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子彈：當我見到張桂梅老師時，就決定要寫一個“喜劇”

在剛剛落幕的第30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頒獎典禮上，電視劇《山花爛漫時》可謂滿載而歸：最佳電視劇獎、最佳編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女主角……這部描寫華坪女中校長張桂梅的電視劇，以其真實和真誠打動了觀眾的心。

如何做到如此深入人心？如何塑造一個“正面人物”？在編劇袁子彈看來，關鍵在於不迴避人物的複雜性，正面人物並非完美無缺，他們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掙扎與困惑。

而且電視劇沒有侷限於展現張桂梅個人的奮鬥歷程，而是將視角拓寬，聚焦於她所代表的女性教育力量，以及這一力量如何改變命運、照亮希望。劇中，每一個角色都承載着對高級快樂的追求，即便是在艱難困苦中，也不放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努力，也讓整部劇作既有深度又不失温度。

【文/ 袁子彈】

電視劇《山花爛漫時》得到觀眾喜愛，也得到一些研究者肯定。作為編劇，我很高興，也有些感慨，就想借這個機會説説心裏話。

01主旨的建立：高級快樂，而非苦中作樂

《山花爛漫時》是“命題作文”，而且可以稱得上“命題作文”中最“死亡”的那種，原型影響力極大，地位非常高，而且在電視劇創作之前，已經被各種媒體報道過，大家心目中都有一個既定的張桂梅老師形象，這意味着想要打動觀眾，需要的情感閾值更高了。

所以製片人李行找到我，説想做電視劇的時候，雖然我本能地感興趣，且對張桂梅老師充滿好感，但我第一時間想的是怎麼推掉這個活，因為普通觀眾已經對張老師有了固定認知，各種優秀的新聞團隊都在跟拍和採訪張老師，很多人認為有新聞和紀錄片就夠了，還有必要寫電視劇嗎？

但李行再三跟我説，張老師沒有你想的那麼可怕，那麼板正，是個很有趣的人。她講到張老師去家訪的故事，當時很多學生住在山上，路還沒修好。張老師去家訪時經常帶着她的閨蜜，僱一輛摩托車載着她上山。因為雲南的山區大多是九轉十八彎，看着房子在那裏，開着開着房子就不見了，來一陣雲或霧，路就沒了，她們就無奈地停下來聊天，聊完準備走人了，雲霧散了，天又開了，房子又出現了，就又騎着摩托一路前去。

這個形象一下子就打動了我，因為特別鮮活。我在媒體給到我的，一個充滿犧牲精神的、艱苦的張老師之外，看到了她的笑聲、她的閨蜜，看到了她家訪路上真實遇到的事，以及她是如何解決的，這些一瞬間就擊中了我。

我跟李行説，聽起來張老師並不是一個艱苦的形象，而是一個快樂的形象，是一個真正投身自己熱愛的事業的人應有的狀態，我説，咱們為什麼不能把她寫成“麻辣教師”呢？國外有那麼多非常熱烈非常燃的青春作品，為什麼我們一寫到這類題材，一寫到老師，就是“蠟炬成灰淚始幹”？咱能不能寫點愉快的、勵志的，把青春該有的“燃”給帶出來？我相信好的老師心裏面是有一把火的。

而且我看了很多張老師的報道，比起敍述張老師有多少種病，她多麼艱苦，我更關心她要做成這件事該有多難。一所學校平地而起，還是免費的，我忍不住問自己，地從哪來？錢從哪來？怎麼招的人？誰批的編制？為什麼可以招生？為什麼每個年級只招100個學生，而不是300個？我管一個孩子都那麼難，這個人卻帶大了成百上千個孩子，把她們都送進了大學。從這些困擾我的問題裏，我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光靠犧牲就能成就的人，相反，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人。

寫張老師離不開一個難字，這個難我們迴避不了，這是這個人物、這個故事自帶的。但我特別希望她是強大的、有趣的，而不是被動承受的。犧牲不是她最偉大的價值，人到了無可奈何時都可以犧牲，但靠着犧牲和承受就可以成為張老師這樣的人嗎？不可能！犧牲背後肯定有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正是這個東西促使我想要完成這個創作。

2024年底，《山花爛漫時》播出後，袁子彈到雲南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參加思政大講堂的電視劇專場“微光的力量”，與張桂梅老師合影

帶着這些問題，我很快去了華坪。大家聽到麗江華坪可能會跟我一樣，誤以為它離麗江很近，其實它跟哪裏都不近。我早上六點多從北京出發，飛到昆明，又坐了六個多小時的車，將近晚上十點才到華坪。為了讓我保持狀態，片方很貼心地租了一輛非常好的車，有一個星空頂，非常漂亮，但六個小時下來，星空頂都快給我看吐了。

也正是這個經歷，讓我第一次對張老師肅然起敬，因為那時張老師已經全國聞名，是最有資格走出那個地方的人，但她依然選擇留在華坪。我想象她無數次前往麗江、昆明，為了幾塊錢去募捐，去找各種部門，前前後後努力了七八年，我想，這得是多麼強大而堅韌的人？得是什麼樣的理想主義者？我相信她一定沒有坐我這麼好的車，她是靠什麼堅持下來的？

我的這次創作，其實是一個慢慢走進她、相信她，再到真正理解她的過程，因為剛去的時候，很多事我不懂，也不理解，我不知道支撐她的是什麼，但在創作的過程中，我慢慢摸到了屬於張老師的那個核。

我是第二天見到的張老師，張老師對採訪者有很多要求，比如不能奇裝異服、不能戴首飾、不能化妝等，因為她不希望我們的到來影響學生們的學習。因為張老師的堅持，我沒有采訪任何一個在校學生，這也讓我意識到她是真正關心學生、能從學生立場出發的老師，我對她的印象更好了。

見她之前我很忑忑，因為我已經對她有了很多腦補，有了創作思路。很多時候新聞對於原型人物是賦魅的，見到原型之後，有可能大失所望，也有可能你對原型的理解跟本人大相徑庭，這些都會嚴重動搖創作者的信念。結果見到張老師讓我非常開心，因為她恰好就是我想象的樣子，非常聰明、有趣，狡黠又質樸。狡黠是指她充分知道她面對的是誰，她有溝通的智慧和解決問題的技巧，質樸是指她本質是真誠的。

在整個採訪過程中，儘管病痛纏身，但張老師幾乎沒有停下來的時候。她時不時拿起喇叭吼兩句，多次停下來處理學校的問題，也會聊起她年輕時如何時髦、漂亮。我一下子就覺得屬於創作者的構想與眼前這個人合上了。同時她又賦予了這個人物更多喜劇色彩。她善談、幽默，説話帶着很多粗口，完全不是我們刻板印象裏的“主旋律”英模的樣子。她不沉重，甚至還有點搞笑，有點沒規沒矩，她跟學生邊界感非常弱，可以像朋友一樣聊天，和學生家長不那麼熟，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嘮起嗑來。

也是從那一刻起，我確定我要寫一個喜劇，不僅因為我看到的張老師是這樣的，也是因為我的創作理念：張老師不是因為吃了最多苦而被表彰的，而是因為在苦難中表現得最強才被表彰的。所以我要透過苦寫她的強，沒有苦難，張老師所做的一切就顯露不出應有的價值，但我關注的不是苦難本身，而是苦難里長出的希望和勇氣，長出的那些頑強而堅韌的花。

我們的劇名叫《山花爛漫時》，這個意向與創作思路是高度貼合的。山裏的小野花，不見得是最美麗的，不見得是最能佔據這個舞台中心的，但它一定是生命力最頑強的。這種強首先表現在永遠有行動，永遠有方法。

大家如果注意的話，就會發現劇中的張老師幾乎沒有停下過，她很少坐着討論一件事情，而是吃着飯、幹着活就把問題給解決了。我始終讓她處於一種不穩定和不停頓的狀態。這不光體現在演員的表演細節裏，也體現在劇情設計上，你會發現我從來沒有試圖給張老師蓋棺定論，沒有試圖給她和女校畫上一個句號。我們的戲完結在張老師拎着大喇叭訓斥學生浪費的場景上，這是一個完全生活化的場景，我們沒有試圖讓她停下來，讓她作為一個英雄被表彰，這是劇本立意上我覺得做得很好的地方，甚至是最好的地方。

除了永遠有行動、永遠有方法，我也極力去展現張老師樂觀積極的態度。我們希望讓大家覺得，當你為自己喜愛的事業奮鬥時，你不是吃苦，不是承受，不是犧牲，而是熱愛。發自內心的熱愛讓這件事情像遊戲一樣有趣，張老師為了自己鍾愛的事業不斷升級打怪並獲得成就感，這是一般人很難碰觸到的高級快樂。我們常常説現代人喜歡躺平，可張老師讓我久違地看到了，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奮鬥是一件多麼閃耀、快樂的事。張老師苦嗎？論生活條件肯定是苦的。但她是在吃苦嗎？我不認為。我覺得她是在享受。學生當然離不開她，但張老師更離不開學生們。她從學生這裏得到了一個理想主義者所能擁有的最高快樂，這也是我創作時極力想要傳遞的：能對抗疲憊、對抗人生瑣碎、對抗“躺平”心態的從來都不是名和利，而是找到你內心真正熱愛的東西。

唯樂觀與熱愛能成就偉業。在創作中，我一直刻意避免把張老師當成犧牲者，避免渲染苦難，而是極力去寫她的樂在其中，寫她的革命樂觀主義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我希望把張老師那種豐沛的情感、昂揚的鬥志充分地傳遞給大家，讓一切艱難與困苦成為張老師偉大事業的磨刀石，讓苦難背後的人性成為整個敍事的主角。

02 人物的開掘：立體維度和英雄人物的A/B面

在核心人物的開掘上，為了打破書寫英模人物的慣性思維，我努力發掘人物的立體維度。談到張老師，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是英模、老師、“七一勳章獲得者”，那麼除了這些，還有沒有其他維度，是真實存在但人們還不瞭解、不熟悉的？

比如作為母親的張老師。很多人不知道，張老師是當地兒童之家的院長，她給上百個孩子當了十幾年“張媽媽”。網上有人攻擊張老師，説她沒有母性，是因為自己沒有孩子，才鼓勵女孩子們專心讀書走出大山，這是完全不瞭解張老師才會説的話。

比如張老師與她的閨蜜如何交往？一個英模，也需要有閨蜜在旁邊時不時嘮嗑、説話、吐槽嗎？比如張老師如何與當地官員打交道？在職場這個維度上，張老師怎麼搞定領導、團結同事，有哪些職場技巧？他們的關係有哪些變化？

圍繞着這些，我設計了很多煙火味十足的日常，比如兒童之家每年過年的包餃子吃硬幣，比如張老師拿到置裝費，給孩子們買了一頓大肉，給人吃進醫院去了；比如她跟閨蜜方瓊剪頭髮、買衣服，一起看大象，教她怎麼打點領導、怎麼處理人情世故……

劇中張老師跟教育局長周善羣、副縣長馬永強鐵三角的戲我非常喜歡。我經常把鐵三角的戲放在吃吃喝喝的場合，用食物拉近與觀眾的關係，而不是板着臉談事情、講道理。劇中有張老師送禮的情節，送禮送什麼、怎麼送，也都精心設計。張老師跑到縣政府大院去送禮，這個地點的選擇可以看出她並不擅長送禮，而甘蔗作為禮物更是既輕又真，非常符合張老師一貫的風格。

包括鐵三角的最後一場戲，周善羣要退休了，來找張老師聊天，清高文人的姿態完全放下來了，兩人從職場上下級蜕變為朋友關係，周善羣最開始否定張桂梅，後來被她打動、説服，到這個時候真正成為朋友，因為他們是真正為同一個理想奮鬥的夥伴。

通過這些立體維度，我們發掘出了在所謂常規“英模張桂梅”這個主身份底下別的身份、別的屬性，而對這一部分張桂梅的描寫，讓我們得以夯實“主旋律”創作所要呈現的那個主身份，甚至為其提供理由和情感動因，讓劇中的張老師得以真正落地。可以説，這些平時不被注意的維度，恰恰是她英模這個主維度得以成立的原因。

常規英模劇的另一個問題，是習慣從已完成的角度去描繪人物，在英模的高度和既成事實面前，人物遭遇的困難變得不值一提，他的最終通關也變得毫無懸念。英模劇最常見的橋段是一羣人圍着這件事發表各種議論，觀點有對有錯，然後核心人物出場，發表一通演説後，大家就被他折服了，就定下來執行了。

但在創作過程中，我反覆問自己，這符合事實嗎？不符合。張老師提出要辦女校時，我採訪的幾乎所有對象都對我説，當時覺得她絕對搞不成，可以説，在張老師遇到的所有困難裏，最大的困難就是被懷疑，因為辦女校這件事，無論從哪個階段來看，都有成千上萬個辦不成的理由。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張老師依然去做了，而且堅持不已，終於讓不可能的事變成了可能。

所以對我而言，比起大眾熟知的已辦學成功、榮譽加身的張老師，我要抓住的是那個最初的張老師，那個不被信任、不被認可、被各種質疑的張老師。女校不是天然就該成功的，女校的成功是張老師及身邊所有人竭盡全力的結果，缺少任何一環，事情都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結果。

如果説英模敍事也有AB面，張老師的A面就是大家熟悉的：她是“七一勳章”獲得者，既有犧牲的豪情，又有作為教師的崇高責任感；她信仰強大，託舉起了許多女性走出大山的夢想……這是我們“主旋律”創作的應有之義，也是必須表達的。那麼這些重要嗎？重要，但遠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那些不被看見、不被熟知的英模的B面。哪些事情曾經讓英模跌進溝裏，差點成不了英模？哪些突發情況讓英模陷入絕境，差點半途而廢？我要尋找的是這些東西，因為面對困難的態度才是英模和普通人真正的分野：那些讓她猶豫、動搖、痛苦、彷徨的，才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讓故事充滿懸念、讓大家感興趣、讓大家覺得英模不愧是英模的根源所在。

除了人物定位，現實題材電視劇裏怎麼處理主人公跟其他人的關係，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的真實性和想要傳遞的核心價值。在張老師與其他人的相處上，我儘量採取平視視角，消解她的權威性，和她身份帶來的天然正確和威嚴感。

在劇中，張老師無論跟學生也好、上司也好，都不卑不亢。她沒有等級性的觀念，眼中只有她要辦成的事和必須克服的困難；她不諂媚，也不爹味，從不高高在上地進行説教，同時又是團結的冠軍：她讓所有人為了同一個目標奔赴，證明了人是可以同頻共振，可以真正互相感染的。而所有這些，都最大程度地把張老師從“神”拉到人的範疇，讓她變得更可親近、更真實可信。

03 生態的營造：人是活在環境與關係裏的

在確定了張老師的人物基調之後，接下來要解決的，是如何營造她周邊的生態，這個生態，既指張老師所處的社會環境：貧困山區，路途遙遠，多民族混居，重男輕女，整體教育水平低；更指張老師所處的社會關係生態：她身邊有些什麼人，生活在怎樣的關係裏。

圍繞這個思路，我把要設計的角色分成了幾大類：第一類是學校類的，有老師，有學生。老師們都是為什麼來到學校，又各自面臨什麼問題？學生寫幾代，都有怎麼樣的個性與困境？第二類是政府類的。張老師要建校，要批地，要搞編制，需要面對哪些部門？這些領導上到什麼層級？下到什麼層級？她的直屬領導是誰，分別與她是什麼關係？第三類是社會類的。張老師錢不夠要募捐，可能遇到誰？企業家，還有無數的普通人，怎麼去寫這個龐大的羣體？還有學生家長們。他們從事什麼職業？當地有沒有扶貧脱貧建設？他們參與了什麼事情？

在構建這個生態的過程中，我不光鎖定了我要寫的人物，也找到了整個劇本的敍事重心：我要寫的不是張老師從小到大的日常，而是她如何竭盡所能完成一個在外人看來不可能的任務。所以我從一開始就放棄了過多描寫她的丈夫，這不是我的重點。我選擇從建校寫起，讓周圍的生態能最大程度與張老師同頻共振；而結束的點則落在了張老師看大象遷徙這麼一件小事上。因為大象是母性氏族，象羣有頭象，帶着小象，我覺得特別符合張老師當下的狀況：你不知道她走向何方，但是她始終在走向更好的地方，我想傳遞出充滿希望的在路上的概念。

關於寫不寫第二代學生，我和導演一度有過激烈的討論，因為第一代的戲已經寫到極致了，留給第二代的空間不多，導演擔心第二代很難超過第一代。但從社會生態的角度看，我覺得應該寫，因為張老師面臨的生態是不斷變化的，只有讓大家看到穀雨等人的迴歸，看到教育是可以反哺當地的，才能展現整個社會形態、意識和觀念的變化，從而讓故事形成邏輯上的閉環。教育絕非一載之功，張老師也不斷遇到新的問題，在辦學這件事上她並未獲得完全的成功，而是依然在路上。這個連貫性既是社會生態本身的連貫性，也是人物內核的連貫性。

我想以劇本第一集為例，説明為什麼生態的營造對於人物塑造至關重要。全劇開篇是方瓊拉肚子，張老師騎着摩托車離開。摩托車的選擇和旱廁的出現，非常符合南方山區的特色，快速交代了張老師所處的地理環境；然後是她的閨蜜拉肚子，人物關係出場。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她會和閨蜜一起去家訪，這是一個非常親切的形象。她的閨蜜因為鬧肚子在旱廁裏出不來，這種情況下正常人會選擇等，她不是，她明明不擅長騎摩托車，卻騎上摩托車走了。這説明了什麼？説明張老師是個風風火火的人，她非常關心學生，她一刻也等不了，她要去救她。進村後張老師看到了自己曾經的學生，為了“追”兒子已經懷了四胎，能直觀看到當地重男輕女的程度，這也是穀雨的第一個參照系，讓觀眾看到，如果張老師沒有救她，她的人生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是穀雨為了三萬塊錢要把自己給賣了。這是張老師面臨的直接困境。在張老師與迎親隊伍對峙的同時，我設計了女瘋子的出場，她是農村裏隨處可見的被侮辱、被遺忘的女性代表，她只有一句台詞：“不是我剋死的。”但通過這句台詞，你不光能想象她的故事，更能看到在當地像這樣早嫁的、受困於婚姻的女性是非常普遍的，這是穀雨的另一個參照系。

到這裏，我還擔心呈現得不夠，又設計了張老師的兩個本子，一本記錄着她手裏所有輟學的學生姓名與輟學理由，另一本是募捐的本子，記錄着何年何月誰捐了多少錢。這些對周邊生態的營造，不光讓觀眾看到了張老師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她面對的是什麼層級的困難，也看到了她的解決方案：她想辦一所免費的女子高中，且已經不是頭一次這麼想、這麼做了。有了這些鋪墊，張老師才能在半夜敲開教育局長周善羣的大門，才能在黨代會上説出我有一個夢想那一番話。

2021—2022年採風時，主創團隊在張桂梅老師一直擔任院長媽媽的兒童之家與她合影。參與者有製片方歆光影業集團總裁康捷（左一），以及製片人李行（左五）等

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必然活在某種環境與關係裏，他的行為與所處的生態息息相關。我們花大工夫去營造張老師周邊的生態，不光是因為這種生態是張老師成為張老師的原因，更是因為人物的互文為她之後的一切選擇、行動提供了理由和外部支撐。也只有充分呈現張老師所處的生態，觀眾才能對女校的難和張老師的強真正感同身受，才能理解建校的急迫性和必然性，真正沉浸到劇情裏去。

04 配角的打造：95%的平庸和5%的閃光

《山花爛漫時》是一個大女主戲，也是一個羣像戲。因為張老師已經足夠高尚，已經承擔了太多理想主義的光芒，所以在其他人物的塑造上，我堅持找到屬於普通人的視角，而不是把他們寫成跟張老師一樣的理想主義者，或者天然的追隨者。

我寫這部劇有一個最大的感受，對於普通人來説，通常95%的人生都是暗淡無光的，有着最普通的人性和最平庸的煩惱，只有5%是稱得上高光的瞬間。所以在除張老師以外的人物上，我極力尋找這種普通的人性和平庸的煩惱。

比如基層幹部的代表馬永強和周善羣。馬永強是一個有進取心的官員，我抓到他的第一句話是“副的，副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公務對話，很能展示他的得意和油滑；而周善羣清高，我抓到他的第一個點是茶杯，跟他這個人一樣，走到哪兒都端着，所以張老師薅走他，首先是薅走他的茶杯，這些細節是非常普通但又能讓人物充分成立的。

馬永強前期一直都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張老師想要説服他全力以赴建女校卻沒成功，最後給他薅到滑肉館。我設計了一個店主家的小姑娘，在他們説話的過程中，這個小姑娘始終進進出出，被她爸爸指揮着端酒端肉、加水添飯，她甚至沒有跟馬永強產生任何交流，馬永強卻突然答應了張桂梅的請求。為什麼？因為他看到了真實的困境。當這個問題沒有呈現在面前時，你可以計算得失，但這個瞬間就是那不普通的5%，是馬永強的人性閃光。

同樣的，當開學遭遇暴雨，學生們無法趕來上課時，周善羣也放下了他的清高和上下級規矩那一套，堅決站在了女校這一邊，讓馬永強不要再打官腔，不管想什麼辦法，都得把孩子們接出來。這場戲是他的人生高光，但除此之外，他也怕事，也想躲。我決不迴避這種躲。因為這才是普通人該有的想法和人性。

我們劇中有四個主要老師，我要做的，是從非常私人的角度，找到他們各自來女校的理由和人生閃光點。其中丁笑笑脱胎於我採風中採到的一句話，當時女校初創，剛來的老師們發現得睡在一個沒封頂的水泥筒子裏，去招一些還不存在的學生，大家都崩潰了。有個老師説：“天啊，張老師你這個學校不垮沒有道理。”張老師認為完蛋了，她肯定要走了，結果她又説：“反正你也幹不了多久，你幹多久，我就陪你多久吧。”這非常灑脱、達觀，我們抓住了這個點，設計了丁笑笑。她的困境不在於普通生活的困境，而是被認可、尋找自己道路的困境，所以什麼事她都覺得很開心，很酷，是真正為了快樂做這個事的。

魏庭雲是典型的繼承了中國君子之風、有着職業榮譽感的女性，秋瑾、呂碧城興辦女學，是這樣的人物在感召着她，你可以看到她在故事裏面任勞任怨，甚至是自我激發的，不但自我激發，還激發愛慕者一起努力。戀愛腦姚小山，我給他設計了大量喜劇情節，我們讓他一時戀愛腦上頭就來了，後來得不到回應差點就走了，他和張老師互動，有那種喝醉了吐槽上司之後覺得丟人、不好意思見面的點，特別日常也特別有趣。

還有少數民族贅婿陳四海，我給他找了兩個點：一是他是官迷，人家覺得累、嫌麻煩的工作，他歡歡喜喜就來了，因為是個正經主任；二是少數民族這個點，不光顯示了雲南是中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做了一定文化宣傳，讓大家進一步感覺到了當地的生態，也跟常見的重男輕女形成對比。你認為正確的事情，在另一個社會制度下就是不正確的，女性不是天然就該承擔勞役的。到底應該選擇事業還是家庭？我很開心能在一個男性身上討論這個經典話題。

包括離開的老師蔡虹，我們沒有對她做任何批判，而是真實地呈現了她，甚至讓她質問了張桂梅，讓張老師無話可説。為什麼這麼設計？因為我真的很想説，做不到像張老師那麼高尚很羞恥嗎？不羞恥，這就是普通人的想法，她説得沒錯呀，我們努力學習不是為了搞一份錢多事少的工作嗎？英雄固然偉大，當普通人錯了嗎？沒錯，普通人才是大多數，也正因為如此，才襯托出英模的偉大。我就是希望讓大家看到，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樣子，大部分人選擇了普通的、平庸的生活，選擇了錢多事少，少部分人燃燒了自己，走向了更光輝、更英雄、更了不起的道路，這就是生活的真實。

包括“四朵金花”，她們對應着不同的問題：穀雨敏感，高度自尊，她的困境是完全被物化、忽視，被家庭拿來換錢；蔡桂芝遭遇家庭暴力，她需要挺身而出保護母親，同時面對着因病返貧的窘境；寧華則是被當作男孩養大，缺失了對社會性別身份的認同；柳細鶯甚至把苦難看作理所當然，看不到生活的其他可能……對這些人物現實困境的展示，不僅讓這些女孩顯得鮮活動人，也展露了張老師性格的不同側面，讓人意識到，女校的成功絕非張老師的孤身奔赴，而是人與人之間互相感染、共振的結果。

回過頭去看女校這件事，我一直覺得很神奇，因為這是每一個人帶着各自的目的、在裏面發揮了應有作用的結果。中間但凡有一個人沒有這樣做，比如説老師再走兩個，學校就辦不下去了；學生不自強，第一屆學生沒考上，後面撥款就沒了，生源也沒了，這完全可能。正因為無數普通人在其中發出了自己那5%的微光，女校這件事才得以成立，而不是張老師像太陽一樣，一個人孤懸在上。我要寫的不是太陽的誕生，而是一個星系。我們當然有着太陽這樣能量巨大的星星，但旁邊的星星也一樣重要、一樣璀璨。

05 不偷懶的創作：守正與出奇並不矛盾

通過這次創作，我還有一個重要體會，那就是守正和出奇並不矛盾。很多時候我們出於內心的傲慢，覺得這是重大題材，要傳遞的價值觀太多了，受的侷限太多了，就放鬆了自己在藝術上的要求，好像它天然獲得了一種豁免權，不好看是正常的。可事實呢？事實上這就是一種純粹的偷懶。比如説，認為“主旋律”題材就應該板着臉講故事，認為張老師這樣的人物就應該是嚴肅的、沉重的，這都是藝術的偷懶。

我舉一個例子。高考那場戲對全劇至關重要，在高考前，我們需要一場戲把情緒壓到極致，也需要給到孩子們一個釋放的空間。在創作時，我想她們能幹什麼？幾乎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我腦海裏就出來了爬山、看日出、吶喊，好像當然就應該如此；第二個備選方案則是在操場裏跑圈，這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勢。可我反過來問自己，這羣女孩子剛從山裏出來，是沒見過山呢，還是沒見過太陽？好不容易進到城裏讀書，在高考前最關鍵的時候花半天時間呼哧呼哧爬山，就為了看日出吶喊，這合理嗎？不合理。但很多戲就這樣拍了，甚至演員也不會覺得有問題，就這樣演了，因為站在都市人的視角，這確實能起到療愈心靈的效果，但放在這羣學生上，這就是純純的偷懶。包括前面説的陳四海面臨的選擇，按慣性思路，他絕對應該選擇留下，因為辦學校是多麼偉大的事，按照我們的主流敍事，這樣的事是永遠排在小家前面的。但我讓他扛完女校最難的那一段就回去了，因為作為家庭的一員，他憑什麼不承擔家庭責任？小家不重要嗎？走婚制度和少數民族的文化是擺設嗎？高尚一時也是高尚，能堅持到現在已經很了不起了。我的戲永遠應該跟着人物走，而不是進入主流創作的套路里。

長期創作的人很難擺脱套路，但至少在這個劇上，我不想偷懶，因為像張老師這樣了不起的人物，值得我們更認真地表達，不應該隨便把這個題材消耗掉。比如在張老師的建校動機上，我們能按西方的那套人物結構去解構我們這片土地上成長的人物嗎？不能，因為我們這片土地上就不成長西方式的英雄，中國的英模解決的從來都不只是個人問題，中國最小的社會單位是家，再往上是族，族上面是國，中國人一直是在這樣的體系裏面實現自我完成的。只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你是無法理解張老師的。所以要寫好張老師，你得打破內心的傲慢，得真正進入張老師，進入那些女孩子們，問問她們會不會去山上面吶喊，對於讀書這件事，她們是什麼感受。我採訪過一些已經畢業的學生，她們説我們就是苦學苦讀，我們心裏面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就是唯一的機會，不成就是死，就是回去嫁人，出去打工，就是這樣的命運。所以我後來想到了解壓大會，讓張老師帶着學生們自己罵自己，我甚至控制了時間，就一堂課的時間，因為孩子們宣泄完還得繼續苦學苦讀，這才是她們的生活真實，是她們的人物邏輯裏應該長出的東西。

對於我來説，這次創作與其説是想要出奇，不如説是在追求真實的過程中，我看到了事情跟我想象的有很大差別。我所認為的感動、我所認為的燃點，包括我所認為的痛苦，這並不是人物真實的感受和痛苦。所以我要做的，是捨棄傲慢，放棄那些並不真實的套路，比如常規的大女主很少歌頌愛情，但我沒有讓張老師鄙視她的愛情，不是斷情絕愛才能成為大女主。張老師回憶起她的亡夫，充滿了美好，她描述得非常坦然、幸福，為什麼要去迴避這一面？這一面會讓她的偉大打折扣嗎？不會。包括魏庭雲和姚小山的愛情，我沒讓它建立在曖昧、親親抱抱的小情小愛上，相反，我完全將它建立在了理想和信仰上，也許很難，但我們做到了，我們用最小的戲達成了最大的效果。

2025年1月在澳門，金鵝獎結束後，騰訊給《山花爛漫時》舉辦慶功宴，大家一起回顧創作歷程，既感慨萬千，又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只要不偷懶，守正和出奇是可以同時達成的。守住價值觀，守住你應該表達的內容，這是“主旋律”創作的應有之義；而出奇，這個奇是戲劇的奇，更是生活的奇，人物真實的奇，是你要找到真正符合生活邏輯性，符合生活真實的那些細節來支撐你的人物，來讓她展現出跟別的英模人物不一樣的特點。我看英模劇最大的痛苦是他們全長一樣，人物調性全都一樣，既沉重，又正確、乏味。事實上，他們能做成這麼大的事業，多少證明他們是個性非常激烈和明確的人。一個個性模糊，沒有自我堅持、自我信念的人是不可能完成偉業的。那為什麼我們創作出來的英模人物會如此千篇一律？是我們的人物不夠牛嗎？不是的，這是創作要反思的問題，而不是人物要反思的問題。是我們在創作中偷了懶，浪費了真實土壤裏孕育出來的有力量的人物。

06 沒有反派，只有信仰的旗幟高揚

創作之初，我給劇本創作定下了幾個目標：一是絕對的真實性，二是充足的戲劇性，三是一定的社會性。寫張老師，不能只停留在故事的層面，它一定會涉及幾個繞不開的話題，一是貧窮，二是性別不平等，三是她的信仰和紅色教育。

寫貧窮，我不光寫貧窮的成因，寫落後觀念對貧困地區的影響，也寫在政策和教育的扶持下，貧窮是如何一點點被改變的，所以在劇中可以看到路修通了，可以看到新建起的芒果園，可以看到穀雨們的迴歸，通過這些，你可以看到教育是如何改變當地的貧窮和愚昧。

寫性別不平等，我不去強調兩性對立，而是努力表達了在生活中看到、感受到的種種女性困境，包括月經羞恥、酒桌文化、職場歧視、性騷擾等，展現了不同情境下的女性互助。我不希望立一個壞的男性角色作為靶子，把他打倒，女性就天然正確了，強大了，我要展現的是真正的女性困境，這種困境有時候甚至是在善意下達成的。

比如公安局那場戲，非常有代表性，警察聽到穀雨在洗腳城上班，即使確認她是被性騷擾了，還是會説“小姑娘以後別去那種地方瞎攪和了”，這不是善意嗎？但背後深層的邏輯是什麼？是覺得她去了那種地方才會遭遇這些，這就是結構性的歧視。包括大家對女校的評判，怎麼現在還有專收女生的學校，這些真實的困境才是最需要被關注的。

我們的反派從來不是某個個體的人，而是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愚昧、貧窮和落後的宗法觀念。比起某些極端情況導致的特例，我希望更全面地展現出縣城乃至山區的整個生態：比起沒能力和無機會，更可怕的是對自身境況的不自知，以及對未來缺乏信念和希望，這就是張桂梅老師常常提到的“窮根”。這種精神上的貧窮遠比物質上的貧窮更頑固、更可怕。所以我塑造了農村隨處可見而又總是被忽視的“女瘋子”，小小年紀就為了拼男孩懷四胎的女學生，不堪家暴奮起反抗的辛欣媽媽，愛女兒卻把一切生活苦難遷怒於妻子的蔡桂芝爸爸，沒有惡意卻總是議論着寧華的爺爺奶奶們，以及下意識指責穀雨的派出所警察們……

我希望通過這些觸角一樣的人物，將張老師畢生與之對抗的貧窮和落後觀念具象化地呈現在觀眾面前，也將教育是如何改變她們命運的過程如實地展現在觀眾面前，讓大家在關注這些的同時，也更理解張老師和女校在當下的社會意義：了不起的從來不是苦難本身，而是苦難中的拼搏與堅守，是打破桎梏、突圍而出的決心和勇氣。

此外，我選擇在劇中直面張老師的信仰，詳細解析她信仰的由來。梳理完張老師的前史，我們會發現這信仰不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在張老師人生的低谷期，是組織拉了她一把，是華坪質樸的山區女性讓她看到了人生的意義和責任。她要回報華坪。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保留阿麗這個人物的原因。同時，這種信仰又是接地氣的。女校經濟困難時，幫助她的是黨的幹部；條件艱苦，老師出走，留下來的基本都是黨員——張老師的個人經歷驅動她靠近信仰，信仰又反過來支撐、反哺，為她提供力量。

在劇中，我寫了張老師在差點被奪走校長職務時在樓頂唱《紅梅贊》的情節。那是一個純粹的革命樂觀主義者才會有的行為。她想要改變山區女孩們命運的出發點非常純粹，因此，她能從信仰中汲取力量。她的生活和信仰不可分割。

我也特別喜歡女校最艱難時刻，張老師生病，周善羣接她回來那段戲。學生們在黑暗中點着蠟燭念《沁園春·長沙》，那是真正的青春飛揚，那是真正的信仰，那個信仰的流淌是充分自然的，念着念着一瞬間，燈突然亮起來，這時候，人物的信仰是從她生活裏結結實實長出來的，所以一點也不尷尬，相反，它是充分可信、動人的。

寫張老師這個戲，給我更大的觸動是，我以前一直以為改變世界是一個宏大命題，只有擁有很高社會地位和很大社會能量的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世界。我以前創作寫不到位，我會對自己説，不能怪我，因為它太難了，遇上不合理的事，不敢挺身而出時，我也總是對自己説，沒辦法，世界太大了，而我太渺小了。但張老師讓我看到，普通人能以什麼樣的方式去改善我們所在的世界。比起高高在上的同情和審判，我更希望《山花爛漫時》喚起的是對那些還在泥濘中掙扎的人的深深理解，是不卑不亢的關心和動容，是張老師“踹醒一個是一個”的、從微末做起的點滴努力。

我希望通過這個劇的創作，以張老師和女校教師、學生們的精氣神去感染、影響當代的青年，讓觀眾感受到那種昂然勃發的生命力，讓他們意識到，理想依舊值得追逐——有善念、有善行、能堅持，我們每個人都能讓世界發生一點好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