説，當天傍晚，拉賓在特拉維夫市中心參加了一場支持《奧斯陸協議》的集會並發表演講。他對人羣説：“我一直相信，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渴望和平，並願意為和平承擔風險”，“暴力正在侵蝕以色列民主的根基，我們必須譴責它、唾棄它、孤立它”。

這是他最後一次演講。

當拉賓離開集會現場時，一名反對和平進程的暴力右翼極端分子朝他連開三槍。數小時後，他在特拉維夫的伊希洛夫醫院傷重不治，子彈擊穿了他的肺部。

1995年，拉賓在一個和平集會上遭槍擊後，安全人員將他塞進車裏。

在內心深處，我始終無法接受拉賓的離世。我總是不禁去想，如果因為日程變動能出現在現場，結果會怎樣？我本可以救下他嗎？如果拉賓還活着，今天的以色列又會是怎樣一番景象？

這些念頭是多年後才浮現的。當我試圖回憶在辛貝特最初那幾周的情形時，腦海卻一片空白。接下來的一年裏，我們的要員保護團隊幾乎不眠不休，試圖從零開始重建整個安保體系。

我是在一種近乎瘋狂的情境下踏入這個新世界的。1996年，我已坐在辛貝特用來護送以色列總理的銀色凱迪拉克轎車的後座上。拉賓已逝。內塔尼亞胡坐在我的身旁，直視前方。

人們很容易忘記，當年的內塔尼亞胡本質上是個自由派

你必須記住，你在電視上或社交媒體動態裏看到的西方政客，其真實面目並非如此。那些屏幕上展示的形象，不過是為了取悦觀眾而編排的一場秀。

當那些政客的性命直接繫於你的決策時，你對他們的理解就開始不一樣了。他們在公開表演中不曾流露的弱點會暴露無遺。

我至今仍記得比爾·克林頓——當時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其麾下的戰略轟炸機和核潛艇編隊足以摧毀地球數次——向我，他當天的安保兼隨行人員，請求去洗手間的許可。我放他去了。

拉賓遇刺後，西蒙·佩雷斯旋即就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則是反對黨領袖，在我們許多以色列人看來，他因1995年全年都在出席全場高呼“謀殺拉賓”的集會而聲名狼藉。這總讓我回想起《列王紀上》21章19節中的一句希伯來語經文：“你殺了人，又得他的產業嗎？”

我從未遇到過像佩雷斯這樣的人。他為人簡樸謙遜，每晚只睡兩小時，靠在公務車凱迪拉克後座小憩20分鐘便精神煥發。他的妻子索尼婭開着一輛小車，隱姓埋名地在一家醫院裏照料兒童和殘疾人。

佩雷斯是以色列建國一代人的最後傳承者之一，當他在1996年5月與內塔尼亞胡角逐大選時，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傳奇人物。

內塔尼亞胡與佩雷斯。佩雷斯於2007年至2014年擔任以色列總統，曾兩次擔任以色列總理，兩次擔任代理總理。

大選之夜，我們的安保團隊在入睡時都以為佩雷斯會勝選。可一覺醒來，總理已是內塔尼亞胡。

我們對比比（內塔尼亞胡暱稱）的情況瞭如指掌——至少我們自認為如此。

在辛貝特負責要人安保時，你可能花兩天時間保護總理，另外三天保護反對黨領袖。

那時的我以為自己瞭解內塔尼亞胡。他浮華張揚，像個營銷專家。要知道，那是九十年代末，距離柏林牆倒塌才不到十年。克林頓和託尼·布萊爾是當時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家。他們在這個嶄新的全球化舞台上顯得遊刃有餘。他們的形象光鮮奪目，我能看得出內塔尼亞胡渴望成為他們那樣的人。

如今，當他的政治立場更接近法西斯主義時，人們很容易忘記，當年的內塔尼亞胡本質上是個自由派。他與法院和媒體的關係融洽。

我的口袋裏總揣着一本辛貝特的小冊子，裏面密密麻麻地印着需要警惕的潛在刺客照片。小冊子當中的面孔之一，伊塔馬爾·本·格維爾，如今卻成了內塔尼亞胡領導的聯合政府中的國家安全部長。在1998年，我們認定本·格維爾這個極端宗教右翼分子更可能試圖刺殺以色列總理，而非與他們共事。

內塔尼亞胡是以色列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也是首位在獨立後的以色列出生的總理。他擁有驚人的自信。在與克林頓的一次會晤中，內塔尼亞胡精力充沛地一連講了幾個小時的“邊緣政策”（指在冷戰時期用來形容一個近乎要發動戰爭的情況，通過威脅到達戰爭邊緣來説服對方屈服的一種戰略術語，譯註。）——值得肯定的是，當時內塔尼亞胡延續了奧斯陸的和談進程——這位精疲力竭的美國總統抱怨道：“該死的他以為自己是誰？這裏誰才是該死的超級大國？”

當時的內塔尼亞胡也準備將大片領土讓給巴勒斯坦人。在1998年10月的懷伊河峯會上，我看着他與亞西爾·阿拉法特一起坐着高爾夫球車疾馳。近30年後的今天，回想起這一幕仍令我倍感困惑。

我的工作是提前計劃。規劃路線、安排後勤。我永遠無法休息。至少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以色列的政客和外交官就是地球上受到最多威脅的羣體。

你能感受到這份責任的重壓。這不僅關乎某一位總理個人。他們是象徵。你保護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以色列。

從“天命昭示”到異常孤獨

我開始懷疑內塔尼亞胡並未準備好擔任總理。他家庭裏的矛盾層出不窮：妻子薩拉野心勃勃卻脆弱敏感；她是位年輕的母親，努力撫養兩個孩子，但內塔尼亞胡需要她扮演外交官和表演者的角色，就像比爾需要希拉里那樣。

薩拉變得鬱鬱寡歡。年復一年，她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當年那兩個年幼的孩子之一，亞伊爾，如今自視為其父的潛在接班人。

但內塔尼亞胡最大的壓力來自其父本錫安·內塔尼亞胡。本錫安是位歷史學家，也是以色列政壇中的一位失意者。在我眼中，他是位智慧的老者，卻對自己的兒子表現出極度的冷漠。

本錫安專攻西班牙猶太史。在他的《15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起源》一書中，本錫安論證了西班牙人對猶太人的仇恨根植於種族仇恨——並將其與最終通向大屠殺的那條線索直接相連。在他的思想中，反猶主義是根深蒂固存在的。對這種仇恨保持強硬的警惕，是每一位以色列領導人必須繳納的賦税。

即使在內塔尼亞胡當上總理後，本錫安也明確表示，他幾乎不認同兒子的一切主張。兒子則認為，父親未能在以色列的大學中保住幾份教職，是這個國家辜負了他。久而久之，我開始視此為內塔尼亞胡內心深處的核心糾結，也是他後來攻擊精英、媒體和法院的心理根源——來自父親的恥辱感、缺乏安全感與悲觀，如同傳家寶一般遺傳給了兒子。這一切並非比比的過錯，不過是這個家族的宿命。

只有一個微小的跡象預示了內塔尼亞胡後來的轉變。我曾護送他和薩拉去高檔餐廳吃夜宵。第一次他們吃完不結賬就離開了，店主通常不以為意。第二次，店主們感到困惑。到內塔尼亞胡夫婦第三次逃單時，店主們憤怒了，有些甚至真的衝出餐廳追趕他們。

作為一個年輕人看到這一切時，你會在心裏反覆琢磨：他為什麼不付錢？他明明付得起。

幾十年後你才明白，你當時目睹的，正是一個“小偷”逐漸變成幫派頭目的過程。

你或許認為自己有理由憎恨內塔尼亞胡。但相信我，只要和他同處一室五分鐘，你出來時準會對這個人讚不絕口。他會當着你的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謊，而你甚至渾然不覺。

他能靠言語憑空編織出整個幻想中的世界，其功力在當世無人能及，在我看來唯一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只有邪教頭目。那些邪教信徒內心深處明白，自己正被頭目愚弄；但他們不在乎，因為所描繪出的幻象太過美妙，令人不忍捨棄。

1999年，特拉維夫舉行過一場著名的利庫德集團集會。當時的他正為政治生存而戰，對手是埃胡德·巴拉克。民調準確地顯示——內塔尼亞胡毫無勝選可能。然而，比比依然出現在集會現場，煽動人羣，帶領他們用希伯來語高呼：“他們害怕了，他們害怕了！”人羣一遍遍高呼着，我站在一旁掃視現場，排查威脅。

內塔尼亞胡1997年訪問莫斯科時，本文作者阿米·德羅爾擔任其保鏢（圖中右側後方）

我有幸在極其私密與極其公開的場合見過世界各地的政治領袖。但我從未見過有政客能這樣地煽動人羣，後來也再也未見過與之匹敵的景象。

合同期滿後，我離開了辛貝特安保部門，成為了一名軟件開發員。我曾在中國生活過，後來在印度創業。內塔尼亞胡於2009年重掌大權，過去16年間僅短暫地下野過一次。

這場與伊朗的終極對決，得到了大多數以色列人的支持。自1979年革命以來，伊朗政權從不掩飾其將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的願景。（在以色列看來）允許他們擁有核武器，無異於招致第二次大屠殺。

內塔尼亞胡認為此刻即是他的使命所在，為了保護以色列免受其父本錫安歷史著作中所揭示的那種永恆仇恨的侵害，為了防止我父親曾倖免於難的大屠殺重演。

內塔尼亞胡對許多事都抱有憤世嫉俗的態度，其選舉聯盟靠迎合極端正統派和約旦河西岸最激進的定居者維繫。但他對以色列卻並不憤世嫉俗。他相信自己接受“天命”的昭示來拯救這個國家。這樣的信念往往會鑄就災難性的領導人。

多年來，內塔尼亞胡一直試圖削弱以色列最高法院的獨立性，其手段足以令任何自稱民主的國家蒙羞。他身邊圍繞着如財政部長貝扎萊爾·斯莫特里奇之流的馬屁精——此人連經營餐廳都不行，更遑論掌管經濟。他從不認為哈馬斯構成了威脅，在2023年10月7日事件前的數年間，曾放任數百萬美元流入該組織。他等到最後一刻才出手阻止伊朗。以色列的人質仍然被困在加沙。

內塔尼亞胡從歷史的維度思考問題，得益於父親的範例，他深諳歷史會如何書寫。他心知肚明，若此刻下台，自己將被釘在以色列歷史上最災難性的領導人的恥辱柱上。他與丘吉爾或俾斯麥毫無相似之處，因為偉大的領導人會阻止以色列陷入如今面臨的境地。

我瞭解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多年來，如同許多領導人一樣，他變得異常孤獨。他幾乎不相信任何人，也不能依靠任何人，只剩下薩拉——隨着歲月流逝，她變得愈發不穩定，以及亞伊爾——那個夢想着取代父親掌權的兒子。

最可悲之處在於，他本可早早引退而不至於毀掉以色列。如今，當以色列人緊張地仰望天空，不禁思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是內塔尼亞胡政治遺產的終結，還是民主以色列的終結。

（原文發佈在英國“新政治家”評論網站，原標題：《走進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內心深處》。小標題為譯者所加，譯文有刪改，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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