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炯|肯定有人會問：“中國人談‘全球南方’，圖什麼？”

編者按：近年來“全球南方”一詞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界乃至輿論界的流行詞，不少人似乎也會產生這樣的疑問：中國為何突然對“全球南方”興趣盎然？但是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外交歷史，我們雖然對於“全球南方”的定義和政策定位有過變動，但是從來沒有放棄過與發展中國家兄弟們，尤其是“亞非拉”國家們的合作關係，中國從未離開過“全球南方”。

針對如何理解中國視角下的“全球南方”這一問題，觀察者網整理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查道炯教授在2025年6月舉辦的“全球南方與東南亞”學術會議上的發言。查教授在其演講中釐清了“全球南方”這一概念與中國外交實踐之間長達幾十年的緣分。

【演講/查道炯，整編/觀察者網 唐曉甫】

“全球南方”是一個非常難以討論的話題。正如之前所介紹的那樣，雖然“全球南方”這一概念最近在中國很流行，但常常出現在中文文件的括號裏。這表明我們並沒有對它擁有一個所謂的“權威觀點”。

今天在研討會上，主持人問道：“中國對‘全球南方’發展有何期待？”我的第一反應是，我們首先得弄清“我們是誰，他們又是誰”，而這並非易事。更何況，在討論“全球南方”議題時，我們還要應對遣詞造句和表達意圖不一致帶來的多重挑戰。

查道炯教授（中） GSN

正如在許多其他領域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一樣，我認為當我們討論國際關係時，直接提及“全球南方”這一概念會產生兩種影響。第一種影響是讓對方不自覺地將對話引向特定議題，比如我們今天提到的巴勒斯坦問題和其他話題，以證明這些問題並不是相互孤立的問題。但與此同時，提及“全球南方”可能也意味着你對相關人員的發言有所反對，並引發不必要的關注。

我們實際上存在多種關於“南方”或“全球南方”的定義，以及對於“北方”或“全球北方”的定義。我可以接受這一概念的模糊性，但與此同時，“全球南方”並不是一個日常用語，也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習慣，這樣的模糊性會帶來一些直接後果，尤其是政策層面的後果。

在此我要舉一個例子，2007年，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名為《The Global South》的學術期刊，當時幾乎沒有人對它給予太多關注。當時有一位編輯邀請我加入這本雜誌的編輯委員會，我對這件事並不以為然。為何？因為他們的編輯團隊由一羣專家和社會學家組成。他們會説，看看路易斯安州發生的情況，或者北美的颶風危機應該引起全球關注。從這個角度看，這些觀點就非常像我們所説的特朗普呼籲關注美墨邊境問題的觀點一樣，是一個將各種故事、文件組合起來構建而成的知識架構。

因此，對於這種“全球性”的討論並不是兒戲，而是非常嚴肅的學術研究。

在進一步説明之前，我首先得坦率地説，我是個直來直去的人，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僅代表自己發言。現在我們在印尼，這裏的人們通常對外國人都非常禮貌。我們假設出現這樣一個情景：

有個印尼人問我：“為什麼中國人突然對‘全球南方’概念感興趣？為什麼中國人要談論這個概念？你們到底圖什麼？你們肯定有利益訴求，對吧？”這個印尼人可能也會問：“我們東南亞國家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的定位？”——就像我們在中國國內思考如何定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一樣。

那麼我該怎麼做呢？我希望大家有興趣和我一起回顧一下歷史。儘管作為一個術語“全球南方”在中文語境中非常新穎，但是如果我們回顧中國的外交實踐，中國長期以來就一直在關注“全球南方”一詞背後所涵蓋的內容。這裏我想舉四個方面的例子來對此做出一些説明。

第一是萬隆會議。

回顧中國的外交實踐以及其對應的國內宣傳，萬隆會議對中國外交的意義遠不止於讓新中國在國際會議上出現，也遠非讓中國加入冷戰競爭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萬隆會議可以被視作是中國經濟外交的開端。

在萬隆會議之前的1952年，中國和當時的錫蘭自治領（現在的斯里蘭卡）政府簽署了《錫蘭-中國貿易協定》，協議規定中國提供大米以換取天然橡膠，有效期為三十年。在萬隆會議之後，新中國政府機構和公司就開始與萬隆會議的與會者及更廣範圍的人士建立聯繫，展開經濟外交。

這些瑣碎細節往往由於並未涉及高層領導而容易被忽視。但回望歷史，這些細節恰恰是中國消弭分歧、開始搭建聯絡“橋樑”的關鍵步驟之一。

第二個例子就是“亞非拉”。

在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國構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宣傳概念，也就是“亞非拉”。這個詞在中國成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統稱，這一概念甚至貫穿了我國的教科書編寫和中外詩歌翻譯。當年，我們會將源自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東南亞或其他你們所説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歌曲和舞蹈用中文翻譯過來，並編輯為亞非拉歌曲合集。你還會看到學術會議的組織方將亞非拉概念植入學術會議中。

當年的宣傳海報

當然，在那些年代裏，其中一些活動的目的是向國人展示中國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儘管當時由於中國的外交和政治原因，中國整體上處於相對孤立的狀態，通過這些國內文化意識建構，可以向國內的政治精英和大眾傳達一個信息：“看，外面有一個更廣闊的世界等待與我們對接。”

換句話説，當時中國組織外事活動的目的，不光要向世界展示中國自己，同時也像許多國家一樣，需要向國內受眾證明中國的外交行動對中國人民有什麼意義，並思考我們應該以何種方式對世界作出回應。

第三個例子即“大經貿”概念的提出。

20世紀90年代初，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們先後設立了多個經濟特區，組建了開發性銀行和商業銀行，並將若干政府職能部門改製為企業，承擔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建設任務。在這一實踐過程中，國內逐漸形成了“大經貿”這一術語，用以概括“綜合性對外經濟與貿易關係”。

這一做法的經驗源於中國早期作為援助接受國的體會，隨後又反向運用這些經驗，設計並構建了面向亞洲和非洲的對外援助框架。此番改革旨在打破過去以革命或政治聲援為主的援助模式，將對第三世界的經貿合作迴歸到貿易本身：以貿易引導投資，再以投資促進更大規模的貿易，這也是中國基於自身作為援助接受國的經驗所做出的調整。

最後要談的是“綜合安全”這一理念。

它不僅關注物質利益或教育領域，更涉及國家治理方式及思維體系的有機銜接。如今，“綜合安全”已被寫入國內政策文件，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針對“為什麼中國人突然對‘全球南方’感興趣”以及“東南亞學者應如何切入中國研究”這兩個議題，我想拋出四至五個關鍵問題，邀請大家共同思考：

第一，無論是國內治理還是國際治理，其根本目標是什麼？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是否存在合作與對話的空間？

其二，我們如何真正看待現存的國際秩序？現有的各類國際組織，真的實現了當初的宗旨嗎？“全球南方”一詞在英語學界興起，正是因為這些機構未能兑現西方的建立初衷，反而將“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視為威脅。對此，我們是否認同這種批判視角？

第三，“全球南方”的制度性根基是什麼？它是以金磚國家、金磚四國、G77等現有多邊機制為基礎，還是需要另外構建新的框架？

第四，毫無疑問，我們期盼這些組織能更有效地服務於更廣泛的羣體，而非少數精英。為此，國際組織的改革路徑有哪些可行方案？

最後，我認為在推進“全球南方”議程之前，我們需要回答一個重大問題，即在深度全球化的趨勢面前，國家間的相互依存是不是一種值得保留甚至珍惜的價值觀？

這是我的一些思考，期待能為大家提供一些啓發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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