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夫·庫普坎：歡迎來到“G零”時代，未來將是中美俄三大強權相爭

全球秩序正走向“G零世界”（G-Zero World），沒有任何單一國家或集團能夠主導全球議程與秩序，國際體系將趨於碎片化與區域集團化，但缺乏有力的領導核心。

6月28日，美國著名學者、歐亞集團主席克里夫·庫普坎（Cliff Kupchan）在人大重陽區域國別論壇之“全球名家”第四場活動中，發表題為“地緣格局轉型：大國博弈、美國國內政治與全球風險”的公開演講。他深入剖析了當前全球地緣格局的轉型趨勢，指出中美俄三國作為全球主要力量，在大國博弈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同時，庫普坎先生還探討了新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可能形態，以及這將對全球格局產生怎樣的深遠影響。

本文根據現場速記整理，觀察者網已獲授權發佈，供讀者參考。

庫普坎在人大重陽區域國別論壇之“全球名家”第四場活動發表演講

克里夫·庫普坎（Cliff Kupchan）：

大家好，很高興再次與大家見面。

當前是一個動盪的時期，同時也是觀察國際政治風險的關鍵階段。我從事相關工作已有二十年，這份工作既有趣又充滿挑戰，目前正處於一個令人擔憂的階段。

今晚我想傳達的核心觀點是：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史無前例的國際不確定性時期”。

一、國際關係

國際體系正面臨動搖，原因複雜多樣，包括各種衝突和體系內部的高度緊張局勢。此外，美國因素的加入使局勢更加緊張。我將討論大國競爭以及國際關係中的國內政治因素，這兩者密不可分。

我是現實主義者。我不確定中國是否使用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的這本《國際政治理論》當教材，但我希望如此。當年我讀研究生時曾深入研讀這本書，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也一直沿用其觀點。華爾茲撰寫的這本關於國際體系運作的經典著作，至今依然適用。我認為我們可以用他的理論解釋當前的大國競爭，比如美中之間的競爭。

對我而言，大國競爭如同“重力”，儘管許多人不喜歡這種狀態，不喜歡多極格局，但這並非可選擇的，它是客觀存在的，必然發生。美中、美俄之間的競爭亦是如此。問題在於，構建現有國際體系的國家正受到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政策的影響。他不信任盟友，也不支持自由貿易，這反映了他真實的信念體系。

因此，當前局面既有大國競爭，也有國內政治因素的深度介入。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相互交織，這一點正是長期以來非現實主義學者所強調的。過去四十年，現實主義反對者的觀點未能帶來顯著幫助，但如今他們的觀點反而更具參考價值。

歷史上，國內政治多次影響國際關係，這並非首次。例如，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是重大事件；又如20世紀70年代末至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樣深刻改變了國際格局。國內政治的變化推動了國際關係的變動。

當前全球局勢面臨嚴峻挑戰，美國不僅在國內存在嚴重的政治問題，其國際關係也引發了多重政治風險。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政策顯著增加了全球局勢的不穩定性，並對全球市場造成衝擊。

二、全球局勢

我想和大家探討一下當前全球體系及美國國內政治如何影響全球局勢。

首先，關於大國博弈，尤其是中美關係，非常具有複雜性。中美關係主要涵蓋四個方面：貿易戰、科技冷戰、台灣問題及相關出口限制措施。以貿易戰為例，2018年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佈對華徵税清單，針對價值約5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税，其中部分税率由10%提升至25%。中國隨後對等反制，對美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税，涉及農產品、汽車等多個領域。此外，科技領域的限制和出口管控措施持續升級，導致雙方溝通受阻，貿易摩擦加劇。

在台灣問題上，近期美國調整對台政策，刪除“不支持台獨”表述，引發中國政府強烈反應。顯然，美方在台灣海峽的軍事行動及言論增加了區域緊張局勢。

美國國內對華政策趨於強硬，特別是在疫情後對中國的政治態度明顯惡化。美國商務部及相關部門對中國採取鷹派立場，限制中國公民簽證發放，嚴重影響中國留學生赴美。自2020年特朗普簽署第10043號總統公告以來，已有超過5000名中國留學生和學者被拒籤或遣返，簽證審查趨嚴，入境障礙顯著增加。

中美雙方缺乏結構性信任。中國領導層更關注國內經濟穩定，導致兩國未能形成全球領導力。特朗普政府則試圖通過貿易和外交施壓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但其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削弱了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

關於俄烏衝突，俄羅斯持續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攻擊，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儘管美國兩屆政府在對俄政策上存在差異，烏克蘭局勢未見根本改善。

中東局勢方面，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根源在於核項目爭議及歷史矛盾。以色列認為自己在打擊哈馬斯和真主黨後具備戰略優勢，伊朗核武器發展引發地區緊張。伊朗高濃縮鈾（約400公斤，含60%濃縮度）“消失”事件加劇了核擴散風險。而中國對伊朗的公開支持有限，背後的經濟和政治因素複雜。

三、美國國內政治與貿易政策

特朗普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現象，其核心在於右翼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推動美國採取收縮戰略，強化貿易保護主義，削弱多邊貿易體系。美國總統選舉中，民粹派力量上升，政治分裂加劇。美國總統選舉的關鍵州數量有限，導致政治策略高度集中於少數關鍵州。

總體而言，美國當前面臨內外挑戰，全球對美國的信任度下降，美元雖短期走強，但長期全球化趨勢和國際合作面臨壓力。重塑國際信任和多邊合作體系是未來全球治理的關鍵。

當前的主要問題在於，美國政府行政體系尚未能夠有效落實政策。例如，美國所謂“對等關税”政策是在2025年4月2日上午10點至下午1點期間於白宮玫瑰園確定的，結果表現為較為簡單粗暴的措施，未來面臨的核心挑戰是持續存在的不確定性。

通脹數據預計將回升，關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增長。特朗普此前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宣佈多項緊急狀態以實施關税，但相關措施已被兩家地方法院裁定不符合法律依據，最高法院預計將在2025年夏季審理此案。如果最高法院最終判定這些關税措施無效，特朗普推行的關税政策將需重新設計。

截至目前，美國所有進口商品的平均有效關税税率約為16%，這一水平為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高。根據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的數據，2025年美國平均有效關税税率在實施關税前後分別達到28%和18%，為自190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預計到2025年底，平均有效税率將維持在15%左右；若最高法院推翻相關法律依據，税率可能降至12%左右，但長期來看，美國的有效關税税率將保持在10%至15%之間。這標誌着國際貿易體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關税結構時代。

針對中國的關税情況，目前有效關税率約為20%至40%。預計美中雙方最終將達成協議，税率將回落至較低水平；日本、韓國和印度被視為最有可能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的國家；東盟國家因存在轉口中國商品的問題及其自身較高的關税水平，可能面臨更高關税，且不會獲得豁免。與歐盟的談判主要集中在汽車領域，進展艱難。

拜登政府強調多邊主義，而關税則是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中最常用的工具。但我發現，特朗普對經濟衝擊的容忍度比我預想得低，且感受到衝擊的時間點也更早。他曾經把部分高額報復性關税降低至10%，現在也在消減一部分，因為他必須儘快與中國達成協議。他對債券市場反應非常敏感，如你們所見，融資成本已呈現結構性上升。無論是債市還是股市，他都非常關注通脹問題。問題在於他的顧問團隊不斷更換。

目前，由斯科特·貝森特負責對華及其他國家的貿易談判，預計2025年內可能達成部分協議。特朗普最信任的另外兩個人是彼得·納瓦羅和斯蒂芬·米勒，他們都是超級鷹派，納瓦羅還是政府裏最強硬的關税支持者，但好消息是，目前由貝森特主導局勢。

關税上升預計將導致美國2026年和2027年經濟增長下降約1個百分點，並推高通脹水平，我認為特朗普的貿易政策風險很高。

移民政策方面，特朗普競選時以移民問題為核心議題，這也是其獲勝的關鍵因素。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被普遍認為未能有效控制南部邊境，導致藍領工人就業機會受損，工資水平下降，體系接近崩潰。特朗普現已加強驅逐出境措施，資金支持增加，但執行需謹慎。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關税與移民政策疊加效應可能在未來兩年半內推高通脹並抑制經濟增長，移民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可能與關税同等重要甚至更大。

四、新的國際經濟體系

美國經濟的變化將對全球產生溢出效應。美國作為全球最大市場，其需求變化將直接影響中國及其他國家。美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2025年赤字預計佔GDP約6.4%，財政鷹派議員數量極少，財政狀況難以持續。

目前，華盛頓的學術界和政策圈並沒有充分思考一個重要問題：民粹主義將在美國長期存在，那麼未來的國際經濟體系將會是怎樣的？我們是否會進入一個沒有美國的世界？

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特朗普將在2028年離任，屆時他將不再執政，但美國的關税有效税率預計將維持在10%到15%之間。關税一旦實施，往往難以取消，這是經濟學家和政策研究者普遍認可的事實，因為它會形成利益集團，建立的機制一旦形成，就很難被拆除。

雖然拜登總統不支持特朗普對華加徵關税，但未能在其任內取消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這些措施。因此，我們必須假設，國際經濟體系可能會進入一個以關税為基礎的時代，這一趨勢值得認真思考，因為它將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從我的角度來看，未來可能會出現一些較為鬆散的區域性集團。例如，美墨加協定（USMCA）可能會變得更弱，同時，一個以中國和東盟為中心的東亞集團也會逐漸形成。然而，菲律賓、越南等國與中國的關係十分複雜，這使得該集團也將保持鬆散。歐洲也可能會形成類似的集團，但受到右翼民粹主義影響，其政策影響力可能會被削弱。

我對全球治理體系並不樂觀，但這是我對未來二十年走向的最佳判斷。最能説明這一問題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3年1月發佈的報告《地緣經濟分裂與多邊主義的未來》，該報告討論了國際經濟體系的碎片化趨勢以及多邊主義的衰退。在我看來，這也意味着美元的國際使用地位將出現非常緩慢的下降。我認為“去美元化”這一概念被過度誇大了，這將是一個蝸牛般的過程。美元目前依然強勢，佔全球交易的88%，其地位仍然非常強大。

然而，美元之所以如此強大，是因為全球對美國的信任，而這種信任正逐漸減弱。我認為，其他貨幣在國際交易中的使用比例將會逐漸上升。

另外，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也非常重要。儘管這一話題被廣泛討論，但實際上很少有人能夠真正把握其中的趨勢。在我看來，我們需要關注一些崛起中的重要力量。中國作為“全球南方”的一員，同時也是G20的成員，印度、土耳其、巴西、沙特阿拉伯以及印尼等國家也在嶄露頭角。這些國家在制定全球議程、應對氣候變化以及調解國際事務方面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它們將在未來的經濟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

特朗普政府正在瓦解國際體系，美國的民粹主義正逐步摧毀國際貿易體系。未來可能形成全新的制度安排，任務艱鉅。

結語

當前世界處於“G零”時代，即無任何國家或集團能夠主導全球議程或維持國際秩序。地緣政治衰退加劇，全球領導力下降，若發生新一輪大流行，後果可能超過新冠疫情。國際秩序比20世紀30年代以來任何時期都更為脆弱，未來將由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三大強權以更為激烈的硬實力競爭主導國際局勢。

以上是我對當前國際經濟與政治形勢的分析與判斷，感謝！

問答環節

提問1：關於穩定幣，中美兩國正積極推進各自體系建設，是否旨在增強本國貨幣實力？這將對兩國未來經濟關係產生何種影響？此外，特朗普政府釋放允許芬太尼進口的信號，是否意味着中美在關税與芬太尼問題上已達成有限協議？未來關税水平將如何演變？

庫普坎：穩定幣與加密貨幣將在結算、支付及資金流動中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但形成有效監管、體系一致且穩定的機制仍需較長時間。當前階段，相關領域更多面臨的是政治風險（如騙局、分歧等），而非市場效率提升，無需過度擔憂。

關於關税與芬太尼問題，芬太尼議題仍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優先事項，目前尚未解決。儘管加、中、墨等國均面臨該問題，但預計最終可通過協商解決。整體而言，我對中美關係持樂觀態度，可能比我的一些同事更樂觀。

提問2：您提出“科技冷戰”概念，中美是否可能爆發“科技熱戰”？如何避免其升級？此外，在“全球南方”背景下，中印競爭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會成為繼中美競爭後的新焦點？

庫普坎：“科技熱戰”的最大風險來自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應用。若中美任何一方將AI技術用於武器系統並形成對方無法防禦的突破性能力，可能引發戰略失衡，類似核武器“先發使用”的爭議邏輯。因此，我對傳統意義上的熱戰並不感到過度擔憂，因為兩國都清楚，戰爭將導致兩敗俱傷的結果，因此不必過於擔心常規意義上的熱戰。

至於中印關係，中印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沒有消失。金磚國家內部有中國與印度、沙特與伊朗這樣的複雜組合，成員之間不可能高度一致。儘管沙特實際上並未正式加入金磚，但它已成功讓外界誤認為它是金磚的一部分。儘管如此，中印之間的競爭關係確實值得關注。兩國之間曾發生過非常危險的軍事衝突，因此我們必須對此保持警覺。

提問3：誰將會主導全球南方？

庫普坎：沒有任何國家能夠主導全球南方，這也是我認為這個問題十分有趣的原因。全球南方的六個新興國家正日益成為國際關係的焦點，但目前沒有任何國際組織能夠有效涵蓋它們，也沒有哪個組織接近做到這一點。

作為政治學者，這一現象讓我感到着迷。全球北方的中等強國大多數是美國的盟友，而全球南方的中等強國則是自由行動者。未來二三十年，國際經濟與安全領域的許多重要動態，可能都將在這些國家之間展開。

提問4：我對美國智庫很感興趣，有三個問題想請教您。第一，您如何看待自由派智庫與保守派智庫在白宮影響力上的差異？第二，您是否認為自由派智庫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失去對華盛頓的影響力，尤其是像布魯金斯這樣的機構？第三，您怎麼看MAGA智庫的崛起及其對傳統保守派智庫的影響？

庫普坎：在華盛頓，智庫的作用類似於教堂，人們必須敬仰它們，而不質疑它們的權威。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政治的發展已經削弱了傳統智庫的影響力。

布魯金斯、肯尼迪學院、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等機構通常被認為是自由派智庫，儘管我以前沒有這樣看待過它們，但現在這一觀點似乎更為合理。

然而，最近幾天我訪問過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它已經在華盛頓佔據了主導地位，為總統提供了議程和理念，並在智庫領域形成了某種單極統治。傳統基金會內有許多才智卓越的人。

需要理解的是，MAGA運動不僅僅是草根運動，它的組織非常複雜且體系化。許多人錯誤地認為特朗普2.0與特朗普1.0一樣，只是一羣喊口號的人，但實際上完全不同。MAGA運動擁有明確的組織結構、議程和紀律，而這些主要來自傳統基金會和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等智庫。

在保守派智庫方面，傳統基金會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而卡託研究所（Cato Institute）雖然自稱自由至上主義者，但影響力並不顯著；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雖然相當保守，但與特朗普關係緊張，因此幾乎沒有影響力。總的來説，華盛頓現在幾乎成了一個“單智庫城市”。如果你訪問華盛頓，應該去看看傳統基金會，它佔據了一個街區，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資金與資源。

提問5：所謂叢林法則是大欺小，強欺弱。如果法治國家的法律使用叢林法則，導致社會大亂乃至國際社會大亂，如何幹預法律的軟弱？您怎麼看英國大憲章的“權在法下”？

庫普坎：在我演講的最後，我想勾畫出我認為我們正走向的方向。坦白説，我沒看到有人在做這件事。我們正在走向一個以關税為基礎的全新國際體系，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在最壞的情況下，它可能像霍布斯及其他叢林法則哲學家所描述的那樣，顛覆“人人適用的法治”。關税體系的本質就是如此，每個國家都將自己放在第一位。美國優先，中國優先。

在這樣的體系中，強國就是弱國的掠奪者。然而，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制度體系。但這些新制度必須由我們自己去構建，當前尚不存在。坦白説，我也不知道這些制度應該是什麼樣子，我不會在這裏隨便編造一個我自己都不相信的答案。

過去85年來，關税水平從未像現在這樣高。這清楚地提醒我們，要建立一個能夠規範未來走向的制度體系，仍需大量工作。如果沒有這些制度的建設，我們可能會陷入叢林法則的困境。我認為您的觀點完全正確，我也希望我的演講能足夠震撼，讓大家開始思考如何避免最糟糕的結果。

提問6：感謝您的演講，我的問題是關於硅谷的國內局勢。我剛看到新聞説，美國國防部正試圖與多家大型科技公司的CTO展開接觸。而過去幾十年裏，大多數科技公司都試圖避免捲入國際地緣政治衝突。為什麼現在硅谷開始與政府合作？這種態度和文化上的轉變有什麼原因？

庫普坎：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我不知道您是否看過特朗普的就職典禮。科技大佬們坐在第二排，馬斯克還在那裏走來走去。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可能不止大多數，都為就職典禮提供了資金支持。現在他們都在圈子裏了。他們曾經害怕受到監管，現在仍有可能面臨監管。儘管馬斯克後來與特朗普發生衝突，他們與特朗普政府依然關係密切，這就是他們的玩法。

在我看來，這體現了“國家俘獲”（state capture）的現象，科技巨頭與政府建立了足夠緊密的關係，從中謀求自身利益。我還想補充一點，美國有許多人實際上是寡頭，他們已經俘獲了政府。這樣的現象有其現實基礎。在任何一個“花錢就能辦事”的國家中，都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任何獎勵裙帶關係的政治體系，最終都會破壞市場。因此，我認為科技行業與政府之間的這種關係，對國家來説是非常危險的。

提問7：在有核時代，您認為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庫普坎：我實際上是核武器的堅定支持者，我認為核武器帶來了和平。從概率角度看，核武器使得歐洲在過去80年沒有爆發戰爭，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我認為，美中之間發生大國戰爭、真正戰爭的可能性非常低，因為核武器對雙方都有巨大的威懾作用。

然而，在接下來的十年裏，我確實擔心會出現大規模戰爭。尤其是台灣方向的軍事衝突，這是我個人的判斷。而且，我不確定美國總統如何應對這一局面。我認為特朗普可能不太關心台灣問題，但如果是其他總統，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因此，我對台灣問題的擔憂，主要是未來十年的問題，這將是一個麻煩。

提問8：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會影響美國在中東的收縮政策嗎？以色列遊説團體對美國外交政策有多大影響，您能簡要談談嗎？

庫普坎：以色列的遊説力量在美國一直都很強，影響力覆蓋兩黨。然而，我不認為這次衝突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的遊説，我認為更多的是源自以色列國內的心態。

以色列朋友們的反應表明，他們過去25年一直被真主黨和哈馬斯羞辱、打擊。然後發生了什麼？內塔尼亞胡揭穿了他們的虛張聲勢。以色列的敵人並不像他們想象的那麼強大，也不像我之前以為的那樣強。因此，這次中東局勢的演變，本質上是一個政治人物——內塔尼亞胡，從原本幾乎要被趕下台，到通過這次行動逆轉局勢，在十月大選中很可能會成功連任。

但我不認為這次衝突是美國推動的，只是特朗普總是會站在贏家的那邊。內塔尼亞胡當時在贏，特朗普就覺得，這樣做看起來會不錯，可以稍微運作一下，這對政治有利。事實上，我認為美國反而是反對的，且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擔憂。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講話視頻，感謝特朗普下令空襲伊朗核設施 社交媒體截圖

提問9：關於中美在生物安全技術領域，特別是在商業創新藥研發中的數據安全問題，下一步會如何發展？

庫普坎：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作為美國的政治學者，我也很難給出準確的答案。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特朗普政府反對多邊合作，我認為在生物技術領域，中美會進一步脱鈎，這就是當前的發展方向。

不幸的是，正如您所指出的，這將抑制創新。我認為，中國的科研界最好的做法就是繼續在其他國家開展合作，並保持與特朗普政府的開放溝通，告訴他們哪些領域正在錯失機會。特朗普政府裏也有一些非常聰明的人。因此，中國應儘量保持與美國的定期溝通，同時繼續推進多邊合作，儘管美國可能暫時不會參與。儘管如此，中國依然需要儘量説服美國政府加入進來。

提問10：您在演講中提到了“G零世界”，也談到“全球南方”。我想請問，您是否認為“全球南方”或更多地區合作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庫普坎：我認為是可以的。我們正走向一個更加碎片化和地區化的世界。在我剛才的演講中，我實際上省略了一個要點，那就是加強地區性機構。目前，並沒有多少地區性機構是強大的。美墨加協定（USMCA）本可以算一個強大的地區性機構，但它的前景並不樂觀。東盟（ASEAN）雖然是一個較弱的機構，它以共識為基礎，但仍然有可以被強化的潛力。我沒有什麼具體的好點子，但我認為，尋求地區性的解決方案，比如區域自由貿易，確實是解決我們共同面臨的體系問題的一個部分。我們需要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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