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凱桓：俄羅斯與阿塞拜疆關係急速惡化，和伊朗有什麼關係？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薛凱桓】

俄羅斯與阿塞拜疆的關係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惡化階段。可以説，當前的俄阿關係危機比去年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客機失事事件時要更加嚴重。

此次危機的導火索是俄羅斯執法部門在葉卡捷琳堡逮捕50多名阿塞拜疆裔，據稱這次逮捕行動與一起懸而未決的刑事案件有關。在事件發生後，阿塞拜疆不僅公開批評俄羅斯，還取消舉辦與“俄羅斯國家和私人機構”有關的所有文化活動。隨後，兩名駐阿塞拜疆首都巴庫的俄羅斯衞星通訊社記者被拘留。俄羅斯正式召見阿塞拜疆駐俄羅斯大使，俄阿外交危機爆發。

這場衝突的來龍去脈是什麼？危機將如何進一步發展？跟俄烏衝突又是否有關？

來龍去脈

俄阿關係當前危機的根源可追溯至去年12月25日。當時，一架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E190客機在從巴庫飛往格羅茲尼途中，於哈薩克斯坦阿克套附近墜毀，造成重大傷亡。阿塞拜疆總統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公開指稱客機是被俄羅斯防空系統在擊退烏克蘭無人機時“無意擊落”，要求俄方承認事實、追責並賠償。

儘管俄總統普京隨後通話致歉，但俄外長拉夫羅夫後續對黑匣子數據的模糊表態未能滿足阿方訴求，這給事態的後續發展埋下了隱患。

哈薩克斯坦曼吉施陶地區政府提供的一段視頻的截圖，顯示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安博威190客機週四在阿克套機場附近的一段機身。

今年2月，俄阿關係進一步惡化。阿塞拜疆以“缺乏法人實體”為由，關閉了巴庫的“俄羅斯之家”文化中心。5月，俄國家杜馬代表尼古拉·瓦盧耶夫在其Telegram頻道中批評了阿塞拜疆關閉“俄羅斯之家”的行為，並呼籲俄政府關注俄境內的阿塞拜疆僑民。

“這些僑民並非為了文化交流，而是為了錢。而且是大筆的錢。這不僅在俄羅斯極其必要，在我們這個歷史故鄉也同樣如此。而且這些錢並不總是合法的，怎麼説呢，我得好好想想。難道現在不應該更仔細地審視一下這些僑民嗎？當然，是要審視一下這些僑民。”瓦盧耶夫説道。

阿塞拜疆議員阿澤爾·巴達莫夫回應了瓦盧耶夫的言論。他攻擊瓦盧耶夫是“進化死衚衕的罕見代表，其發展停滯在尼安德特人和智人之間。”

在“互嗆”之後，巴達莫夫原本要前往俄羅斯阿斯特拉罕州，但在入境時被遣返回國。俄新社報道稱將巴達莫夫遣返回國的原因是他發表了反俄和仇俄言論。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隨後取消了原定的莫斯科之行。

到了6月底，俄阿關係危機再次升温，也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俄羅斯執法部門在葉卡捷琳堡大規模逮捕了50多名據稱與發生在2001年、2010年和2011年的“謀殺案”有關的阿塞拜疆裔人員，行動中有兩人死亡。阿塞拜疆外交部對此提出強烈抗議，指責俄羅斯執法部門的行為存在“法外處決”和“基於種族的暴力”。隨後，阿塞拜疆宣佈取消所有在阿的俄羅斯文化活動，當地媒體也出現了許多反俄報道。

7月1日，阿方對事件中死亡的薩法羅夫兄弟立案調查。同日，阿塞拜疆執法機構拘留了俄羅斯衞星通訊社巴庫分社的兩名記者，指控其為俄情報部門人員。作為回應，俄羅斯外交部召見阿塞拜疆駐俄大使，譴責拘留記者“非法且不友好”，這標誌着雙方外交危機正式爆發。

癥結溯源

俄羅斯與阿塞拜疆的關係正急劇惡化，且惡化速度之快幾乎可按小時計算，這提醒我們應當深入剖析危機的根源。

上文中講述了俄阿關係自2024年末以來的“惡化曲線”。但很顯然，包括墜機事件在內的一系列直接事件和因素並不是俄阿關係惡化的根源，背後是歷史和現實地緣政治等因素在主導。

阿塞拜疆在歷史上、前蘇聯時期及蘇聯解體後的時代，都呈現出一種獨特的“跨國貿易行為模式”，甚至可以説阿塞拜疆整個國家就建立在“跨國貿易”的架構上（例如各種流經阿塞拜疆的能源管線和經阿塞拜疆“倒手”的能源貿易）。其中，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及阿塞拜疆本身扮演着類似“辦公中樞”與“後勤支撐”的角色。

自2010年代末起，受土耳其及其“泛突厥世界”理念的強勢影響，阿塞拜疆開始積極向“有聲有色的地區強國”轉型。幾乎在同一時期，俄羅斯開始深陷烏克蘭危機的泥沼，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與全球西方陣營日益激烈的對抗之中。俄羅斯影響力的減弱給了阿塞拜疆做“有聲有色的地區強國”的信心，阿塞拜疆開始實行“多向量”外交策略。

所謂“多向量”外交策略是：一方面，阿塞拜疆仍維持與俄羅斯的良好關係，藉助俄羅斯保障其貿易與金融流通的安全；另一方面，阿塞拜疆又刻意拓展與西方的合作，企圖從中攫取更多利益，以削弱對俄羅斯的經濟與歷史依賴，成為“有聲有色的地區強國”。

阿塞拜疆曾經是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成員，但於1999年退出。自1997年起，阿塞拜疆加入了另一個組織——GUAM（即“古阿姆集團”，又稱GUAM民主與經濟發展組織，是格魯吉亞、烏克蘭、阿塞拜疆和摩爾多瓦四個後蘇聯國家組成的地區組織。），該組織被認為是西方和烏克蘭在俄羅斯邊境一帶建立的“反俄包圍圈”，旨在抵制“俄羅斯的擴張行徑”。

納卡問題則是阿塞拜疆成為“有聲有色的地區強國”的最大阻礙，其堪稱阿塞拜疆政策一個多世紀以來的“阿喀琉斯之踵”。同時，納卡也是南高加索—中東各相關國家及其盟友的利益交匯敏感地帶。

在2020年爆發的納卡戰爭中，阿塞拜疆取得了勝利，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阿塞拜疆執政階層加速擺脱俄羅斯影響、利用西方制衡俄羅斯，從而成為“有聲有色的地區強國”的開端。特別是近年來阿塞拜疆與烏克蘭之間軍事合作的急劇升温傾向，與俄阿關係急速惡化有較深關聯，因此梳理過去幾年間雙方的接觸歷程十分必要：

2022年——俄烏衝突開啓之年：4月，阿塞拜疆國防部長扎基爾·加薩諾夫與烏克蘭國防部長雷茲尼科夫開展會談，具體內容未予公開；11月，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負責情報事務）與阿塞拜疆總參謀部代表舉行會晤。

2023年：2月，烏克蘭安全局局長瓦西里·馬柳克訪問巴庫，雙方討論了向烏克蘭供應彈藥的可能性，並就網絡安全以及應對混合威脅領域的合作進行交流；7月，烏克蘭與阿塞拜疆簽署軍事技術領域合作備忘錄；10月，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被俄羅斯認定為極端分子的基里爾·布達諾夫在安卡拉與阿塞拜疆情報機構代表會面。

2024年：1月，由烏克蘭副國防部長率團的烏克蘭代表團前往巴庫，就聯合生產無人機項目展開洽談；4月，阿塞拜疆、烏克蘭和波蘭在華沙舉行三方安全談判，特種部隊及軍事部門代表參與其中。

以上還不包含兩國總統、部長及各類代表團就非軍事議題所舉行的會面。此外，自2020年起，阿塞拜疆與英國、美國、法國以及德國的國防部和情報機構代表開展了多輪會晤。

在軍事採購方面，阿塞拜疆與英國、法國、德國這三個歐洲大國互動頻繁；在軍事演習方面，阿塞拜疆主要與美國及北約合作；而情報合作的對象則是中央情報局（CIA）、軍情六處（MI6）。除此之外，阿塞拜疆還與以色列情報界開展合作，當然也包括與土耳其國家安全局（MIT）的全面協作，而MIT是英國軍情六處在中東地區極為關鍵的合作伙伴。

俄羅斯對阿塞拜疆的此類行為深感擔憂，但阿塞拜疆對俄羅斯的擔憂不予理會。2024年9月16日，英國情報機構軍情六處的時任負責人理查德·摩爾就到訪阿塞拜疆。此消息源自阿達大學（ADA，是隸屬於阿塞拜疆外交部的一所大學）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信息，當時摩爾在該校發表了演講。

然而，關於這一重大事件，並未有其他信息對外公佈。無論是阿塞拜疆當局，還是英國駐巴庫大使館，均未對此次訪問做出任何評論。但可以肯定的是，理查德·摩爾此行絕非僅為發表演講如此簡單。

同年11月11日，英國首相斯塔默抵達巴庫對阿塞拜疆進行訪問。名義上，此次訪問是參加氣候變化會議。訪問結束後，據官方宣佈，在斯塔默訪問巴庫期間，雙方討論了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談判、烏克蘭局勢以及能源問題等議題。顯而易見，實際討論的議題範圍絕不僅限於此。

最後，這一連串事件以2024年底在哈薩克斯坦阿克套地區發生的阿航墜機事件為收尾。阿塞拜疆指責墜機事件為俄羅斯所為，普京在事件發生後“因物理和技術干擾”向阿塞拜疆方面道歉，但拒絕承認墜機事件就是俄羅斯所為。

俄阿關係自墜機事件後開始在明面上出現問題。事件發生後，烏克蘭媒體對此高度關注，烏克蘭通訊社、烏克蘭廣播公司、烏克蘭國際通訊社、烏克蘭國際文傳電訊社、《通訊員報》等媒體都對墜機事件進行大篇幅報道。烏克蘭外交部對阿塞拜疆方面表達慰問，澤連斯基更是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會見了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並在自己的Telegram個人頻道上寫道“墜機現場的證據很清楚，重要的是向俄羅斯施加壓力，迫使其説實話。”這進一步加劇了俄羅斯對“阿塞拜疆與烏克蘭和西方情報機構相勾結，利用墜機事件炒作反俄敍事”的懷疑與擔憂。

在阿利耶夫與澤連斯基會晤後，俄羅斯開始一改先前普京道歉的“懷柔姿態”，開始在相關問題上與阿塞拜疆針鋒相對。這種強硬態度，顯然並非只因墜機事件所致，更與阿塞拜疆近年來無視俄羅斯的擔憂、頻繁與西方及烏克蘭開展安全和情報合作密切相關。

2025年5月底，烏克蘭外交部長瑟比加對阿塞拜疆進行訪問。俄方稱烏克蘭的訪阿代表團中混入了大量對外情報局和國防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並認定雙方討論的內容是針對俄羅斯和伊朗的“敵對行為”。當時距離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襲擊僅剩兩週時間，距俄羅斯與阿塞拜疆的外交關係全面惡化也僅剩不到一個月。

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

矛盾激化

而本輪伊朗與以色列的衝突，加劇了俄羅斯和阿塞拜疆之間的不信任氛圍。

伊以衝突爆發後，伊朗曝光了烏克蘭在伊朗境內策劃的恐怖襲擊與破壞活動，並逮捕了三名烏克蘭情報人員。通過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這些烏克蘭情報人員大概率是通過阿塞拜疆與伊朗的邊境潛入伊朗境內的。

以色列襲擊伊朗的目標並不僅僅是表面上所説的“破壞伊朗核計劃”，甚至企圖推翻伊朗現政權，瓦解伊朗的國家體制。也就是説，阿塞拜疆很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由以色列針對伊朗的“分裂計劃”。烏克蘭情報機構藉助阿塞拜疆的“幫助”，在伊朗的阿塞拜疆裔聚集區極為活躍。伊朗不可能不知道阿塞拜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6月13日被突襲後，除了以色列這個直接的當事國外，伊朗大概率也已開始針對阿塞拜疆乃至烏克蘭展開情報反制行動。

自俄烏衝突以來，阿塞拜疆與西方、特別是烏克蘭情報機構的合作明顯加強，其近年來與烏克蘭的頻繁互動、與伊朗的摩擦令俄羅斯深感不滿與擔憂。而近期，烏克蘭和阿塞拜疆加強外交及情報聯繫，以及伊以衝突中阿塞拜疆扮演的角色，都不得不令俄羅斯懷疑阿塞拜疆是否已經開始在情報領域對俄展開“敵對行動”和入境滲透。

因此，在2025年的前六個月裏，俄羅斯針對阿塞拜疆的相關立場和表態越來越強硬。而這一次，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俄羅斯特種部隊對“阿塞拜疆裔犯罪團伙”的逮捕行動上無疑是捅了馬蜂窩。

阿塞拜疆對此反應異常激烈。俄境內的阿塞拜疆僑民羣體掀起了一股幾乎可與2014年烏克蘭“廣場革命”相媲美的抗議浪潮。阿塞拜疆官方甚至“對等逮捕”了兩名俄羅斯衞星通訊社在阿塞拜疆的駐在人員，並指控他們從事間諜活動。

至於阿塞拜疆為何突然反應如此激烈，較為合理的解釋是：阿塞拜疆與烏克蘭很可能都捲入了針對伊朗政府的襲擊計劃，這引發了伊朗和俄羅斯的強烈反應，阿塞拜疆對此感到十分不安。其境內的塔利什自治主義是阿塞拜疆不安情緒的來源，是其擔憂伊朗、俄羅斯用來干涉阿塞拜疆的抓手。

塔利什族主要分佈在阿塞拜疆南部地區，他們是伊朗語族的後裔。據估算其人口數量約為50萬，而塔利什人自身則自稱有150萬人口。在歷史上，他們曾多次嘗試建立“自治區域：即1918年至1920年期間的穆甘共和國以及1993年的塔利什—穆甘共和國。在蘇聯解體後，塔利什族的絕大多數人已被迫離開阿塞拜疆。塔利什族在政治立場上傾向於伊朗，一向非常不滿阿利耶夫家族對阿塞拜疆的統治。

那麼，塔利什族和此次俄阿關係惡化風波有什麼直接聯繫？起因是3月26日，塔利什社會活動家扎希拉丁·伊布拉希米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突然失蹤。塔利什族在葉卡捷琳堡有一個塔利什文化中心，伊布拉希米正是該中心的創始人之一。

5月，阿塞拜疆媒體報道稱阿塞拜疆國家安全局（SGB）開展了一項特別行動，並宣稱伊布拉希米已被剝奪俄羅斯國籍並回到了阿塞拜疆，目前其被關押在阿塞拜疆國家安全局的拘留所內。

而俄方懷疑“阿塞拜疆裔犯罪團伙”參與了對伊布拉希米的綁架。在俄羅斯看來，所謂的“阿塞拜疆裔犯罪團伙”可能是阿塞拜疆在俄羅斯組織的“特工團隊”，這種看法顯然是有依據的。

阿塞拜疆則認為，俄羅斯無權干涉其主權，也無權干預阿塞拜疆與西方、烏克蘭的交流合作。另外，俄羅斯藉助伊朗之手，在塔利什問題等民族問題上有借題發揮、從而推動改變阿塞拜疆現有政局的可能性，這導致阿塞拜疆在相關問題上高度敏感，甚至達到歇斯底里的地步。這些都阻礙了阿塞拜疆成為“有聲有色的地區強國”的進程。

阿塞拜疆對俄羅斯在阿航墜機事件中的輕慢態度也心存不滿，在“阿塞拜疆裔犯罪團伙”遭逮捕事件中，阿方將其與此前一系列事態聯繫起來，認為俄羅斯是在刻意打壓在俄的阿塞拜疆裔公民，有意惡化兩國關係。加之阿塞拜疆已在納卡戰爭中取勝，戰略上不再嚴重依賴俄羅斯的支持。

在多重因素的疊加影響下，俄阿關係出現了“以小時計惡化”的罕見局面。

結語

從本質上來説，俄阿關係急劇惡化的原因是雙方互信基礎崩塌。要想改變這種情況，關鍵是要重新開始建設信任，不過這不是短時間內能做到的。

俄烏衝突爆發以後，長期積累的地緣政治矛盾、戰略利益分歧還有安全認知方面的差異，都需要俄阿雙方拿出很大的耐心和政治智慧，系統性地解決深層問題，這樣才能給關係修復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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