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翔越：安史之亂後，為何唐朝這艘大船反而以殘破形態航行了更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鬱翔越】

一騎紅塵妃子笑，“有”人知是荔枝來。

《長安的荔枝》故事發生在安史之亂當年，也就是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是唐朝乃至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任何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不會忽視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而善於吸取教訓的中國人對安史之亂起因的討論從未衰減。

雖然《長安的荔枝》主要講了一位職場“社畜”拼命上岸的故事，但也準確描摹了安史之亂起因的歷史場景；如果對這些信息有所把握，那麼既能對安史之亂的前因後果有理性認識，又能體會作者謀篇佈局的苦心。

不止一位李善德

《長安的荔枝》故事緣起，是一項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非正式任務——將嶺南的鮮荔枝運到長安城。李善德只是從九品的上林署監事，是芝麻官中的芝麻官，卻接到了當朝皇帝的敕令，差遣他去從事荔枝運輸工作。對於這種看起來不合常規的情節，作者馬伯庸解釋道：

這幾年以來，聖人最喜歡的就是跳開外衙署，派發各種臨時差遣。宮中冬日嫌冷了，便設一個木炭使；想要廣選美色入宮，便設一個花鳥使。甚至就在一年前，聖人忽然想吃平原郡的糖蟹了，隨手指設了一個糖蟹轉運使，京城為之哄傳。

這些使職都是臨時差遣，不入正式官序，可因為是直接給聖人辦事，下面無不凜然遵從。其中油水之豐厚，不言而喻。像衞國公楊國忠，身上兼着四十多個使職，可以説是荷國之重。所以一旦有差遣派發下來，往往官吏們會搶破了頭。

這就解釋了李善德接下的臨時差遣的性質。這個叫“荔枝使”的職務屬於使職範疇，油水豐厚，以至於後面李善德都懷疑韓洄“鼓勵自己仗勢欺人，做一個肆無忌憚的貪官”。

《長安的荔枝》劇照

使職，是一種差遣類職務，其特點是帶有“使”之頭銜的差遣。

中國古代的行政制度需要保持相對穩定，但行政工作的需求卻每時每刻都在變化，所以皇帝根據行政工作的需要，在正常官僚體制之外設置差遣類職務，其中使職屬於臨時頭銜，通常沒有定額、沒有品級（但有少數使職有品級）。和兼職不同，大多數使職所承擔的工作以使職為準，只有少數還會兼有正式職務的職責。

學過中學歷史的朋友都知道，三省制中的“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首長，最初就是差遣性質的職務，後來才取代“三公”成為國家官僚體制中的正式職務。漢代各州刺史被稱為“使君”，最初也是一種使職性質的臨時職務；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都督州軍事制度，也源於差遣使職制度。唐代使職差遣是由皇帝名義派出的。關於使職的職責權限，法律有明確的規定。《唐律疏議》卷二五雲：

“若別制下問”，謂不緣曹司，特奉制敕，遣使就問。注云“無罪名謂之問”，謂問百姓疾苦，豐儉水旱之類。案者，謂風聞官人有罪，未有告言之狀，而奉制案問。推者，謂事發，遺推已有告言之者。

皇帝通過使職“別制下問”，實質上就是解決日益增長的行政事務與相對穩定的官僚體制之間的矛盾。最初，唐高宗和武則天針對繁重的行政事務，擴大了尚書省的規模。然而，受生產力水平的制約，中樞行政體系的擴大總有一定限度，即使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等部門員額有所增加，也難以應付當時官員選拔、邊疆戰事、財源擴張和酷吏政治的需求。

同時，面對地方行政出現的新問題，擴大地方官員額的方式同樣行不通。於是，使職差遣制度便在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得到廣泛運用。使職差遣制度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但為何又成了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大誘因，受到小説中韓洄的警惕呢？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使職差遣制度到唐玄宗時期就變了味。楊國忠憑藉他在經濟領域的特殊才能，以度支員外郎、郎中兼領四十餘個使職，這本身就是不正常現象。更何況，楊國忠並非公忠體國之徒，這四十多個使職每一個都能讓他撈到不少油水。

楊國忠 《長安的荔枝》

比如，楊國忠自天寶五載（746年）開始兼任的木炭使一職，其職責是向宮中和長安城內各官署每年供應至少十萬噸木炭，由於這一職務牽涉到對京兆、岐、隴三地軍政力量的統籌，再加上對關中地區水運的管理，因此哪怕只是為長安供應木炭的使職都有巨大權力和腐敗機會。

正如韓洄口中所説的天寶時期使職派遣制度之下的腐敗亂象：

聖人近年來喜歡設置各種差遣之職，因事而設，隨口指定，全然不顧朝廷官序。這些使臣的一應開銷，皆要從國庫支錢，卻只跟皇帝彙報，可以説是跳至三省六部之外，不在九寺五監之中。結果是什麼？度支無從計劃，藏署無從扼流，比部無從稽查，風憲無從督劾。我等只能眼睜睜看着各路使臣揣着國庫的錢，消失在灞橋之外。

當然，大部分擔任使職的官吏都不可能像楊國忠那樣權傾朝野，但使職派遣制度造成的漏洞足以讓李善德這種擔任使職的芝麻官發一筆小財。《長安的荔枝》中就展現了擔任使職的一個“妙處”：李善德在赴嶺南的路上管吃管住，所以上林署所謂的“驛使錢”和“出食錢”，其實是不必要的。但是使職又超脱於諸司流程之外，符璽局、上林署和户部三者彼此並不聯通，在三個部門無法對賬的情況下，“驛使錢”和“出食錢”這兩項公款都能進入李善德的腰包。

唐代長安城/示意圖

天寶年間另一位權傾朝野的奸臣王鉷，也通過出任使職對唐朝各級政治生態造成重大破壞。

天寶年間，唐玄宗逐漸沉溺享樂，對能為宮廷斂財的“人才”有了強烈的需求，王鉷就投其所好，用無數小人物的血淚鋪就自己升官發財的前途。他通過擔任京和市和糴使、長春宮使、户口色役使、京畿採訪使等使職得到唐玄宗和李林甫的賞識而發跡。王鉷擔任户口色役使期間，恰好碰上唐玄宗下敕免除百姓一年的賦税，於是王鉷上奏徵收百姓的“腳錢”（運輸費），然後誇大數目，用這些運輸費購買體積小但價值高的貨物，這樣使百姓在“免税”的情況下，反而承擔了比賦税更嚴酷的剝削。

至於將各郡繳納貢物損耗進行折算後重復徵收、讓本郡高等户充任運送租（田租）庸（力役）的腳伕導致其傾家蕩產、向各郡縣額外徵收成百上億的財物以滿足唐玄宗賞賜妃嬪的需求等等，對王鉷來説都是和風細雨的小場面。

王鉷身兼二十多個使職，架子自然是小不了，他的宅邸附近就是使院，其中文書堆積如山，辦理文書的小官請求他簽字，竟然幾天都找不到。和楊國忠相比，王鉷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可見，天寶年間，以楊國忠、王鉷為代表的奸臣憑藉他們身兼的使職所帶來的權力，肆無忌憚地破壞官場環境，對原本的一整套官僚制度造成極大損害。但是，這些使職是為皇帝辦事，必須得到皇帝授權，所以從使職差遣制度的“癌變”過程來看，天寶年間政治生態敗壞固然奸臣有責，但負主要責任的只能是唐玄宗本人。

唐高宗武則天時代的使職，尚且有明確的權力邊界，制度化運作也讓使職受到有效制約，並且統治者有控制一人身兼數十個使職的狀況出現，所以當時使職設立的主要目的，是在不盲目擴張官僚體制規模的前提下滿足現實行政需要，發揮的作用主要還是正向的。但在唐玄宗時期，相當一部分使職已成為皇帝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

使職繞過三省直接聽命於皇帝，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時也削弱了權力制衡機制，導致使職權力的膨脹和行政體制的紊亂，以及催生的嚴重腐敗。對民眾來説，使職造成“政出多門”的局面，頻繁發生重複收税情況。行政體制的混亂，最終由羣眾買單。

從李善德剛剛接到荔枝使一職時的欣喜來看，當時的官場“老油條”都知道使職的含金量。按理來説，這種肥差不可能落到明算科出身的芝麻官李善德身上，直到看到“鮮荔枝”三個大字，李善德才明白為什麼他會成為荔枝使——別的使職可以賺錢，他的使職只能要命。

不過，唐玄宗似乎察覺不到濫用使職造成的不良後果。這個為了博取寵妃一笑而向李善德下達離譜命令的老年天子，面對一片大好的局勢，始終相信自己開創的盛世能一直延續下去。

自信的老舵手與脆弱的大船

對於安史之亂爆發前的唐玄宗來説，他的人生可謂“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在祖母的統治下過了一段憋屈日子以後，唐玄宗憑藉唐隆元年（710年）六月發生的宮廷政變登上政治舞台，剛出道就處死不可一世的韋皇后與安樂公主，擁立父親相王李旦為皇帝。先天元年（712年），他從父親唐睿宗手中取得帝位；次年，在與姑姑太平公主的政治鬥爭中取得勝利，最終殺死太平公主並消滅其黨羽。

1993年曆史劇《唐明皇》中的李隆基

截至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在位四十餘年，創造了超越曾祖父唐太宗的盛世。因此，即便年事已高，他始終相信自己擁有的絕對掌控力，任何政治力量都只是在他掌心跳舞的小人。

但正如《長安的荔枝》中杜甫所言，唐玄宗雖是不世出的英主，可惜“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其創造盛世的成就和對自己政治掌控力的自信，此時已成為阻礙大唐前進的包袱，也讓他對盛世局面下的危機失去了判斷力。

四十餘年間，行政班子已經換了好幾批，但唐玄宗的統治依舊穩固，這也是他極度自信的最大底氣。從上文所述濫用使職就能看出，他經常跳過行政班底（也就是三省）任命自己信任的人去從事重要工作，這種以絕對的“人治”代替“法治”的行徑，最終導致“小圈子”政治凌駕於官僚體制之上。而正是這種“小圈子”政治，培養出了玄宗朝盛世的終結者——安祿山。

安祿山的發跡，本就是玄宗時期選官用官制度被破壞的結果。先是安祿山打了敗仗，按律當斬，但唐玄宗違反原則赦免了他。後來李林甫專權，為防止出現權位競爭者，就慫恿唐玄宗任用蕃將；蕃將大多目不識丁，即使戰功傍身也無法入朝為相，這樣李林甫的地位就能一直穩固下去。對於如何駕馭這幫蕃將，李林甫提出要“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這一方法被唐玄宗採納。但其實，李林甫的建議的實質就是以情感紐帶取代制度約束，以豢養家奴的方式任用國家官員。

於是，唐玄宗以個人感情為紐帶籠絡安祿山，在高官厚祿的物質基礎上，還給予安祿山許多禮遇，其中一些明顯超出了君臣關係的邊界。安祿山認楊貴妃當乾媽，可以自由出入後宮禁地，甚至與唐玄宗的妃嬪一起戲耍。唐玄宗自以為通過這種溺愛般的恩寵，就能籠絡安祿山，但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罷了。復旦大學教授韓昇對此有一段十分精闢的論述：

宮內君臣的嬉戲胡鬧，唐玄宗以為獲得了安祿山的忠心，楊貴妃以為收了一個活寶般的養子，而安祿山心中卻徹底看輕了這對老夫少妻，他藉着遊戲伸手索求，就像嬰兒哭鬧要喝奶一般，實實在在把一個一個官職拿到手裏，把軍需物資調往范陽，把耳目部署在京城，將朝中的風吹草動打探得一清二楚。安祿山和唐玄宗這對君臣，一個清醒，一個糊塗，一個用心，一個開心，各自玩着自己的把戲。

韓昇《盛唐的背影》

唐玄宗的自信還源於他可以居高臨下觀察朝中政治鬥爭，並利用不同勢力間的矛盾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開元后期，張九齡與李林甫在任用牛仙客為相的問題上產生矛盾，唐玄宗藉機罷黜張九齡，並扶植牛仙客上位。後來，為了打破李林甫對中樞權力的壟斷，唐玄宗破格提拔楊國忠，翦除李林甫的爪牙王鉷並逼死李林甫。

天寶十二載（753年），為了對如日中天的安祿山做最起碼的制衡，唐玄宗封哥舒翰為西平郡王。面對楊國忠和安祿山這兩位寵臣的爭權奪利，他也能利用兩人的矛盾進行互相制約。但是，唐玄宗所想的“制約”是權術上的制約，而非制度上的制約。如果對自己運用權術的水平有過高估計，那就會導致所謂“制約”的失效。

唐玄宗自以為能把楊國忠和安祿山玩弄於股掌之中，所以將楊國忠揭露安祿山圖謀造反視作權力鬥爭的一部分，不予採信。甚至到了安祿山反叛的兩個月前，他都認為羣臣對安祿山的揭發是在內鬥，正所謂“哪來這麼多叛亂分子啊，它不就是你們內鬥嘛”。

然而，無論是李林甫、楊國忠還是哥舒翰，他們都不是唐玄宗“小圈子”裏最親近的人。

唐玄宗用人“小圈子”的核心是高力士與陳玄禮。高力士在唐玄宗即位前就與其結交，陳玄禮則是在唐隆政變中誅殺韋皇后、安樂公主的實際執行人。《長安的荔枝》小説中李善德將荔枝成功運到長安後的驚險遭遇，就是楊國忠與高力士權力博弈的結果。

不管是高力士還是楊國忠，他們的權力都來源於唐玄宗，二人的權力鬥爭只不過是唐玄宗玩弄權術的抓手罷了。後來，在馬嵬驛兵變中，面對政治生涯中最危險時刻，唐玄宗在高力士、陳玄禮與楊國忠、楊貴妃之間果斷捨棄後者，接受陳玄禮的兵變訴求，並派高力士殺死楊貴妃。即使在如此不體面的情況下，唐玄宗仍能利用“小圈子”保住自己的性命，這也難怪他能如此相信自己對國家的掌控力。

1993年曆史劇《唐明皇》中楊貴妃被賜死的劇情

當唐玄宗用“小圈子”架空官僚體制以後，國家治理的失能就在所難免了。天寶年間唐朝治理失能的具體例子有很多，其中教訓最慘痛的莫過於對外戰爭的失敗。

唐朝自太宗以來開疆拓土，與周邊民族共享漫長的邊境線，因此統治者對邊疆地理形勢的掌握和軍事地理知識的運用，是維持唐朝遼闊疆域的重要條件。到唐玄宗時期，開元年間，基於他對邊疆地理形勢做出的正確判斷，唐朝對外戰爭基本全勝；天寶年間，則幾乎完全相反。

開元年間（713—741年），唐朝的邊患主要是北方的後突厥汗國、西方的吐蕃及東北的契丹、奚族。巨大的邊防壓力促使唐朝採取以戰略防禦為主、在必要情況下主動進攻的策略，最終改變了武則天時期在邊防上的被動局面。

比如，在吐蕃方向，開元二年（714年），王晙、薛訥率軍在武街驛（今甘肅臨洮東）抗擊入侵的吐蕃軍隊，最終以少勝多，吐蕃軍全軍覆沒，死傷數萬，洮水為之不流，此戰遏制了吐蕃的東擴進程。次年，張孝嵩率軍擊敗吐蕃與大食聯合支持的阿了達，奪回對拔汗那國（在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控制權，鞏固了唐朝在中亞的影響力。

開元十年（722年），吐蕃入侵小勃律（今克什米爾西北部），張思禮率軍救援並大破吐蕃，斬獲數萬，維護了對帕米爾高原的控制權。

在與吐蕃的東線戰場上，開元十七年（729年），唐軍攻克了湟水流域與青海湖之間的戰略要地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大大減輕了吐蕃對河西走廊的威脅。

在開元年間的對外戰爭中，唐玄宗對當時周邊民族的地緣形勢有準確把握，在唐朝軍事力量沒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沒有在同一時期針對兩個及以上戰略方向發動戰役，在同一戰略方向內也沒有急躁冒進，而是將每次戰役的小勝積攢為整個戰略方向的大勝，逐步達到戰略目的。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唐代中期、後期形勢圖

然而到了天寶年間，無比自信的唐玄宗將此前的勝利經驗拋在腦後，逐漸不再滿足於此前的穩紮穩打，而是向周邊各族發動全面戰爭。天寶六載（747年），高仙芝率軍翻越帕米爾高原，消滅被吐蕃控制的小勃律國。天寶八載（749年），哥舒翰強攻吐蕃控制的石堡城，雖然重新奪回了這一重要的戰略據點，但唐軍死傷慘重。早期的這兩場勝利，為後續的窮兵黷武提供了支持。

天寶九載（750年），高仙芝背信棄義偷襲石國，引發中亞諸國不滿，第二年在怛羅斯之戰（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附近，一説戰場在今吉爾吉斯斯坦西部）中失敗。同年，雲南太守張虔陀製造與南詔王閣邏鳳的摩擦，引發戰爭，鮮于仲通率八萬大軍征討，雖深入洱海地區，但終被南詔、吐蕃聯軍擊敗，死傷六萬餘。

天寶十載（751年），安祿山為邀功固寵，率六萬大軍征討契丹，幾乎全軍覆沒。然而，唐玄宗及其統治集團面對對外戰爭的全面失敗，沒有做出調整。天寶十三載（754年），李宓徵南詔全軍覆沒後，楊國忠隱瞞敗績，繼續發兵征討，前後死傷二十餘萬。唐朝的對外戰爭徹底陷入低谷。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

對外戰爭的全面失敗在安史之亂前沉重打擊了唐朝的國力，成了盛唐將逝的最大預兆。失敗暴露了將領貪功、政治腐敗、後勤困難、政策失誤等問題，追根溯源，與唐玄宗的“小圈子”政治脱不了干係。“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最終，唐玄宗親自駕駛着自己建造的華麗大船，以最快的航速撞向安史之亂大冰山，粉身碎骨。

當然，作為後人，我們可以“事後諸葛亮”，但當時的人們並不能用上帝視角觀察時局，大多數人其實並未預感到盛唐將逝。哪怕對政治局勢深有體會的李善德，聽到安祿山叛亂後也只能“僵在原地”，完全沒有預料。

歷史學者黃永年先生曾提醒我們，要糾正將“開元之治”“天寶之亂”理解為開元之治進入天寶即亂的觀點。從經濟數據來看，在安祿山叛亂前，唐朝經濟一直保持着上升態勢。比如，天寶時期唐朝政府掌握的户數持續增加：開元二十年（732年）有7861236户，天寶元年（742年）是 8348395户，天寶十四年是8914709户。

此外，唐玄宗還解決了困擾唐朝統治者百餘年的長安糧食供應問題。玄宗以前，由於關中糧食供應壓力巨大，唐高宗、武則天只得長期住到東都洛陽就食。到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從此以後“關中蓄積羨溢，車架不復幸東都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但與這些“亮眼”的經濟數據並存的，是政治腐敗。

黃永年《北朝隋唐史論集》

當然，天寶年間也並非人人沉浸歌舞昇平、盛世繁華。現在大家所熟知的唐代詩詞、後人編修的史書中，藏着原始的第一手資料。

杜甫在《秋雨嘆三首》其二痛心疾首地提到“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這句詩的背景是天寶十三載（754年）秋天，關中地區連月雨災，唐玄宗憂慮災害影響農業生產，但楊國忠獻上飽滿麥穗，謊稱並無災害發生，並壓制地方奏報，導致“天下無敢言災者。”政府也不可能採取有效的救災措施。《長安的荔枝》中，杜甫被任命為右衞率府胄曹參軍，此時安史之亂的消息還沒傳到長安，大多數人還沉浸在盛世美夢當中。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便寫於此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至今讀來仍感哀涼。

而唐朝在對外戰爭中的失敗，也使邊塞詩一改往日積極向上的基調。高適在《燕歌行》中寫下的名句“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揭露了唐朝邊軍內部尖鋭的官兵對立問題。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則毫不留情地諷刺前線將領的驕奢淫逸，作為“真丈夫”的蓋將軍，竟是“暖屋繡簾紅地爐，織成壁衣花氍毹”，宴會上“燈前侍婢瀉玉壺，金鐺亂點野酡酥”，帳中歌妓“可憐絕勝秦羅敷”，而士兵卻在“黃沙萬里白草枯”的艱苦環境中戰鬥。

“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李白《戰城南》）對外戰爭沒有停息，戰爭的非正義性和連續的軍事失敗給前線士兵帶來巨大苦難，這是盛世末期集體心態轉變的一個縮影。

對於時局，一些在政治上頗為敏感的人也只能冷暖自知，他們對盛世之下的危機感到憂慮，但也無力改變一切。只要通過破壞制度實現大權獨攬的唐玄宗沒有做出改變，盛唐的逝去只是時間問題。

成敗節度使

對唐朝歷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藩鎮割據。“藩鎮”是唐朝的特色，安史之亂的性質就是藩鎮造反，藩鎮割據的局面最終導致唐朝走向滅亡。要理解藩鎮問題的產生，還得從使職差遣制度在地方行政中的運用説起。李善德與安祿山、何履光雖有云泥之別，但無論是荔枝使還是節度使，都帶一個“使”字。

在唐朝初創的制度建設中，行政區劃的層級是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這直接關係到中央對地方行政單位管理幅度的問題。對此，復旦大學教授周振鶴概括道：

任何行政組織都要分成若干管理層次，每一層次有一定的管理幅度。層次和幅度之間存在反比例關係，層次級數多，則每個層次的管理幅度小；反之，層次級數少，管理幅度就大。一個國家的行政區劃也同樣要分成若干層次，而且層次級數是行政區劃體系中最基本的要素。一般而言，層級越多，上下阻隔越遠，政令不易貫徹，下情不易上達，中央政府也就越難進行有效行政管理。因此從中央集權的角度來看，要求有儘量少的層次，但受到管理幅度的限制，層級也不能隨意減少。

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

行政區劃層級的選擇本就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的過程，雖有先例可循，但重點還是要把握實際情況。秦漢時期實行郡縣二級制，但隨着郡目的增加，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一百多個郡幅度過大，因此漢武帝就在郡級政區設置十四個監察區，每部設刺史一人。漢朝統治者為維護中央集權，會根據地方行政的變化，增設使職差遣，這樣既不會造成事實上的三級制，又能合理控制中央對地方管理幅度的規模。

然而，地方上的使職一旦轉變為正式職官，就會對中央集權帶來損害。東漢黃巾起義以後，為對抗農民軍，東漢朝廷不得不派出中央九卿出任州牧，授予其行政權力和軍事權力，形成了事實上的州郡縣三級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州郡縣三級制長期存在，州級政區幅員過大，成為維持分裂割據的有利因素。隋朝統一之初，隋文帝改廢郡存州，重新實行二級制。然而，這就又出現了漢代中央對地方管理幅度過大的問題。於是，和漢武帝一樣，唐太宗於貞觀元年（627年）按山川形便分全國為十道，作為監察區的預備。但唐初非定時的巡察並不能解決中央對地方管理過大的問題。經過多次反覆，至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正式分天下為十五道，並明確規定每道設採訪使。

唐十道地圖

同樣的，節度使的產生也是基於現實需要。唐朝自建立之日起便面對着複雜的周邊地緣環境，邊境的防戍體制關乎國家安危。唐初的對外戰爭，主要由行軍總管、大總管統兵募、府兵和蕃兵臨時出征，其中行軍總管、大總管職務屬於一次性授權，在戰爭結束後職務自動解除。然而從唐高宗後期開始，唐朝軍事轉攻為守，在邊疆常設重兵分守成為必然。武則天統治時期，狄仁傑就建議“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以達到對入侵者“以逸待勞”的效果。隨着邊疆地區軍鎮的設立，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朝廷正式設置節度使一職。天寶元年（742年），八個節度使總共統領八十餘處軍鎮，邊疆地區的藩鎮體制最終成熟。

天寶十節度使地圖

設置採訪使和節度使本意是好的，但制度的執行往往事與願違。雖然唐玄宗規定採訪使職責如漢代刺史，但在實踐中，採訪使已對各州行政首長（刺史）“廢置由己”，在權力上儼然成為地方行政大員。節度使則在府兵制崩潰的背景下，越來越仰仗招募而來的“長征健兒”。本來在府兵制下，“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可以有效避免軍人專權。隨着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各藩鎮自行招募的“長征健兒”只知有節度使、不知有朝廷，成為節度使的私人武裝。安祿山在叛亂前就組織了規模八千人的特種作戰部隊“曳落河”（壯士），作為自己的軍事“小圈子”。

採訪使、節度使這兩個使職在行政、軍事方面享有較大的權力。如果這兩個職務的權力合二為一，就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最初，兩個職務分開設置，但唐玄宗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思想指導下，對他以個人感情維繫藩鎮首領忠誠的能力過於自信，因此沒有在制約藩鎮權力方面進行有效的制度建設，反而帶頭破壞二使並立的體制，於天寶九載（750年）任命安祿山為河北採訪使，後來又一口氣授予其閒廄、羣牧、苑內、營田、五方、隴右羣牧、度支、營田等使職，給後者反叛以極大便利。

安史之亂前，唐朝“外輕內重”的格局已經形成，導致安祿山起兵後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便直搗東都洛陽。為了適應當時的戰爭情況，唐肅宗在乾元元年（758年）下詔罷省採訪使，並設置觀察處置使，由節度使兼任。此前，唐玄宗為了平叛，已經賦予各節度使財政、官員任免等行政權力。安史之亂平定後，由於朝廷已無力與安史舊部抗衡，所以就封安史降將為節度使，保留他們的軍隊。同時，朝廷在安史之亂中賦予節度使的行政權也無法收回，事實上的道州縣三級體制正式確立。隨着募兵制的成熟，“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新唐書》卷五十《兵志》）的狀況時有發生。大家熟悉的藩鎮割據局面就正式形成了。

天寶十四載（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常被後人視為唐朝盛世的終結。比起安史之亂後的中唐和晚唐，人們更熟悉生機勃勃的初唐和繁榮興旺的盛唐。但從更長的時段來看，安史之亂爆發時，唐朝歷史才過去不到一半，這艘大船反而以殘破的形態航行了更久。後世都知道藩鎮權力的膨脹引發了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導致唐朝滅亡，但在上述的時間尺度中看到了一個似乎反常識的現象：藩鎮割據延續了唐朝的統治。

面對這個問題，後世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們嘗試從制度史、歷史地理學等角度出發，去解釋“藩鎮割據延續了唐朝的統治”。

唐朝詩人杜牧將中唐藩鎮劃分為四類：一是割據跋扈的河北藩鎮，二是遏制河朔的中原藩鎮，三是維護邊防的西北藩鎮，四是維繫財税的南方藩鎮。從中可以看出，真正威脅唐朝統治的主要是河北藩鎮，中原藩鎮作為朝廷防備河北藩鎮的屏障，西北藩鎮則發揮着節度使制度設立之初防止外族入侵的作用，而南方藩鎮在財税重心南移的背景下成為朝廷財政收入的主要依靠。

根據清華大學教授張國剛的分析，除河朔三鎮外，絕大多數藩鎮都是朝廷控制下的地方政權，藩鎮割據具有區域性，所以四種藩鎮之間的制約關係，維繫唐朝相對穩定地統治了一百多年，直到黃巢起義才最終打破這一格局。

中西書局副總編輯李碧妍在《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中則提出，安史之亂既是邊境藩鎮危機最明顯的體現，又給唐朝提供了化解這一危機的契機。從政治地理和權力結構層面講，安史之亂是唐朝地緣和制度危機的總爆發，但在爆發後同樣毀滅了危機本身，這使得唐朝在危機的廢墟上重建，並度過了後半段一百五十餘年的歲月。

“荔枝使”的背後

本文無意對安史之亂的起因做全面分析，只是截取《長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所擔任的荔枝使，介紹使職差遣制度的濫用如何導致安史之亂的爆發。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也早已成為人們理解安史之亂髮生的重要依據。《長安的荔枝》中寫道，“大概是高力士向貴妃誇口家鄉荔枝如何可口，才有了後面這一對麻煩”，最終改變了李善德、阿僮、林邑奴等小人物的命運。然而，對唐玄宗為滿足寵妃的口腹之慾而徵發民力、運輸荔枝的行徑，簡單地給予“道義上的憤怒”，也並不足以讓人對大時代中小人物的命運產生深刻認識。

唐玄宗讓李善德擔任荔枝使，是他破壞唐太宗君臣所建立政治制度的一個例子而已。為了一己私慾而隨意調動本應履行法定職責的國家官員，並因此產生財政浪費和腐敗活動，長此以往，唐玄宗將嚴肅的國家政治視作兒戲，把本應認真對待的治國理政簡化為權力制衡的“法術”，最終將國家制度根基掏空。而安史之亂最大的教訓恐怕就在於：制度建設極其不易，但制度的崩壞常常就在一念之間。

黃永年先生認為，列寧在《論民族自決權》提到“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的科學方法，使他從《資治通鑑》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釋歷史的陳腐觀念中徹底解脱出來。《長安的荔枝》亦是如此，盛唐將逝之景、小人物命運之無常，看似由皇帝、寵妃、奸佞一時心血來潮所致，但更深的緣由來自“荔枝使”背後“一定歷史範圍之內”的制度文明與地緣政治。

因此，我們在品鑑歷史時不能滿足於吃普通“荔枝”，更應該找出園中最大的那枚“丹荔”，剝出瓤來，然後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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