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穗生：美國對中國的“過度反應”，將帶來四個不良後果

編者按：自6月初以來，中國最高領導人應約與特朗普通電話，隨後中美兩國代表又在倫敦舉行經貿磋商，27日商務部消息，雙方已經進一步確認了框架細節。兩國自“特朗普2.0”以來，特別是特朗普推出全球關税戰以來，劍拔弩張的氣氛有所緩和。然而，從中長期看，美國發起的對華競爭和博弈局面並未改變。當今世界，中美兩個大國如何找到和平相處之道，是全球目光追逐的焦點。

本文根據作者於6月14日在復旦大學國務學院、《復旦國際關係評論》編輯部主辦的第四屆復旦國際關係論壇上的發言整理而成，經作者審核，授權觀察者網發佈。作為在美國從事40年“中國問題”教學和研究的學者，本文部分細節傳達的是美方政界和學界的感受和看法，與中方的表述有出入，供讀者朋友們甄別參考。

作者在論壇上發言

【文/ 趙穗生】

眾所周知，中美關係進入危機狀態，有人把它叫做新冷戰，但是我不太喜歡這個詞，我想把它稱為“長危機”（Prolonged Crisis）。

所謂的長危機，並不是由於任何突發事件造成的，也和美國的政治週期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不管是民主黨在位還是共和黨在位，都已經形成共識，那就是新華盛頓共識：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美國要以此來制定對華政策。

從歷史冰點到止跌回穩

過去幾年，兩國關係的最低點是2018-2023這五年。在這個最低點中，所有的中美官方交流渠道全部中斷。其實官方渠道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時候就開始中斷了，中方曾努力試過重新建立對話渠道，但是沒有建立起來。

在這期間，2018年是疫情前最後一次美國內閣部長訪問中國，包括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和財政部長姆努欽。回來之後他們就公開説，那次訪問就是一場災難，幾乎沒有見到中國領導人，也沒有宴會。按照美國的説法，中國官員全是在“給他們上課”，中美關係跌至冰點“責任全在美方”。那時候的官方交流就變成了一種隔空對話。

官方交流中斷以後，民間交流在這期間也受到非常大的影響，隨後全球新冠爆發，雙方交流更加困難。我在美國接觸比較多的美國政府資助的中美富布賴特項目（Fulbright）項目和美國大學畢業生來中國邊遠地區的和平隊 (Peace Corps) 項目全部中斷。在這之前，通過Fulbright和Peace Corps項目來過中國的美國學生學者都成了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的中堅力量，但這些交流全部中斷了。

最低點是在2023年，只有350個美國學生在中國學習。其實到現在美國在華學生數量都還沒有完全恢復，不到1000人。中國到美國的留學生數量也大量減少，最高時有37-38萬人，現在大概只有25-27萬人。尤其是中國的一些學理工科的學生，到美國很難拿到簽證，很難進入美國學習。

2023/2024學年，中國赴美留學生下降至27萬多。 2024年《美國門户開放報告》（Open Doors）

航班也大量減少。由於官方和民間的交流大量減少，所有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被歪曲了。美國對中國的報道，我在美國這麼多年，從來沒看到這麼負面的。所有的媒體只要報道中國，一定是負面的東西。中美雙方各自都建立了一種偏見或者仇視，雙方都覺得對方是自己頭號威脅，必須要做好準備。

中美關係最低點的時候，我引用美國學者瑞·達利歐的説法，兩個國家“處在戰爭的邊緣，幾乎無法對話了”。斯蒂芬·羅奇説，兩個國家正在“sleepwalking”，夢遊一般地走向對抗。

這其實是兩國領導人都不願意看到的。特朗普第一任下台以後，他的繼任者拜登就很想恢復和中國的官方交流渠道。他自己提出中美要在激烈競爭中建立“護欄”和“界限”。但不管是建立護欄還是界限，恢復溝通渠道其實是第一位的。當拜登努力向中國發出這些信號以後，中國其實也願意恢復和美國的交流渠道。

因此2023年1月底、2月初，美國已經決定派當時的國務卿布林肯到中國來，結果“氣球事件”爆發，訪問被推遲了。

6月份布林肯訪華之前的那段時間，美國財政部和其他部門也很着急訪華。美國國務院認為國務卿應該首先並且主導與中國的對話。布林肯訪華之後的三個月之內，美國有四個內閣級別官員到訪中國。最終2023年年底，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中美兩國領導人的舊金山會晤終於成行。中國在那次會晤的態度是，中美關係要止跌回穩。最終，中美關係穩定下來了。

但是長危機並沒有結束，也就是説，這種“穩定”不是週期性回暖，而是在一個低點上穩定下來了。

為什麼這個長危機無法結束？很多人抱怨説，這説明雙方溝通還有問題，是雙方的誤解誤判，對彼此的底線還沒有説清楚，沒有説透。我去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我説，這不是溝通問題，其實雙方現在説歸説做歸做，原因不在於不瞭解對方；相反，這50多年的交往中，雙方對各自的底線已經瞭解得非常清楚了，問題不在溝通，而在於彼此不信任。

為什麼不信任？現在中美之間的競爭是在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大國博弈、大國競爭狀態之下發生的。而大國博弈又被意識形態給複雜化了，再加上雙方難以化解的台灣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誰也不相信誰。

2008: 中美力量均勢被打破

中美之間大國博弈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這個轉折點我覺得是2008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在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而中國在金融危機之後很快恢復過來，並取得10%左右的增長。所以在這個期間中國對美國的心態發生了很大變化。

我來往於中美之間，能非常明顯地看到這個轉折的跡象，中國覺得美國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徹底衰落了。那時候開始很多國內學者認為，美國開始有求於中國了。北京當時的氣氛轉變，我的感受是非常強烈的，中國認為美國從此就一蹶不振了。

從那之後，尤其是奧巴馬上台以後，他説解決中美危機的重要策略就是要重塑大國關係。美國要重塑大國關係，不僅僅是對中國，還有對俄羅斯。所以他是第一位在任期第一年就到中國來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他訪問中國之後，美國人覺得中國並沒有“把他當回事”。

很多美國人就產生了疑問，就問我，“怎麼中國人對奧巴馬這麼不尊重，是不是因為他是黑人？”我回答説，這不是因為他是黑人，而是因為中美之間力量的平衡發生變化了，至少中國人認為美國衰落了、中國正在崛起，而美國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你看國內的學者的文章，包括2014年清華大學一位教授的文章預測説，中國已經全面超越美國了，不光是在經濟層面，在科技、軍事等所有方面都已經全面超越了。

在中美長危機之前，很大程度上中國是“仰視”美國，而現在要平視美國。但是，在美國人看來，中國現在不光是“平視”美國，而是已經“俯視”美國了。我記得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開始對中國非常失望。他們不明白，“我跟中國打交道這麼多年，中國為什變得這麼厲害？”

2021年3月18日，中美高層戰略對話，被視為中國對美“平視外交”的重要轉折點。面對美國的無端指責，中國外事辦主任楊潔篪説，“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説，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 視頻截圖

在此期間，由於中國的變化，美國對中國的所謂大國關係開始出現變化，美國的話語體系開始變化，有人説，美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開始出現了。

但不管是不是斯普特尼克時刻，美國人的確產生了危機意識。我在美國這麼多年（對不對另當別論），能夠感受到，美國老是覺得別人要超越他，而且很怕別人超越他，很想守住自己的霸權地位。美國有所謂的“大國綜合症”（big power syndrome），就是“我是老大，誰也不能挑戰我”的心態。此外，美國人老覺得自己的民主制度很有優越性，老是覺得別人要顛覆他們的民主制度，要破壞他們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有一種焦慮。這種焦慮心態一直以來都存在，所以看到中國的變化之後，美國人就下定決心了，不能讓中國超越美國。

美國國際議題的核心：從反恐轉向與中國競爭

如果説1950年代的美國關注“誰失去了中國”（who lose China），現在他們最關注“誰輸給了中國”（who lose to China）。美國絕對不能被中國超越，不管是拜登，還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或者第二任，這是非常核心的共識。他們認為中國製定了百年奮鬥目標，中國的長期目標就是要超越美國。所以美國政客認為，至少在自己的任期內，絕不能讓中國超越美國。

這樣一種心態在美國是非常強烈的。在這之前美國的對外戰略重心是反恐，從那時候，大國競爭（Great power competition）這幾個字就取代了反恐出現在所有研討的文件和場合裏面了。

我去年到美國空軍學院去做講座，這個學院過去一年的培訓項目中絕大多數國際議題都是中東問題，現在他們請我去講中國問題，一年課程中8箇中國問題單元，一個單元5個小時。聽課的有450個上校級軍官，他們告訴我，他們上課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軍事等等方面，然後研究怎麼把中國打敗。

我們學院每年都有美國陸軍校官來訪學。我講的中國問題研究生課程，是他們的必聽科目。一位聽課的上校就跟我講，”我們天天模擬訓練的就是，如何打敗中國”。

中美之間大國博弈的主題，很大程度上因為意識形態而複雜化了。在這種大國競爭的背景之下，雙方無法建立起信任。美國人告訴中國人“美國不遏制中國”，中國人信嗎？絕對不信的。而中國告訴美國“我不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我不取代美國”，美國人信嗎？沒有一個美國人信，至少我的學生都不信。

所以，這種大國競爭，由於缺乏信任，又被意識形態給複雜化了。意識形態問題過去就存在，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相當一段時間當中，兩國將之淡化了。但是在這種大國競爭、大國博弈階段，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了美國加強其和中國進行大國競爭合法性的一種武器。至少拜登四年任期內，就把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視作所謂“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博弈。

這種環境之下，由於意識形態存在，中美之間就更難找到妥協點和信任點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問題更是成為中美大國競爭的焦點，成為在美國的亞太戰略或者印太戰略的重要抓手，成為兩國之間不可逾越的障礙。

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操弄下，中美之間達成共識愈發艱難。

中美兩國有沒有智慧避免衝突？

那麼，在這種背景之下，中美大國競爭何去何從？我的觀點，這可能取決於兩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去年底我出了本書，叫做《巨龍崛起》，這本書的核心觀點就是領袖在外交政策決策中的關鍵作用，這本書去年被選為《外交事務》2024年三本關於亞洲的最佳圖書之一。

那麼，中美兩國有沒有智慧在大國競爭中避免衝突呢？我覺得目前我很難看到答案。

我在美國注意到了中國這些年的變化，可能中國朋友們不接受：我覺得中國在對美問題上，過去一些年有些過於自信，出現了戰略透支，讓美國過早對中國感到擔憂；但是最近幾年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對美更加理性了。

我現在更加擔心的是美國。現在的美國，跟40年我剛去時的那個美國，已經不是一個美國了。

畢竟從這兩三年的中美博弈來看，我覺得中國是有底線的，一方面對內加強自己的經濟和科技發展，另一方面與美國穩定關係，我覺得中國領導人在這方面看得是很清楚的。中國這兩年釋放出一些與美國穩定關係的善意，美國沒有回應。為什麼沒有回應呢？拜登當時就説了一句話，他説，中美關係的調整是戰術性的，不是戰略性的，中國還是要挑戰美國的。

與此同時，美國的國內政治環境非常惡劣，日益惡化。這種惡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就是他們低估了中國經濟和戰略發展的韌性；另一方面，他們高估了中國的危險。這兩方面是非常矛盾的，又是非常可怕的認識。

上個月我在美國參加的國際研討會，其中一個話題就是對中國威脅的誇大（The inflation of China threat），很多美國學者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不論是低估中國的韌性，還是高估中國的威脅，它的結果都是一樣的，也就是對中國政策的過度反應（overreaction)。

過度反應是有後果的，我這裏列出四個後果：

其一，有可能加劇中美之間的博弈，最終導致本可以避免的衝突。其實美國人犯了很多這種錯誤，兩個最明顯的衝突，其中一個是越戰。美國完全可以不打越戰，當年美國就是誇大了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危險，結果越戰一仗，美國深陷戰爭泥潭。第二個就是伊拉克戰爭，當年美國就是認為伊拉克有核武器——其實根本沒有核武器；但是誇大伊拉克核威脅的結果是，美國發動了一場歷時近八年的戰爭，元氣大傷。

第二，對於正常的學術交流過度反應，美國做出了不但有損於中國利益，而且有損於美國利益的決策。我在美國學術界對此體會太多了，可以跟你聊一天一夜。

第三，就是經濟方面，中美經濟的相互依存，一旦兩國關係惡化，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這種局面是最可能出現的。

第四，就是對中國反美民族主義的刺激，強化中國人對抗美國的凝聚力。

此前在拜登任職的時候，這種大國博弈主要取決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而特朗普2.0的時候，對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基本上是淡化的。

現在我對特朗普的理解，很多也都這麼説，他把大國關係當作一場交易；我的一位同事認為，特朗普和中俄都反對西方新自由主義，他們完全可以合作，而不僅僅作為一個競爭對手；特朗普甚至可以和中俄“各自劃分勢力範圍，聯合起來管理這個世界”，中國在亞太或者印太，美國在西半球，俄國在歐亞大陸，平分勢力範圍，形成這樣一種大國競爭合作的格局。

我的感覺，特朗普對中國領導人非常非常羨慕，而且很尊重。就在6月初中美領導人通話之前，他半夜不睡覺，在Social Truth上發帖。你就發現，他睡覺都在想這個事兒，也就是説與中國達成交易是他夢寐以求的事兒。

你發現，特朗普處理外交問題基本上沒有任何原則可言，眼裏只有利益和金錢。關於台灣問題，在特朗普看來，完全是個可做交易的籌碼，他完全是從純粹的利益角度出發的，而不從戰略上來進行考慮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是不是意味着中美之間關係大國博弈會緩和？我並不樂觀。為什麼？我提出幾個原因：

第一，特朗普雖然對戰略地緣政治、意識形態不太重視，但是對經濟問題錙銖必較，決心實行戰略脱鈎，壓制中國科技發展，所以中美貿易方面的談判會比較困難。

第二，中美大國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是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個人意志主導國家戰略會很危險，特朗普有很大的隨意性。所以中美很難形成比較穩定的大國競爭戰略框架和穩定的大局。

第三，雖然特朗普個人對意識形態不在意，但是他手下的官員，或者整個“深層國家”還是存在的，而且這一部分人的反華觀點完全沒有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因為共和黨對於國會的主導，特朗普個人意志所產生的負面結果還沒有完全顯現的時候，這些人會聽他意見。但是一旦出現變化，特朗普的個人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駕馭中美關係？我覺得這很難説。

中美必須找到和平解決衝突之道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中美關係、中美大國博弈是不是能夠就是走出我所説的長危機？我目前還看不到希望。但是，我的結論是，中美大國博弈的結局，絕對不會像冷戰期間那樣，以一方被對方擊敗而結束。

新冠過後，美國很多認為，中國經濟已經見頂了，在走下坡路，有可能崩潰了。甚至特朗普對一些政客説，我很同情中國，他們經濟完蛋了，我想幫他們一把。

但是我跟美國人説，中國的經濟完不了。中國經濟已經達到相當的規模，不能用幾年的短期搖擺來判定中國的經濟長期表現。中國經濟有很強的韌性，我覺得這一點被美國人低估了。當然，我也看到中國面臨很多挑戰，但是從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執政能力等各方面綜合能力來看，中國完全有可能跟美國“爭雄爭霸”。

另一方面，我在美國40年了，我覺得，也不能低估美國的韌性。我昨天坐高鐵到上海，路上就有乘客跟我説，美國完蛋了，洛杉磯騷亂越演越烈，連舊金山也要陷落了。我就説，我在美國40年，美國從來就這麼亂哄哄的。當年越戰的時候，反戰遊行比現在還厲害，這隻能説明美國人民有覺悟，美國也有很強的自我糾錯能力。

我認為，不能低估中國的韌性，但也不能低估美國；美國不會崩潰，中國也不會崩潰。那麼出路何在，中美兩國必須找到和平共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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