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薇薇：“同志”，在世界各地的語言裏怎麼説？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狄薇薇】

1931年，中國共產黨迎來她第一個十週歲生日時，她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境地：

位於江西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當時尚未正式成立）被蔣軍團團包圍、道路阻隔，無法召集新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潛伏在上海的“六大”選出的臨時中央，在白色恐怖腥風血雨之下堅持“左”傾錯誤路線，大搞飛行集會、城市暴動，將大量優秀的城市工人和學生黨員無謂葬送在黑暗中。

在那一年的三年之前，除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外，還發生了一件小事：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一個廣東“豬仔”的孫子、當時許多在美國西海岸討生活的廣東苦命人之一——謝創，加入了美國共產黨，並隨後當選為美共舊金山華人黨支部書記、美共加州州委委員。

謝創 資料圖

1930年，由於美共領導的舊金山華人罷工大獲成功，代表唐人街企業主階級的國民黨和黑幫潤人們驚慌失措，勾結美國當局綁架了謝創，以他沒有入美籍手續（當時《排華法案》理論上仍然有效）、是“非法移民”為藉口，要把他“引渡”回“中國”——蔣介石軍警憲特集團——手中。消息傳出，加州各族人民羣起抗議，一些看不下去的美國知識精英也為他打抱不平，要當局至少允許他自由離開。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加州州委請示美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後，決定送他赴蘇聯學習。謝創離開美國時，警察恐嚇他：“你以後再敢來美國，就判你五年苦役，罰款五千美金！”（當時5000美金按CPI折算約合現在的16.3萬美元，是一筆普通工人一輩子掙不到的鉅款）謝創嚴正回答道：“我再踏上這裏的那一天，就會是美利堅人民政府的上賓了！”

1931年初，謝創來到了當時歐洲的通衢大港、荷蘭城市阿姆斯特丹。他按照美共中央的指示，尋找荷蘭共產黨接頭，以在他們幫助下轉道蘇聯；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幾年前他加入美共同時，荷蘭黨組織發生了嚴重的混亂，曾參與籌備和主持中共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荷蘭共產黨員馬林就背叛組織，轉投了託派。謝創按約定前往接頭地點，等了一天，卻沒有找到應該前來接頭的荷共交通員，他丟失了組織關係！

一個只會英語的中國人，在1930年代的荷蘭舉目無親，找不到同志。這該如何是好呢？

等等，“同志”這個詞，在荷蘭的語言裏應該怎麼説？

大同平等——“同志”的初心

“同志”，是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之間親切平等的互稱。在我國的通用語言——現代漢語中，“同志”這個詞由“同”和“志”兩個自由語素構成，它既可追溯到近代文言，繼承了古漢語中“同袍”、“同窗”、“同年”等一類傳統稱謂語法結構，避免了生硬音譯；又超脱了舊文化中的“敬語”、“平語”和“謙辭”範疇，打破了舊社會基於血緣、輩分、人脈和等級地位區分的舊稱謂體系，理想地塑造了建立在共同覺悟和理想信念認同基礎上的、作為先進的革命組織——共產黨所必要的新型關係，是現代漢語引入先進概念的成功典範。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起源於歐洲。由於長期的封建政治，西歐社會形成了超國家的天主教會等級（教皇、樞機主教、主教、司鐸等）和森嚴的世俗貴族等級（皇帝、國王、公、侯、伯、子、男直至最低的騎士等），各有各的稱謂。

以革命前的俄國為例，沙俄文官分為14品，各有官定的標準敬稱，例如九品以下須稱為“出身優渥的老爺”（Ваше благородие），六至八品須稱為“出身高貴優渥的老爺”（Ваше высокоблагородие），五品須稱為“出身高貴的老爺”（Ваше высокородие），三四品須稱為“傑出的大人”（Ваше высокородие），一二品則須稱為“出身高貴優渥又傑出的大人”（Ваше высоко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о）；而神職人員又有另一套稱謂，一二品（大牧首）須稱為“至高的聖座”（Ваше высокопреосвященство），三品須稱為“聖座”（Ваше преосвященство），四、五品須稱為“上師”（Ваше высоко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六品須稱為“高尚的大師”（Ваше высоко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

在“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理念下，這些社會的各等級間涇渭分明、互無交集，每個人的尊卑貴賤被用等級頭銜綁定在自己的傳統稱謂上，稱謂成了塑造和維護階級意識的沉重枷鎖。例如，今天英語中通常只使用簡寫形式“Mr”的“Mister”——近代漢語譯者將這個詞取“老師”的古白話説法翻譯為“先生”，但它實際上源於古英語中拉丁語藉詞“Master”即“主人”的弱化。

因此，當貴族階層被推翻的時候來臨、革命者需要將“平等”被樹立為社會的正理時，需要誕生這樣一個破除階級觀念的新稱謂詞。歐洲最早的這種嘗試是在“革命老區”，法國人在大革命中引入了“公民”（citoyen），作為無論城鄉貧賤一切人等的平等稱呼。

值得一提的是，citoyen一詞在法國直接取代了原本最接近的法律術語bourgeois，這個詞當時的法語含義是“享有王國公民權和政治權利、特別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城鎮居民”；熟悉黨史的同志應該已經認出來了，這個詞連帶它的貶義感情色彩後來被引入其他歐洲語言，並最終固定為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術語——“資產階級”。

法國大革命最終以新興資產階級與舊封建體系的合流告終，對他們來説，“公民”（citoyen）這個詞顯得“過於平等”了。雖然一個統一尊稱取代了繁複的頭銜體系，但這個尊稱最終落在了一個貴族術語頭上——Monsieur（源於中古法語mon sieur“我的主人”），這個詞現在我們翻譯成“先生”，但它在古中國文化中定位最接近的類比可能是“皇叔”。

站在當今法國男性的視角，他們的互稱，觀感大概相當於：“鄧蒂斯皇叔！”“維爾福皇叔！”“各位皇叔，大家晚上好！”

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期間，瓦爾蘭、布朗基等主要領導人之間也互稱“皇叔”，直到起義失敗。公社時間太短暫了，而且一直處在內憂外患中，各方面上層建築都跟不上，來不及考慮這種細枝末節。然而，當公社的火焰在俄國重新燃燒起來時，新生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解決了這個問題。

達瓦里希，相信吧：那顆迷人的幸福之星終會升起；

俄羅斯，將從睡夢中醒來……

——普希金

“達瓦里希”——Товарищ這個詞原本是“商業夥伴”、“工友”的意思，但在十二月黨人起義後，已經逐漸成為各種左翼思潮持有者的互稱。在普希金寫詩的時代，“達瓦里希”相對符合實際的翻譯可能是“盟友”。這個詞沒有陰陽性（其實原本有陰性，但實際上即使稱呼女子時也使用其陽性形式），不分性別、地位、資歷、民族、宗教信仰，成為“天下大同”左翼理想在革命隊伍中很好的體現與承載。

二月革命後，繁瑣的宮廷禮儀和稱謂敬語被一律廢除，在禮貌稱呼陌生人時，俄語“先生”的原型Государь源於“господами”（農奴主），比法語的更反動，而“公民”Гражданин已被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支持者佔據，於是“達瓦里希”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在殘酷的內戰歲月裏，它成為人民區分階級敵人和階級弟兄的試金石。

“道友”和“戰友”

早期與俄國一同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歐洲國家中，只有德國擁有相似的、工人階級佔據絕對主力的革命隊伍，德語中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使用的“同志”（Genosse，源於古高地德語“分享利益的人”）在當時也具有接近“工友”的意思。

1920年代，共產主義思想傳播到許多中東、遠東國家，但只得到了文化界或當地一部分進步知識分子的理解。這些人在出身上並不屬於無產階級，他們尋找“同志”時，與其説是尋找“工友”，不如説是在尋找“有同樣理念的人”——在土耳其語中，“同志”叫做“Yoldaş”，字面意思是“道友”，或者“在道路上同行”的人。突厥語言中的“道路”Yol也可表達類似漢語“道”的抽象引申含義。

在波斯語中，由於存在不同歷史淵源的共產黨，“同志”有不同的標準説法。在一些共產主義組織中，“同志”讀作Hamqatar（羅馬化），字面意為“在同一條路線上”。

在巴基斯坦的烏爾都語中，“同志”是從英語音譯的。但卡拉奇的統一民族運動（MQM）有一個意譯的“同志”稱謂——“Saathi”（羅馬化），意為“並肩的人”。

在遠東的漢字文化圈，這個詞都是“同志”——“有共同志向的人”的相同漢字的發音變體。唯一的例外是朝鮮半島，由於有着根深蒂固的敬語文化，原本是為破除等級觀念的“同志”在當地自己分出了等級：동지 (Dong-ji，“同志”)成為僅用於對年齡職務高於自己的同志的尊稱。平輩或對下時，在朝鮮語中稱為동무(Dong-mu，“同務”)。

匈牙利曾經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僅次於俄國的第二個全國性蘇維埃政權，但很快就被推翻，沒來得及考慮稱謂問題。在蘇聯解放後，確定了“同志”的官方匈語説法——Elvtárs，“elv-”前綴可以理解為“原則上”，“társ”是“同伴”的意思，整個單詞字面意思大概為“因原則而在一起的同伴”。

“同志”的另一種詞源是“戰友”，最初源於西葡語Camarada。英語、法語、荷蘭語等諸多日耳曼和羅曼語族語言均有這個相似形態的同源詞，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後，由於英語和法語是當時主流歐美世界最流行的語言，他們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各自語言中的這個詞作為俄語中“達瓦里希”稱呼的翻譯。如果意識到這一點，就不會奇怪於英語文獻（及由它們粗暴翻譯的中文資料）中為什麼經常在美軍士兵甚至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主題的內容上濫用comrade——同理，曾在納粹德軍（並至今在德國聯邦國防軍）中廣泛傳唱、二戰後被東德禁止的悼歌《Der gute Kamerad》，並不是什麼“好同志”，其中的Kamerad按本意譯為“戰友”就行了。

“我召喚你在美國紅十字會中的戰友情！”

自從格林納達人民政府被美國摧毀後，目前沒有英語國家擁有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但南非共產黨作為非國大的長期獨立合作者和重要組成部分，一直在南非並排坐江山；津巴布韋執政黨“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歷史上深受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國家理念影響，信奉“津巴布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員今天仍互稱“Comrade”。津巴布韋還規定了這個詞的英語簡稱Cde，例如“姆南加古瓦同志”寫作Cde. Mnangagwa。

雖然西班牙語是各種“Comrade”同源詞的源頭之一，主流西語中，對共產黨人互稱的“同志”也確實譯為Camarada。但在古巴西語中，表示“同志”的詞是Compañero（直譯為“夥伴”）。古巴原本有一個知識分子形成的合法共產黨——人民社會黨，而卡斯特羅兄弟和格瓦拉等人乘“格拉瑪”號在馬埃斯特臘山打起遊擊時，並沒有打出共產黨旗號，對內也沒有展示任何共產黨軍隊和組織特徵，互稱“夥伴”而不是西語共產主義者常用的“同志”、大肆宣傳“古巴革命不是紅色而是綠色”等，以此成功麻痹美國記者和政府當局，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權。直到古巴革命政權已經完全站穩腳跟的1965年，整合了人社黨和革命軍力量的古巴共產黨才組建完成，革命軍互稱“夥伴”的傳統也被一直沿用下來。

除了comrade這個詞源，還有一些語言孤立地使用了“戰友”來意譯“同志情誼”的概念。在馬來亞共產黨的歷史上，“同志”除在華人圈中直接使用中文外，在馬來語中被叫做Rakan seperjuangan，意思是“共同戰鬥”（seperjuangan）的“朋友”（Rakan）。

“詩化的朋友”

在捷克語中，“同志”的官方術語被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定為soudruh（陰性soudružka）。這是一個取自古捷克語的高度文學化的説法，sou-前綴可理解為“共同的”，而druh意為“同伴”，合起來被重新賦予了“平等的同伴”這個勉強沾邊的意思。

在上世紀中葉共產主義理念流傳到當時發展程度更低、既缺乏機器大工業又缺乏較大規模知識分子階層的民族時，“同志”往往被更加簡單地翻譯為類似“朋友”或“伴侶”的意思。例如阿爾巴尼亞語中，直接用“朋友”（Shok）代替“同志”；這在二戰時導致了“斯大林同志是我們的朋友”這種句子幾乎翻譯不出來。為了避免類似情況，許多民族的共產主義者翻譯“同志”時，會刻意選用較為詩化的版本。

“同志”一詞在歐洲的稱謂方式一覽表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同志”是“尼赫拉”（нөхөр），大意是“深交的朋友，已經一起度過了很多時光”——這個詞似乎還有“丈夫”的意思。在現代希臘語中，“同志”術語被定為Σύντροφος（羅馬化Sýntrofos，陰性Συντρόφισσα），其源於古希臘的字面意思為“一起吃過飯的人”，同樣可以表達“配偶”和“伴侶”。希臘共（KKE）在二戰中組織了強大的軍隊——希臘民主軍，戰後幾乎奪取政權，後因蘇聯出賣而失敗，目前仍是西歐動員能力最強大的共產黨，在本國和歐洲議會中均佔據相當數量席位。

在威爾士語（Cymraeg）中，“同志”的用詞是“Cymrawd”，是威爾士國號“Cymru”的變體，最接近其本意的漢語概念可能是“同胞”。有趣的是，“聖誕老人”在威爾士語中被稱為“聖誕大鬍子同志”（Cymrawd Nadolig Barfog）。

在阿拉伯語和波斯系諸語言（例如塔吉克語、帕米爾語等）中，“同志”被譯為رفيق（Rafiq），本意為“夥伴”。在南斯拉夫的大部分組成國家，“同志”均被譯為Drug（讀作“德魯格”，陰性Drugarica）——“朋友”的古斯拉夫語説法，“鐵托同志”就是Drug Tito。。

在印度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南印度喀拉拉邦，當地土著一直抵制德里政府的印地語同化運動，使用自己的馬拉雅拉姆語作為官方語言。這使得馬拉雅拉姆語發展出了一整套共產主義政治術語，其中“同志”寫作“സഖാവ്”（羅馬化Sakhavu），本意也是“朋友”/“同伴”，如今已經成為喀拉拉邦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者們專用的互稱。

一個有覺悟的勞動者……

回到本文開始的問題。在前一節已經提到了，荷蘭語中的“同志”是Comrade的低地德語變體，寫作Kameraad。

1931年，迷失在異國他鄉的謝創，想起了革命導師列寧的名言：“一個有覺悟的勞動者，不管他來到哪一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裏，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在異鄉，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故土；他都可以憑着國際歌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於是，他穿行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不停尋覓，終於在一場慶祝五一勞動節的遊行中聽到國際歌聲，找到荷蘭共產黨的同志——Kameraad——接上了頭。

謝創後來志願回到故鄉參加中國革命，解放後成為第一任廣州僑務局長。他的一生，先後成為Comrade、Kameraad、“達瓦里希”和同志，不變的是對人類解放理想信念的忠誠。

共產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實現，“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它從一開始就是超越民族界限、國家界限的共同理想。在近半個世紀以來一個較長曆史時期裏，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聚焦並仍將繼續聚焦在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對前一個時代支援世界革命超出國力情況的回調，也對和平與發展時代潮流符合理性的順應。

然而，當前世界形勢正在進入一百年來最大的變局，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國家，被福利收買政策長期安撫的階級矛盾正在重新激化，階級鬥爭有趨向顯化的趨勢；隨着開放的中國走向全球，它的前途命運也越來越與世界人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了。

筆者在國內考上一所211高校，並在其中通過黨校學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為出國讀研，依規提交了停止黨籍申請，擬待歸國後申請恢復。筆者很清楚，在這個時代，出國留學尤其留美，既不會再有舒適性明顯改善的生活，也不再是一種安全的鍍金；在美國現行政策和言論環境下，甚至筆者這篇文章也冒着一定程度的人身風險。然而，中美民間交流總是要有人去做的，除了免籤政策等的“引進來”，我們仍然要有人“走出去”，尤其是人文社科領域，需要去實地接觸、調查瞭解，不能重蹈西方“中國專家”的覆轍。

今天是黨的生日，筆者獨自在海外，沒有組織，舉目無親，遠離故土。然而，筆者的社會主義祖國在大洋彼岸繁榮富強，筆者的許多同志們在辛勤地建設她，筆者知道存在的另外許多同志——他們擁有不同的膚色，説着不同的語言，與我們素不相識——在海外默默地支持着她。有這樣的支持，無論怎樣感到自己在異鄉，都不會迷失方向。

（本文感謝來自五洲四海的多位同志提供的解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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