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夫岡·明肖：面對特朗普，歐洲需要一位老祖宗-沃爾夫岡•明肖

【文/沃爾夫岡·明肖，翻譯/鯨生】

當你發明了某樣東西，別人卻比你用得更好時，這便是陷入衰退的一個徵兆。歐洲人發明了現代外交，對此有一種説法：“所謂外交就是送人下地獄，還讓他期待這趟旅途。”歐洲人已經不識此道——但懂行者大有人在。

近代以來歐洲最偉大的外交家，一位是法國人，一位是奧地利人。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裏戈爾是搞政治投機的大師，唯一能跟他匹敵者是來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對手，克萊門斯·馮·梅特涅。

塔列朗與梅特涅都是當時大國的首席外交官。拿破崙戰敗後，法國國力大減，軍事上不再佔優。而塔列朗的神來之筆在於挑撥歐洲各國互鬥——讓英國對抗普魯士，奧地利對抗沙俄——從而為法國謀得一席之地。他並非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概念的發明者，卻以無與倫比的天才將其運用到了極致。

如今，伊朗政府與美國特朗普政府唯一的共識是：歐洲人在中東外交中毫無角色可扮演。近日，一份德國報紙的評論抱怨，再也沒有人向歐洲通報消息了。當你在報紙頭條上看到這樣的信息，你就明白衰退是什麼意思。

那麼，當代的塔列朗會如何看待今天的大國領導人呢？這當然只是筆者的猜測，但我們正身處一個典型的塔列朗式博弈格局中。他面臨的困難將是：如何將27個歐盟成員國，加上英國與挪威，團結在一個共同的立場周圍，而不是像我們過去那樣挑撥彼此間爭鬥。但追求團結的難度比製造分裂的大上十倍。

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裏戈爾（1754-1838），曾先後在法蘭西王國波旁王朝、第一共和國、拿破崙帝國和奧爾良王朝時期擔任外交官，維也納會議中的法國首席談判代表。

當美國威脅對歐洲加徵關税時，塔列朗或許會建議歐洲理事會發表聲明，歡迎交易型經濟關係的新時代到來，然後採取一些勢必會激怒特朗普的具體步驟。回過頭看，歐洲錯過了一次展現堅定立場的機會。拜登政府已經宣佈禁止向中國出售高性能芯片，並向荷蘭政府大力施壓，要求停止對華出口能製造這些芯片的機器。

此處涉及到的公司是阿斯麥爾（ASML），全球最先進光刻機技術的壟斷者，這種機器能在硅片上蝕刻出微小的三維通路。阿斯麥爾之於歐洲正如稀土之於中國。特朗普對華加徵關税後，中國對稀土及相關技術實施出口管制，將自身在稀土開採及加工領域的壟斷地位運用到了極致。

歐洲人本可如法炮製——（對美國）禁止阿斯麥爾公司的產品出口。但他們將需要重拾塔列朗或梅特涅那種早已失去的精神，才能邁出如此大膽的一步。

從長遠來看，歐洲的衰退是戲劇性的。但在過去十年間，其衰退加速了。大約十年前，歐洲外交官牽頭促成了伊朗核協議。伊朗同意將離心機的數量減少約三分之二並限制濃縮鈾庫存。該協議附帶了定期的監督與執行機制，直到特朗普政府於2018年退出——伊核協議就此終結。

如今，歐洲人在中東外交中已經沒有獨立的角色可言。特朗普下令向伊朗投放炸彈後，歐洲領導人呼籲伊朗重返談判桌，似乎全然已經忘記：當年他們談成的協議本身才是那張談判桌——而掀桌子的正是特朗普。

同樣，當代的塔列朗和梅特涅也不會建議自己的“君主”切斷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所有溝通渠道。他們當然會站在烏克蘭一邊，但不會要求歐洲領導人用無底線的承諾來界定戰略目標。他們會主張維持戰略模糊性，尤其強調：不會劃設紅線。紅線是當人們缺乏戰略時才會提出的東西。

克萊門斯·文策爾·馮·梅特涅（1773-1859），奧地利帝國政治家、外交家，維也納會議主席，是維持19世紀歐洲大陸勢力均衡的重要人物。

塔列朗與梅特涅的戰略會是爭取達成這樣一種局面：俄烏戰爭結束，但任何一方都未被擊敗。就外交手法而言，他們的策略會比現任歐洲國家領導人的更接近特朗普的方式。當特朗普都成為比你更出色的外交家時，你就有大麻煩了。

如同中美俄的領導人，塔列朗與梅特涅理解自然資源在21世紀的重要性。除了他們自己禁止的（如煤炭或核能）或拒絕開發的（如頁岩氣或深海油氣）外，歐洲自身的資源十分匱乏。而中美俄的領導人都是戰略操盤手，他們對本國的經濟願景已經擴展到數十年以後。無論外界有什麼樣的看法，但他們與每一位歐洲領導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至少擁有一個經濟戰略。

儘管有出色的功績，19世紀歐洲的偉大外交官們也是從弱勢地位出發，去縱橫捭闔的。他們不會對馬克·呂特在北約峯會上奉承特朗普有異議，儘管他們的奉承會更加巧妙。奉承本來就是外交工具包的一部分，塔列朗奉承過英國人，梅特涅奉承過俄國人，其目的是在歐洲大陸實現穩定的政治均勢。雖然有過幾次中斷，但總的來説，這一勢力均衡在歐陸維繫了100年。

呂特的奉承旨在讓特朗普儘可能地保持參與歐洲的安全事務——但並未觸及歐洲依賴性的根本問題。而這正是歷史與現實的根本區別。今天歐洲人的政治視野很少能夠延伸至第二天報紙出版以後。

塔列朗與梅特涅在外交手法與信仰上都是守舊派。梅特涅是一位反進步主義者，他憎惡民主。塔列朗最初是法國大革命的擁護者，後來卻逐漸心生懷疑。

如果讓筆者斗膽做一個有爭議的猜測：這兩人在今天可能都是歐洲懷疑論者，至少在涉及國家大事的問題上如此；然而，他們也會拋開意識形態理念去支持那些服務歐盟利益的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或國際刑事法院；他們或許會支持在自願的多邊主義者國家間建立自由貿易聯盟；他們不擅長運用軟實力，但也許能理解軟實力在現代外交中的作用。

美國削減了對外援助的預算，由此留下的戰略機遇，本可以由歐洲人精明地填補，以謀取自身的利益。但事實並非如此。英國亦步亦趨地追隨美國削減援助預算，只為滿足美國要求加強軍費開支的目標。

筆者從不認為軟實力能夠代替硬實力，也從未認同那種強調歐洲一體化論調背後體現的對軟實力的“天真浪漫情懷”。然而，當歐洲各國政府削減其國際廣播服務、外語培訓和助學金項目時，當他們限制外國留學生進入西方大學時，筆者看到的是戰略思維的缺失。

當代歐洲人與他們的祖先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自認為在道德和智力層面的優越感。但如今，這種優越感更難以站得住腳了。歐洲人熱衷於對特朗普口誅筆伐，一些本應該更明智的經濟學家呼籲歐盟對美國關税採取報復：這實為糟糕的建議，所幸歐盟委員會明智地未予理會。

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總部

現實在上週追上了他們：驚慌失措的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告訴歐盟委員會，他們應儘快同意簽署特朗普開出的任何貿易協議。他沒有把話説得如此直白，而是説，歐盟不應追求達成完美的貿易協議，次優協議足矣。但默茨真正的意思是：我們別無選擇。德國的工業正在流血。美國關税可能會延長德國已持續兩年的經濟衰退。

當你腦海中毫無戰略時，你必敗於那些胸有成竹之人。如果歐洲人足夠聰明，他們本可利用特朗普對美國大學的攻擊來獲得優勢。特朗普不僅在與美國東海岸的文理學院“開戰”，其政府還在砍掉大量高科技研究項目。科技人才更願意留在美國工作的理由是那裏薪酬更高、科技產業環境更加寬鬆。為什麼歐洲不能向心懷不滿的美國科學家提供誘人的薪酬，並讓他們感到賓至如歸？

關於歐洲在過去幾個月中本可以或應該做些什麼的建議，筆者就此打住。至於那些更宏觀的議題，如財政聯盟、資本市場聯盟，或者僅僅是消除歐洲單一市場壁壘的計劃——更是無需多言。

現實是，特朗普採取行動，歐洲被動回應。這同樣是一種衰退的徵兆。當你甘願屈居次席時，就已經體現了衰退的心理。你不再渴望引領科技研發，卻因谷歌在你的國家建立數據中心、特拉斯建造一座超級工廠而欣喜若狂。

歐洲人發明了汽車，但電動汽車的世界將成為中國和美國的競技場。汽車產業或許是歐洲產業衰落中最觸目驚心的案例，但這同樣發生在其他行業，如電池、太陽能板、高速鐵路和電信設備。歐洲的產業正如多米諾骨牌般接連倒下，除非得到保護，否則它們將繼續倒下。然而，實現這種保護的途徑——補貼和關税——本身也是衰退的標誌。這裏描述的是更長期的結構性衰退。

理論上説，衰退的過程可以逆轉，但這需要一種政治意願——在筆者所知的每一個歐洲國家中，都完全看不到這樣的意願存在。筆者不知道歐洲有哪個國家的政治家或政黨能明確地聚焦這些問題。

真的有人相信，減少移民就能解決歐洲的問題嗎？或者是增加政府開支、舉債提高軍費，還是歐洲人當下正在討論的其他任何方案？否認現實和一廂情願是衡量衰退的另一個重要尺度。而筆者所有的指標都在閃爍着報警的紅光。

（原文發佈在英國評論網站UnHerd，原標題：“歐洲需要一位梅特涅。”譯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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